地方根植性与产业集群衰退

摘要：地方根植性是组织惯性的一种演进，是组织惯性势能的续存状态。地方根植性虽然可以对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发展起极大促进作用，但也可能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羁绊，甚至成为产业集群创新机制僵化的根源。

关 键 词：组织惯性；地方根植性；产业集群衰退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3-0092-04

一、引言

尽管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产业集群也会出现衰退，并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苏尔(Sull，2001)的研究表明：产业集群的衰落在国外集群发展史上已经为许多实例所证实，如匹茨堡钢铁集群、底特律的汽车产业集群、128公路的微机企业集群以及曾为兰卡锡(Lancashire)占主导地位的棉纺织集群、威尔士的斯万斯(Swansea)铜冶炼业和瑞士久诺(Jura)的手表制造业等。[1]产业集群为何会出现衰退呢？对此，迈克尔・波特(2003)认为“产业集群的萎缩和衰亡归纳为两种类型：内生的，或源自地方本身；外来的，或因为外部环境持续发展，或中断发展所造成的”。[2]波特主要是从其钻石体系的条件中寻找产业集群衰退的原因，但是，对“钻石体系”条件在什么情况下使产业集群走向衰落，以及这些原因产生作用的机制没能给出解释。①与之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由组织惯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发展形成的地方根植性的存在是导致产业集群衰退的重要原因。② 虽然有少数学者对产业集群中存在组织惯性这一现象已作了初步研究，但是，对产业集群衰退中存在地方根植性作用及相关理论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

二、组织惯性的内涵及特征

组织惯性是指企业等经济或非经济组织在营运过程中，受其自身营运模式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一种相似营运态势以及由此形成的营运模式的“路径依赖”。③组织惯性的存在与否以及可能持续的时间长短，取决于在该惯性影响下，组织行为能够产生的效用或经济价值大小。根据定义，组织惯性在本质上是组织行为所蕴含的经济价值或效用大小，这种经济价值大小或经济效用高低，即为组织惯性势能。

组织惯性具有客观存在性，不仅任何组织都有惯性，而且任何组织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组织惯性；组织惯性不仅存在于一个组织中，在一个集群中也同样存在。我们认为，产业集群可被视为产业组织，产业集群中同样存在组织惯性的作用；组织惯性的作用不仅对一个组织产生正面的影响，也会对组织产生负面的影响。

首先，组织惯性的存在会对组织产生正效应，增加组织的经济价值或经济效用。若组织初始的创新为其产生正的经济效应，则与其创新相伴产生的组织惯性就会强化组织的该种创新及由此产生的正经济效应，并使其沿着创新方向继续前进。而随着组织的创新的不断发展，组织惯性及其势能也会得到不断增强，组织惯性会被群体模仿而逐渐变为习俗、惯例、地方根植性甚至制度。而且，组织惯性及势能的每一次跃升，都是级数倍的放大过程，由此使组织经济效应成倍扩张。当组织在惯性作用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组织的发展及其产生的正效应会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此时，在组织惯性及其势能的作用下，组织的稳定发展周期及保持正经济效应的时间可能会持续更长。

其次，组织惯性的存在也会成为谋杀组织这个类生命体适应环境的因素。其负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组织对其行为利弊的认识具有滞后性，尤其是对行为弊端的认识。这种滞后性恰恰使组织惯性有了产生作用的空间。那么在这个阶段，组织若丧失对这种惯性的观察，则对组织惯性弊端的忽视会使组织行为呈现僵化。若认识不足，则会使组织丧失改进或废除的机会，其潜在的危险即蕴藏于此。第二，组织惯性对组织创新方向具有难以抗拒的束缚力。稳定化的组织惯性，其所蕴含势能使组织不能及时扭转前行的方向，尤其是当组织惯性惯例化以后，这种束缚的势能更加强大。这种强大还在于这种势能已经与组织其它行为融为一体或隐于其中，而且显得更加隐蔽，这是组织惯性成为隐性杀手的重要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在组织惯性发生负效应阶段，组织惯性及势能也存在不断跃升的过程，由此形成对组织发展的阻碍作用不断增强，并对组织产生不断扩大的负经济效应。即伴随着组织惯性的跃升，组织负效应不断扩大。也正因此，当组织惯性演进到更高层次后，一旦成为一种阻碍因素时，其反向作用会更大，组织要改变或对之完全免疫所需的力度自然要更大。

三、地方根植性内涵：组织惯性视角

地方根植性是组织惯性演进的结果，组织惯性会被群体模仿而逐渐变为习俗、惯例、地方根植性，甚至制度。组织惯性可以演变为组织惯例，不管这种演变是组织的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然而，组织惯性的持续存在也可以有其他形式，如以地方的习俗和文化等非正式规定续存，而这正是地方根植性的本质。首先，组织惯性的续存会因组织“本能”地重复自己的行为，而使组织惯性可以以既定状态继续“支配”组织的行为方向和方式。其次，当组织的某种行为为其他组织效仿，那么组织惯性就可能不单单对一个组织产生影响，还会成为群体所共有的行为或行为特征。如果群体对该组织行为的认同并未上升为必须遵循的共同行为方式，那么它就可能会演变为群体默认的行为方式。无论这种组织行为最初产生于一个人还是几个人的创新，只要由于模仿而成为群体默认的行为方式，那么组织惯性的存在就会上升为群体的某种习惯，进而可能会演化为他们的习俗。当然，从演进的角度看，群体的习惯和习俗并不必然会演进为明文的制度与规则，而可能会成为一种潜在的、共同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实际上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即公众共同遵守的非正式的准则或习俗。而这种规则一旦被社会广泛接受，它就会演变为社会的共同规范而沿袭下去，进而成为社会根植性的一部分。

对于产业集群来说，惯例及其群体内的相互模仿由于其地理的接近，发生的频数更高，惯例对产业集群生存的影响力就不再是一个企业或组织，而是一个产业或多个产业组成的群体。当组织惯例在产业集群中传播并普遍沿袭，产业集群的地方根植性便形成了，并不断地影响着后继者。当组织惯例被同行或其他组织认可并被模仿时，那么组织的惯性就演变为产业集群的行为惯性，组织的惯例也就成为产业集群的惯例，于是这种被共同认可的行为模式就演变为产业集群的地方根植性。组织惯性演变为地方根植性的过程表明：组织惯性是地方根植性的本质。也就是说，地方根植性是产业集群内组织惯性的群体化或社会化，是组织惯性的群体行为表现，并在同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维系。

虽然地方根植性的本质是组织惯性的续存状态，与组织惯性有相似的作用和性质，但是，地方根植性的形成主要是依靠相邻组织之间的相互模仿。另外，地方根植性的影响，如果不考虑地方根植性的进一步演进，它的正反效应的影响面将较一般组织内的组织惯性更大、更持久。

四、地方根植性效应分析

1. 地方根植性的正效应分析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接受地方根植性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这一思想，如美国学者对根植性的正面评述：“用根植性概念来描述那些交易行为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非经济因素的社会影响，证明交易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比威廉姆森的从市场到等级的渐变谱线要复杂”(Granovette，1985； Cooke，2004)，并且由于经济行为是根植于网络与制度之中的，而这种网络与制度是由社会构筑并有文化意义，所以在产业区中企业之间存在这种非贸易的相互依赖性。[3-4]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融合是减少交易费用，促进分工并产生新的生产力的另外一种重要因素。[5]威廉姆森的网络概念局限在企业之间的贸易关系上，经济社会学者进一步指出，现时的社会网络关系要复杂和广泛得多，基于本地化的行为主体之间的非贸易相互依赖性在地方企业集群和演变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正如新经济社会学所强调的，根植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通过非正式的安排来增强创新和地方才智的方法，因为在不完全的信息世界里，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间最初的关系以及其他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地方根植性的存在有助于减少地方许多交易成本，如信息收集、交易习惯、偏好、社会资本、信任、人际关系等等，在整个交易过程的不同阶段起到简化交易程序或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由此可见，根植性在对产业集群内组织之间的内部协作或协同的确具有正面的作用。这一点也可从现有文献(Camagni， 1991； Burt，1998a， 1998b， 2001； Amara， 2005)[6~8]对地方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中发现，各产业集群如台湾的新竹、美国的硅谷和中国温州都有属于自己地方性的特殊的地方根植性，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着影响。

2. 地方根植性的负效应解析

首先让我们看看Granovette对地方根植性的界定，他用的是“偏离”一词。“偏离”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用词，这个词本身即含有非理性所能解释之意。既然处于地方根植性包围之中的组织和个人在进行交往和交易的过程中出现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偏离，那么这显然是对经济学中理性人对利润最大化追求这一假设的违背。而且，这种偏离到底是理性为之还是非理性为之，同样值得关注。从理性角度看，这种偏离通常是人类对事物的非理性④反应在起作用。[9]

虽然地方根植性对地方经济或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会产生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和组织惯性一样，地方根植性将会在一定时候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束缚因素。从前文关于组织惯性对组织生存与发展可能产生负效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个非常直观的推理，由于地方根植性的本质是一种组织惯性存在的跃升形式，所以当地方根植性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发挥到一定程度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对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束缚，这种束缚犹如组织惯性对组织产生的负效应(参见前文对组织惯性的负效应分析)。再加上地方根植性已经部分成为地方文化积淀的一部分，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已经不再像单纯的组织那样，对自身的组织行为可以做到相对灵活地应变，所以这种束缚作用一旦产生，就会因其更加强劲的势能而使地方的组织更难摆脱。除此之外，地方根植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再像单个组织内的组织惯性那样，只单纯地对一个组织产生作用，而是对地方的所有组织，如产业集群这样的群体同时产生负效应，所以这种负效应的波及面更广，影响更深。

五、产业集群衰退与地方根植性：以温州产业集群的地方根植性为例

今天，温州产业集群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是有目共睹，很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中部分地将之归功于当地的文化和制度：吃苦耐劳、历史上经商成就的遗风、制度的边缘化效应(陈建军，2002)等等。[10]其实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温州的产业集群已经趋于成熟，现在的增长⑤速度已不如当年快。温州的产业正在不断向国内外衍生，当地企业正在不断地移往上海等地，一些外资的进入可能正在侵蚀温州当地企业的品牌。尤其是，虽然温州(包括浙江全省)的企业众多，但真正品牌响亮的大公司却寥若晨星，而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有些曾经闻名于世的企业品牌已经开始出现殒落之迹象。这一方面表明温州产业集群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趋于成熟，尽管温州企业也已经在不断地吸收外部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来提升自己的产业层次；另一方面却表明当地已经出现了某种束缚地方企业发展的因素。就后者而言，问题可能很多，但笔者认为，地方惯例和根植性是束缚当地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温州当地人普遍存在“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思想，“鸡头”者，即意味着企业的所有者应是独立的经营者，即使企业的规模小一些，也不能放弃这种私营经营的独立性，所以与其他经营者进行合作或做其它大企业的合作伙伴这样一类的“凤尾”，是不可接受的。

对这一根植于地方文化的思维方式，可从正反两个方面看。从正面效应看，这一思想对温州当地经济的发展的确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在八、九十年代，地方的中小企业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不仅解决了当时当地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还使当地经济在九十年代江苏乡镇企业走下坡路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并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表现出 “船小好掉头”的优势，这正是这种“地方根植性 ”在温州产业集群兴起之初所展示的促进作用。在我们看来，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以及市场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由于经济短缺严重，小企业很容易在这种背景下做文章，但毕竟小企业的兴起只是经济发展的序曲，而且在市场竞争不激烈的情况下，做“鸡头”可以较容易实现。但是，随着市场开放和经济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小企业的生存不仅遇到来自本地大企业的竞争，而且还要面对更为强大的国外巨型跨国公司的竞争。就与国外巨型跨国公司的竞争而言，在科研开发和产品升级等许多方面，“鸡头”式的规模焉能与跨国公司相比？且不说与大公司竞争的艰难，就是与 “凤尾”们相比，在经营上也处于劣势。所以，在现今这个时代，“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行事原则约束了地方企业做大做强，并对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家族式管理、治理结构的改进或改善等许多方面形成强大束缚。虽然有些企业的管理者也发现了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困难，但是，由于地方根植性在地方经营者或管理者的思维中仍然存在，要使他们走向合作和共同开发尚需时日。

六、结论

本文从地方根植性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的衰退机制。从本文分析看，地方根植性对组织及产业集群的兴衰具有不可抗性的影响，我们既要看到其对组织、产业集群或区域经济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组织惯性所蕴藏的杀伤力。在我国，某些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已趋于成熟，若地方企业和政府仍然只沉迷于地方根植性给其带来的繁荣而不关注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及时调整和提升地方产业集群的产业层次或发展方向，则在今天经济日益国际化，国际、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集群将很容易从兴盛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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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些条件是生产要素(元件)条件、企业战略与竞争的时空背景、支援性产业、需求条件。详细内容可参阅迈克尔・波特的《竞争论》：“地点与竞争”，第221页。

②在英语中，inertia指物质的“惰性”或物体运动的一种状态“惯性”，本文取英文中第二个含义，之所以使用“惯性”，是因为组织行为所产生的组织惯性具有不可抗拒的存在性，是客观存在，而非主观因素产生的“惰性”。参见牛津高级英汉字典，第591页。

③在制度经济学中，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在变迁的过程中新制度的产生受到旧制度的影响而沿着与旧制度相同的路径方向演进的现象。本文中使用路径依赖，是因为路径依赖只是组织惯性对组织行为产生影响的一个方面。

④经济秩序、文化是本能与理性之间的产物，对理性主义的盲目自大的批判可参见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对文化演进的精彩论述。

⑤增长是一个地方经济主体，如产业集群，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份额越来越大的一种现象。并且可有很多指标来衡量，如GDP的份额的增长、产业集群创新成果的增长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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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Sull， N. Donald， From Community of Innovation to Community of Inert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S. Tire Indust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BPS： L1-L6， 2001.

[2]迈克尔・波特. 竞争论[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262。

[3]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4]Cooke， Philip， Regional Knowledge Capabilities， Embeddedness of Firms and Industry Organization： Bioscience Megacentre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4， 12( 5)：626-41.

[5]胡振鹏，等. 集群内的分工与专业化：一个循环经济园区的实证研究[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45(3)：14-17.

[6]Camagni，R.，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 metworks： Towarts a new dynamic theory of economic space [R]. in： R. Camagni(Ed.) Innovation networks： Spatial perpectives，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1：121-143.

[7]Burt，Ronald S. ， Structural Holes versus Network Closure as Social Capita1[R].in Social Capital：Theory and Research.(ed.)by Nan Lin， Karen Cool， & Ronald S.Burt， 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2001.

――the Gender of Social Capita1 [J]. Rationality and Society，1998a.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m1[R].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Duke University，1998b.

[8]Amara， N. Landry， R. & Ouimet， M.， Milieux Innovateurs： Determina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 2005， 13(6).

[9]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M]. 冯利、胡晋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0]陈建军. 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校：史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