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价值判断与本质规定及其现代价值

摘 要：儒家管理智慧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内涵十分丰富。本文基于西方管理理论，仅就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价值判断与本质规定进行分析、归纳。在全球化日益加深，东西文化交汇整合之际，对儒家管理文化进行回望、拾萃、提炼和现代整合，对于丰富中国的管理文化，促进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儒家管理思想 价值判断 本质规定 以义统利 人为为人

儒家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涵盖许多方面。本文基于西方管理理论，从管理的价值判断和本质规定两个方面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整合。本文认为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价值判断是以义统利，管理的本质规定是人为为人。

一、以义统利：关于管理价值的智慧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对于管理中计划、组织、控制、领导、决策等活动的价值判断正确与否决定着管理活动中各级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各级管理活动的成败。换句话说，如果一种关于管理活动的价值判断是正确的，就能导致预期目标的达成，这种管理活动就是成功的，也说明这种管理活动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失败的，没有价值的。

管理活动中的价值判断既包括战术层面的，也包括战略层面的。战术层面的价值判断是指具体的、局部的管理活动的价值判断，它可以是一次决策、一项计划等。战略层面的价值判断是指关于企业发展的整体、宏观、长远的管理活动的价值判断。它可以包括企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发展的总体目标等等。而儒家关于管理价值的智慧是战略性的，是整体的、宏观的、理念层面的，它集中体现在组织的核心价值观上，即“以义统利”的儒家管理价值观。

“以义统利”就是“义先利后”，“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儒家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方面，要求将义放在首位，事不得已，甚至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孔子将义看成是人立身之根本，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认为有道德的人应该“谋道而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忧道而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也主张先义后利，非义不取，他强调“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孟子·万章上》）。在义与利相斥的道路上，孟子走得更远，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上》）“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离娄上》）等等。儒学重义，自无疑问，但这并不是说，儒者只重义不要利。孔孟都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都主张富民、惠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孔子对于符合义的利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可见，儒家并没有弃个人利益于不顾，而是承认和肯定人们通过正当途径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具有合理性。当然，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儒家坚决主张要舍利而取义的，孔子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都讲的是这个道理。

儒家的这种“以义统利”的管理价值观，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作为企业经营的核心原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首先，这种作用表现在企业应如何处理企业盈利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现代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其经营行为带有创利的目的，这是无可非议的。企业如果没有利润，就无法维持生存和扩大再生产，经营活动就失去了意义。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企业的盈利必须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做出一些危害社会的事情，如污染环境等，因为社会是企业的利益之源和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社会环境如何，与企业能否健康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就如同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一样，求义则两利，求利弃义则两败。从根本上说，一个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不在于是否拥有雄厚的资本积累，也不在于能否获得一时的高额利润，而在于拥有一个富有、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其次，表现在企业该如何处理好与商业伙伴的关系上。企业处在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相互间的理解支持和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企业受物质利益的驱使，采取不道德的手段进行经营，以损害其他厂商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来赚取不正当利益，必然使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商业中的欺诈行为盛行，许多从事正当经营的企业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也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进行经营，在这种恶性竞争的环境中，企业人人自危，自身合法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最终导致市场秩序紊乱，行业风气败坏，同时也助长了社会中的不良风气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另外，企业间的恶性竞争造成了社会生产总体质量的下降，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消费者。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企业与企业之间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双方互利互惠，进行合作基础之上的良性竞争，才可实现双赢或多赢局面。

第三，还表现在管理者需处理好企业盈利和顾客利益之间的关系上。企业赢利是以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拥有一定规模的消费者群为基础的，离开了顾客，企业的经济效益就无从谈起。而只有企业以诚信为本，以“义”当先，不欺骗消费者，真正做到一切为消费者着想，以消费者需求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企业的产品、价格、质量、外观以至售后服务才会为消费者所认可，所信任，企业才能真正获利。

松下公司总裁松下幸之助先生名言有：“服务第一，销售第二，销售就是服务，是经营者必须有的体会，而服务是以质为重，并不以量取胜”。松下的话充分说明，企业生产经营的首要目的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消费者。从儒家角度看，就是“义”第一位、“利”第二位的“以义统利”思想的体现。

总之，企业经营者必须具备长远的眼光和高尚的品德，要看到企业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更要认识到企业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组织，同时还是一种社会组织，企业经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利润，同时它还担负着为社会创造财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责任。因此，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高尚的经营理念并把它落实到具体的经营行为中去，要本着对社会，人民负责的态度，自觉遵守市场规范和国家法律，并以合乎道义的经营行为促进一个合理有序的市场环境与稳定的、道德的社会环境的形成，这样，才算真正把儒家的义利观落到了实处。

二、人为为人：关于管理本质的智慧

现代管理理论关于管理学本质的命题是非常丰富的，提出了诸如“管理就是协调”、“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管理就是运用心智的活动”等诸多命题。这些命题分别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管理的对象、管理的行为特征等不同角度对管理的本质进行了探讨。而儒家管理则从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辩证关系的角度揭示了管理的本质，即“人为为人”。“人为”是说人的行为、作为，这里的“人”就是指管理者，“人为”就是管理者的所作所为。“为人”是“人为”要达到的目的，而这里的“人”主要是指被管理者。就管理行为而言，管理活动要始终兼顾到被管理者。“人为为人”是儒家管理行为本质的高度概括，是“激励与服务”积极行为的综合体现，强调人自身行为的激励与修养。儒家认为，每个管理者首先要注意自身的修养。《论语·季氏》有这么一句话：“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可见以德服人，以自身的良好修养和高贵品德来感染人，它既是管理者自身人格魅力的自然绽放，也是管理者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孔子反复强调这种身正行端在引导人们杜恶、实现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的和谐中的巨大影响。“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正己正人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在孟子那里得到了不遗余力的张扬。孟子说过：“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其身正而天下规之”（《孟子·离娄上》）。

从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的最早体现，管理所具有的巨大感召力，源于“为政以德”的管理者的身体力行，“慎终，追远”（《论语·学而》），方能“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西方著名管理学家麦凯曾经说过：“真正的经营专家要找到最好的企业情报，决不可能得自一篇报告或其他二手情报中，而是来自你与顾客及职员面对面、经常、迅速、直接接触的回馈。”一个好的管理者只有以身作则，亲自投入，才能让员工佩服，跟着努力，为公司认真工作。因此，每个管理者只有先做到了“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真正向“为人”转化，达到好的管理效果。

现代许多企业家都深谙“人为为人”的道理，曾获“1998年香港杰出青年工业家”称号的林光如就是一个身体力行而“民德归厚”的突出例子。林光如最初只是一个印刷厂的学徒工，凭着他对印刷术的熟悉及其行业研究，他在1971年用积攒下来的2万港元，独自创立了“星光印刷公司”，依靠两台凸版印刷机和一台胶贴机起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已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1982年林光如率先引进“彩色遥控四色机”，把其他同行业公司远远地扔在了后面。探究其成功之道，善于抓住机遇，锲而不舍固然不可少，但林光如本人的身体力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林光如每早8：30到公司，17年如一日，十分注意工作效率。林光如最不喜欢员工迟到早退，但并不随便指责，而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员工受其感染，逐渐也极少迟到了，个个工作勤勉，为公司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因为林光如以身作则，使得公司上下，融洽和睦。星光公司自创立以来，事业从小到大，员工由少到多，历时20余年竟无一人流失，这不可谓不是一大奇迹。而且这些员工个个都成为以公司为家的“工作狂”，可见下属员工对林光如之爱戴和林氏公司向心力之强大。林光如非常强调修身安民，他的座右铭是：“诚、爱、勤、敏”，星光公司如此欣欣向荣，和林光如本人是一个能够身体力行的管理者是分不开的。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儒商中，在西方的企业家中也是不乏其人的。

管理者自身形象往往就是公司企业的形象，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被管理者的工作态度和言行举止，影响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判断一个管理者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不光要看其业务素质是否优秀，还有必要考察他是否具备足以影响一个团队的道德素质，而这种道德素质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是否身体力行。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应当通过自身的典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使管理获得成功，一个只会发号施令而不在行动上下功夫的管理者是很难把一个公司带到理想境地的。但遗憾的是，中国目前的企业家中，一些人并不懂得这些道理，他们身上常带有“骄横、奢侈、自私”习气，缺少“温、良、恭、俭、让”之风，不讲信誉，不体恤下属，不尊重职工，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别人严格要求，不懂得“人为为人”的真谛，这无疑是企业继续前进的绊脚石。中国的企业家们应该从我们的儒家文化中认真学点管理之道，学点做人的道理，而不是让别人把我们的文化拿去提炼出精髓来，相反我们自己却把它们当垃圾扔掉了。

21世纪是中华民族文化继续崛起的世纪，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单极文化走向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纪，是中西文化进一步交融的世纪。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辩证的科学的观点对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回望、拾萃，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较大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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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闫学军（1968- ），女，辽宁营口人，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会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