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即将走过30年历程,作家批评家深入探讨――这个时代的写作和批评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整体实力发生巨变的30年，也是当代中国文涌激荡的30年。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也在对这30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做着自己的体认。他们不仅回顾既往，而且将思索的路径指向当下，并对未来文学的发展作了展望。

困惑与坚守

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感触最深的，就是这30年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大家还是坚定着对文学的信心。作家范小青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坚持写作，就是因为文学是我们心中的一盏灯。也许这个时代已经非常繁复辉煌，并不介意这盏灯，而且我们写作的这盏灯并不很亮。一个人不读任何文学作品，也能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但对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来讲，却不能想像没有文学。现在文学在整个社会中显得有些小众，如何让文学慢慢地为全社会来了解，并与社会发展相融合，是我们要更多考虑的。

作家李洱感觉上世纪80年代文学仿佛处于一个“进化论”的时代，大家普遍相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后天肯定比明天还好。但到了90年代，这种心情消失了。现在的文学肯定比以前好，技术更成熟，学术更规范，视野更开阔，但人们对文学现状的不满表现得越来越充分了，总是觉得文学和时代没有多大关系，而明明在场的写作者也有一种失踪者的感觉。批评家陈思和似乎也有同感，他说，30年前，我们对所处社会的认识以及未来所要走的方向，自己以为很清楚，因而那时的作品的表达都是斩钉截铁、非常鲜明的。到了新世纪以来，这种自信在作家心目中动摇了。作家创作视角的模糊，可能与他们对时代感觉的模糊有关。我们每个人都身处于时代当中，并且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

《作家》主编宗仁发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学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个人经验的消失以及个人立场的难以建立，很难找到让人信服的个人的独特性。这主要是源于我们生活的地方性消失了，有些时候关于地方性的记忆还起些作用，使我们的文学生态有活跃的可能，但多数是公共经验的复制。这些年来文学界对地理、对故乡概念的强调，就是这种恐惧的表现。一旦没有了独特性，也就没有了创作和批评的生命力。

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到时代进程中

批评家陈晓明说，我们思索文学与这个时代的关系，实际上也表达了一种信念，是在探求文学发展新的宿求和基础，重估其价值意义，这样我们精神进行新的出发也会有依据。

批评家南帆认为，除非在特殊的年代，文学不必追求用最大声音来实施自己的影响力，也不要相信微小的声音不会对历史产生作用，我们应该以自己的方式主动参与到时展的进程中。

批评家洪治纲谈到，在当下这个变化的时代，我们对所处时代主脉搏的把握上有一种焦虑，每一个人都渴望把握时代的本质。其实每个作家都是通过各自的渠道认识时代，只要把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一个完整的时代形象就会慢慢地呈现出来。

批评家谢有顺说，大家谈到当下时代的文学似乎都有一个预期，就是想像有一个所谓写作的“黄金时代”。作家写作最现实的就是面向当下，因为这才是我们最真实的处境。如果作家或批评家无法面对当下的真实处境发言或找到介入时代的切入口，就会造成失语。我们感到焦虑和失落时，不妨回头向后看看。莫言在《檀香刑》后记中所说的“退”，有时可能成为今天应对时代的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文学是会变化的，但人的精神中还有不变的东西即“常道”，人们要学会有所“守”。（下

批评家孙郁也说到，人们称赞鲁迅的文章好，可能和他的“左顾右盼”和“随便翻翻”有关系。鲁迅整理过中国古代典籍，又翻译过3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再如废名，他是学外国文学的，其写作却可以看出更多受到禅宗和六朝文的影响。我们常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多读一些历史，再看一些外国的东西，会找到和当下对话的途径。前人的遗产对我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鲁迅、废名时代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当时社会的挑战，也有过焦虑。这种焦虑不仅今天有，将来同样会有。而“左顾右盼”和“向后看”，可能会丰富我们的视野。

期待写作与批评的良好互动

作家莫言说，当下的时代纷繁复杂，文学界也是众声喧哗。但每一个时代的生活都有主潮，也会有文学批评的主流声音。文学创作和批评都离不开生活经验的丰厚。我们不排斥用人类一般的经验来理解文学，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会发生变化，但人类的基本感情方法没有变，对真善美的判断没有变。伟大作家的作品是从人出发的，探索的是人性的奥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下的生活，使作品具有前瞻性、丰富性和多义性。但要很好地理解作家内心深处想说的话，就要求批评家静下心来面对生活。

南帆不否认作家和批评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的确存在着差异，认为这主要源于各自关注层面不太一样。作家的关注层面也许比较细小，却更能切近生活本真；而批评家看问题时的分析单位常常是一个历史段落，但极有可能把其中一些具体的个体感受、丰富的内心世界忽略掉，而只剩下一些“平均数”。作家塑造了具体生动的形象，批评家也会从中看出形象背后隐藏的某种历史趋势。也许作家的细节总是纳入不了批评家的思想，也可能批评家的概念总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而形成理论的空转，这就需要双方合作好。

作家苏童打个比喻认为，作家和批评家就像铁路路基上面两条并行的铁轨，都有自己的延伸和各自的负载，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列车。正是有了创作文本和批评文本的某种关联，才各自加深了文学本身的意义。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因为有了别林斯基的评价才有意义，但别林斯基的评价确使我们对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批评家张学昕谈到，文学批评面对作家及其创作，要有自己的选择，不能太随意。作家和批评家形成精神上的同构，才可能真正有所发现。批评家一定要关注一流的作家作品，因为一流的作家作品才会为文学史上构成一个规则和一个标高。建立在一流作家作品文本上的批评，才可能成为一流的批评。文学批评就是要使文学经典化。对优秀的作家作品，批评家要进行有效而理性的投入，要坚持文学的审美标准，要有公信力。

作家、批评家及至每一个人都置身于时代中，并且创造着应该属于自己的世界。时代在发展变化，等到未来的那个时代，作家、批评家们如何表述更新的体悟，也让我们有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