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论文范文
改革开放论文篇1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本文就国内部分学者关于改革开放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道德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部分学者相关观点论述
徐耀耀提出以“四个继续”的特殊形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是继续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讲话精神；二是继续做好有关部门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三是继续牢记中央对人文工作者的期望和勉励；四是继续牢记革命导师对学者、人文工作者的勉励。祝黄河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王员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总结了其基本经验；邱新有介绍了说服性传播与研究在中国的现状，反思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变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扩大研究内容的一些设想；刘俊就如何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深化高教改革，探索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万振凡探讨了从城乡分隔发展向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之路；詹冬华就文学经典所面临的解构危机，提出了文学经典怎样重构经典身份的观点；邱显平分析了当前社会冲突现象的特点，探讨了如何创新社会主义和谐动力论的问题。
2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吴仁平、肖接增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文章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研究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崭新的视野。在实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战略时，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把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与平衡发展的关系。王玲玲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晓萍、王水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党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邓文平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指出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是思想解放结出的硕果，是对传统发展观物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深刻而全面的阐明发展必须依靠人民、满足人民、成果共享、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揭示了发展是“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李建斌的《矛盾论：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文分三大板块，即先秦时代的和谐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改革开放3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探讨，并进一步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和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刘仁营在《再论走出生产力拜物教》中论述了高扬科学发展观，跨越资本经济的“卡夫丁峡谷”命题。同时指出，我国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条件。
3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郑晓江在《重构中国生死观教育的核心价值—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背景》中指出，有必要重构中国以“死是生活的中止，生命可以永存”及“由死观生”为核心价值的生死观教育。汪荣有、黄志兴提交了《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途径》论文，文章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认真研究新情况，积极探索新的有效途径，必须在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中确立价值导向，在多样与主导的相互激荡中增进价值认同，在继承与创新的反复碰撞中调适价值冲突，在自发与自觉的有效整合中实现价值追求。
曾建平、代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启示》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新时期最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吴瑾菁提交了《从“革命道德”到“和谐伦理”—和谐社会的伦理诉求》一文，文章指出，和谐伦理是在和谐哲学思维方法论的指导下关于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协调理论及其规则体系。它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人际伦理准则，是为协调非对抗性的社会伦理关系，寻求伦理关系双方的共处和协作的伦理。中国社会从革命转向建设，就需要从革命道德转向和谐伦理。
曹开华提交了《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和任务的变革与发展》，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高校培养目标日益明确的前提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目标也在不断形成、完善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目标的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新发展。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总体目标，在此基础上既规定了基础性目标，又提出了先进性目标，使教育目标具有了层次性。
4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周利生在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中认为，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日益深入，主要表现在党员主体地位的有力保障、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有序改革、党内监督机制的有效健全等方面。吴永明以我国2002-2004年受处理的1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此结论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在我国，完善法律制度、从严执法力度是加强投资者保护从而抑制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沈桥林所撰论文《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郭凌、刘素峰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党内民主建设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并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提出了五点启示，即：充分认识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搞好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形成党内民主机制，是党内民主建设顺利进行的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创新是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动力；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切入点。
蒋九愚、易燕明提交了论文《论新时期解放思想对党的内在要求》，该文认为，改革勇气、开放意识、创新精神、民主作风与和谐理念是新时期解放思想党建的内在要求。改革就要自觉地把它作为开创党的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放最能集中体现这个时代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的趋势和特征，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创新是党的事业进步的不竭动力。党的各项工作，既要重视创新民主形式和制度，更要重视提升民主的质量和效能，增强民主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构建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要由党内和谐作保证，以党内和谐为基本条件。
汪琳在文章《从身份到契约的成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与民法的发展及完善》中指出，契约化的成长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法成长最显著的特征及规律，民法的发达彰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契约精神在我国的迅速发展。臧荣华、吴小平认为，民主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注重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健全民主法制须确立人民利益至上，崇尚法治精神。方旺春认为，行政公正是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而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和谐社会。对于如何构建行政公正？他进一步强调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构建完善的行政公正平台；二是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督体系；三是构建完善的行政救济体系。
5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冯小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建设模式的探索和社会学研究的兴盛》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认为这一历程是不断探寻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从恢复到重建和发展兴盛的过程。在今天，随着中国社会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反思而进行转变和调整，中国社会学研究也应该本着“文化自觉”和“与时俱进”的态度，自觉进行自我调整和转向，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和建构具有中国主体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吴雪平在《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分析》一文中总结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就，即：基本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并适应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制度建设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仍不断呈现。如：制度变迁显现的隐性债务危机、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养老金水平偏低、养老保险基金增值难以保证以及政府管理不善和制度漏洞等问题都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情境，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不但是政府的选择，而且也是个人必然和必要的选择。曾勇认为，邓小平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做出了许多拓展，最突出的有三方面：重视人的现代化素质建设、突出个人物质价值的合理性、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关注人的发展。
6结论
多维视角阐释主题的优势，多角度、多领域、全方位分析研讨为舒展主题空域提供了可能，加深了对问题的研究和把握。同时也引发了整合研讨的难度，多学科、多视角的研讨应该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或者说什么的公共话语平台上研讨需要明确。或许，随着跨学科的互动与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各学科各唱各的调”这一局面终将得到消除。
改革开放论文篇2
关键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目的在于总结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只有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才是对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最好的纪念。只有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逻辑主线，用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才能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
一、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每次突破都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明确地具有改变现实的指向：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解放思想；破除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是解放思想；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框框的束缚，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解放思想；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维定式的干扰，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解放思想。因此，改革开放命题是在解放思想的伟大实践中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解放思想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开辟、拓展并越走越宽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的，中国每一次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都离不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进一步更新，而解放思想和观念更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走向胜利的思想武器，30年改革开放源于30年坚持不懈地解放思想。30年前的那个冬天，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从此改变中国的命运；30年后的这个春天，中国已经并正在发生着世所瞩目的历史性变化。因此，中国模式的辉煌成就得益于30年来一以贯之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事实证明，第一，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中国获得大发展，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第二，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但其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第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在解决改革开放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
解放思想要突破既有思维惯性的束缚，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思维方式的转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①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如果说30年前所要解决的是生存和出路问题，那么新的一轮思想大解放所要解决的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化改革涉及各方利益，难免遇到重重阻力，遭到种种“非议”。所以，应清醒地认识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②从这个意义上讲，更需要保持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可恤。与改革之初相比，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新格局。如果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引发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树立了生产力标准，实现了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所指向的则是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同步问题。目前，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以推进政府改革为重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要务的发展阶段。只有消除两大改革不对称性给权钱交易留下的空间，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度，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发展。
解放思想是对鲜活思想的渴求，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具有历史主动性。解放思想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是一种基于内在利益驱动和价值判断而由思想主体主动进行的思想观念转变和创新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没有现成的制度安排，所以要进行解放思想是因为有些涉及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需要突破禁区，以空前的历史主动性去探索未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只有通过解放思想，才能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进改革创新。
真正的解放思想是围绕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辨明是非，突破僵化的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理论、旧模式的束缚，为开创新的局面扫除障碍。今天所进行的社会变革，新旧思想之间的较量，不同体制之间的碰撞，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等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物质利益的再分配、社会关系的再调整。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是一次突破性的敢碰硬的解放思想，也是一次颇具风险性挑战的解放思想，没有迎接风险勇气无法完成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破除落后的、过时的、错误的观念，形成发展的新理念、改革的新举措、开放的新格局。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具有广泛群众性，人民群众是推动新的一轮思想大解放的主体力量。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成效如何，最根本的评价标准要看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否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只有带领亿万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因此，亿万群众的自觉参与是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社会基础，只有亿万群众自觉参与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解放思想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起点、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任务、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对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能否继续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战略机遇期，关键要看解放思想的力度。解放思想的力度如何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按照思想再解放些、步子再快些、效果再好些的要求，进一步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抓住能带动全国发展的重点工作集中突破，全力以赴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更好更快发展，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有所提高。
二、以人为本、社会和谐，是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孜孜以求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最高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根本上与唯物史观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以新的理论概括突现了其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所以，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当代运用，科学发展观开辟了运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解决现实实践问题的新境界，从而拓展了唯物史观研究和运用的视野。
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在于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就要围绕发展这个主题，厘清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确保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
第一，正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关系，树立人的发展引导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制约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的观念。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人活动的规律，离开人在实践中的目的和追求就没有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人为本是科学社会主义本有的题中之义，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要求。在发展的动力机制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科学发展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在价值取向上就是要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坚持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并以此指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
第三，从谋划发展的思维方式上坚持以人为本。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解决又好又快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必须立足于有利于人民的现实生活和长远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把握以人为本，就必须在发展什么、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统一中加以理解。只有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协调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从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上把握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诉求。
第四，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建立美好社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谐社会建设要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克服矛盾的过程，和谐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谋划改革、扩大开放
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发展与开放之间的关联度十分显著，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关起门来搞经济只能做加法，只能是对传统产业的修修补补，只有开放才能做乘法，才能使产业提档升级，做大经济总量，提高经济质量。改革开放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就是走进和不断深入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必须睁大眼睛看世界，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对外开放，切实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2004年以来围绕改革开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当前遇到的新问题，在改革的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发生了一些争论。这些争论集中以改善民生问题为主题，包括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国有资产的流失、贫富差距过大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现实阶段有关系，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必须通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解决。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够解决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做计划经济事情的问题。只有弄清怎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也才能真正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保障人民群众的温饱是30年前最迫切的任务，今天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已转向了解决社会公共品供给、公共服务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要有市场竞争，还要有完善的劳工权利、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社会公共品供给、公共服务不足和低效引起的矛盾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现在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集中于公共品供给、公共服务提供范畴，因此我国急需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公共服务体制。
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进步。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是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大发展的现实目标。为了实现又好又快大发展，必须坚持加快发展为第一要务先于一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于一切。要更加注重改革创新，更加注重开放合作；要以创新推动改革，以改革寻求新突破。只有进一步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发展突破口，趟出路子，干出样子，才能推动又好又快发展。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战略任务。应清醒地认识到实现经济大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目前不论是解决社会事业滞后、发展方式粗放、城乡不平衡问题，还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新问题，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经济。我们必须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思维定式，克服程度不同的“路径依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深化市场化取向改革，努力探寻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途径，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
解放思想创造了历史，也必将开辟未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现实情况解放思想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思想观念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破除传统的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建设的思维定式，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着力查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有待进一步解放的思想空间，着力克服制约科学发展的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着力探索促进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着重破解影响科学发展的难题、激发科学发展的积极性，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和不和谐因素，着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实现改革开放成果的普惠共享。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团结和睦的社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游离于以人为本，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意义。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改善民生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承受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谋发展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改善民生的程度统一起来。只有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才能使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落到实处。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新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大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跟上时代进步的大潮。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使神州大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奋进在科学发展伟大道路上的中国人民，正在谱写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篇章。尽管航程上布满暗礁险滩，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领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能实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5.
改革开放论文篇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各项改革。我们必须要以改革的思维审视档案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以改革的思维审定新的发展方向和举措，以改革的思维破除一切发展中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让一切在改革的春天里焕发出新的生机。一是思想要解放。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认真分析制约档案事业发展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对档案的价值、档案工作的性质与作用，档案事业发展思路与出路等，树立新的工作理念，开拓新的工作领域，研究新的方式方法，确定新的工作目标，寻找改革的突破口，使档案工作在不断改革中实现新的发展。二是体制上要理顺。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下力气解决档案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不可持续体制机制问题。必须用改革的思维，打破机制障碍，建立流动的、透明的、全覆盖的档案管理、开发、利用体制，从体制机制、数字化转换、网络平台建设、档案服务模式等方面入手，加以改革，整体协调推进。三是结合上要紧密。在新的形势下，档案工作一定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找到结合点。要打破“只有办结材料才是档案”等传统理念，以改革的精神，确立“前移”、“反推”的工作思路，通过“前移”监督指导环节，“反推”中心工作。要建立“大档案”概念，从搭建以史资政、以文辅政等方面入手,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历史依据，使档案工作真正成为重大战略、各项政策、重点项目制定出台的参与者，真正做到党委政府决策用得上档案，群众维护权益查得着档案，化解矛盾纠纷靠得住档案。同时，将工作一线提供服务的各类业务材料都纳入监督指导范围,使专业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等各个环节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展开,确保档案工作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相互促进。
二、要以法治的思维促进档案工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让我们迎来了法治的春天，我们必须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和总体部署，依据《档案法》加快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档案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一要完善档案法规体系。要依据《档案法》，协调省人大积极适应全省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依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意见》对《甘肃省档案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各市州要根据当地实际，制定档案地方规章，确保档案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各单位要进一步增强依法管理档案的意识，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各项制度，使之成为人人遵守的法律依据，不断提高档案规范化管理水平。二要依法落实责任主体。去年8月中旬，国家档案局对我省2011年以来贯彻执行《档案法》情况进行了检查，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我省各级国家档案馆建设水平相对滞后。14个市州级国家档案馆中，只有兰州市达到国家标准，没有新建档案馆的10个市州，平均面积只有1449平方米，不到国家标准最低限的22%。86个县区级国家档案馆中，没有新建馆的50个县区，平均面积只有720平方米，仅有国家标准最低限的60%。严重制约了档案馆“五位一体”功能发挥。这说明我们在档案馆建设上差距还很大。今年各级党委政府每年至少要听取一次档案工作汇报，党委要有一名常委分管档案工作，政府要确定一名负责同志联系档案工作，对档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要切实将档案事业发展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力争把不达标的市级国家档案馆纳入本地“十三五”规划，县区级国家档案馆要纳入“十三五”国家支持中西部建馆项目，各地要做好相关配套工作。要把档案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各项经费的落实。三要依法强化治理能力。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把行政执法贯穿于档案工作的全过程，依法收集、依法保管、依法利用。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各项档案事务，依法履行监督指导职能，适时开展档案行政执法检查，严厉查处档案违法行为，不断提高依法治档的能力和水平。对违反《档案法》的行为要敢于追究、敢于查处，解决政策落实不到位、依法移交档案不及时和损毁丢失档案等违法现象，切实提高档案行政执法的实效。
三、要以创新的勇气谋划档案工作
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是事业兴旺的保证。新的时代、新的潮流、新的需求，都要求档案事业创新。一要在观念上创新。任何工作的跨越和创新，都必须有一个崭新的有创意的思想观念作前导。要破除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许多思维定式，解决档案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不紧密，档案工作者在继承和创新关系上的犹豫彷徨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唯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大胆试，大胆闯，才能在探索中前进，创新中发展。二要在管理上创新。档案工作从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到利用，都有一整套紧密相联的工作流程，每一程序的科学性、技术性都很强。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档案载体己呈现出多样性的趋势。如何解决电子档案收集、鉴定、使用、管理、保密和安全等诸多方面的新问题，主动适应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需要，实现计算机和手工管理两种方式，融合发展问题等，都需要同志们下力气解决。三要在服务上创新。创新服务手段、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为社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的档案服务，更好地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去，融入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间。
四、要以队伍的强化保障档案工作
档案事业要发展，人是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思想，建班子、带队伍、强素质。一要突出班子这个核心。要着眼高素质、精谋划、有朝气、善作为的标准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打造成领导水平高、改革思路新、拒腐能力强、团结协调好、工作业绩佳的一流班子，成为政治坚定、开拓创新、勤政、廉政、优政的坚强领导集体。二要抓住队伍这个关键。要促学。学习是开启干部队伍思想宝库的钥匙。干部必须学懂弄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懂弄明法律法规，学懂弄精专业业务知识，否则，就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要以建立学习型干部、学习型机关，学习型社会为切入点，健全制度，严格措施，使干部做到主动学习、自觉学习、善于学习。要交责。要坚持用制度管干部，强化干部责任感，调动工作积极性。坚持一级抓一级，形成抓干部带队伍的互动协调机制，做到常抓常新，不断增强队伍的凝聚力，让干事创业、成事成业的干部有平台、有机会，使处理问题会上手，面对困难敢上手，遇到事情快上手，对待工作勤上手的干部真正能够脱颖而出。要交心。注意关心和解决干部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营造团结奋进、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三要强化能力这个重点。着力打造善于领导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继续开展大规模、多层次培训干部，创新干部教育培训形式，使干部提高素质、增长才干。要立足多岗位锻炼，着力在重点工作和艰苦环境中锤炼考验干部，采取横向交流、纵向帮带等方法，提升能力、培养才干。
我省正处在黄金发展期、机遇叠加期，新形势、新常态、新任务，既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有利条件，也对做好档案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省各级档案部门和广大档案工作者要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大局意识，切实增强做好新时期档案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加自觉地把档案工作融入到富民兴陇的伟大实践中去，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推进档案事业科学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改革开放论文篇4
关键词：统一战线：改革开放；创新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中，统一战线是党团结和领导全国一切积极力量，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重要法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重要作用，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创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指出，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必然要求，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发展的创新，对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统一战线的功能不断提升，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具有独特优势
1.凝聚功能不断提升
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口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是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技术和资金。统一战线包括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集中了许多文化名人、科学技术专家、学者等方面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集中全体人民聪明才智的智力库。为了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党和政府制定并落实了一系列提高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政策。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的广大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工作热忱，他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有的创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出大量社会急需的人才，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原工商业者、台胞台属、港澳同胞、侨胞侨属具有广泛的海内外社会关系，他们通过这些社会关系，为吸收建设资金、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牵线搭桥，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大旗，实行大团结、大联合的原则，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倍增器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把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意志、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经济建设上来，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民族凝聚力是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是实现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结合作的内在动力，它体现为中华民族对各民族的吸引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进入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成为突出的时代特征。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企业的无疆界经营，诱发了文化观念上的“全球主义”，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部分公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淡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以后，国际敌对势力以民族、宗教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多种途径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破坏。西方发达国家还利用传播的网络化，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很大威胁。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的阶段，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经受严峻考验。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几乎可以将所有阶层的代表人物吸引进来，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包容并协调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面对世情和国情的新变化，统一战线通过发挥其政治整合和利益协调功能，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重任。
2.整合功能更加凸显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和社会其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正趋于多样化，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必然导致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从而使得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急剧增多，并表现出政治参与的高涨，给现有的政治系统带来压力。近年来，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些新情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发展时期，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及时反映社会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而根据不同利益群体反映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政策，有些人就有可能谋求政治体系外的利益表达渠道，从而直接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这就给我们党提出了对正在变化的社会进行新的政治整合的历史性任务。“所谓政治整合，是指政党把有共同利益与共同目标的社会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协调稳定的相互关系，以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这一政治整合任务完成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执政地位的得失，从而进一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成败。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组成的政治联盟，是党实现政治整合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建立一个适合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也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训练过程。在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迅速增长和民主制度建设的循序渐进往往发生矛盾，导致国家政治的动荡，从而延缓现代化的步伐。我国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是一个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联盟。为了实现最大范围的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能够求大同存大异，最大限度地包容各种社会群体的不同政治诉求，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有着理性的认识，对民主的本质和程序也有着较为客观的认知，他们代表和联系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可以广泛收集本党所联系的群体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等渠道，有效地把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要求通过体制内的途径表达出来，为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从而增强了党的政治整合能力。
3.协调功能日渐强化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包括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还应该包括建立反应灵敏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以消除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两极分化的弊端。为了降低前期改革的阻力和风险，我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改革的路径是先试点后推广、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沿海后内地。率先改革的地区和行业获得明显的政策优势而先富起来，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不断扩大，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在跨入新世纪后，我国出现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社会和谐又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达到均衡、协调发展的状态。统战工作的基本职能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从本质上说，是做人的工作，是开展利益协调，从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各阶级、阶层、团体的团结，调动最大多数人的工作积极性。因此，统一战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和作用。
“所谓统战工作开展利益协调，是指为使广大利益主体的求利活动受到适当制约所需的统战工作条件及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其目的在于促使各种利益主体普遍、长期、自觉地选择和坚持那些不损害并能有利于其利益主体获得正当利益的求利方式，使每一利益主体的求利活动都在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方向上进行，从而促使和确保各种利益主体的正当利益得以长期、持续地实现和较快的增长。”统战工作通过发挥民间社团、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管理中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关系以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主要途径。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共同致富、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发展企业、回馈社会”的光彩精神，到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建功立业，是促进我国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有效办法。团结教育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全面落实素质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优化教育结构，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变人口压力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加强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是加快建设有限、服务、高效、廉洁型政府的理性办法。随着国内矛盾减少，中华民族凝聚力就会不断增强，我国就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二、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新的社会阶层成为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着力点
1.革命统一战线转变为爱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与其他阶级、阶层、集团、党派和社会力量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结成的政治联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是不同的，统一战线的对象构成也会因此发生一定的变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盟，另一个是劳动者与剥削者(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改造服务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这个统一战线，领导全国各阶层各族人民，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70年代后期，我国国内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已经大大加强，农民已经成为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到国家，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已经被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各民主党派由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转变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历来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人民政协应当积极开展工作，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台湾早日回归大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1979年9月，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称为“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正式称为“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名称的变动，反映了国内阶级状况和整个形势的根本变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把国内外、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范围应以宽为宜，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
2.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两个联盟”的形成
1982年5月，全国第十五次统战工作会议把爱国统一战线的统战对象列为十个方面：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干部；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原工商业者；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爱国的宗教领袖人物；去台湾人员的家属和亲友；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得到扩大，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一个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两个联盟的形成，使统一战线完成了新旧两个联盟的转换，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统一战线也存在两个联盟，即劳动者(工人和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盟、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如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革命统一战线是阶级联盟，从本质上讲，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政治联盟，从本质上讲，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大陆内部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个体劳动者、私营工商业者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的联盟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主体。大陆以外的港澳台胞、国外侨胞可能是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在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赞成“一国两制”，拥护祖国统一，并在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客观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新时期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团结起来，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3.新的社会阶层成为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着力点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就是使农民成为自主安排生产的市场主体。从计划经济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亿万农民焕发出巨大的热情和活力，有效地解决了自身的温饱问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为我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并不断深入发展，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社会声望在全社会重新分配，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兴阶层。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对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产生影响。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新世纪新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表述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006年全国第20次统战工作会议将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扩大十五个方面：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原工商业者；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眷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为新世纪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科学地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状况，历来是党制定统一战线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建立、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在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之前，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阶级联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其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指出统一战线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得到扩大，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一个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给统一战线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使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世纪新阶段的统一战线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战工作的范围日益出现由小到大、由窄到宽、由上层人物到下层人物的扩大的趋势。统战工作从政治领域日益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从大中城市不断延伸到农村和基层，从公有制领域越来越扩展到非公有制领域、从海内延伸到海外，也由此引起统战工作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
三、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不断创新，呈现出开放性、社会化、网络化特点
1.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是解决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推动统战工作发展的“跨江之桥”和“渡河之舟”，是统一战线运行机制的外在表现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性质的变化决定了统战工作方式的转变。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逐步消失，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统一战线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等等，还是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只能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来解决。毛泽东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概括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一团结”。1957年以后，由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使统一战线受到严重的损失。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落后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但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经不再存在，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内部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总的说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内部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根本愿望。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总题目，按照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坚持正面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积极帮助各方面的党外人士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取得新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拉开了收入差距，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打破大锅饭的同时，又出现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由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内部结构和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从中产生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拥有相当财富的高收入企业主阶层。社会流动的加快，阶级阶层的分化，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产生，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人民内部的关系和矛盾趋于更加复杂和紧张，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问题。近年来，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成高发态势，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这些矛盾的产生，不排除境内外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从中利用、策划、挑拨的可能，但主要还是物质利益分配不公正及其由此引起的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意识的冲突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通过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遵循“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统一战线人民内部矛盾中的思想问题，还是行之有效的。
2.统战工作的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协商的方式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不仅包括祖国大陆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而且还包括拥护祖国统一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但他们并不一定就认同社会主义。统战工作要根据“一国两制”的要求，树立求大同存大异的观念，善于求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因此，平等商量、互相切磋的民主协商就成为达成共识、增进团结的主要方式。“民主协商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主要方式，是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统一战线开展工作和活动的主要方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新的利益阶层和组织群体不断涌现。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主体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参与政治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民主协商成为我国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现当家作主的一条重要途径。
“民主协商的要旨在于决策前的充分协商和讨论，特点是尊重各方，照顾少数。协商前认真做好准备工作，使参加协商的各方面人士全面了解有关情况，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考虑和酝酿。协商中从善如流，凡是能够采纳的意见都采纳，不能采纳的说明情况和原因。”中国共产党和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不仅重视决策的结果，更加重视决策过程的商讨，为社会各阶层、团体以及个人的利益诉求提供民主选举之外的另一条渠道，扩大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对民主协商的形式作了具体规定。政治协商有两大类：直接协商和间接协商。直接协商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民主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三种形式讨论大政方针，听取意见。间接协商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在人民政协中的合作协商。人民政协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人民政协中，各党派以政党的名义参加会议，发表意见，提出提案。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并对民主协商的内容和程序作了具体规定，使民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3.统战工作开始呈现出开放性、社会化和网络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为了有效地利用十分有限的资源以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由此也形成了经济、政治、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结构简单，主要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党的统战工作的重点在上层，主要是在大城市及其上层单位开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日益增多，原来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统战对象也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中小城市乃至乡镇工作。基层民主党派成员数量增加，非党知识分子队伍不断扩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迅速增加，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来大陆投资和定居的港澳和台湾同胞也越来越多。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交往的扩大，也催生了“结社运动”，商会、行业协会、同乡会、学会等各种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统战工作领域不断拓宽，工作范围和对象不断扩大，出现了从政治领域向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渗透，由公有制单位向非公有制单位的拓展，由大中城市向小城市和广大乡镇延伸的趋势，参与统战工作的部门和组织日益增多。基层统战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
在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下，个人的一切社会事务和利益诉求都由单位负责协调。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经济、政治、社会高度合一的单位体制开始松动，许多人从原有的单位体制中脱离出来，成为没有固定隶属系统、部门和单位的“社会人”，在社区安家落户。社区统战工作成为基层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域。统战工作领域的扩大和对象的增多，传统统战工作方式已无法适应，需要整合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创新工作载体，延长工作手臂，建立“大统战”的工作格局。新世纪新阶段的统战工作因时而变，开始呈现出开放性、社会化和网络化特点。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悄然兴起的“社团革命”突破了条块分割的单位体制制约。社团组织看似结构松散，但参加人员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容易产生认同，感情联系较强。通过联系一个社团成员可以联系一片人。因此，社团组织被吸收进入统一战线队伍。社团组织既是统战对象，又是统战主体，统战工作形成了社会化局面。网络具有开放交互、资源共享的特征，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统战工作通过网络有针对性地掌握和了解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政治态度、利益诉求和思想动向，积极宣传正面声音、引导中间声音、化解负面声音，及时反映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建议，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提供多种维权、服务咨询的方便，从而使统战工作具有了最大的开放性。
改革开放论文篇5
1.更新观念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适应改革开放问题上的态度比较消极，导致立法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出现这种情况，与最高立法机关对相关宪法和法律中的观念滞后有关。为此有必要确立能动性法治观。树立这一观念，是由我们处在一个风险高发时代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法治原则要求政府依法作为。传统的法治观要求行政机关只能严格依照议会制定的法律行为，这种情况早已被“行政国”所面临的严酷现实所打破。由于处于错综复杂的风险社会之下，法治必须是能动的，即法治必须使得权力有活力，能够有效地行使；不能因为强调法治而导致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无所作为。法治原则有很多具体内容，以法律保留原则为例，可以说，风险社会背景下要想使政府有所作为，不可能强调事事必须依据狭义的法律，否则没有法律政府不得作为，就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能动的法治观是要确保国家机关有活力应对各种社会需求和社会风险的法治观。一方面要使权力行使特别是行政权的行使有灵活性；另一方面，要有有效的控制机制，防止行政权篡夺立法权，甚至摆脱立法和司法监督。检视我国能动法治原则实施现状可以发现：第一，我国《立法法》确立了能动的法治原则。根据《立法法》规定，除了四种情形实行绝对法律保留外，其他一些领域实行相对法律保留原则，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这符合能动的法治原则的要求。第二，能动的法治原则还要求，对于立法机关授权决定、对行政机关依据授权决定制定法规的行为都应该有有效的监督措施，否则授权决定和根据授权决定制定的行政法规都有可能失控。在自由贸易试验区问题上，只有坚持能动性法治观，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如果按照严格的法治原则来说，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专门就自贸试验区进行立法，也没有授权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市几乎无法开展实质性的改革开放工作。要打破这个困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积极立法、修改或者废除法律；积极行使授权，授予国务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改革开放试点工作，并督促国务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改革开放试点工作。
2.积极行使各项法定权力积极行使立法权。在中央已经明确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前提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及时跟进，制定相应的法律，为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立法依据。在我们没有这方面成功立法经验的情况下，可以制定框架性立法，确立开展此项工作的原则。换言之，我们不必拘泥于制定完整详细的法律。在德国、法国，宪法法院和宪法委员会早就确立，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立法机关的立法不必过于详细，可以制定框架性立法，而操作性的规范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这也是权力运行更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要求。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简易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暂行法》，就涉及的主要问题作出规定。如根据宪法相关原则制定该法律；授权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政府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开展相关工作；授权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违反宪法、不抵触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适当制定改革开放必需的相关创制性规则，即其基本规则可以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一致，但不得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规定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相关适用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规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备案；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对于权力交叉和冲突，要遵循功能最适当原则来化解矛盾；法院在审理涉及自贸试验区案件时，强调其适用的规则要符合世界贸易规则，要按照最有利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原则审理相关案件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这说明，下一步还要在其他地方开展此项工作。既然如此，就应当立法先行，尽快制定这方面的框架性立法，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解释权，以解决法律法规滞后的问题，在中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有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即可以解决。积极行使好宪法和法律监督权。我国宪法和法律授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和法律监督权，但此项职权很少获得行使。目前制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此种权力的行使失控。这种担心根本没有必要，只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好监督权，中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工作就不可能失控。
二、积极作出授权决定并监督获得授权者
1.市变通立法权的含义和限度市要承担起中央施加的组织和领导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的试点任务，必须允许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默示性的、类似于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特区法规的变通性立法权；允许市人民政府行使类似于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制定特区规章的权力。前者可以称之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规的变通立法权，后者可以称之为自由贸易试验区规章的变通立法权。提出这一主张的理据有二。同等重要性原则。自贸区承担的任务的难度、重要性远远超出四个经济特区承担的改革创新的任务，但是就其改革开放的任务创新度、合法程度来说，可以按照“同等重要性原则”来加以处理。即市承担的组织领导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的任务与我国经济特区任务和难度类似，因此市应当享有类似的权力。我国经济特区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的特区法规权力须符合的条件是：“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立法法》则明确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现在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自贸试验区，其重要性和难度完全超出了经济特区，按理说，也应当享有同等重要的适当的立法变通权，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自贸试验区法规只要符合宪法，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即符合法治原则。自贸试验区的法规可以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某些具体规则进行适当变通。市人民政府则享有制定与其承担功能相适应的制定自贸试验区规章的权力。这是目前为止，可能实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任务的主要途径。否则，将无法完成中央要求其承担的使命。按照功能最适当原则决定这种立法权的限度。市具体组织和领导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开放工作，这是中央政府明确规定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目的和任务也决定了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政府有权行使与其承担的功能相适应的立法权。运用国家机关的功能或者任务、目的来论证国家机关享有某种职权是解释宪法的重要方法。这一点在美国最高法院解释宪法模糊条款时经常采用。这一方法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地方立法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时从宪法的相关词语中解决立法机关权力不足的问题。联邦宪法第1条第8款规定：国会拥有下列权力：“……制定为执行以上各项权力和依据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何机关或官员的其他一切权力所必需的与适当的法律。”这里的“必需与适当”条款是联邦政府扩张权力的关键，联邦最高法院承认联邦享有宪法没有明确列举的默示性权力。这种争论始于1791年联邦第一银行的成立。在联邦政府是否享有含蓄默示权以设立国家银行的争论中，联邦派获得了初步胜利，国家银行也于1791年依法成立开业，但两派间对于此一问题的歧见，却并未因第一银行既经设立的事实而消除。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中，马歇尔大法官说：“如果目的是合法的，并且是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如果一切手段都是适当的，并且完全是与目的相适应的，那么，这些手段就不是宪法所禁止的，而是与宪法条文和精神相符合的，因而是合宪的。”美国最高法院解释方法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宪法授予国家机关实施某项行为的目的合宪，那么与达成此项目的的方法和手段也是合宪的，否则目的只能沦为空谈；再者，宪法在授予国家机关某项权力意图实现某一目的的同时，也意味着授予该国家机关实现此项目的的方法，在没有明确规定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时，应当通过解释使之获得合法的手段。宪法或者法律中授予的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获得授权的目的是为了使相关国家机关胜任宪法法律给其施加的功能和职责。在宪法和法律（或者通过相关的决定）只给国家机关施加某项功能或者职责，而没有授予与其功能或者职责相适应的权力的情况下，国家机关没有权力放弃这种功能或者责任，但可以通过解释宪法或者法律来弥补其缺乏的权力。以此方法来考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立法权，现在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变通法律执行权的部分授予，以及国务院授权成立试验区及批准《方案》，给市施加了具体组织领导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的功能，这些功能和职责、目的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市享有变通立法权，否则不可能依靠权力严重不足的地方国家机关去实施如此重要的任务。
2.功能适当原则中央明示或者默示性授予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符合功能最适当原则。功能适当原则是国家机关设置和权力科学配置的要求，其基本要求包括：坚持职权与职责（功能）相一致的原则，配置职权或者职责；当宪法或者法律把某种权力配置给国家机关时，务必将该种权力配置给最有能力胜任此项工作的国家机关，或者按照最能适合某项功能或职责的要求组建和设立相应的国家机关，配置其相应的职权；在有若干个国家机关从事某个职责或者功能时，务必允许或者支持最有能力履行此项功能的国家机关行使与该功能相适应的职权。总之，要使权力符合职责（或功能）的要求，要使每一种权力获得最充分的实施。功能适当原则来源于德国宪法法院对三权分立原则的解释，是一项判断由哪一个国家机关行使某一种职权更为合适的技术性规则。功能适当原则产生于对权力分立作功能主义的解释和适用。学者认为，对于权力分立原则的理解，若单纯拘泥在分割权力，则恐将造成权力间无法互相作用与协调依存的结果，若此，则势将失去吾人所以需要权力分立原则之借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权利的初衷。因此，对权力分立原则就国家权力的行使在功能与组织上分权及制衡的理解，在此情形下，业由传统上强调之“组织的权力分立”进展为今日所论及的“功能的权力分立”。“功能的权力分立”是指，就国家权力的行使在功能与组织上划分的依据，是以各该事务于自身的组成结构及决定程序等各层面均具最佳条件者作为判断的标准；据此，各政府部门在以功能的权力分立作为划分标准下所享有的职权，均有其核心功能，而这些核心功能不应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的干扰、逾越及侵犯，否则，即违反了在权力分立原则下所谓“合乎机关结构之功能分配”的规范要求。在功能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的分立不能仅从形式上考查其是否存在权力划分，即使从形式上看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有混合的现象，也并不必然违反权力分立原则。事实上，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都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正是基于功能主义的判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84年以后以“功能适当”的方法来解释分权制衡原则。在1984年导弹部署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首次明确从“功能适当”观点诠释权力分立原则。本案源于联邦政府未经联邦议会事先以立法方式表示同意，就同意美军在西德境内部署核子中程导弹，引发是否侵犯国会权限的宪法争议。经联邦议会绿党党团于1983年底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1984年年底法院判决认定联邦政府并不违宪。可见，这一原则能够解决权力分立原则规范性标准不足的缺失，以便于在国家权力发生冲突场合，提供一套更具体、更具操作可能性的判准；这一原则主要解决权力科学性问题，即在确定权力归谁行使问题时，不能主观地、想当然地确立，而按照最有能力胜任的原则确立行使者。这一原则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得承认。美国最高法院采用功能主义解释方法解释三权分立原则，日本的分权理论和实践也注意功能主义的方法适用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解释，对于一些把传统上的司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行使的立将三权分立解释为功能适当原则的重大意义在于：将原来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性原则（比如把三权分立原则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制度，把民主集中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制度）转变为可以衡量和技术化的权力配置和国家机关设立调整的原则，这一转变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提供了技术性条件；按照功能最适当原则设立国家机关和配置国家权力，能够确保国家机关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总之，功能最适当原则是一项技术性法规，有利于国家机关遵循权力自身的规律去设立国家机关和配置国家权力。我国宪法解释者没有解释过权力配置问题，根据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果按照科学性原则来考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配置要求，功能最适当原则也是可以适用的。因为，人民通过宪法设立了国家机关，每一个国家机关有相应的职责或者功能，同时配置给相应的权力，所配置的权力应当与宪法施加的职责功能是相适应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积极立法，给每一个在宪法上承担相应职责的国家机关配置与其职责功能相适应的权力，否则相关国家机关就难以胜任其法定职责。就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来说，中央已经明确授予市人民政府来开展相关改革开放的试点工作，那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应当通过立法或者授权等方式，使之能享有与此履行此项职责相适应的相关权力，否则有违职责职权相一致的原则，相关国家机关也难以完成其职责。如前所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至今没有制定过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来为市具体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工作提供法定依据，完全应当依据宪法规定授权市行使相关立法权来具体开展此项工作。这也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求：“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按照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授予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变通性自贸试验区的法规，授权市人民政府制定试验区性的规章。这不是主观上的争权要求，而是中央施加给其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的工作职责使然。再者，这种主张也有宪法支持。
3.市有权行使地方变通立法权的宪法理据我国有多项宪法原则可以为市开展自贸区改革开放提供宪法层次的依据。自贸区改革开放试点工作要坚持法治原则、市场化原则、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原则。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这三个原则可以给自贸区建设立法权力不足找到出路。法治原则。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上述即为法治原则。如前所说，要用能动的法治观去解读这一原则。法治原则经历了严格的规则主义到能动性主义的转变。现代社会发展的快速性、事务的复杂多样性要求，宪法和法律授予国家机关足够应付社会需要的裁量权，如果把法治原则仅仅理解为把权力管住管死而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很显然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也违背法治原则的精神。现代社会需要的法治原则，更强调要求国家机关积极行使权力，实现民众的权益。将这一原则适用于考查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工作也是如此，法治原则要给地方开展改革开放工作提供充分的依据，而不是让地方无所作为市场经济原则。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序言规定：“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改革开放必然突破现行一些滞后的法律法规；市场经济则要求按照市场自身发展规律去组织发展世贸试验区建设。没有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改革创新权力，就无法按照世贸规则去运作投资贸易、金融等各项制度。这一原则也给市行使相应的突破某些法律法规制约提供了客观需要的依据。宪法第3条规定了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原则。其第3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工作本质上属于中央事务，但是其具体承担者则是市，这就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问题。市要想有效地履行此项职责，必然要突破现行一些中央法律法规设定的机制和体制。如果说我国过去很长时间过分强调“中央的统一领导”，过分集权于中央，导致地方的活力没有被激活，那么自贸试验区则为未来地方活力的充分展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国的经验教训也已经表明，忽视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试图把所有大权垄断在中央，那是违反权力自身运行规律的，也不利于地方的发展，更无法促使整个国家的发展。从国外来看也不例外，单一制国家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也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由原来的中央完全控制地方，发展到由地方享有相对独立的地方自治立法权。有些权力并非需要宪法和法律的明示性授予，而应当根据法律要实现的功能来进行理解。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解，我国学界和实务界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我们是单一制国家，地方的所有权力都是中央授予的。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单一制国家的中央并不能垄断所有的权力。比如宪法第100条授权省、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不是中央授予的，而是人民通过宪法授予的。如果把单一制理解为地方权力都是由中央授予的，中央就可以随时收回地方的所有权力，那么可想而知，宪法第3条中的“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就将落空。即使是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由地方行使的权力，也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这些权力一定属于中央，因为有些地方性权力在宪法或者法律中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属于默示性权力。对地方权力的理解过去过于强调中央掌握“剩余权力”，现代法治则强调中央权力并非完全掌握全部“剩余权力”。地方也有某些默示性权力。宪法和法律对于地方权力的规定并非是完全的列举，宪法和法律中对地方权力的规定通常列举的多是功能性、目的性和职责性权力，而对于手段性、配套性、职权性权力通常不加以规定或者很少规定。在此情况下，通常通过其他立法或者解释的方式把没有列举或者没有完全列举的手段性权力加以明确，否则目的性权力就很难获得有效行使。这一权力规则完全适用于解读自贸试验区的问题。既然中央已经将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的试点任务施加给市来承担（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功能和职责），那么就应当授权其行使与此职责相对应的职权。在目前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是实现这一功能和职责的最有效方式。否则，其预设的功能都会受到相应的限制，或者会导致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工作就违法运行的嫌疑。尽管笔者主张市有权行使变通性立法权，但是毕竟这在法律形式上是有违宪违法的嫌疑，所以最好由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作出明确的授权决定，使此项改革开放试点工作获得明确的权力依据。
4.我国默示性授权惯例也支持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既然多项宪法原则支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变通性立法权，而且符合功能最适当原则的要求，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权力的正当化呢？从理论上说，在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地方国家机关不得行使地方立法变通权，地方立法权不得变通法律和行政法规。但是对于我国，要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符合宪法精神的理解，也要结合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权力的特点。否则，仅仅机械地理解明确的授权性原则，看似坚持了法治原则，但实际上把法治原则机械化了，使地方国家机关无所作为。从我国实践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授权有明示和默示两种方式。明示性授权如上个世纪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几次作出决定授予国务院制定暂行行政法规的权力、几次决定授予经济特区行使变通立法权。其中对地方授权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但从进入本世纪以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改革开放的试点开始采用默示授权的形式。如几年前市和重庆市政府关于试点房产税改革的权力就是来自国务院的授权。根据宪法第13条关于财产权的规定、第56条关于公民有依照法律规定纳税的义务的规定，税收立法实行法律保留原则。《立法法》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国务院关于征收房产税的规定缺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明确授权，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直未予干涉，这可以视作其默示性授权。国务院授权市、重庆市开展房产税征收试点的授权也是违法的，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作出任何处理，说明其默示其同意。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显然违反宪法和法律，但是这是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形成的“惯例”，喜欢以这种方式行使权力。再如，最近各地正在进行的地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按照我国宪法、立法法规定，司法制度属于法律保留事项范围。按照规定，如果要改变现行的法院、检察院管理体制，要通过修改宪法或者法律，这是法治原则的要求。本来可以通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和领导地方司法改革试点，但是至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未作出任何决定。而各地开展司法改革的直接依据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央政法委的相关政策。市等地方已经获得批准开展相关改革试点。但是此项试点工作没有获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这表明，我们采用的是一种默示性授权试点改革的模式。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香港和澳门特区法院解释《基本法》问题上也采用“默示性授权”的方式，承认地方行使司法解释权。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但实际情况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作出专门的授权决定，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一直在行使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撇开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大陆相关领域改革开放采取的模式是：以违宪违法的方式推动改革试点（我国有学者称之为“良性违宪”）。在未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明确授权决定的情况下即由相关国家机关进行改革试点，这几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推进的“默认”的形式。这种“默示性授权惯例”虽然解决了问题，但是它对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从职责职权相一致的原则来说，既然中央要求市具体承担组织和领导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工作，按照过去“默示性授权惯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默示地授权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类似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变通立法权。换言之，国务院批准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点已经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授权决定的肯定。既然承认了这个组织机构及其承担功能的合法性和合宪性，那么就应当承认其享有与其承担功能相适应的职权。综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明确授权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变通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其行使此种权力。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主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明确的授权决定，毕竟这种默示性授权惯例的模式有违宪违法的嫌疑，而且也不容易对此实行有效的监督控制。反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给市授予变通性立法权，或者市行使默示性变通性的理由之一是担心，一旦授予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如果行使变通立法权，将导致地方立法权的扩张和失控。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第一，即使市行使这种变通性立法权，不是适用于全部行政区域，而只适用于特定的自贸试验区。第二，事项范围有限。其一，涉及的事项范围主要限于：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事项。其二，效果上，立法权行使有助于达成下列目的和效果：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其三，中央没有行使的事项。国务院《方案》规定：“针对试点内容，需要停止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的部分规定的，按规定程序办理。”换言之，市地方立法涉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立法事项，只能在中央没有对此作出规定的情况下行使立法权，否则地方不得再作出相冲突的专项立法。第三，有相应的监督控制措施。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撤销省级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如果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自贸试验区法规或者相关决定违反宪法，抵触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此外，国务院《方案》也设置了相关的配合和监督措施，如《方案》规定：“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做好协调配合、指导评估等工作。……《方案》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市人民政府要及时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综上，市行使默示性变通立法权，其适用的范围有限，对全国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中央有控制地方的立法权，不存在失控的问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明确授权市变通立法权，这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于法有据的最佳方式。
三、修改和废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这可以说给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另一条路径。虽然我国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还很不完善。为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包括地方立法机关，应当依据宪法精神，顺应时展的要求，积极修改和废除相关滞后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就自由贸易试验区来说，其难点和重点的问题主要属于中央事权范围的事项，所以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修改或者废除相关法律；国务院应当加强行政法规的立、改、废，国务院工作部门也应当加快对相关部门规章的清理，及时修改或者废除阻碍社会发展的相关规定。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政府也应当积极行使立法权，对不适应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废除或者完善，及时为自贸试验区提供适应其发展的行为规则。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给自贸试验区开展试点改革只提供了一条突破体制的路径，即作出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基础上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上述行政审批的调整在3年内试行，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上述授权是必要的，但还很不够。可以预见，在自贸试验区未来试验过程中，还有需要突破的其他法律，诸如《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物权法》《担保法》等基础性法律规范都有可能需要调整。对于这些法律的调整，最理想的方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这些法律，增加相关改革开放试点的条款规定；或者授权国务院对相关制度进行调整，比如暂行停止执行等。此外，国务院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除相关法规或者作出相关决定，来给市具体实施自贸试验区提供相关权力依据，也是可取的路径。目前国务院批准的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去年国务院还了《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但总体来看，这些措施都还很有限，满足不了自贸试验区的法规依据需求。从地方来看，市政府制订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市人大常委会已经出台了。虽然该条例也不能给市突破某些体制提供多少支持，但无论如何，可以修改或者完善某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给开展此项试点工作提供依据。法并未被宣告违宪，都是基于功能主义的考量。
改革开放论文篇6
一、对外开放的历程
1、以改革促开放阶段。
(1)先看1978—1992年的第一个小阶段。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全面启航的标志。国家对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体制,对特区的外商投资给予较大优惠和方便。1984年5月,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实现十二大对外开放目标的重大举措。1985年2月,分两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1988年4月,设立海南省,同时兴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并给予了较大的政策倾斜。1990年4月,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1991年,开放满洲里等4个北部口岸。同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重要港口设立保税区,发展保税仓储、保税加工和转口贸易。
另外,在这一阶段,国家明确提出,沿海开放地带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为此,国家加快了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例如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创汇任务和上交外汇额度,财政对外贸的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超额创汇实行中央与地方二八分成,从而推动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的承包,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问题(田纪云,2008)。在外贸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和最为重要的是不断下放外贸经营权(贸易权)。1985年国务院决定将从事外贸经营许可的审批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审批。此外,为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以吸收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并对一些陈旧的规章制度和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
(2)再看1992—2001年的第二个小阶段。党的十四大以后,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的一系列开放措施和优惠政策,逐步推广到广大内陆省份,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992年,扩大开放上海浦东等6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同时,开放哈尔滨等4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开放珲春等13个沿边城市,鼓励沿边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1996年,开放太原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随后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2000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至此,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这一时期,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还体现在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上。1992—2001年左右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时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满足加入WTO的要求,外资政策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政策透明度不断提高。1992—1993年两年内,国务院先后批准出台了赋予各类企业进出口权的四个文件,随后在外贸体制和外汇体制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为中国扩大出口贸易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1998年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举措,该战略目的在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陈文敬,2008)。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掌握主动权,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之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又分别制定了具体实施的配套措施,包括设立外贸发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转折点,而且成为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举措。
2、以开放促改革阶段。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第一阶段中所实施的区域性推进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并且对外开放成为国内经济体制进一步朝市场化方向改革的外部动力。
2001年以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环境也随着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而更加透明和规范。例如中国政府在加入WTO前后,根据WTO规则和所作承诺,在集中清理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对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了调整。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国加入WTO后也加快推进,入世后使中国直接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一部分,并面临着与机遇共同存在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表面看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但背后却是政府管理方式、机制、职能和效率的竞争(李晓西,2008),因此必须重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影响。为此,2002年3月,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定位,即“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总之,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需求,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进行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进一步理顺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围绕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WTO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制定对外开放政策。加入WTO以来,中国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大幅提高。《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2003年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和具体的要求,成绩显著。
二、对外开放经验总结
1、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没有对外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经贸事业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在聚精会神搞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立足国内、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的同时,又必须打开大门,学会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搞建设,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正确把握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对外开放在引进国外资金与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国内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每一步重大改革,又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小济,2003)。
3、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4、在对外开放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搞经济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力量,但闭关锁国却不是中国的选择。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外部因素的影响将会明显增大,面临的经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为此,外经贸工作必须讲政治,讲大局,始终注重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邹东涛,2008)。
5、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中国政府既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集聚了短缺的资金,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又部分程度地以市场换来了技术,同时又积极的走出去,通过兼并、贴牌生产以及合资等形式发展外向型FDI,进一步促进了对外开放的发展。
三、未来对外开放的展望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继续向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扩展,我国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和相互影响力越来越大,使我们在迎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国际经济风险不断加大、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和外贸出口增长面临巨大挑战等(董文,2008)。为此,展望未来,为了更好地把对外开放向前推进,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公
1、健全对外开放风险防范机制。严格控制对外商业借款,审慎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有效监管国际短期资本的进出。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有效防范外汇市场风险。灵活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和贸易救济措施,防止国内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深化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不断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刘力,2008)。
2、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在继续扩大出口规模的同时,要通过提高企业技术能力,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出台政策鼓励加工贸易在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实现升级。完善出口预警机制,完善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体制和政策,加强国内外协调,有效规避市场风险。
3、积极推进南南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基于很多互补条件的考虑,中国应该进一步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关系,对其提供援助优惠关税待遇,并明确双方合作的总体战略和重点领域(隆国强,2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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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小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N].中国经济时报,2003-07-21.
改革开放论文篇7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的每一重大战略部署和伟大实践，都包含着党的建设的新举措和党的建设理论的新探索。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每一创新发展，也反过来推进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各个领域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方位转变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在30年党的建设理论创新过程中，获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认识执政规律，尊重执政规律，努力按照执政规律加强执政党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完成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是这场伟大革命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在这场崭新的革命中经受了考验，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善自己。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同时，总结一下党的建设的经验，应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改革开放30年，也是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发展的30年。改革开放的每一重大战略部署，每一伟大实践，都包含着党的建设的新举措和党的建设理论的新探索。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每一创新发展，也反过来推进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各个领域的改革。
回顾总结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在改革开放30年中所走过的轨迹和所积累的经验，对于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有意义，对于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更有重大的意义。总结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必须把党的建设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及其发展全局中去考察和研究。
“党的建设”这个范畴，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建设。狭义的党的建设，主要指的是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广义的党的建设，包括狭义的党的建设的全部内容，还包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的制定，包括党在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的确立，等等。但是，这仅仅是逻辑上的划分，在实践中这两个层面的党的建设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因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只有围绕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及其规定的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去推进，才能既保持正确的方向，又具有明显的成效。这两个层面党的建设，实际上是党的建设与党的工作全局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必须从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从这一全局与党的建设互动的特点出发，去考察，去总结。我以为，这是总结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必须遵循的重要方法。
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回顾总结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我们党认识到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党的建设也只有从党的实际出发，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党的实际，最大的实际就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自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执政以来，特别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个转变，是带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t921年成立以来最重要、最深刻的转变。认识这一转变，揭示这一转变的意义，并按照这一转变来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可以说是我们党30年党的建设的最大进步、最重要经验。
四认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
应该讲，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在城市工作中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要牢记“两个务必”等思想，是一种执政党意识，即党已经在考虑从执政的角度来加强自身建设。
但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特别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我国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错误估计，并在1963年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党尽管强化了“巩固政权”的执政意识，但是这种“强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强化的，不仅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反而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名义强化了“革命党”意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仅是党的工作重点的转变，而且是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党对历史方位转变自觉认识的历史起点。由此而决定了30年前的拔乱反正，最大的变化，就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最大的进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五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对如何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
党的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对党的建设全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根据这样的思考，党的十二大在确定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同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治路线。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3年，邓小平还提出了与毛泽东“五十字”建党纲领完全不同的党建目标一“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可以说，十二大前后党中央的这些认识，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转变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把执政党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绝非易事。我们既要遵循世界上执政党建设的普适性原则，又要充分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特点。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又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而不是一个基本点。制定这样的基本路线，反映了我们党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同时依然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那么，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要不要在政权机构内部，在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内部建立党组织并继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执政党建设时，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执政党理论，退出政权机关和经济、文化组织?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借鉴世界上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更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我们加强执政党建设也要把世界上的执政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际结合起来。这一问题，历史地摆到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铭记小平关于“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代，在抓党的建设的同时，认真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理论。1989年12月，江泽民就强调“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也就是说，党组织不能退出政权机构，要在政权机构内部来进行领导，但又不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党中央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1994年提出要实施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执政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重大理论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解决执政党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紧跟时展的进步潮流，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核心问题。可以这样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形成了科学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执政党建设理论。尤其是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出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方位转变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综上所述，在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党的建设理论也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可以说，这是党的建设30年来最大的理论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理论。
首先，在这3O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论断；关于党面临的挑战和历史性课题的论断；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的论断；关于党的最高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论断；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论断，阐明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些重大论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础性理论。
其次，在这30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关于增强党的执政意识，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关于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构之间关系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关系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与社会之间关系，包括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包括发展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的要求；关于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要求，阐明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些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超级秘书网
再次，在这30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主线和总体布局的理论；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关于依党章从严治党的理论，阐明了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基本思路。这些党的建设的重要思路，提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方法。
当然，我们说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形成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建构了这一理论体系。我们应该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开展这一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我们党建理论工作者，应该为此作出义不容辞的新贡献。
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三个方面20个重大理论观点，涉及到执政党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中形成和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完善和发展，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论文篇8
[关键词]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理论依赖于实践的角度来讲，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立足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革命。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述了改革开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
一、改革开放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开拓性的伟大实践，不断创造和积累着加快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鲜经验。这就为我们党据此作出合乎规律性的理论创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源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国有企业改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正是这些伟大创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深层的根据，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史再一次说明：丰富多彩、生动变化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的永恒源泉。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在这一实践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实践中，人民群众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必然要以当年马克思所赞赏的那种首创精神进行探索，不断创造和积累各种新的经验，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鲜活生动的“原材料”。邓小平曾说过，改革开放中许多新东西、新经验，都是群众自己创造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东西拿来进行概括和提炼，使之上升为理论，用以指导全局。改革开放越是深入，人民群众创造和积累的经验就越丰富，我们党就越有条件作出新的理论创新，就越能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篇章。二、改革开放增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优势
改革开放构筑了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广阔平台，有利于我们党在广泛吸收当代人类社会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情作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括，不断增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优势。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理论，它在本质上是整个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意味着仅仅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它广纳博采世界优秀的文化遗产。合理吸收当今世界先进文明成果。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功绩，就在于它把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历史地联通起来，使我们更有条件去接触和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科学的新思想、新成果，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我们一方面研究、分析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吸收和借鉴了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既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同时也包含着当今世界进步人类的智慧。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特点，展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今天，我国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改革开放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道路上，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才能不断增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优势。
三、改革开放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新的更高起点
改革开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实践过程，它推动着我国社会发展不断进入新的更高境界。从而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提供新的更高起点。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实践，本身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30年来，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的全面改革、从创立沿海经济特区到沿江、沿边、内陆城市的全面开放；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些都表明改革开放始终与时代同行，也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不断进入新的更高境界。与之相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不断在新的起点上向前拓展。从当初探索和回答如何使我国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到深入探索和回答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从当初探索和回答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到深入探索和回答如何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从当初探索和回答如何改进党的建设，到深入探索和回答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等，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与改革开放实践相呼应，与社会发展进步同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