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创新及路径选择

摘要：长期需求侧改革的低效益，促使我国宏观经济的政策调控转向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共同思想，也是凯思斯以前经济学共性基本理论。依照这一理论和西方的成功经验，我国供给侧改革应以化解经济体系中一系列供给抑制因素为目标，充分考虑供给改革政策与需求管理政策的协同性。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理论依据；路径选择

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经济自身发展变化的背景。面临世界经济低迷和中国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仅依靠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难以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是化解我国长期存在的供需结构性矛盾、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一、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及创新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供给侧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生产要素投入，如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土地等资源投入、企业家能力投入、政府管理投入，分别对应着收入法计算的GDP中的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税收；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如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即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包括技术进步、知识增长、人力资本提升等）“三大发动机”决定，其中制度变革又是根源性发动机。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凯恩斯以前经济学基本观点的中国化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共同思想，是凯思斯以前经济学共性基本理论。威廉？配第就认识到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创造，而且货币的价值也由劳动所决定，进而得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结论。亚当？斯密《富国论》理论体系也是从分析分工为逻辑起点，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就是从供给方来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当今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直接来源于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近代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则是把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供给理论推到顶峰，指出供给决定需求，供给创造需求，供给是第一位，需求是第二位的。这些观点被学者称之为“萨伊定律”。萨伊虽然继承古典经济学注重供给的经济理念，但他是用来论证只要对生产不加干涉，就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实质是强调市场机制是灵敏有效的，能够自动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平衡，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可见萨伊定律并不是在强调结构性改革。中央强调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从问题导向出发，着眼我国经济下行趋势还远没有结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出口仍在负增长的现实表明，继续单纯通过“三驾马车”的需求侧管理刺激经济，空间不大而且有限，必须调整经济发展的理念与思路，把目光放在供给与生产端，通过解放生产力，调整结构，解决供给水平弱化的主要矛盾，建立供需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打造中国经济的调整升级版，目的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激活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理性反思和理论总结

过去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政府把经济调控和政策制定的重点放在需求侧，误以为是需求方的问题。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低迷，我国经济减速，经济体系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政府在经济宏观调控上一度仍按传统思维和办法进行思考和制定政策，仍采取需求管理办法，以持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需求侧的管理，尽管一度起到了推动经济积极作用，但对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却无法消除。这表明我们采用的需求管理药方并未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病症，必须更换药方，改变我们经济宏观调控理论和手段。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不同于过去旧常态，表现为“三期叠加”，问题和矛盾不是短期的、周期的、V型的。只有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结构性、体制性的难题。着眼全面深化改革，用改革办法建立有效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制度保障体系，才能最终推动供给侧的改善，由此实现结构的转型，缓解和最终解决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可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仅仅源自教科书中的理论，更不是对现实中实践的照搬和套用，而是面对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政府着眼解决实际问题的必然选择和深化。

二、我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经过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我国供给侧问题凸显。概而言之，就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扬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和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亟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

（一）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等。这些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长效果，特别是在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四万亿投资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同时，2008年以来我国出口和投资也出现了连续的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提示我国长期实行的需求管理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核心原因是没有对症下药。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需求管理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化解。

（二）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

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和释放流动性等手段，拉动“三驾马车”来实现经济增长，属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高房价或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压力加大、企业效益下降、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遗症。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许多城市的房价已大大超过多数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35.7%，个别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超过2%的警戒线，这促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以供给侧作为入口

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也正是要推进这些改革，故推进供给侧改革也就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各个领域改革的重要入口。

（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供给能力决定一国的竞争力。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一国国内企业和个人的供给能力更为重要，因为：如果一国国内企业和个人的供给能力提高了，即使国内需求没有扩大，也会保持经济增长，因为供给能力提高的企业和个人会开拓外需市场，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反之，如果一国国内企业和个人的供给能力没有提高，即使国内需求扩大了，也不一定带来经济增长，因为在国内企业和个人的供给能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扩大了的内需市场很可能会被国外的企业所占领。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主要不是内需，而是面向全球市场的供给能力，才是决定一国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内需不足可以开拓外需，外需总量一般不存在不足，只存在国内供给竞争力不够和供给不适销对路。若某种产品出现外需不足，则证明这种产品必须尽快淘汰。生产能力过剩，不能归咎于需求不足，而应归咎于生产能力没有适应新的市场需要和结构变化。

三、供给侧改革的政策路径

长期实行需求侧调控方式，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必然带来债务率过高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而且无法继续通过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供给侧改革应以合理化解我国经济体系当前存在的一系列供给抑制因素为目标，积极参照和消化西方诸国的改革经验，在充分考虑供给改革政策与需求管理政策的协同的基础上，科学规划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组合和时序安排。

（一）坚定供给与需求并重的政策导向

供给学派的供给侧改革方略构建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减少政府干预特别是需求管理。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强调以有调控的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所以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不排斥政府宏观调控和需求管理。同时，我国当前处于工业化进程后期，如前所述，供给与需求的两类协同机制并行存在，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经济发展约束兼而有之，这就要求我们的宏观调控不仅要合理化解供给抑制，也要不断释放需求潜力。特别是以降低长期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加大创新激励和人才培养力度、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等为代表的政策手段，兼具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的政策效应，完全可以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优先使用。

（二）强化通用政策手段的鉴别性使用

美英两国供给侧改革普遍采用的通用性政策手段，如减税、私有化、消除失业、减少公共服务等，在我国需要进行适用性鉴别，并进行必要的本土化改造。1.美英两国普遍采用了减少公共服务和降低社会福利的政策。我国公共服务水平本来就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社会保障体系更是相对薄弱，盲目削减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不仅达不到供给侧促进就业的政策效果，反而会导致需求侧更为严重的预防性储蓄。2.美英两国普遍采用了直接变卖的方式推进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决不能以全面私有化作为改革和调控的目标，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公共事业改革，应更多地借助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强化市场监督和竞争约束。3.美英两国普遍采用了消除就业障碍的方式来增进经济体系的劳动力供给。我国当前针对劳动力要素的政策着力点不是消除失业，而是推动“闲置劳动力”的释放。如能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则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镇劳动力将带来巨大的“相对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增长动力。4. 近年来我国一直奉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手段，强化对产业发展的供给端引导。在供给学派看来，结构性减税也属于政府对市场机制的破坏，对要素流动的扭曲，应当用全面减税替代结构性减税。供给侧改革确实应该拓展税收优惠的覆盖范围，但从我国国情出发，大幅全面减税存在两方面的风险：一是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会加剧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二是大幅减免企业税，又会延缓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的削减和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所以在税收政策方面需要更具针对性的策略安排。

（三）面向化解供给抑制选择政策手段

如前所述，当前抑制我国供给“主动性”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三大类别：市场机制的供给障碍、经济体制的供给桎梏和产业体系的供给老化。1.以强化市场竞争、降低流转成本为目标安排供给障碍化解政策。具体包括扩大减税的覆盖范围，突出税基优惠而不是税率优惠；放松价格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市场垄断，促进自由竞争；依托资本市场，推进国有企业和公共事业股权多元化改革；改进公共事业价格形成机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流转费用等。2. 以弱化闲置资源进入生产过程的体制为目标安排供给桎梏化解政策。具体包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进程推进释放闲置劳动力资源；通过土地流转制度和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的效率，加速金融脱媒的进程，强化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的利用效率；通过科教体制改革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人才培养、产业培育等层面构建全方位的创新激励机制。3.以促进技术创新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为目标安排供给老化化解政策。在这方面要突出流量化解存量的政策导向：一方面，不能用生硬的方式去库存、去产能、降杠杆，而应当为去库存的企业、去产能的产业和去杠杆的地方政府积极提供法律支持和社会保障，避免社会冲击的蔓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应当通过降流转成本和补技术短板的方式，为释放出来的生产要素提供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领域，促进老化供给逐步转化为新兴供给，推动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有序升级。

（四）设定供给侧改革深化的时序安排

供给侧改革的实施将是个相对漫长、逐步深化的过程。根据不同政策组合着力点的紧迫性和难易度，大致可设定如下政策实施的时序安排：短期，以消除市场机制的供给障碍为重点，强化减税降息、放松价格、打破垄断、降低成本方面的政策实施；中期，以化解产业体系的供给老化为重点，强化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与促进技术创新、培育新兴产业的政策协同；长期，以打破经济体制的供给桎梏为重点，全面释放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潜力，借助库兹涅茨经济周期与熊彼特经济周期的复合作用，推动我国经济体系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远《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需激活生产要素》经济参考报，2015.11.

[2] 周助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及对策》，农业发展与金融，2016.1.

[3] 车海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中国发展观察，2015.11.

[4] 李佐军《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光明网，2015.11.21.

[5] 李智《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供给侧改革方略》，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