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畜牧业新时期研究进展评述

时间:2022-09-24 07:50:59

草原畜牧业新时期研究进展评述

草原畜牧业基本概念及其发展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发展已经连续二十多年创造了持续增长的奇迹,随之畜牧业也已成为中国农村及草原牧区经济中最活跃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中,对于草原与草地的定义还存在着混淆。我国草原科学的奠基人王栋(1955)对草原的定义是:“凡因风土等自然条件较为恶劣或其他缘故,在自然情况下,不宜于耕种农作,不适宜生长树木,或者树木稀疏而以生长草类为主,只适于经营畜牧业的广大地区”;其对于草地的定义是:“凡生长或栽种牧草的土地,无论生长牧草株本之高低,亦无论所生长牧草为单纯之一种或混生多种牧草,皆谓之草地”。前者自然因素较大,后者人工因素较大。李魁(2005)在其著作中指出,草原畜牧业主要是利用草原牧草资源,采取放牧的方式饲养家畜和获取畜产品的畜牧业。作为畜牧学和农学的范畴中的一个术语,草原是指大面积的多年生旱生草本植物占优势的天然植物群落和其着生的土地总称。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放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的采用,是草原畜牧业与其他畜牧业尤其是农区畜牧业相比,具有明显的投入成本低、产品质量优、产出效益高的特点,因而历来是我国牧区的主体产业,但也具有着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非平衡性、灾害的频发性等致命弱点。

敖仁其(2001)指出了草原畜牧业的优势。第一,草原畜牧业依附自然资源的属性尤为突出,在气候干旱寒冷、资源匮乏、土壤沙质化的地区只有选择了草原畜牧业才能获得较高的、稳定的经济收益;第二,与粮食作物相比,牧草是一种廉价的营养源,不管是天然草场还是人工草场,其投入要比一般的粮豆作物少几倍到几十倍;第三,草原畜牧业,是对符合生物群落的管理,既是对植物群落的管理,又是对动物群落的管理,同时还是对人工动植物群落和野生动植物群落相互依存和达到有效互补过程的管理。2011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草原畜牧业是牧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是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全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牧区矿藏、水能、风能、太阳能等资源富集,旅游资源丰富,是我国战略资源的重要接续地。

二 当今草原畜牧业发展面临的困惑

1.草原生态环境恶化

草原退化,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进而加剧了自然灾害。由于草原植被稀疏,高度降低,覆盖度下降,水蚀和风蚀严重,从而造成沙尘暴和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沙尘暴发生的高频率是草原退化的指示器、加速器和催化剂,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沙尘暴具有致灾重、成灾面广的特点,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失。内蒙古2011年气象灾害公报中指出,2011年内蒙古因气象灾害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719.4万人受灾,死亡29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14.9万公顷,其中31.2万公顷绝收;倒塌房屋1.6万间,死亡大牲畜4.9万头(只);直接经济损失107.3亿元。其中,干旱、局地暴雨洪涝、局地强对流、雪灾和低温冷害,以及病虫害为主要气象灾害。

2.牧民生计恶化

杨汝荣(2002)研究表明,草地退化的直接后果使草地生产力下降。内蒙古的各类草地产草量平均下降29.2%,严重地区下降60%~80%,其中干旱草原下降最多,为33.3%,荒漠草原30.3%,半荒漠草原30.0%,草甸草原27.3%,森林草原25.0%。随着草地牧草产量的下降,导致草地载畜能力也在下降.目前内蒙古天然草地载畜量仅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的75%,60年代的80%。海山(2007)认为,照搬农村或国外模式,在牧区实行“草畜双承包”政策,支解了放牧五畜(马、牛、驼、绵羊、山羊)的草原生态畜牧业有机整体,迫使畜牧业走上低层次数量型扩张的发展道路,从而导致草场超载过牧,是其必然结果是草原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进一步加大了生产经营成本并造成牧民的贫困化。

孟慧君(2010)指出,退牧还草政策的实施使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方式由传统粗放式经营转变为集约化经营,这大大增加了农牧民的生产成本。首先,基础设施建设一次性投资巨大,需要有农牧民自筹资金解决。牧民收入水平本来就不高,这极大地增加了牧民的负担。其次,购买优良品种、棚圈折旧和水电费大幅度上升,饲养成本明显增加,畜群品种和结构调整也需要牧民持续投入资金,这也直接增加了牧户的生产性投入。再次,近年来,草原生产能力的下降和生产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如科技、信息、教育等间接费用投入的增加,使牧民的生产生活成本加大,负担加重,农牧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短期内有所下降。

3.草原自身的特殊性

草原畜牧业与农区畜牧业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果单一地把农区畜牧业的制度模式照搬套用在草原畜牧业上是不可取的。敖仁其(2005)指出,用一种外来的制度规则迅速取代原有演化出来的制度体系,必定会付出高额的制度变迁成本和长期的难以抵消的诸多负面效应。以农耕思想指导牧区草原畜牧业发展激发了草畜矛盾。事实上,草原畜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尚不明确。可以这样说,农区的发展解决了我国人民吃饱的问题,而牧区的生态作用、草原的碳汇价值、青藏草原水塔,是将决定我们生存环境的问题。田艳丽(2009)认为,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土地有清晰的物理界线,而游牧民的土地界线相对模糊,物理界限交错或重叠现象极为普遍。草原承包经营制度没有根本解决草地资源的非排他性。因此,在草原执行承包到户政策的前提下,对于移民到牧区来的中原农民来说,明晰土地界限的意识必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与牧民的土地观直接冲突。

由于经济利益及政策实施的不恰当性,牧民的生存和牲畜的生存空间逐渐变小,而以游牧文化为主的牧民逐渐变成生态贫民,甚至传统的游牧文化开始丧失。哈斯塔娜(2011)在其研究中指出,草原生态系统退化的实质是社会矛盾的冲突,是“农耕文化优于游牧文化”观念所导致的实际结果,而这种退化又反过来加剧了游牧文化的日渐衰弱。

三 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1.有效的产权模式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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