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的公平观——一种“统合公平”

摘 要：本文在分析了起点公平、规则（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缺陷后，对几种公平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一种基于制度主义的统合公平观。统合公平观认为，公平应在基于非歧视的规则约束下，来保障过程公平，并在可行的范围内去调整结果失衡和缩小起点差异使社会分配收敛于结果公平。然后，在统合公平的基础上分析了机会平等和比例公平的实质，并在文末针对目前教育公平中的分析工具做了简要评价。

关键词： 统合公平观 制度主义 公平 教育公平

起由

近来，与我毗邻而居的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博士生们，经常和我讨论所谓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但讨论中明显感觉我们对于公平的取向并不一致，或者缺乏一种开放的公平观来统合这一重要的价值观。有人甚至仍然坚持一种非常狭隘的公平观，我觉得这对于理解和研究公平问题和高等教育公平问题都是不利的。因此，特撰文对此做个尝试，算是抛砖引玉。

一、 公平的基本理念

公平问题，自从我国开始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就成了学界和民间广泛关注的话题。但什么样的公平才是科学的公平观却一直没有共识，争论的主流认为：应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本人对此并不完全同意，在我看来，效率和公平并不总是矛盾的，效率和公平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前提是我们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公平，如果一种公平不利于效率，那么这种公平首先就是不合理的，因此公平本身是一种基于效率的公平，公平是效率的保障。那么如何认识效率呢？是否效率必然导致不公平呢？以下，我想和大家谈谈什么是科学的公平观的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主流经济学认为的效率和公平是个矛盾，并不是一个不可置疑的结论。经济学的效率其实就是帕累托最优的效率标准，但这一标准的实现是以严格的完全竞争市场为条件的，脱了的这一条件，则帕累托效率只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并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主流经济学认为效率和公平是一对矛盾，其实接受了罗尔斯（John Rawls）的“分配正义”的观点。我对此先作个说明。所谓分配正义其实就是社会财富在社会公民中的分配应该尽可能均等化，其较低标准其实是一种比例公平。罗尔斯认为，一种合理的社会正义应该是为了“最弱者的最大福利”。这一点似乎除了极端自由主义的诺齐克（Robert Nozick）之外置疑的人并不多，甚至连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这样居于自由主义思潮左右两翼的经济学家都不反对。原因是罗尔斯的正义论是符合人性道德的。

总体而言，就目前关于公平的争论，主要形成了三种公平观：第一种是起点公平；第二种是过程公平（即通过规则约束以实现过程公平，亦称规则公平）；第三种是结果公平。

起点公平主要指一定范围的所有成员在任何竞争性或者排他中的能力平等。我给出的定义，无疑是经济学视角的定义。原因是如果离开竞争性合排他性的外部约束，那么讨论任何行为的公平都是无意义的。但传统的狭隘的起点公平论者对起点公平的理解并非如此。很多文献中对起点公平的理解就是指在不同行为中，使主体的起点条件平等，很多起点平等论者惯常给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体育比赛中，选手必须从同一起跑线开始。其实这是一个十分幼稚的错误。他们误解了起点公平的基本含义。

规则公平是现代制度主义的公平观。他们认为：任何公平都是在制度和规则的约束下实现的过程公平，离开制度的公平是不可实现的。规则公平作为前提的过程公平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规则对成员不存在歧视，只要符合非歧视原则，那么规则公平就是符合正义的。狭义的规则公平认为，起点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制度主义者看来，起点是指与个人生理和心理以及其他能力关联的。每个人由于都是不同于其他人的个体，因而不可能在起点上处于公平。比如一个人的出身，家庭条件，父母的教育水平，个人成长的环境（包括社区、地区和国家环境），以及个人体质，心智等等。按照这种观点，个人在起点上实现公平是不可能的，因为各种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导致了在不同行为中个体能力的差异，因此，追求起点公平不是一个真正的目标。

规则公平除了否定起点公平之外，他们同样认为结果公平不应当作为公平的目标。在制度主义者的公平观中，只要规则是公正的，不存在歧视问题，那么基于此规则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正义的。显然这种规则平等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其实就是一种结果公平。但这和结果主义的公平观是冲突的，在狭隘的结果公平者看来，结果公平主要指社会财富的均等分配，而最合意的结果公平自然就是绝对的平均主义。

其实以上三种公平观，从狭隘的立场出发都存在缺陷。首先，单纯强调起点公平，而忽视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做法，不仅不可取，也将使公平的随求置于不可实现的境地。因为真正的起点在我看来是和处于资源稀缺条件约束下的个人能力相关的，如果一项行为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那么起点必然不可能平等。其次，狭隘的规则公平由于过于重视规则而轻视结果，必然走向两级分化的失衡状态，尽管在狭隘规则公平者看来，这同样是符合规则正义的，但一个严重两级分化的社会必然破坏持续发展和稳定发展的条件，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相背的。最后，如果单纯强调结果公平，必然走向平均主义的陷阱，这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深刻的教训，不需要赘述。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主张。在我看来，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属于结果公平，但他本人并不否认规则公平的重要性。罗尔斯的正义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主流的政治哲学，原因也在于此，作为自由左派的重要代表，他认为自由的结果必须应当符合社会正义，而社会正义本身则内涵了分配正义的结果。我并不想批评罗尔斯的正义主张，我所批评的是狭隘的结果公平主义者。因为他们更类似今日中国的新左派的观点，即倾向于牺牲规则公平来追求结果公平，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显然，当我们否定了各种狭隘的公平观之后，我们需要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或者更加可行的公平观，我将这一公平观称为：统合公平。

二、 统合公平观

统合公平观是一种基于制度主义分析的公平价值观。其理论基础是制度主义的，即制度对于人类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至关重要。只有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置于既定的制度约束之下时，在资源稀缺和需求无限矛盾约束下的人类社会和行为才会出现理想的秩序。制度主义的公平观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规则公平，即通过非歧视的规则对个体行为加以约束，意在保障个人自由和他人自由基础上，来实现一种过程公平。规则公平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非歧视原则，或称成员平等原则。我在前文中批评过狭隘的规则公平，必然导致社会分化，显然统合公平必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将尝试给出统合公平的定义。

统合公平是指，基于非歧视的规则约束下，来保障过程公平，并在可行的范围内去追求结果公平和缩小起点差异的公平观。对此需要做几点说明：（1）规则公平必然先于结果公平。原因在于规则的强制性使得规则公平是可实现的，而规则的制定必须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这里我们不讨论公共选择的意外结果，也不参与良法和恶法的争论，仅假设公共选择可以找到合意的符合效率和规则公平的制度。结果公平的追求仅在社会正义的道德范畴内存在，但其追求不能破坏规则公平，因为对分配正义的追求并不在价值上优先于自由和平等。（2）结果公平的追求旨在不破坏规则公平的前提下，在可行范围内追求结果公平。可行范围指规则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和平等以及人身财产安全等权力不受侵害。如果通过破坏对以上基本权力加以保护的规则，来追求结果公平，那么所谓的正义只是实质的奴役。（3）缩小起点差异的动机在于缩小结果失衡幅度。从整个社会过程来看，尽管我们不排除社会分化条件下，各阶层之间的流动，但起点差异的传递性会在过程和结果中得到反映，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规则结果偏离结果公平。（4）实施结果公平和缩小起点差异的主体主要是政府。相比而言在追求分配正义和起点公平的行动上，个人和组织具有仅是第二行动集团。政府追求结果公平和缩小起点差异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社会福利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转移支付等政策实施，但这些政策不能干预违背保证过程公平的社会规则。我想以上关于统合公平的定义和关于定义的说明将有助于对公平问题的理解。

相比以上几种狭隘的公平观而言，统合公平观具有几个明显的优势：

（1）可行性。统合公平观的可行性源于规则公平本身的这一特征。就制度主义的品性而言，规则或制度如果不具有强制特征，那么就是不可信或是无效率的。尽管制度主义区分了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和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但制度主义者无不在一个突出的意义上强调了制度的执行特征——强制性。一个容易产生的误解是制度的强制性会破坏自由。但制度主义对此的分析已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不论是处于霍布斯丛林还是罗尔斯无知之幕背后的人，如果脱离规则和制度，连起码的自由和安全都是无法保障的，由此，制度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保障自由和安全，其次才是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节省交易费用。比较而言，统合公平观的可行性在于将制度化和规则置于公平保障的首要前提，并致力于在此范围内，尽可能的调整结果失衡和起点差异，使社会分配最终收敛于结果公平，这不仅符合理论可行性，也符合现实的可行性。

（2）广泛观照。统合公平观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将公平的诉求贯穿至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和每个循环阶段。对规则公平的重视利于资源约束条件下的效率追求，利于竞争和排他的有序和规范化。同时，统合公平观对结果公平的认可，其目标在于保证各个阶层、地区、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协调和持续发展。统合公平观，肯定了政府在追求结果公平和缩小起点差异中的重要作用，并认可了社会正义的存在和对结果公平追求的价值意义。追求结果公平和缩小起点差异的目标在于更大程度上保障个体平等和自由，这和规则公平的目的本身是统一的。从社会过程的循环来看，对规则公平的结果失衡进行调治，使其收敛于结果公平，同样利于解决社会分化的代际传递问题，这一关照甚至高于任何社会科学分支对公平问题的关照。

（3）统合性。统合公平的统合特征在于，它吸纳了起点公平、以规则为保障的过程公平和寻求分配正义的结果公平。这一统合的过程表现为对三种公平观的可行性进行排序，即规则公平先于结果公平，结果公平先于起点公平，但统合的目标在于使得公平真正成为一个可以追求的目标。统合公平观基于规则公平对结果公平和起点公平的观照，在经济学领域内表现为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的统合，政治学领域内表现为大政府和小政府的统合，在社会学领域内表现为权力与自由的统合，在哲学领域表现为纯粹理性与相对理性的统合。统合的实质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的矛盾处理法。

三、 对机会公平与比例公平的讨论

关于公平问题的研究中，一个被经常提到的概念是“机会公平”。在我看来，机会公平其实质就是规则公平。机会首先是实施一项行为的可能性。机会公平指的是，对于特定范围内的所有成员而言，只要存在意愿并具有相应的能力，就不该受到歧视对待。这个含义其实隐含了一个假设就是在资源（机会）稀缺的条件下，如何分配机会，或者依据何种规则来分配机会。因此，所谓机会公平，其实讨论的是资源（机会）相对与特定范围内的成员需求而言稀缺时，如何实现机会公平的问题。这和我在上文中讨论过的规则公平，其实是一直的。机会公平实现的基本保障就是分配机会必须依据特定的规则，使成员通过同样的规则被无歧视的对待而实现的。离开规则和制度来谈论机会公平，在研究对象上显然有些“脱靶”。

徐梦秋在《公平的类别与公平中的比例》 一文中曾谈到公平中的比例相等原则。他认为，尽管公平和公正是个相对的概念，但是公平中有一种东西不变，就是公平中的比例相等。他在该文中强调，比例的相等只是公平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或者说公平中包含这相等的比例，但不是说比例相等就是公平。他指出，在分析公平和公正时，比例相等原则不能作为证实的原则，而只能作为否证的原则。

其实，所谓公平中的比例相等原则就是一种比例公平观。比例公平观的理论根源又来自于狭隘的结果公平观。如果不是对于结果公平的追求，比例公平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公平条件。就本文提到的狭隘规则公平而言，只要规则本身不产生歧视，其结果就是符合公平和正义的，因为规则本身保证了公平。狭隘规则公平由于不关注规则结果所导致的社会分化问题，因此在他们的视野中，结果带有自然法特征的社会选择过程。结果公平观对规则公平的指责，主要在于一个两级分化或者多级分化的社会并不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基本判断，在他们看来基于规则公平的结果必然是失衡的。从社会分化的角度来看，部分阶层占有的社会资源过多，而部分阶层处于明显弱势是一种不符合公正的失衡状态。结果公平则是从分配结果看，各个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比例应该相等。这就是比例公平的真正来源。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比例相等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验证公平，但它所能验证的公平仅仅是结果公平观的公平，而不可能用来验证规则公平的结果，二者完全是两种公平观。其分歧在于规则与结果谁更重要的问题。本文提出的统合公平观显然更偏好规则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结果公平有其社会价值，对结果公平的追求不应以牺牲规则公平为代价。

在讨论了公平的基本理念以及给出了统合公平观的框架后，我将基于统合公平观，在本文以下部分针对教育公平研究中存在的“对公平的误解”，做一个勘误。

四、 统合公平视野下的教育公平问题

自从我国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表现突出，社会分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资源需求的多样化和层次化。市场化改革对教育体制的冲击在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必须通过引入市场价格机制来进行配置。教育资源商品化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教育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和教育本身的准公共品特征，使得教育公平问题尤为重要。如何保证教育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分配做到公平合理，是教育公平问题的核心问题。

但目前高等教育界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解明显存在分歧，许多研究中将教育公平与公平观、公平的不同类别混同，下文将在统合公平观的基础上对此作个勘误。

在现代教育公平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瑞典的胡森（Torsten Husen）的观点。科尔曼认为，完全的教育机会均等只有当全部差别性的外部影响因素消除后，才会实现。胡森认为，教育公平只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概念，其内涵是处于同一社会中的个体在入学机会、教育过程和受教育的结果上都应该是平等的。任何受到区别对待或条件不均等都被视为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实，科尔曼和胡森都是统合公平观的主张者。无论科尔曼强调影响教育公平的外部因素的差异性，还是胡森对教育公平的相对性的界定，他们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解，其实都以规则公平为前提的。因为，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公平本身和建立规则或制度的规范和原则是统一的。

在统合公平观的视野下，统合公平的第一原则就是平等原则，即特定范围内的主体无歧视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平等原则的经典阐述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即在特定范围内，只要个体之间平等的拥有某项权利，他们就在规则面前享有平等。由于规则公平本身是通过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运作，起点差异会在规则公平的结果上得到反映。因此，在社会分化的约束下，教育资源分配规则不可能消除主体差异，而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的分布失衡有可能加剧社会分化。

统合公平观对结果公平的肯定是以差别性为原则的，该原则是统合公平观的第二原则。差别原则是指每个人都要从社会基本结构中允许的不平等获利。“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是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个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差别原则的目标在于解决社会分化条件下，人际比较的困难。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中的不均等分配，会导致社会成员在社会竞争过程中进一步分化和人际比较的差距扩大。差别原则的实施是通过政府对教育资源结构的安排，对不同的受教育者区别对待，或者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实施不同的政策分配教育资源来缩小人际差距和分化。

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对公平的保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分配收敛于结果公平，但这一收敛可能忽略的一个群体就是最弱群体。为此，赫波特•施皮戈尔伯 （Herbert Spiegelberg，1944）提出了补偿原则。他认为，为了真正平等的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因为，获取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它可以改善社会过程中弱势群体的长远预期。“教育的价值不应当仅仅根据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来评价。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使一个人欣赏他的社会的文化，介入社会的事务，从而以这种方式提供给每一个人以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确信。”

显然，统合公平视野下的教育公平问题，同样符合以上两个基本原则和补偿原则。但几个原则间的顺序是不能颠倒的。目前国内教育界对教育机会公平问题的研究中，主要针对社会分化条件下，不同阶层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进行分析。研究者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对各个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做了实证分析，其中两个重要的统计分析工具是辈出率 和教育资源分配的洛伦茨曲线 。但辈出率和洛伦茨曲线指标在用来衡量教育公平问题时，很容易陷入比例公平的陷阱。

最近的一项调查 显示目前我国十大阶层中，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不同类别高校教育的机会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在部属重点高校当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这四个社会较高阶层家庭的辈出率为2.35-7.96，约为平均数1的2-8倍。公立本科院校中高低阶层的辈出率的最大差距约为22倍，低于部属重点大学的32倍。公立高职院校中高低阶层的辈出率的最大差距为5.6倍，远小于部属高校的32倍和本科高校的22倍。在民办高职院校里，辈出率位于第一的仍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其辈出率为5.88，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辈出率的13倍。

以上数据，直观的反映了高等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中的分布，各个阶层辈出率的比值和倍数关系说明了在既定高考规则之下，结构的失衡程度。但认为这种结果就是不公平并不是统合公平观的结论，这一结论来源于狭隘的结果公平和比例公平。从统合公平观来看，辈出率反映的是高考制度的分配结果，尽管这一分配在不同阶层之间存在失衡，但是符合规则公平中的平等原则的，而且教育资源中的结构安排同样贯彻了差别原则。

要试图使这一失衡的结构收敛于结果公平，那么有两种策略：（1）对高考制度做出调整，使规则公平范围扩大；（2）通过补偿原则进行调整，使结果失衡收敛于结果公平，并通过改变前期教育分配方式来缩小起点差异。而不是比例公平追求的使各个阶层的辈出率相同，或者追求辈出率都等于1的均等分配，在制度主义的统合公平观看来，这种结论只会以牺牲教育发展来实现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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