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绿色资本主义和帝国式生活方式

摘 要：“绿色经济”同“低碳经济”概念和“绿色增长”战略密切相关，致力于摆脱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的深刻功能性和合法化危机，并形成一个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共赢局面。笔者认为，鉴于当前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主流性政治经济战略，绿色经济的目标遥不可及。绿色经济面临的阻碍，包括当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关系、以发展为导向的趋势及其相关的社会和政治促因、国家的紧缩政策、发展主义相关战略等。此外，还有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难题，即人们对社会―自然破坏性关系的理解和实践，即“帝国式生活方式”。

关键词：绿色经济；绿色资本主义；帝国式生活方式；社会生态转型；绿色左翼

当前，严峻的生态问题呼唤着新的应对措施和跨国交流。有关研究通过分析当前的现实状况，阐明了转向公正、民主和生态可持续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在这种生态可持续社会中，人人都可以在不牺牲他人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前提下过上更好生活。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我的学术背景是欧洲，确切地说是西欧或德国和奥地利，同时还较熟悉拉美的一些相关动态。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极不平衡，当我们讨论欧洲一系列由新自由主义和支配性紧缩政策引发的危机时，我们需要考虑到欧洲与中国、拉丁美洲和美国的不同。我将始于阐述由2012年6月里约+20可持续发展峰会提出的，致力于应对生态、经济、金融多重危机的“绿色经济”概念和战略，它与“低碳经济”概念和“绿色增长”战略密切相关。通过对这些概念和战略的背景进行分析，我认为，鉴于当前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主流政治经济战略，绿色经济的目标遥不可及。我认为，可持续性的实现面临着诸多阻碍。这些阻碍包括当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关系、以发展为导向的趋势及其相关的社会和政治促因、国家的紧缩政策、发展主义相关战略等。此外还有一种重要障碍，那就是人们长期以来对社会―自然破坏性关系的理解和实践。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自然环境是资源，是倾倒垃圾的所在，自然需要人类社会的支配和开采。对此，我将围绕“帝国式生活方式”这一极为重要、却屡遭忽视的概念展开批判性分析。但我最终要论证的是，绿色经济战略可能会引发资本主义的局部性、选择性绿化。依此，我称这种正在出现的、变化中的社会形态为“绿色资本主义”。

一、绿色经济概念与战略

近年来，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存在着一种相对高阶的生态危机意识的觉醒和各种危机的互联性的认知；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仍明显不足。从中国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尽管政府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了解和经历的那样，要做出超越生态现代化模式的改变仍十分艰难。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所应做出的深刻变革表明，生态问题并不是一种附加性问题，不是当前发展模式下的末端治理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实现当前发展模式的核心性要素的转变。

“绿色经济”概念和战略，是全球性生态危机意识觉醒进程的一部分。它最先于2012年的里约+20峰会上出现，同绿色增长战略紧密相关，并备受巴西和中国政府的推崇。

绿色经济概念，致力于摆脱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的深刻功能性和合法化危机，此危机于2008年爆发，并对很多弱小国家和社会组织造成了巨大冲击。然而，即便在像中国这样未曾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绿色经济概念也同样引人注目。

绿色经济概念，同当前的社会潮流、新兴事物相关，并在塑造或辩护着它们。在欧洲等地，对生态危机的主流应对方式暗含着一个强大的理论假设：力求探索新的经济机遇。电动车、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生态食品和可持续生活方式，被普遍认为是商业发展中的前途性领域。

大概在15年前，沃夫冈・萨赫（Wolfgang Sachs）称可持续发展概念本身是一个矛盾语（oxymoron）。1他试图证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含义是不断变化着的，是为不同利益需求和具体政策服务的。他认为，这一战略试图解决一个根本无法被解决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在竞争和发展的同时兼顾到环境保护呢？”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种全球性资源管理和生态现代化政治战略，它至少在最初致力于调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1989年后，某些乐观主义者认为，全球性问题包括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合作得到解决。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经济性动力，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宣告失败，“褐色经济”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也取得了某些成效，但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生态系统和污水池的使用在过去20年中仍显著加剧。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失败，通过里约体制危机、尤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体制危机，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绿色经济”概念也是这样一个矛盾语吗？

在各种纲领性文件的概念化表述中，“绿色经济”近年来被视为一种克服当前多重危机的有效途径。我们很难就绿色经济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在各种社会转型过程阐述中，其转型手段和评价方法都各有不同。但差不多所有的手段和方法都相信，绿色经济能够带来一个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共赢局面。当前，关于绿色经济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政治在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构建一个社会架构的过程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这种争论关注的是规范和价值，以及科技乃至社会的创新。

联合国在提交给里约+20峰会的预备性报告中指出，“在原则上，绿色经济致力于将一整套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经济分析模式纳入到同一个体系中。而在实践层面上，绿色经济有着宽泛多样的表述和分析，出发点也常常不同”1。

因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强调运用致力于改善环境和发展经济的一切手段，并特别指出降低贫困率、增进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公平性的可能性。发展能够同环境、社会目标的实现相一致，经济的绿化能够为发展、就业和消除贫困提供新动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将经济绿化视为一种“针对创新和危机预警的双重战略”。德国联邦环境部的一份调查则显示，在诱导性投资（如建筑业）政策影响下，雄心勃勃的环境政策相比一般政策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一些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建议，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来应对经济和生态危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09年启动“绿色经济倡议”，并于2011年发表了名为《走向绿色经济》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绿色经济概念的兴起，得益于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这种反思来源于21世纪头十年的并发性危机、市场失灵、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连串打击。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事实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物质财富的获得无须以牺牲环境、生态、社会公正为代价”2。

2010年，欧盟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可持续增长计划。该计划致力于创建一种资源节约的、合生态的、有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2011年9月的一个文件中，欧盟委员会认为，欧洲经济应当在一代人的时间跨度内完成彻底转型。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被视为应对环境问题和资源短缺、提高欧洲竞争力的关键性措施。

欧盟委员会的这一计划，同之前提到的经合组织的“绿色增长战略”相类似。该战略“以经济和环境政策的相互促进为核心”，强调创新是“打破自然消耗型增长”的手段。打破增长、财富同资源使用之间的耦合，被认为是一种必需的要求。

问题是，我们在20年前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时，不是也使用过以上的表述吗？自布伦特兰报告以来，人们普遍将经济增长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如今，我们关注的重点依然是经济增长。

绿色经济对当前发展经济模式的“诊断”结果是：根据预测，全球人口到2050年将高达90亿至110亿，经济发展将会面临着重重阻碍，而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资源密集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将不再有效。因而，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及新古典主义关于产品价格不能真实反映产品的环境成本的著名论述。与此同时，政治规制（political regulation）的必要性也开始得到承认：“市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状况。在某些案例中，精心设计的规制手段、积极的科技政策和各种自发方式，都将会填补市场的空缺。”

概括地说，绿色经济的目标和战略是，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绿色投资和技术创新（如经合组织于2009年提出的“生态创新”目标）、加强循环利用、提供绿色就业、完善福利制度、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共融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适当政策框架对于绿色经济的重要性。联合国秘书长于2010年将发展绿色经济的政治策略概括为如下几点：1）适当的价格……将外部条件内部化，促进可持续消费、刺激商业选择；2）采取有利于促进经济和市场绿化的政府采购政策；3）生态税制改革；4）通过投资可持续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本，从而恢复、维持、加强自然资本的价值；5）有针对性地研究、发展对环境无害的技术手段；6）公共部门的战略性投资；7）实施能够调节社会目标和经济政策之间关系的社会政策。

可以看出，这些战略同社会科学领域内致力于生态现代化措施的讨论结果高度一致，但两者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首先，几乎所有的战略都假定，国家具备一种强大的政策调控能力或管理能力。比如，从经合组织的“绿色增长战略”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段论述：“好的经济政策是所有绿色增长战略的核心。”1其次，这些概念还特别强调国际合作、多边环境协议（如《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性。

围绕绿色经济战略而实施的政治举措，可以称为“绿色改良主义”。这类政治手段并不只是来自绿党。在像奥地利、德国和荷兰这样的国家，它们存在并出现于政党体系之内。对中国“绿色改良主义”之存在、战略和影响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不必只局限于研究社会―生态转型中的社会、政治动力的相互差异和重叠。

在笔者看来，上述所有研究成果和战略文件都将经济增长视为理所当然和必须的，而经常被论及的则是绿色经济的增长潜能及其面临着的障碍和挑战。这是一种同20年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最初论述颇为相近的理念，认为我们应当并且可以建立一种广泛共赢的局面。同时，它还基于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当前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精英阶层都能够且愿意引导这一进程。

二、绿色经济的结构性限制

接下来，笔者将着重论述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结构性因素――如果认真对待社会―生态转型，就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改变。需要重申的是，我对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并不熟悉。但我认为，中国也应在某些方面做出努力，对这些因素加以关注和讨论。

我将具体、经验地阐明对所谓的绿色经济目标的质疑。这种质疑与现存的――或有些许改变的――以全球竞争力、地缘政治利益、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比如民族国家）有关，与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经济体制（比如资本主义市场和利润）有关，与主流社会取向（比如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对自然日益加剧的掠夺）有关，与极力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精英们主导的权力关系有关。

无论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在今天，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始终忽视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90年代初被忽略了：世界范围内日益激烈的军事冲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于资源竞争。就在1992年6月里约会议前的16个月，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但这完全没有成为大会关注的议题，而世界政治的军事化进程从那之后便开始深化。另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是，1992年前后，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加剧，从而导致对资源和污水池的大量使用。关贸总协定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协议、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都是朝巩固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向努力，但这些情况同样没有被涵盖入里约会议的议题。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但相关经济、政治动力是否被削弱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面对绿色经济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身处的这样一个历史现实却有着各种结构性局限。

第一，随着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强大和自我意识强烈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事实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争夺稀缺资源的地缘政治竞争。例如，中国政府限制甚至禁止出口某些稀缺矿产，以此满足本国发展的需要。同样，欧盟也明确提出，提高其资源竞争力。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在某些情况下确能引发科技创新，但很难认为，这将有助于改善环境退化背景下的社会自然关系。1

第二，“绿色经济”目标的实现，无疑需要一个强大的管理框架。但从批判性的国家视角和治理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现行的管理框架更有利于促进非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实践。“政治和国家”通常不反对“市场和资本”，它们从本质上来说是相互联系与依赖的。经济和政治战略总体上倾向于关注廉价、稳定的可用资源。在冲突案例中，环保部门通常会在与财政部、与代表不可持续经济利益的经济机构的对峙中败下阵来。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国际层面：财政和经济政策往往比可持续政策更强大。至今，对相应的管理框架的诉求，似乎还有些过于理想化，而且这些诉求还往往盲目对抗主流权力关系。进行盲目对抗的国家，在1995年被约阿希姆・赫希（Joachim Hirsch）描述为“民族竞争型国家”1――在今天被称为日益集权化的民族竞争型国家。此外，面对现实危机，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管理框架趋向于朝集权化方向演进，以此保障对自然资源的获取。

第三，在大多数分析性和战略性文章中，“绿色经济”这一概念意指“绿色增长”。尤其自2008年危机以来，可以看到，公共政策开始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和就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增长和不可持续增长，不仅保障着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和工薪阶层的工作，更构成了国家的税收基础。2008年和2009年，当生产、消费模式发生重组时，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应的危机应对措施。然而，危机的来源则是市场一如既往的失能和危机治理的失策。

第四，新自由主义政治环境下的开放市场和激烈竞争，已经在许多南方国家中引发了去工业化。新自由主义迫使许多国家采取了资源榨取主义（resource extractivism）这一新（旧）战略。2对拉美多数国家来说，这似乎是缓解贫困的唯一可行的发展战略，甚至对巴西的大型工业发展来说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墨西哥的美墨联营工厂随着2000年中国加入WTO而失去其竞争优势，这就导致如今墨西哥主要经济活力日益分布在矿产领域。资源榨取主义是工业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发展资源紧张型经济的另一面――也是绿色经济的另一面，因为高科技产品需要的稀有矿产往往来自于南方国家。

三、帝国式生活方式及其影响

接下来，笔者将从另一个层面进一步讨论绿色经济战略面临着的结构。即，全球化意味着“帝国式生活方式”3的深化――更确切地说，是帝国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化。它表明，主流生产和消费方式对全球劳动力、资源和污水池的过分依赖。这些根深蒂固的方式反映在社会各个阶层及其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社会关系上，尤其存在于北方国家中。它能够解释，为何社会自然关系的危机会出现，并持续不断。而由于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已经扩张到重要的南方国家，所以它的矛盾性变得更加明显，这使得我们对未来社会―自然关系的勾勒努力变得尤为重要。

首先，如前文所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扩张性，它追逐剩余价值、生产和消费。同时，在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价格竞争机制作用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科学和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不断增长的生产力蕴含着强大的经济动力。规制理论区分了“集中性积累”和“广泛性积累”的不同。1集中性累积在二次大战后的福特主义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劳动过程的组织化和集中化，使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成为可能。由于蛋糕的尺寸大大增加，在西欧和北美，分配给工人的财富通过阶级之间的制度化协商和国家福利政策得到了保障。

需要强调的是，集中性积累和工人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平价的、标准化的大量消费（超市食物、汽车、家电）基础上――创造了一种高度的“社会共识”。这曾经并仍然是全球倡导的“西方生活方式”，但它一直都是基于父权制性别关系体制和剥削性（化石）资源集中型社会自然关系体制。而近年来――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福特主义危机，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再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更加广泛性的积累体制，它与集中性积累不同，更多地依赖于延长劳动时间、向新兴国家和地区（即新兴市场）灌输资本主义劳动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集中性积累体制无意打破化石―福特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扩展到某些南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兴市场，崛起的中产阶层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同北方国家相应阶层的生活方式正在趋同。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消费阶层”。

尽管新兴市场中受到不平等问题的困扰，尽管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习惯同美国中产阶级相比仍颇为不同，这其中已蕴含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如果北方国家的生活方式持续下去，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社会生态和经济危机，更别说把这种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了。目前像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气候变化这样的生态危机现象，就是由于过分依赖资源、空间、劳动力和污水池的对自然极不公平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所导致的。而对资源的排斥性存取、通过条约或暴力手段开展的掠夺、社会生态成本的外部化等，为北方国家维持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即所谓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提供了必要条件。

其二，笔者要强调的是，帝国式生产和生活方式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方式。

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至少可以追溯至城镇和乡村的对立年代，并且是16世纪殖民主义时代、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1875年至1914年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核心性特征。然而，工资关系普遍化背景下的资源集中型和排放集中型消费的普遍化（它们不仅成为精英阶层的，而且成为北方国家社会底层的再生产的核心性要素），将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帝国式生活方式同之前时代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它们造成的社会生态冲击日益加剧、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并将随着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和中层群体“化石型”消费的普遍化而恶化。

此外，帝国式生活方式并不是社会中立性的。相反，北方国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是环境危机和南北国家生态不平衡的一个重要起因。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指出的，“不平等不仅本质上是恶劣的，而且对环境也是有害的”。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高收入、具有高度环保意识的人群，人均占有资源量最多，而低环保意识阶层同时也是收入较低的、消耗较少资源的阶层。

第三，帝国式生活方式正在向全球范围扩张，在中国、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这种生活方式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活力。这些新兴国家同那些以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支配着资源、污水池和劳动力的北方国家展开了竞争。因而，生态成本外部化下的生态―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而这种形势具有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

因此，目前的社会自然关系危机，也是北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危机，尽管这种危机不能简单从生态视角加以概括，但它确实正在向全球扩展。基于这一背景，一方面，环境治理日益受到重视：里约模式已经成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平台。另一方面，环境治理受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内在矛盾所累，这种矛盾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变换的影响下正不断加剧。里约体制成型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了无可匹敌的国际权力地位。国际环境治理框架正是在这些国家的利益的驱使下达成的，因此该框架很难在脱离这些权力关系的前提下拥有相对自治权。初看之下，这对北方国家来说是好事，因为它们能够决定国际环境政策的形式和内容。但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崛起之后，里约体制内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改变，这对北方国家来说就不是好事了。与国家机器相比，国际环境治理结构并不对相关制度安排进行操控，而是主动调节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变换影响下的日益加剧的社会生态矛盾。这就是当前环境治理危机的根源，也能解释为什么尽管环保知识和意识不断增长，社会变革却仍显不足。

然而，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战略，绿色经济概念因其所对应的社会生态手段更加引人注意。如今，我们拥有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电动汽车技术，微电子力学较20年前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此外，绿色经济还面对着一种社会性动力，即为应对当前由于过度资本积累而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资本正试图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金融资本已经将农业、土地、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作为其投资的新领域，这种投资将仅为少数群体服务，并威胁着多数人，尤其是南方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

四、绿色资本主义

接下来，笔者将引入和讨论第三个概念：绿色资本主义。“绿色经济”是一种战略，而“绿色资本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区分很重要。绿色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规范性表述――比如生态现代化应该彻底取代褐色资本主义，或者生态现代化比褐色经济更具优越性――而是由绿色左翼做出的一种假定。这一概念不仅仅指向当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父权制、化石能源体系与替代性的生态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其要点在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不平衡，它或许可以应对比如资源短缺这样的生态危机，只是这种应对方式将通过外表吸引人的、生产性的、暴力的、破坏性的手段，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父权制的方式展现出来，并使得人们很少注意到现代社会自然关系的破坏性本质。1

我们对社会的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智力和政治过程：现代化是一种命中注定的、无休止的社会分化吗？至少现代化理论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此外，社会果真如系统论所描述的那样，是由彼此不同的、具有自身逻辑的系统构成的吗？

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同意以上观点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阶级斗争、资本扩张（即资本积累）和维护当前社会、国际秩序的国家而保持活力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关系沿着阶级、性别、种族和国际等维度而展开。这些大致稳定的路径需要主动地加以改变，而不是由危机逼迫而做出改变（危机通常会导致既得利益群体权力、社会地位的进一步强化）。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被看作是试图理解社会、改造社会的过程。2

有人认为，“绿色经济”战略将遭遇同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样的命运，最终只停留在政策讨论中，并逐渐失去冲力。对于此种说法，笔者难以简单认同，因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绿化进程在很多领域，尤其在能源制造领域已经展开。然而，鉴于所面对着的诸多障碍，绿色经济或许将会以一种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在某些领域和地区中实现，而且，为了有效树立新的财富类型和公共认知，绿色经济将不会有效应对环境退化和贫困问题。

在德国或奥地利这样的欧盟国家，绿色经济战略对建构新的资本主义结构来说意义重大，这种结构将取代危机四伏的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结构。为此，笔者认为，可以将这种新结构命名为“绿色资本主义”。

自然资源的进一步攫取，对危机治理和新的资本主义构型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位于各种危机现象的交界面。这些危机现象尤其明显地在生态危机维度，即能源和资源（包括食物）危机这一维度相互作用，而能源和资源能够通过提供重要商品和自然资源来帮助克服经济危机（例如土地可以被用来生产食物和生物燃料，或作为森林来吸收二氧化碳）。

绿色资本主义昭示着资本循环的某种程度“封闭”。科研和建设投资，以及投资品的生产，同消费品的生产之间达成互补，其中较高的预期利润足以吸引来自资本市场和银行的投资。

资本主义意味着扩张，但它也需要某种形式的稳定和计划。因此，在那些经济前景良好部门中的国家绿化，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和美国的应对危机政策表明，生态现代化在这两个国家中也日益得到重视。

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剩余价值必须在消费过程中得以实现。因此，绿色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都必须被嵌入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包括人们的实践、志向和规范等，这种生活方式应得到国家层面和制度层面上的保障。市场主导的生产和再生产模式，需要同其他社会（再）生产机制相融合，互相促进。

我们已经在前文中提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极不平衡的这一事实，蕴含着一种外部化机制。尤其在像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欧盟国家中，事实表明，其绿色资本主义发展举措的实施，是由一系列社会力量的共同支持才得以实现的。这些社会力量包括绿色资本、民间贸易服务联盟和环保消费联盟等，它们通过政党实现组织化并对国家机器施加影响。在有着强大的政治性贸易联盟的国家中，社团主义的绿化过程将为绿色资本主义提供必要前提。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形势下，工薪阶层和贸易联盟之间的妥协和共识将会达成。

这种绿色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在于，绿色经济某些方面的实现将以牺牲其他区域的利益为代价，比如，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建设建立在对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和巴西的农业燃料进行破坏性开发的基础之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替代性经济绿化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谁将会是利益攸关方？谁的利益将被忽视、排斥甚或抑制？哪些形式的排斥是与绿色经济相关的？

五、结论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深刻功能性和合法化危机，这些危机严重打击了力量薄弱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在这一背景下，绿色经济概念和战略成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承诺。声称可以通过生态资本主义现代化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退化，绿色经济建构了一种概念性的和政治的领域。一时间，它呈现为一种政治上可能并可信的危机应对路径，要么遮蔽了其他类型的替代性措施，要么使其他措施看起来含糊不清、荒谬无理。

正确认识这一争论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未来取向的关键，在于看到绿色经济理念及其措施的不足。绿色经济也许会给强权的政治与社会主体提供一些具体举措，从而强化其国内和国际的合法性，也可能会设想一个缺乏根本性变革的未来。因而，可以说这一战略是葛兰西所指的“被动革命”的一部分，换言之，会成为由支配性权力关系引导的朝向绿色资本主义的一种转型。

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绿色经济概念的其他特殊功能：由于绿色经济的广泛意涵，它既可能是多元性的战略，也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战略。作为一个矛盾语，正如埃加多・兰德（Edgardo Lander）所指出的那样1，可以担当一种“压倒性决断”来让一切怀疑和批评噤声。

如果笔者关于结构性制约的论述被严肃对待，笔者的规范性观点得到承认――认真应对财富与社会正义、环境退化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仍不足以唤起足够的、通过新价值观和科技创新来规避资源冲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阻止生物多样性缺失的管治机制，而这已经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了，那么，我们就需要重塑不可持续生产、消费模式的推动者及其相关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