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外医疗队印尼之行

2008年底，中国外交部对社会开放了1961年至1965年的部分外交档案，其中就包括了中方医疗队赴印度尼西亚为苏加诺总统治疗的相关档案。在外交部相关解密档案中，中方反复提到：那次的“外交医疗”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对这批已超过三十年保密期的档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外交部事前组织了由高层专家和资深外交官组成的鉴定委员会，逐页逐行逐字地进行了严格鉴定，依照规定的解密程序报批后，向全社会开放，任何中国公民凭身份证就能查阅。

苏加诺总统身体出现不适

1961年底，印度尼西亚内阁，一个绝密消息在暗中流传――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之父”苏加诺总统的身体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已经影响到了执政，消息传播得很快，一时间，印度尼西亚国内各种各样的谣言不胫而走，甚至有人声称，总统将不久于人世……

事实是，苏加诺总统只是肾脏疾病加重，备受结石困扰――左侧肾脏内堆满了石头，从尿道里根本排不出来，严重影响了肾脏功能，曾经请过好几位西方国家的著名医生看过，并采用过“内部放炮”的方法治疗过，结果弄得输尿管流血水，而且始终不见什么疗效。总统医疗组里有位奥地利医生，他诊断，苏加诺这一侧的肾脏已经丧失功能，由于印度尼西亚国内医疗条件有限，建议他到维也纳进行手术切除。但苏加诺很不情愿在自己身上开刀，也不愿意前往维也纳治疗，宁愿采用保守的治疗方案，于是向中国方面发出求助……

来到中南海的神秘使者

1961年12月4日，作为苏加诺总统私人保健医师，一位神秘使者带着绝密外交使命来到了北京中南海……

秘使名叫胡永良，是位华裔印度尼西亚大夫，原先是总统的牙科医生，后来担任了总统保健顾问医师，但他只能看牙病，不能看其他病。这种专科大夫担当顾问医师的状况受到了非议，胡永良也受到一定的排挤，最后被解聘。不久后，总统肾病病情的加重让胡医师的处境有了转机――身为华人的他想到了中华医学的神奇，中医治疗方案正符合总统的意愿，于是极力向苏加诺宣传中医如何神奇。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和中医治疗效果的美好预期，苏加诺总统指派胡永良秘密到访中国，请求中方的帮助。

外交解密档案记录，晚9时，总理会见了秘使，两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

提出来满足苏加诺总统之治疗要求，有三个可能：

1.苏加诺总统到中国来。

2.派医疗小组到印度尼西亚（包括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及设备、药品）并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治疗。

3.先来中国治疗一段时期，再回印度尼西亚继续治疗。

倾向于第二种，即派医疗小组到印度尼西亚去负起全责以断定病情，明确诊断，若能得到总统同意并得到卫生部合作，由我国医生护士X光技术人员全套人去，我们自出旅费亦可。至于使用什么药品我们只提供意见，须由总统自己考虑决定。此办法好处可使总统减少往返耽搁时间，不致跋涉之苦。总统在国内治病对管理国家事务也方便。我们去后可将诊断意见及治疗意见报告总统，由总统自己决定，总统也能征求卫生部的意见。若总统来我国，则全由我国负责，印度尼西亚政府及总统本人不好提意见。若是第三种，有可能减轻了症状，可能没完全治好，可能引起议论，而后我们还得派人去，而总统却费了往返的时间。

对中国方面的盛意和合理建议，苏加诺欣然接受第三种方案。

“过关”的中国医疗队

1962年1月，为苏加诺看病的中国医疗组以中医、西医相结合的原则组建，包括主治医生、针灸医生、中药师、放射科专家等九人，乘坐专机经昆明、仰光、金边飞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随身带着X光机等医疗设备和大量中草药。解密档案记载了这支援外医疗队的成员名单：

医疗小组成员：吴阶平、方圻、懋华、岳美中、邓学稼、张增林、杨甲三、艾向武、姜洪东。中方医疗组到达印度尼西亚后，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

中国专家第一次给总统看病，是在高大明亮的总统府独立宫里。苏加诺对号脉等中医诊断方法感到很新鲜，但听说要针灸治疗时，见一根根银针那么长，有些犹豫。中国医生有办法，吴阶平让同伴先在他手上、臂上作示范……苏加诺眼看着长长的银针扎进去，中国医生谈笑自如，丝毫没有痛苦的反应，这才同意试试。

吃中药也是一关。研究方案时，印度尼西亚医疗保健小组的“机要局长”提出一个问题：安全的责任谁来负？谁能保证没人在中药里做手脚呢？中方与印度尼西亚方面负责总统平日饮食起居的安全保卫管理局长交流沟通后，经过仔细研究，决定用不锈钢专门做一个送药的器皿，要严密，要保温，盖子密封加锁，还要加盖骑缝章，注明日期时间，经手人一一签字，总统府派专车专人接送……这一套程序和手续，要比“内容”复杂得多。

最后一个问题：中药总是苦的，而且每天都要吃，这一点无法改变。除了看病时医生解释以外，平时就靠总统私人护理医生多做说服动员工作了。总统私下里对针灸和服药有什么反应、说法，也要靠他随时反馈――因为给总统看病、针灸时，印度尼西亚方面的无关人员是不能在旁边的。因此，中方医疗组与总统私人护理医生之间的交流沟通也是治疗的关键。

圆满的印度尼西亚之行

中国医疗组成员不但医术一流、医德高尚，而且政治素养高，与印度尼西亚方面的人员相处讲究策略水平。面对两者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他们不卑不亢，谦和得体，措置有度，让人信服。

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总统医疗组内部很复杂，医生之间也意见不一，政治主张也不一样。医疗组中有印度尼西亚的卫生部长，还有一名情报局长，是个放射科医生，当时印度尼西亚全国唯一一个泌尿科医生也加入了医疗组。中国医疗队进驻之后，不想让当地医疗组感到受冷落，便尽量宣扬印度尼西亚医生做出的成绩，经常在总统面前赞扬他们水平不错，消除印度尼西亚医生的抵触情绪，使得双方融洽相处、通力合作。

中方采取中医为苏加诺治疗了三个月之后，为总统作了一次X光拍片检查，看看治疗的效果，发现总统肾功能有部分恢复后，又采取秘而不宣的策略，特地让印度尼西亚医疗组的医生去诊断。印度尼西亚医生一看总统身体检查的结果，自然欣喜若狂，向总统报告治疗取得明显效果。第二天，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总统府将消息透露出去，印度尼西亚各大传媒就大肆报道，说总统健康完全恢复。当地医疗组的成员此后也大大地受到褒奖――中国医疗小组第一次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了三个月，卫生部长和情报局长从准将升为少将，总统府的侍卫长从上校升为准将。后来他们同中方的关系非常好，双方的良好合作使得第一阶段的治疗圆满完成。

此后，中国医疗队又四次赴印度尼西亚为总统治疗，在当地医生的配合下，苏加诺总统对中医的信心越来越大，他管中药汤药叫“中国咖啡”，坚持服用后，不断排出结石。他把结石都收集起来，装在瓶子里。肾结石完全康复后，苏加诺总统有一次遇到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你们中国那个‘咖啡’（即为他煎制的中药）挺好喝，我一直喝着呢。”

1965年1月2日，苏加诺总统在茂物给中国医疗组全体人员举行了授勋仪式，感谢他们给予的精心治疗，表彰他们的工作成绩。当时的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和印度尼西亚副总统们都出席了仪式。医疗组组长吴阶平被授予三级“伟大公民”勋章；医疗组成员方圻、岳美中、杨甲三、杨奠邦被授予四级“伟大公民”勋章。《人民日报》还对此予以报道，援引了苏加诺总统的话：“我现在的身体同往常一样健康，中国医生为我进行的治疗是原因之一。”

“医疗外交”在延续

由于中方的医疗效果比较好，苏加诺总统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和对中医的信任度与日俱增。

后来，总统的身体稍有不适，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医生。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中国医疗组负责人曾回忆：1965年8月17日是印度尼西亚国庆日。每年国庆，都要在雅加达的独立宫前搭一个观礼台，苏加诺总统在台上发表纪念讲话，并举行检阅。鉴于他7月底因脑缺血发生过一次昏厥，而8月天气炎热，担心总统身体发生意外，中方建议他国庆日不要登台讲话和检阅。可是，那次正好是一个大庆，印度尼西亚方面还邀请了许多外国贵宾，总统执意要登台，只是答应把讲话稿缩短一些。中方与印度尼西亚医生说好，总统的保健任务由印度尼西亚医生在前台负责，中方在后台随时支持。

国庆那天，观礼台上就座的只有苏加诺总统和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斯托伊卡，他们的身后站着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警察司令、大雅加达卫戍司令和总统副官等六名将军。典礼即将开始时，中方医疗组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总统请医疗组大夫上观礼台，在两位元首的旁边就座。

中方医疗组负责人当时没带任何药品和器械，口袋里只有一盒万金油，受命坐上主席台后，一直担心如果总统的身体突然发生意外，没有急救设备。好在有惊无险，国庆大典一切顺利。第二天印度尼西亚各大报纸登出了中国医生与两位国家元首在观礼台上的照片，为总统“保驾”的报道。

1965年夏，中国医疗组完成治疗任务后，启程回国。苏加诺总统送别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指治疗肾病取得的良好效果，笔者注）是社会主义中国中医的奇迹，这说明先进的医学不一定在西方。”此后，中方医疗小组还带着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医疗外交”的重大责任，被派往朝鲜和越南，分别为金日成主席和胡志明主席治疗……

（据《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