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才培训的反思

2011年初，教育部着手部署“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制定、实施工作。这一计划自提出以来，许多高校纷纷响应，总结以往经验，积极创新法学教育，探索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目标和要求是什么?其与现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文中简称法硕教育)的关系如何?在该计划下如何看待目前的法硕教育?今后应如何完善?本文结合湖南省高校的实践予以探讨。

一、“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与法硕教育的关系要明确“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与法硕教育的关系，必须弄清两者在培养目标和要求上的异同。

(一)“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目标与要求“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教育部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精神提出来的［1］;同时，该计划也是在现有法学教育已具规模、但质量急待提升的大背景下推出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随着规模的急剧扩张、研究生类别的增加，法律人才培养工作中的问题日趋明显，如法律人才培养与实际工作的联系不足，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改革［2］;法学教育的大众化难以适应法律职业日益精英化的要求，……适应国际化要求、能处理国际纠纷和跨国法律事务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奇缺［3］;法律人才呈现结构性过剩，低端法律人才供过于求，高端人才却相当短缺［1］。基于这一背景，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将［1］:创新“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教育培养模式”、“国际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三种法律人才分类培养模式，建立“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积极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工作，探索“国内———海外联合培养”机制，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推进教学方法改革。从该计划的这些内容、背景和相关资料来看，其主要目标应在于培养高层次、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的法律人才。所谓“高层次”指本科以上层次;“高素质”强调德才兼备、综合能力强;“复合型”强调多学科背景和适应特定行业需要的能力，如从事医事法务的应具备一定的医学学科背景，从事专利法务的应具备一定的工科背景，从事涉外法务的应当具有很好的外语交流能力;“应用型”强调实践能力。对卓越法律人才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的要求一般应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高层次”，教育部虽未明确提出这一点，但笔者认为，“卓越法律人才”应该是“高层次”的。这是因为，目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已成为一种大众化教育，对缺乏多学科背景且必须先完成通识教育的本科生来说，在四年里很难被培养为“卓越法律人才”。一些高校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实践也能说明这一点:无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4+2”模式，华东政法大学的“4+2”、“4+1”模式，还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2+2”模式，上海交通大学的“3+3”模式［1］等，都将“卓越法律人才”定位在硕士层次教育。

(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下法硕教育的定位关于法硕教育，国务院学位办对各类法硕设定的培养目标分别是:全日制非法本法硕———“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4］;全日制法本法硕———“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5］;在职法硕———“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实践型、复合型、高层次的法务人才”［6］。比较这些规定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目标与要求，不难看出，两者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两者都强调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有机结合［7］，只不过后者更加明确强调分类培养，即强调根据不同实际部门的需要培养各类卓越法律人才［2］。

总之，笔者认为，法硕教育应该是体现“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目标和要求的主要载体。当然，这一计划也应当将本科阶段的教育纳入其中通盘考虑。

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下法硕教育培养的实践审视既然法硕教育是体现“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目标与要求的主要载体，那么目前高校法硕教育离该计划的目标与要求有多远?下文将结合湖南省几所高校近年来法硕教育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法硕教育的状况第一，办学已具规模。迄今，湖南省具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有四所，即中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2008－2010年各法学院法硕招生总数分别是:湘潭大学504人、湖南大学590人、湖南师范大学383人、中南大学379人［8］。根据各法学院网站公布的师资队伍情况，具有指导法律硕士生资格的高级职称教师(限全职，下同)数分别是:湖南大学45名［9］，湘潭大学54名［10］，湖南师范大学43名［11］，中南大学29名［12］。2008－2010年高级职称教师每年人均新增指导的法硕生数分别是:湖南大学4.4个，湘潭大学3.1个，湖南师范大学3个，中南大学4.3个。如果算上每个导师每年指导的法学硕士生，这些比例将会发生变化。仅从2010年各法学院招收的法学硕士生来看，招生数分别是:湖南大学60人，湘潭大学171人，湖南师范大学91人，中南大学59人;高级职称教师与该年法学硕士生的比例分别是:湖南大学1∶1.3，湘潭大学1∶3.2，湖南师范大学1∶2.1，中南大学1∶2。这样总体来算，各法学院高级职称教师每年人均新增指导的硕士生数均在6人左右。三个年级的硕士生加在一起，各法学院高级职称教师人均指导的硕士生在18人左右，考虑到每个教师每年还要指导本科毕业生或博士生，应该说，指导数量已基本达到教师精力的极限。如果要培养“卓越法律人才”，各校应采取措施提高师生比。第二，分类培养模式初显［13］。

目前，各法学院除了针对法本法硕、非法本法硕和在职法硕的不同情况，设定了不大相同的研修方向和课程外，尚未制定明确的分类培养目标和模式。但值得一提的是，湘潭大学依托法学院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14］，中南大学依托法学院成立了“知识产权研究院”［15］和“医疗卫生法研究中心”［16］，湖南大学开办“IT法律与知识产权”培养项目［17］，推行“学院与学院共同培养”模式，整合校内学科资源，以期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在对三类法硕生的培养上，中南大学和湘潭大学根据法律硕士的不同类型设置了不同的研修方向，如中南大学为法本法硕设置了宪法与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等六个方向，为非法本法硕和在职法硕设置了司法法务、政务法务、商事法务等方向。湘潭大学为法本法硕设置了刑事法、民商事法、行政与经济社会法等方向，为非法本法硕设置了金融财税法、中非法律合作、知识产权等方向，为在职法硕设置了司法与行政方向律师实务等四个方向。两校为不同的研修方向开设了不完全相同的选修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择业方向确定研修方向，选修相应课程。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则在选修课中提供了可供学生选择的学位方向课。第三，“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已具雏形。各法学院“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一是聘请法院、检察院、政府机关等实务部门的人员担任法硕生的校外导师，如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为每个法硕生安排校外兼职导师，并明确其职责，定期组织他们召开座谈会、见面会等。二是选派法学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如湘潭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选派教师到检察院、法院等部门挂职锻炼，中南大学也将选派年轻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三是鼓励和支持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中南大学还对全日制法硕生实行了较为特别的“双导师制”［18］，即“学习导师+论文导师”制，第一至第四学期，为每个法硕生安排一名学业导师;第五至第六学期，学生可以另选论文导师。之所以要为全日制法硕生安排学业导师，一是让他们尽快进入学习状态;二是让他们与法学硕士生平等享用教育资源。第四，实践教学环节全面展开。目前，各校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实践教学:一是开设法律文书、法律谈判等实践课程;二是模拟法庭训练;三是校外司法认知实习;四是强调课程教学中结合实务讲授;五是利用学校的法律援助中心开展诊所教育。各校实践教学途径虽然大致相同，但也存在一些差异。一是各校实践教学学分要求不一样，如中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对全日制法本法硕学生要求的实践学分与总学分的比率分别是:10∶65、18∶62(知识产权方向的为12∶63)、15∶70、6∶54;湘潭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对在职法硕选修实践课程的学分要求分别是8与15，而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对在职法硕生没有选修实践课程的要求。二是各校校外司法认知实习的时间要求不大一样，如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和湖南大学对全日制法本法硕学生要求的实习时间分别是4个月、6个月、2－3周。三是对模拟法庭训练和校外司法认知实习的要求宽严不一、规范程度不一。实践中，有的法学院还采取了一些特别的做法加强实践教学，如中南大学法学院通过与法院建立合作关系，双方共同选择一些有教学意义的案子在学校的模拟法庭开庭，将真实法庭审判引入校园，学生以旁听者的身份观摩庭审，给学生提供一个了解司法实务的校内平台［19］。

(二)法硕教育存在的问题近些年来，我省四大法学院虽然在法硕教育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存在以下问题，与“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仍然有一些差距。一是分类培养模式不够明确，办学特色不够明显。各法学院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三类不同的法律硕士，制定了不同的培养方案，并且有的法学院进行“学院与学院共同培养”模式的尝试，但总体而言，在针对不同行业法律事务的需求、结合各自学校学科优势，制定实施各有特色的分类培养模式方面，仍显不足，使得各法学院办学特色还没有充分体现。如有的法学院虽然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但在法硕培养方案中却没有充分利用本校的工科优势设置相应的课程，聘请本校相关学院的教师授课;有的法学院虽然与本校其他学院联合成立了“知识产权研究院”、“医疗卫生法研究中心”，但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培养相应方向的卓越法律人才，具体方案还未明确。另外，各法学院虽然聘请了实务部门的人员担任兼职教师，但在与特定实务部门的深度合作、联合培养上，还没有找到切入点。这些使得各法学院的法硕教育还难以“生产”出“品牌产品”或曰“特色产品”。二是校内教师实务经验尚待增强，校外导师兼职授课的制度尚未形成。目前，从各法学院师资的整体情况来看，校内教师实务经验存有不足，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各校都非常强调教师科研［20］，发表文章、获得课题的多少直接决定着教师的职称升等和岗位津贴的多寡，形成了不鼓励教师兼职从事实务的倾向，使教师必须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无暇积累实践经验［21］。各法学院虽然派了或将派一些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但能获得这种机会的教师毕竟很少，所以对教师队伍整体实务经验的积累作用目前尚不明显。同时，虽然各校也大都聘请了实务部门的人员做兼职教授或兼职导师，但由于对他们的责权利规定不明确，缺乏相关制度，兼职教授的作用仅限于偶尔作个讲座，兼职导师的作用仅限于提供实习机会，鲜有校外兼职教师定期讲授特定实务课程的情形，因而对各法学院整体师资实践教学能力的提升作用目前还不大。三是实践教学制度有待完善。各法学院虽然针对不同类型的法硕生制定了不同的实践教学方案，但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关于司法认知实习，由于法硕生一般都是自行联系、分散实习，但由于指导约束机制不到位，学生实习与不实习，随意性较大，实习效果并不理想;更主要的是，由于对实习内容、方式和目标等的要求不够明确，校外导师的责任心不强，有的学生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另外，法本法硕生在现有实习模式下进行司法认知实习与本科阶段没有什么区别。关于各校法律援助中心的诊所教育，由于缺乏经费、指导教师激励机制不完善等原因，还难以发挥其促进实践教学的应有功能。四是教学方法难以适应需要。目前，各法学院法硕生每门专业课的课时一般都比本科生相同专业课的课时少，教师要在更为有限的时间内讲完相应课程，必须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但由于各法学院不少教师要同时给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学博士或者法律硕士等不同类型、层次的学生开设课程，限于精力和现行的教学科研考评体制，他们往往难以针对不同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有的教师把法硕生当成本科生来对待，使用相同的教案，不善于利用学生多学科背景、社会阅历较丰富以及自学能力强等优势进行教学，结果只能通过减少教学内容以“完成”课程教学。有的教师把法硕生当成法学硕士生对待，仅仅讲授课程中自己深入研究过的内容，使得法硕生难以获得系统的专业训练。在授课方式上，有的法学院法硕生的专业课程基本上都是大班授课，学生相对较多，教学班人数最多的超过百人，因而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无法进行有效交流与互动。上述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法硕教育质量的提高，法硕生在就业市场上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优势，离“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全日制法硕毕业生，一方面，其法学功底可能不如法学硕士生深厚，甚至不如法学本科生;另一方面，实践能力比法学本科生也没强多少，而他们专业复合型的优势由于没有得到很好地培养与开发，一时还难以体现。

三、“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下法硕教育制度的完善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下完善法硕教育制度，实际上就是这一制度本身在其原定目标下的改革、提升与完善问题。结合我省法硕教育的实践情况，提出如下完善建议:

(一)进一步重视法硕教育，强化质量意识目前，我国各法学院法学硕士的招生规模有逐步收缩的趋势。同时，在当前和今后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在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教育的双重挤压下，法律本科教育难以继续占据法学教育的主导地位，法硕教育地位凸显应是大势所趋。有专家也曾指出，应逐步压缩法律本科和法学硕士教育，扩张法律硕士教育，使其成为我国今后实务型法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22］。截至2010年，我国具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学校已从1996年的8所增至131所，高校之间法硕教育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争夺有限优质生源，各法学院应进一步调整办学思路，高度重视法硕教育，将这一教育作为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考虑，办出特色、办出品牌。

(二)明确培养模式，突出培养特色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三种类型的法硕教育即法本法硕、非法本法硕和在职法硕教育将同时存在，考虑到这三类法硕生的知识背景不同，各法学院校可以在加强与实践部门、国外法学院校合作培养的基础上，实行不同的培养模式，突出培养特色。同时，应结合各校学科优势、资源优势，在培养适应不同行业需要的卓越法律人才方面下大功夫。对于非法本法硕，建议进一步借鉴美国J．D．(Jurisdoctor)教育经验，在三年基础学制的前提下，前两年半时间用于法律专业课程学习，压缩毕业论文的写作时间为半年，甚至可以取消毕业论文写作，将三年时间全部用于法律课程的学习，这样可以促使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夯实法学功底。同时，结合他们的本科专业尽可能多地开设不同选修课程供他们选择，使他们向专业化的卓越法律人才发展，如对本科学金融的，设置金融法、证券法、银行法等课程供他们选择;对本科学计算机的，开设网络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课程供他们选择;对本科学医的，开设卫生法、医疗事故鉴定等课程供他们选择。对于法本法硕，在两年基础学制的基础上，建议第一年时间用于在本校其他学院如医学院、软件学院、金融学院等选修相关专业课程，再花一年时间选修相关法律专业方向课程即可，不必写毕业论文。这种模式，既充分利用了所在学校的专业优势，更有利于培养适应各类实际部门需要的卓越法律人才，也避免与法学硕士培养模式混同。对于在职法硕，应重在法学理论素养的提升。

(三)鼓励校内外教师双向流动，锤炼“双师型”师资队伍法学教师尤其是部门法学教师应该像临床医学、土木建筑、软件开发等应用性很强的专业教师那样投身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积累经验。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所在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70余名教师大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经验来源于两种途径:一是在成为教师前，在法院、律所、公司、政府机关等单位已有较长时间的法律实践经历;二是在成为教师后，由于有学术休假制度和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在仲裁机构、调解组织等兼职从事法律实务。同时，学院还聘请了法院、律所、公司等实务部门中的160余名法律实务工作者担任兼职讲师(part-timelectur-er)，并定期承担特定的课程教学任务［23］。我们可以借鉴他国经验，适度淡化目前的科研“高压”态势，鼓励教师兼职从事实务，促使教师从教学科研型向教学实务科研综合型转变。同时，要用好用活校外兼职教授、导师制度，严格校外聘请制度，宁缺勿滥;协调、理顺与校外兼职教授、导师所在单位的关系;明确校外导师的责权利，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他们实务经验丰富的优势。

(四)完善教学方法，促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我国法硕教育是借鉴美国J．D．教育的做法开展起来的，但我们主要借鉴了他们的学制，对他们的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关注不够。美国法学院无论课堂教学(courses)、研讨式专题学习(semi-nars)，还是法律诊所教学(clinics)，都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比如课堂教学，学生课堂发言讨论的时间往往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研讨式专题学习则是在学生已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围绕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小班式的专题研讨、主题发言，教师只起引导作用。法律诊所教育则是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直接为真实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考虑到法硕生有较强的自学能力，我们可以借鉴上述教学模式与方法，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保证法硕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不过，我们还必须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如采取小班授课以确保学生有较多参与讨论的机会;采用科学的成绩评定体系以促使学生课前充分预习、课堂积极发言。

(五)加强实践教学，确保实践教学途径多元化、实效化目前高校实践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进一步加以规范与完善，使之更好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案例教学方面，要从政策上鼓励教师愿意多花时间去收集、选择、加工案例，确保教学过程中法学理论与实际案例的紧密结合。模拟法庭教学方面，应严格模拟法庭教学的时间、指导教师的任务和学生应达到的学习目的。司法认知实习方面，应注意与实习单位协调好关系，建立相关制度，明确学生实习的内容与目标，落实实习单位指导教师的责权利，保证充分利用实习单位条件提高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对于法本法硕，鉴于他们本科阶段已进行过校外实习，可以考虑取消。更需要加强的是法律诊所教育，这方面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值得借鉴，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开设破产客户项目诊所、联邦税法诊所、环境法诊所、移民法诊所、失业赔偿法诊所等15个诊所供学生选修，计入学分;它们70%以上的学生都选修了至少一门法律诊所课程［24］。我们可以在现有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增设不同类型的法律诊所，如行政法诊所、劳动法诊所、婚姻法诊所、知识产权法诊所、医疗纠纷诊所等，要求学生必须至少选修一门诊所课程;同时，应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有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参与法律诊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