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翻译伦理研究评述

摘要：国内有关翻译伦理的研究越来越丰富。本文就我国目前的研究成果做了三点总结：首先翻译伦理的概念界定研究颇多，研究核心问题基本一致；其次翻译伦理模式分类多样化，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地翻译策略；最后译者伦理的建设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并出现众多的译者伦理建设的研究。翻译伦理研究使我们对翻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平衡了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的关系。

关键词：翻译伦理；译者主体性；译者伦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3-0068-02

翻译活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从最初的诗歌翻译到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等，都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完善。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翻译理论研究也随之建立并受到学者的关注。对于翻译活动的实质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从人本层面来看，最起码涉及三者的意向：作者、译者与读者，可能还涉及到赞助人、出版商或批评家的意向，所以译者实际上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伦理网中；二是从文本层面来看，译作与原作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翻译伦理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指导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协调译作与原作之间因文化差异等因素引起的问题。西方的翻译伦理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翻译伦理相关的研究在西方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最初开展研究并使翻译伦理受到关注的学者是吕俊教授，与翻译伦理相关的研究从2005年开始逐渐丰富起来。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翻译伦理研究成果呈多样化，有对概念界定、翻译模式、理论特点等方面的研究，还有许多理论应用研究。本文结合已有的翻译伦理研究成果，论述我国翻译伦理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力图为今后的翻译伦理研究提供更多的建议。

一、翻译伦理的概念界定清晰化

自从20世纪80年代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第一个提出“翻译伦理”的概念到现在大范围的研究翻译伦理问题，何为翻译伦理这一问题得到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国内学者也曾对翻译伦理的概念进行过反复的研究。王大智从“伦理”和“翻译”这两个概念来界定“翻译伦理”的指涉范围，明确了翻译伦理研究的研究对象。他提出“翻译伦理”就是翻译行为事实该如何规律以及翻译行为该如何规范，它既面向翻译行为也面向翻译行为的主体。方薇则认为西方翻译伦理还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开放性研究，国内却热衷于对“翻译伦理学”、“伦理学研究途径”的系统进行建构。她分析了“规范”、“价值”、“准则”等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的核心内容有明显的“规范”导向，很少在“价值”、“德性”等方面有所论述。最后认为“翻译伦理”不等于“伦理规范”，将道德哲学、德性伦理学相关资源引入来探索翻译中真正的道德价值，以此关照职业规范的制订才是“伦理学途径”翻译研究最具潜力的发展路向也正是这个研究视阈的缺乏导致“伦理学途径”翻译研究始终无法“正名”，并且缺乏广度和深度。这一理论的提出为国内翻译伦理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杨荣广等对翻译伦理进行了批评式的研究，他们认为翻译伦理研究经过不断地发展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仍存在概念界定不清、体系构建方面不够完善等问题。从以上描述来看，目前国内对翻译伦理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他们一致认为国内的翻译伦理研究已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之一，并且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笔者则倾向于认为翻译伦理既包含了个人伦理，翻译职业伦理，还包括了译者的伦理、读者的伦理、赞助人的伦理等。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译者的伦理问题。总之，理清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方向和类别之后以及这些伦理之间的关系才有利于翻译伦理研究更好地发展。

二、翻译伦理的模式多元化

除了翻译伦理概念的研究，国内有不少学者关注了翻译伦理的模式研究。不同的翻译伦理研究模式意味着其代表的伦理思想不同，他们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也会有所不同。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曾将翻译伦理模式分为四类：再现伦理（ehics of representation）、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交际伦理（ehics of communication）和规范伦理（norm-based ethics）。在随后的研究中，切斯特曼进一步完善了翻译伦理研究并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由此他提出译者要保证互为异己的各方达成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Chesterman，2001）。我国的翻译伦理模式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王莉娜针以切斯特曼的四种翻译伦理模式为基础，从伦理学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力图为描述翻译学派提供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陈瑛在切斯特曼的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翻译伦理模式，即对等伦理模式（equivalence-based ethics）、功能伦理模式（function-based ethics）、对话伦理模式（ethics of dialogue）、规范伦理模式（norm-based ethics）和差异伦理模式（ethics of difference），旨在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陈瑛，2008）。翻译伦理的不同模式提供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所以不论是哪种伦理模式，他们都给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研究理论和基础。孙致礼教授也在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五种翻译职责：再现原作、完成委托人的要求、符合目的语社会文化的规范、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以及恪守职业道德。由此可见，翻译伦理模式的研究也为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翻译伦理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空间。

三、译者主体性日益凸显

在后现代语境下，译者的主体性逐渐受到大家的重视。译者不再是一个被动的翻译机器，而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翻译工作者。骆贤凤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在后现代语境下，译者的主体性受到极大的关注，人们开始提倡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也就是说译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仆人”、“隐形人”等。由此可见，译者的权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如何来规范译者的伦理问题，确保他在翻译领域形成拥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则成了当前翻译伦理研究的重中之重。主体和主体性属于哲学范畴，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因此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就显得尤为重要。译者的主体性与译者的伦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了译者价值观和道德素养的约束，译者的伦理观念决定着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好坏。彭萍在研究中发现有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语文本中不符合自己的伦理思想的部分会有意地进行删减或修改，使之符合自己的伦理思想。为了最大程度地树立译者正确的伦理观，发挥好译者的主体性，建立译者的伦理原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方向。骆贤凤教授根据现代伦理学的理论结合翻译实际对译者应具备的伦理原则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译者应具备诚信、责任、正义和规范的伦理原则。但其他学者对于如何规范译者伦理所开展的研究并不是特别多，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