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亚洲主义思潮的异变

本亚洲主义思潮的异变

文 张杰

1924年11月，孙中山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来到日本，并在神户发表了有关亚洲问题的演讲，这就是著名的《大亚洲主义》。孙中山特地提到1905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他为日本的胜利而欢呼：“日本人战胜俄国人，是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惊天喜地，发生一个极大的希望。”

孙中山的演讲为近代以来中日之间极为短暂和脆弱的友好关系写下了一个注脚。今人或许会嘲笑革命党人对于日本这个虎狼邻居的幼稚幻想，然而不可否认，以“中日连携”“振兴亚洲”“共同抵御西方列强”为追求的“亚洲主义”（又称“亚细亚主义”）思潮确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真实存在于许多日本有识之士的心中，但这种思想又是如何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是中日关系史上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抵御西方列强 寻求亚洲同盟

“亚洲主义”的思想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就萌发了。日本是后进的工业国家，近代拉开帷幕之时，即与西方列强发生激烈冲突，被迫打开国门，和中国一样倍受压迫。严酷的现实，促使日本将民族独立、反侵略作为时代主题，并试图与亚洲周边国家联合。这可以说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出现的原因。

“尊王攘夷”是日本明治初年的重要口号，攘夷（反抗西方侵略的思想）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亚洲主义最初锋芒所向，主要指向西方列强。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主要宣传的是“亚洲同盟论”。与此主体理论相关的，则有抵制西敌论、日中提携论、亚洲连横论、日本责任论等。

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胜海舟较早倡导“亚洲同盟论”，主张唤醒亚洲，起而抗击西方侵略。1863年，胜海舟在日记中写道：“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广为游说”，说明亚洲联合，建立亚洲同盟的紧迫意义。胜海舟认为在西敌东侵的紧要关头，“亚洲生存”实为重要。他在《解难录》一书中提出：宜由日本、中国与朝鲜结成三国同盟，“合纵连衡横以共抗西洋”。

日本虽是亚洲最早积极汲取现代文明的国家，但在19世纪下半页还称不上强大，许多人将亚洲诸国的危机视为日本的危机。如1874年刊于《朝野新闻》的《东洋的气运》一文所言：“印度与土耳其正受着英国的制压，东南亚缅甸等国徒有其版图，仅保一丝气息而已。其邦独立危殆，如风灯残烛。越南作为中国的藩篱，现已落入法国手中。中国困难重重，无可名状。观今日之亚洲，无疑已陷极端悲惨之景。视将来亚洲气运，不吉之兆，也已迫在眼前。”

可见，早期的亚洲主义思想有着“合纵连横”的策略考虑，许多的日本报纸也普遍认为，日本与亚洲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他们解说亚洲迫于侵略，沦于水火的实况，试图警醒日本：亚洲气运衰微，一旦成为西方属国，日本也将同样遭殃，宜与亚洲结为联盟，相互支持，这才是日本最善国策。

亚洲同盟论非泛泛而谈，所谓同盟者，所指对象为谁？当时满清虽国势日渐衰微，然而日本当政者与思想界知道得很清楚，庞大的中国仍在东亚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在谋求抗御西方之际，与中国关系的处置，直接关系着日本的根本利益与国运走势。

追求一个文明亚洲

中国知识界普遍将“亚洲主义”视为日本侵略亚洲的遮羞布，甚至认为日本人对清末中国革命的支持是一种居心叵测的行为。王芸生在《日本对辛亥革命之操纵与干涉》一文中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日本对华之一贯政策，为煽动内乱，破坏中国之统一。清末之排满革命，日本实援助之，助款济械，历有年所。然彼非同情中国革命，其真正目的，系欲中国长久分裂，彼可坐收渔人之利。”

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是毋庸置疑的，但却不可不加区分地一概而论，否定早期亚洲主义者的“良心”。

如何结成亚洲同盟？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思想者们也曾纷陈己见。在这方面提出具体且详细方案者要数著名思想家杉田鹑山。他开出一剂自以为可疗救亚洲沉疾的药方，即所谓“兴亚策”。他指出，亚洲奋发振作由弱转强是亚洲的生路，也是日本的生路。他觉得日本与亚洲都需要一个大改革，大改良，并将亚洲的振兴与“大势转变”作为日本成功的先决条件。

杉田鹑山还强调，要将亚洲联合由空想变为现实，需要建立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上“同质”的亚洲。经济的强弱悬殊、“文明开化”的进步与迟滞、政治制度优劣的不相同一，是阻碍亚洲联合的内部原因。他主张亚洲弱国当在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追求进步，当世界东方出现一个文明亚洲，亚洲真正联合就为期不远了。可惜杉田鹑山的理想愿望，在此后的岁月里并没有被日本的统治者所采纳实践。杉田鹑山的“兴亚论”甚而被用为对东亚施行侵略政策的理论借口，终被异变为“侵亚论”。

曾根俊虎是“兴亚”思想的另一个代表。他曾在日本海军任职，中法战争之后，其思想发生变化，“认为日本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固然无可厚非，但应建立在与亚洲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为此，曾根俊虎在1886年上书伊藤博文表示要做一个“兴亚家”。他积极促成振亚社的成立与创立兴亚会，把思想变为行动。

主张“支援革命”的宫崎滔天是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在他看来，日本的社会变革少不了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由此才能阻止欧美的侵略并进而推动整个世界的变革。孙中山数度亡命日本，都得其倾力相助，二人成为挚友。宫崎为孙介绍了日本政界相当有影响力的犬养毅等人，并帮助孙中山建立同盟会，还数度参与孙中山发动的革命，从军火筹备到作战方略的制定，甚至于亲临前线，数度涉险。

亚洲主义的右转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清王朝舰队全军覆没，台湾因而被割让，这对中国人的精神打击更甚于鸦片战争中败给西方列强。泱泱天朝，竟然一夜之间败给了历来被轻视甚至被藐视的东夷岛国。

然而，这次战败之后，中国与日本却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呈现出旁人难以理解的特殊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实际充当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大本营”，无数青年奔赴日本，探寻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的奥秘。即使是保守的满清政府也在“新政”中以日本为蓝本谋求变革。

从日本方面而言，甲午战争却成为“亚洲主义”思想的转折点。随着国力的日盛，日本不再尊崇中国，日本优越论逐渐抬头，以致“大陆政策”完全走到前台。

日本优越思想在《兴亚策》作者杉田鹑山的论著中就有流露，他倡言日本在亚洲有输出先进文明以启后进的责任，提出所谓文明输出论。他游历中国后“痛感”中国人“毫无忧国忧民之心，也无利国益民之心”，说有“对清国人进行教育的必要”。

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亚洲主义的性质发生转变。部分知识分子面对西学盛行、传统衰微的状况，要求回归“亚洲”，倡导“日本主义”的“国粹派”由此登台。这一波“回归”传统的思想潮流，终使日本“现代”思想夹杂大量旧思想的残余，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刻有封建印记最深的现代工业国家。

因此，日本在亚洲文化“复兴”过程中片面强调本国的“先行者”作用；主张日本文化绝对“优越论”，堕入狭隘文化民族主义的泥沼而不可自拔。这一切，连同日本战略亚洲主义中的“日本责任论”与“亚洲解放论”，加上福泽谕吉“脱亚论”思想影响，催使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右转异化与可悲的变数，演化为亚洲侵略与“大陆政策”的文化理论源头。

1938年日本首相近卫主张建立“东亚新秩序”，发起所谓“东亚联盟运动”，使侵略性的亚洲主义全然浮出水面。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亚洲主义又被“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所利用，鼓吹当时战争乃是一场“黄色人种革命”，而日本则俨然成为“解放亚洲”的“救世主”。亚洲主义最终也仄入失败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