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摘 要 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社会文化及时代背景对语言有着不同的影响。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所造成的语言差异的罗列；第二部分则论述社会文化影响觉得人类思维进而影响到语言的具体过程；最后一部分则会谈到研究结果为我们带来了哪些启发。

关键词 语言学 语言决定论 跨文化比较 文化 思维 语言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ulture to Language

ZHOU Zhi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Language and culture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socio-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language have different effect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listing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caused by the languag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that human thinking thereby affecting the language of the specific process； final part will talk about inspiration results brought to us.

Key words linguistics； linguistic determinism；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culture； thinking； language

美国的语言学家萨丕尔及其弟子沃尔夫首先提出的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设：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指出语言模式决定思维模式，甚至暗示语言先于思维。这个假设给了笔者一些启发：因为笔者在很大程度上对此并不认同，作为“形式”而非“实质”的语言，其存在性并不决定人的思考思维的存在性（它们间虽然有相关性）这就像数学符号不决定数学逻辑的道理一样，作为符号或者说“形式”它终究是一个载体的体现。相反笔者认为，语言模式是由人类的思维模式所支配的，而人类的思维模式又是因其各种周遭环境和经历，即社会文化而形成的。于是笔者假定它们三者之间有这样一种内在关联：社会文化—思维—语言（社会文化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语言，当然它们之间会有反向的影响，但所谓“决定”的关系则是从上依次向下）。这也是本文章对下面各个问题探究的一个理论基础，当然因为它是一种假设，所以在文章的中部，也会力图对其展开一些证明。

1 不同社会文化下的语言区别举例

1.1 中西方文化对语言产生的不同影响

Boy/girlfriend：

汉语中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一词一般是指的青年人的男女朋友。但对其对应的英文单词“boyfriend” “girlfriend”在英美等过人的概念里则是全年龄段的。例如在这个句子里：“My boyfriend has got heart attack for years” 此处的语境中，这位“boyfriend”很有可能是一位中年或中年以上的男士。而在中国，此类情况则很少见，一般中年的未婚情侣对对方的称呼则不会出现“男朋友”“女朋友”这两个词。这种现象的差异性，是一定有文化差异性的原因的：西方文化中，对于将自己或他人老化的言行是非常介意的：对boyfriend/girlfriend的用词上的选择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再比如我们很难看见在西方国家里有人提倡在公车上主动搀扶老人或者为老年人让座位，因为这种行为在其眼中可以直接被理解为“你老了，需要我的帮助”所以若不同国家的人只从自己的文化语言角度出发去理解他国的语言，则交际中就难免产生误解了。下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因为不能准确理解本土人对英语使用的意思而导致的严重后果：1992的万圣节，一名在美国留学的16岁日本留学生因为误入一当地农民家中而被枪杀，当时他没能听懂美国人口语中的“Freeze”即：不许动。该词的这一层含义尤其容易为第二语言习得者所忽略。但在美国人的直觉中，当听到“freeze”他们则会立刻理解为“不许动”。

1.2 历史变迁对语言的影响

语言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变更，它们主要增是词汇或表达法（包括旧词新用），也会出现对低频词的淘汰现象。下面将列举出一些美国主要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新词组和表达（多是伴随着新的社会现象的产生而出现的）。

Single-parent family （由未婚女子和孩子组成的家庭）

Gay/Les parents （男/女同性恋父母。孩子一般为人工受精或收养得来）

Teen mother （未成年母亲）

HIV positive infants （出生即HIV呈阳性的婴儿）

Cocaine baby （因母亲吸毒而被受影响的婴儿）

Same sex marriage （同性恋婚姻）

我们再来看看：“小姐”一词在汉语中在不同时代的使用情况：它旧时的用法是“有钱人家里仆人称主人的女儿，这可以看最是一种敬称的用法。自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小姐”这一称呼除了在外交场合或街道港澳台同胞时作为尊称之外，基本上是作为一种蔑称。改革开放以后，“小姐”又被用作敬称，在全社会传播，通行开来，并成为《国家公务员手册》中指定的礼貌用语。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木器开始，某些地方把提供的女性也成为“小姐”，这就使“小姐”一词含有了一些贬义色彩。在某些场合“小姐”甚至成为需要避讳的一个称呼（摘自《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P131）。

以上两类例子是较为典型的语言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例子。

1.3 物质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英式英语中有很多海洋相关的谚语：a drop in the ocean 沧海一粟； plain sailing 一帆风顺； between the devil and deep sea 进退两难；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究其缘由，这种现象应该离不开英国的地理环境：英国四面环海，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岛国，所以人们的语言当中大量出现以海作为比喻的例子就不足为奇了。而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汉语中的不少成语熟语则与农业以及周边有所关联：“瑞雪兆丰年”，“枯木逢春”，“斩草除根”，“解甲归田”等。

还有一类情况也比较典型：即有些物质文化并不分别同时存在于不同语言的社会里，因而在语言翻译上往往用音译或者近义词来代替。例如Sofa—沙发 beer—啤酒 T shirt—T恤；旗袍—qipao 饺子—jiaozi 。于此情况相近的另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种现象，不同名族在不同文化下对其理解不同。例如：汉语中的“红茶”对应到英语中则变为了“brown tea”或”Black tea”。

1.4 不同的宗教文化对语言产生的影响

语言也能反映出其社会所受的宗教影响：英国一直以来受着古罗马和古希腊以及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因而英语中存在大量诸如as old as Adam“很久很久以前”（亚当为最早的人类）not to know someone from Adam 译作“完全不知道是谁”“（亚当作为第一个人类，所以没什么人具体知道他是什么样儿）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译作（自助者天助）等习语。类似的，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汉语里也开始涌现出与其密不可分的习语，例如：“回头是岸”“大慈大悲”“不看僧面看佛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等等。

宗教文化的差异也影响到了跨文化的交际。比如：afterlife一词被中国人译为“来世”，其中的隐含逻辑在于人的生死轮回。但是基督教中并不存在轮回一说，因此该词的本意应该是“人死后的那一段时光”再比如：基督教和佛教文化中的“魔王”分别是“撒旦”和“阎王”，而这两者之间则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的例子，即：中国人的“龙”和英语中的“dragon”。当年在“亚洲四小龙”这一说法被翻译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转换喻体的情况：“four Asia tigers”

2 社会文化对语言现象影响浅析

前文已经提到社会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大致为：社会文化——思维——语言这样的顺序。首先，不同的文化背景会使人对相同或不同的客体产生不同的认识，即主导了人们的思维（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概括和反映，它是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影响人们思维层面的文化因素可以大致分为这样两类：

（1） 地理及历史性等差异（非人为主观因素的）；

（2） 社会组织形式的差异（人为主观因素产生重要影响的，例如：家庭，学校，体制等）。

中国的传统教育里很注重培养个人的大公无私，忘记国家，忽略他人，或是注重个人存在的意识往往很不被认同。儒家教导它的子弟尊重服从师长，它创造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五大伦理关系，在中华文化中几千年的时间里，这种关系确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控制着每个人的行为，因而保障了社会稳定的秩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该名言准确地道出了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教育里的过渡以及“整体优先”的价值判断。“大河无水小河干”也很形象地描述出传统中国观念中对于个人与集体与社会的关系，它示：集体权利和社会权益是高于个人的。

相反，西方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为先导的社会。因为该处的文化首先强调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要务并不是为国家或者家庭带来荣誉。这点也反映在了对下一代的教育上，老师更加重视学生的需要和愿望，而非社会或家庭的责任。美国文化中的“自由”其实就等同于中国人过去所谓的“个人主义”。美国“独立日”的存在就是为了纪念美国人这一最高向往“自由”，由此可见，西方文化里“个人”的概念是比较接近于“独立的个体”，而中国文化里的“个人”则是一定要依附于社会或者集体的。因此这两种社会文化下所形成的价值判断的差异性就很明显了。

这种中西思维差异由文化的影响，反映在语言的使用的差别上的例子很是常见。语言的结构方面，汉语习惯从整体到部分的排列，而英语则相反，往往是从部分到整体。比如在行文时对汉语中表示时间的“年-月-日”这样的顺序，英语中往往会处理成“日-月-年”的排序。在地点描述时也有类似的区别：汉语的排序方式为：国家，省，市，区，街道，人名，即从大到小，而英语则完全反过来。

同样，在行文选题的偏好上汉语作者喜欢宏观大气的选题，往往喜欢讨论宏观经济，国际政治等。而英语文章的选题，往往从具体的现象和实力开始着手，以点代面。有些博士论文甚至会对英语中的冠词或者动词的-ing形式进行着重讨论。

以上便是中西文化思维中关于个体与部分的不同观念引起不同语言现象的例子。

下面我们再讨论汉语使用者和英语使用者的逻辑分析层面的语言偏好区别：“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分析思维，崇尚理性。语言学家认为使用拼音文字的群体偏重于分析思维方式。‘在拼音文字中，拼音首先要知道语音的要素，并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语音符号。这就需要对语言具有较高的分析、概括的抽象能力。’‘这促进了拼音文字的人们理性思维的发展。’同时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生活节律快，流动性强。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直线思维的文体思路往往成为作者首选的文章组织方式。”（引自：《背景思维对语言的影响》 于光）西方人这种理性的分析思维也充分地反映在了其语言方面：我们甚至可以注意到，西方的非写实性的文学作品中易非常注重前后的逻辑性和设置的大环境与前提下的合理性。

“‘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论点从逻辑上推断是正确的，那还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论点应该符合人的天性。’受这种传统的文化的熏陶，人们在处世上信奉的是孔孟的中庸之道，强调和谐。在伦理上表现为顾全大局。汉语言的文化影响并形成了生活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的群体的思维趋势。在语言中表现为表达方式含蓄，不求一目了然。汉语言学家认为写作的最终目的是让对方理解你说的话，认同你的观点。因此，要选择恰当的说话或写作的方式，从而取得理想的效果。婉言就是汉语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方式。”（引自：《背景思维对语言的影响》 于光）如果一个人是聋子，合适的说法不是“他是个聋子”，而是用“他的耳朵有些不好使”这种委婉的表述。含蓄委婉是中国人的语言特点。

3 启发

“一个正常的小孩不仅知道一个句子是否语法正确，而且知道它使用得是否妥当。要解释这个事实，我们可以说，他/她已经掌握了这种能力，即能够判断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能说，跟什么人说，说什么，在什么地方说，用什么方式说，等等。”（海姆斯，1971）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用这样一个浅显但恰到好处的例子阐释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人的语言交际能力包括两类：一种是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另一种是社会文化意识能力（Socio-cultural competence）。所谓语言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词汇，语法，语音这些方面的综合知识与能力，它可以保证我们行文说话的正确性。也就是以上引语中所谈到的“知道一个句子是否语法正确”而社会文化意识能力则指的是“能判断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能说，跟什么人说，说什么，在什么地方说，用什么方式说”的能力。语言使用者的这两种能力的综合加成便形成了所谓的语言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因此它们对于一个合格的语言使用者来说，缺一不可。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英语教学中，学生的语言使用规范方面（语言能力）被给予了过分的关注，相形之下他们的社会文化意识则被完全忽略了。这样一来学生的语法正确性，发音的纯正得到了很好的提高，但是他们在实际交流的情形中所表达的英语却往往不合乎英语的使用规范，更谈不上自如地道地使用英语了。当然我国广大的英语学习者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往往无法完全置身于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之中，因此他们无法形成对英语的准确的感性认知。这就为英语老师和第二语言教学的老师在将来的教学活动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们在语言的交际中会下意识地使自己的语言符合所使用的语言的语言规范。由此，我们的语言表达会毫无疑问地受到社会文化的约束和规范。而不同的社会及其文化间犹如在前文所分析列举的，会因为不同的社会组织，文化渊源，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等原因而相异。自然地，不同社会下的语言规范也大相径庭。例如：英语和汉语使用者在提出请求时也不尽相同。下面来看一组实验结果的统计：“根据笔者的调查数据，在两百个中国人提出的请求中，有一百二十四个是先说明请求的原因，然后再提出请求；而在一百八十个英国人提出的请求中，有一百一十三个是先提出请求，然后才附带说出请求的原因。”（摘自《谈谈社会文化对语言的制约》林筝）由此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人和中国人在向他人提出请求时的语言顺序的规范是完全不一样的：英国人习惯先入主题，直截了当，而中国人在此时则委婉得许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若是不了解彼此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别，则英国人很有可能认为中国人在提出请求时有太多不必要的啰嗦；中国人则或许会认为英国人不懂礼貌，缺乏教养。

4 结语

语言与文化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这是一段精妙的比喻，它准确地刻画了语言及文化间的一种关系：反映与被反映。本文着重论述了这种反应与被反应是绝对性和相对性；还有它主要体现在的方面与领域；（包括形式）以及其具体的内在相互影响和联系的逻辑。笔者认为，这一系列很值得深究，因为该理论既涉及到各种有趣的语言现象和不同文化生态的因果联系，又具有实用价值，特别是在外语教学，翻译实践以及跨文化交际交流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