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论文范文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婚姻家庭、女性性伦婚姻、家庭、女性、性伦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梁景和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均以婚姻、家庭、女性、性伦等问题为切入点，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姊妹篇。前者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化观”予以重点考察，指出“个性主义”“就是主张和强调个人具有自由、平等、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强、自尊、自我、奉献、义务、奋斗、享受的权利”。作者不仅揭示了它在近代中国演变的源流，而且辩证地明确了“个性主义”在人类精神进化中的核心意义。有人指出:“作者采用重构历史现场的方法，引用胡适、梁启超、蒋梦麟等人的言论，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个人命运和家国盛衰相互依存这个等式。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见，从而还原了历史真实。”后者通过对人人平等、个性解放、生活幸福感等价值的关怀和探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以期让读者从理性上感悟那个时代。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一书从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互动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北京市不同职业群体择偶模式、婚姻确立方式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北京市婚姻文化的嬗变主要体现为:“民众从服从家庭权威向服从国家权威过渡;家庭内部权力从家长向个体成员过渡;男女两性的社会权益和婚姻权益从不平等逐渐趋向平等;人们婚姻文化观念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过程。”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作者借助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充分运用第一手的口述史资料，试图用“民众的声音”表述民众的历史记忆和感受，努力将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联系起来，解释社会结构变迁中婚姻文化的传承和演变。

2.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问题。罗检秋在《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研究中，运用多元丰富的史学资料，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了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替和互动，条分缕析地揭示了人伦观念转化为社会礼俗的过程。作者认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容同异互见，两者既有差异性，有些内容又不能决然两分，精英文化蕴含了大众文化，反之亦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某一时期畛域分明，但经过漫—53长的历史演变，其属性可能发生转换;两种文化与正统、异端的关系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文化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其地位便有正统与异端之分。”导论娱乐生活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女性走进演艺界，直接参与大众娱乐，影响大众文化的发展是20世纪的新现象。姜进等著的《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聚焦“女性与演艺”这两个20世纪上海城市文化空间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搭建了由女性主义史学、大众文化史和文化的社会史这三种视角和方法交叉构成的总体框架，通过对20世纪上海都市文化和现代城市公众空间的性别和阶层问题的探讨，对上海都市大众文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作者发现:“上海大众文化的女性化特征十分明显。从民国初的女子文明戏，到旦角和女演员先后在越、沪、淮等剧种中成为台柱，再到全女班越剧的兴盛，这些都是中国女子社会地位和角色变化的一个突出体现。”

3.国家、社会与文化文化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中介。韩晓莉的《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以山西乡村社会影响广泛的秧歌小戏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百年来民间戏曲的变迁过程进行考察。20世纪以来，以秧歌小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经历了一次次的改造，作者认为:“戏曲改造的背后是政权力量以文化为中介开展的社会改造。通过对小戏改造，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进而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领导。”在梳理时代变革下秧歌小戏变迁轨迹的同时，作者尤其注重揭示文化背后各种“关系”的调整，这样的研究思路恰恰体现了社会文化史所强调的从社会的层面考察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的学术追求。突出文化的能动性，重视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不仅会为社会事象赋予文化意义和内涵，避免研究的“碎化”，也为社会史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茶馆是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公共空间。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把茶馆视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并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使读者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正如作者所言“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所以《茶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茶馆的关注和研究，它更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日常生活的。另外，黄东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一书对抗战时期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的统治“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探索，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

4.书院、教育与社会书院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书院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肖永明在《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一书中，广泛吸收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对千年书院进行全面地透视，将书院这一特殊的文化教育组织，放入社会大系统之中进行研究，以进一步认识书院，了解书院制度的特色、地位、功能，进而对千年以来书院的历史进行了立体、宏观的研究。可以说“该书是近年来书院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创获之一，也是人们认识书院文化最佳读物之一”。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作者杨才林认为，社会教育是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对应的教育形式，对个体实现社会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本书探究了民国时期新式学校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病:“教育制度多抄袭;教育不脱科举精神;学问不求实用，毕业即失业;新式教育都市化，对乡村无所增益。”16那么，为了培养“新民”，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政府和社会团体推进社会教育三十多年，其间开创了哪些事业?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成效如何?本书都一一做了解答。

5.疾病与文化梁其姿教授的新著《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疾病医疗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力作。作者将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用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给一直以来为欧洲经验所左右的现代化叙事提供有益的替代，从而实现中西学术的对话。梁著出版后，凯博文(ArthurKleeinman)、艾尔曼(BenjaminA．Elman)、班凯乐(CarolBenedict)等著名学者纷纷为其撰写书评，刊登在不同领域的权威杂志上。杨璐玮和余新忠结合已有评论“将该书置于中国的学术背景下，对其中一些内容予以重点介绍和评论，藉此彰显该书的价值、意义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进而就如何书写中国的疾病史问题作一探讨”。除专著外，五年来出版了一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编著。主要有梁景和主编的系列社会文化史学术辑刊，包括《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社会生活探索》《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和刘永华主编的《社会文化史读本》等。《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录用研究性学术论文的篇幅长短不限，比如第二辑收录的《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一文约有15万字的篇幅;二是注重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已经出版的4辑当中，共收集了20篇学术论文，其中18篇是研究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生活的，甚至有一篇是研究21世纪最初12年的婚姻问题。本书旨在推进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为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提供借鉴和启发，鼓励人们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和《社会生活探索》均属于交叉学科学术辑刊。为博采众长，进行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组织了系列学术讲座和沙龙活动，邀请历史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多位学界精英进行讲座，并将讲座内容整理为《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进行出版，以加深研究者对社会文化史的多角度理解。同时，作者认为社会生活就是一个应该从多学科视角，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综合探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具体领域，基于这样的理念，编写了《社会生活探索》系列辑刊。《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的内容主要是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普通百姓与基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该书以“访谈录”而非“口述史”命名，是因为编者认为:“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这四辑访谈录主要包括: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医疗卫生制度，“”时期家庭政治化，个体生命史，1949年至1966年北京地区婚姻文化变革，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娱乐等文化变革的采访。随着时间的推移，访谈录的史料价值会越发的突显。刘永华认为，“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结合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基于这样的认识，编写了《社会文化史读本》，该书按主题分成五编，即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感知和空间及其他，基本涵盖了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论题。为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进展，编者特地编辑了“延伸阅读”论著目录，并作了简要的批注，是一本初学者入门的必备读本。

二、新层面的理论探索

1.注重理论的本土化探索针对目前学界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相混淆，或者偏重于借鉴西方“新文化史”而忽视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发展脉络的现象，李长莉撰文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社会文化史与西方“社会文化史”的异同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提炼和概括，并大胆预测了社会文化史未来发展的大致趋势。而罗检秋的研究除了对中国社会文化史进行回顾外，对欧美“新文化史”的研究现状和问题也进行了进一步剖析，并从本土史学的发展角度出发，提出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对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的特色。刘志琴指出，社会文化本身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从生活日用中提升概念，是中国人思维的特征。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从这一视角出发，刘文揭示了要从本土资源中来建构社会文化史理论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2.注重研究方法的反思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社会文化史理论探索的关键。社会文化史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这些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况描绘出来，研究社会文化史一定要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而不能仅仅局限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低浅层面。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是关注于这些生活现象背后所孕育的“文化”含义，既要研究社会生活，还要研究其背后隐藏的社会观念，特别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之间的互动。社会文化史以生活为中心，要发掘另一个中国形形的民众生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梁景和通过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几对重要概念的辨析，论述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意识下对社会文化史的发展进行了理论思考，指出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有一个辩证的眼光，如对常态与动态、碎片与整合的辩证理解;要了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如对真实与建构的研究;要抓住当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如对常态与动态的研究等等，通过对概念的辨析力图厘清一些模糊认识，以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产生一些共识。由于社会文化史关注下层，注重大众文化的研究，致使“碎片化”问题严重。李长莉在《“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中，对微观研究、“碎片化”与新兴史学的伴生关系进行了论述，阐述了“碎片化”症结与新兴史学方法论困境的问题。重点论述了矫正“碎片化”的方法论路径“实证”与“建构”这一主题，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实践这一主旨的学术路径，指出“我们需要不断探索适于新兴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的深入发展”。

3.注重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可以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另辟蹊径。梁景和和常建华在这方面做了新的努力，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梁景和在《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一文中，提出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并对生活质量的概念以及研究生活质量的价值、内容和问题等作了全面的论述，详细介绍了宏观微观、综合解析、感受想象等六种研究生活质量的具体方法，并指出这些“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运用上可能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我们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和认识要具有这样的辩证分析态度”。日常生活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常建华撰文阐述了西方新文化史中的日常生活研究，指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虽然中国社会文化史在日常生活史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在西方新文化史观照下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应把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三、结语

以上从近五年来的学术活动、学术著作和理论探索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反映了五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现状，透视出这几年社会文化史炽盛与深入的发展态势。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注重国际交流，在研究内容上，婚姻家庭、女性性伦、教育医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国家与社会等等，依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明显;在研究时间上，研究时段的后移现象突出，部分大胆的研究者已经将研究时段推演到2012年;在史料运用上，呈现多元丰富的特点。同时，有关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索仍是重中之重，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在深入发展的情状下，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学术局限:其一，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对接不够。在实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怎样把理论探索与专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还要做进一步艰辛的努力。其二，学术研究的重镇寥寥无几。在国内应当有更多的学术团队来从事社会文化史的学术研究，现在看来，这样的学术团队数量还比较少，这与社会文化史研究蓬勃快速的发展不成正比。其三，以往谈及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以及典范的研究专著等问题还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需要进一步下功夫而有所建树。总之，五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成绩与问题并存，希望在未来的若干时间内，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能够出现更为令人兴奋和欣慰的新气象。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文化宫是公益性文化设施，也是提供公共性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机构文化宫的基本职能在于它的公共性，建立的根源在于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以人为本”“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原则。所以文化宫必须坚持向公众提供展览、娱乐、教育等文化服务，要以建设市民文化活动中心为目标导向开展引导性的公共文化活动。文化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点，也是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机构文化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职能类似于学校，是精神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点之一。它首先具有培训服务的职能，就是常见的举办各种培训、讲座、展览等。二是文化宫具有组织职能，即组织比赛，例如绘画、书法大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可有效的定向性凝聚不同人群，起到定向传播、文化惠民的作用。三是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职能，不但要担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抢救、保护工作，还要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及公益性学术探讨等活动。

二、当前文化宫经营管理的管理创新思路

1.财务管理平衡控制管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绝对集权和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都是极其少见的，为了保障经营业务的开展，绝大多数经济体的财务管理模式都是处于二者之间，以财务平衡的控制模式居多。文化宫应主抓关系文化宫的生死存亡和可能对文化宫经营实体具有战略影响的重大事项与交易实行集权性的财务控制。抓大放小，对于文化宫经营体发展战略与核心竞争、以及在预判中未来对于文化宫经营体发展的影响等小的事宜，可以在文化宫经营实体的统一调控和指导下来实施财务分权控制。具体的做法就是，文化宫只对收支预算与经营业绩如何评估、财务经营总监的任免以及重大投资事项等重大财务决策进行严格控制和预审核，将文化宫经营实体的较低限额投资和微小费用开支、经营收益的奖金如何分配、下属经营单位职工的工资具体发放等的决策权力交予文化宫各下属经营实体或分属部门，文化宫只对经营实体或分属部门实行必要监督与检查。实施财务的平衡控制将有利于文化宫整体财务的目标实现。文化宫下属经营实体或分属部门在审核划定的允许范围内实施自主的经营并自负经营后果，以及对经营服务的模式自行决定，都将有利于在经营管理中体现文化宫的主体独立地位，也对文化宫下属经营实体或分属业务部门经营者真正起到激励作用，同时也可充分提高承包经营者与职工的创造性、责任感、积极性。

2.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文化宫应充分将实际情况与管理要求相融合，从财务与资金的管理体制、固定资产与成本费用管理、利润与利润分配的管理、会计核算、财务成果的预测与考评考核等方面全面入手，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类别，不断进行优化完善和补充，从制度上实施规范管理，靠制度管人。同时，要充分发挥经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健全的以财务考核为核心的经营管理体系。要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控制职能，实施检查监督，全面提高考核与检查的力度，通过量化财务数据来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对各个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预警式监控，降低或避免经营风险。总之，文化宫要创新管理模式必须与目前行政管理模式体制分离，充分的做到“政事分离”。政府主管部门要由具体参与向宏观指导转变，最大限度的激发文化宫经营体的独立法人的活力与动力，让文化宫能够行使应有的自利并自觉提升服务的水平、自发的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独立的处理事物和承担责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文化宫转变运作的模式指明了大方向，通过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确立以财务考核为中心的控制体系，让群众广泛的参与文化宫各种文化管理工作，将是文化宫经营实体发挥自主运营的活力强有力的措施。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过程性评估，又称为对学习过程的评估，对应终结性评估或对学习成绩的评估。前者是指通过控制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使之最终达到期望目标，并消除学习者现有水平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差异。同时，过程性评估还通过对话协作以及学习者的学习反思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相比后者，有研究表明过程性评估有效地促进了学习者的标准化测试成绩。社会文化理论对过程性评估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我调整自我调整

是过程性评估中的核心概念，是指学习者通过目标设定，对自身认知行为进行控制和调整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是过程性评估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而这一概念与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理念不谋而合。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发展学习者的自我调整能力，使其能够实现自我教育。”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学习者经历了一个循环往复但又曲折上升的过程。首先是规划阶段，需要对任务进行分解，设定目标及相关行为。其次是实施阶段，对自身的行为、动机进行操控。最后是评估阶段，接受来自他人的反馈并对此进行自我反思。这一过程体现了社会文化理念，即在学习者设定学习目标以后，教师或有能力的同伴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支架，具体体现为形成性反馈，对学习者的行为进行即时评估，并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通过其他人对自身学习行为的调整以及自我反思，学习者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特别是能够自我教育和自我评估。而学习者将新学到的知识和已有的知识体系实现有效融合，最终实现自身的最近发展区。

2．互动交流Black和William(2009)

针对过程性评估提出了“过程性互动概念，即过程性评估是学习者内在的知识内化与外在的环境刺激和反馈的互动过程。这一概念正是来自社会文化理论。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的本质就是社会交际，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内在因素)从与他人的经验和环境(外在因素)的互动中学习到新的知识，新知识和原有的知识实现融合并随后存储在长期记忆中，随时有待提取、扩展和做进一步的调整，从而达到知识内化。换言之，过程性评估将成功的学习过程定义为学习者通过内在的观察反思以及外在的积极任务参与并随时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而这恰恰也是社会文化理论将学习视作互动交流的结果。

3．学习和发展维果茨基

对学习和发展两个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他认为，发展是指学习者心理功能逐渐成熟的过程，而学习则只是获取新的心理能力，并不涉及能力的变化过程。恰恰是发展的概念才最有可能帮助学习者成功达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并最终实现“良好的学习状况”。而这也正是过程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的差异所在。前者着重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发展状况，以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为最终目的。而后者则是以某一阶段的表现来衡量学习者的学习水平。虽然通过终结性评估，教师可以发现学习者的学习问题，但无法了解其问题根源以及内在发展状况，因此无法针对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提出相应的反馈措施和策略。

4．形成性反馈形成性反馈

是指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针对其学习目的或出现的问题给予清晰的评价标准或评论。研究者认为，形成性反馈相对于传统的成绩评定，能够促使学习者更好地形成元认知策略，如目标设定、行为控制以及反思等。Lipnevich和Smith(2009a，b)通过实验发现，相比原先评分或仅仅表扬的传统方式，来自教师的详细的书面反馈，包括评价和建议，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写作测试的成绩。社会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形成性反馈体现出给予学习者必要支架帮助的特性，通过深层次的认知处理，帮助学习者由他人调整转向自我调整，并达到理想的学习目标(Vygotsky，1978;1987)。

二、社会文化视角下过程性评估的实施

尽管过程性评估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但在课堂教学的实际操作中仍然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Hall和Burke(2003)在研究中发现，尽管教师们意识到过程性评估的重要性，但如何在课堂有效实施仍然存在学生人数众多难以进行个性评价、实施策略过于繁杂加重教学负担等障碍。那么，阻碍教师有效实施过程性评估的原因有哪些呢?首先，概念的不统一造成教师无法有效地掌握过程性评估，也无法获得明确的指导。研究表明，大多数教师对于终结性评估有着明确的定义，但是对于过程性评估的含义还存在混乱的认识，需要统一的课堂教学实施策略和指导原则。其次，教学模式有待改变以及缺乏有效的教学用具也是阻碍过程性评估的难题。如传统教学观念只看重学生的阶段性学习结果，而忽视了他们在这个阶段的学习变化。同时，教学用具也无法及时有效地记录学生的学习活动和表现。再次，教育部门在学业标准的制定上仍然倚重终结性评估，而在过程性评估方针的制定和指导意见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鉴于此，美国数学教育委员会(2000)认为，教师应当逐步推行过程性评估措施并和终结性评估实现有效结合。更为重要的是，针对过程性评估，要有明确的理论支撑，对过程性评估给予清晰的界定，并伴有明确的实施策略和指导原则，以便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加以有效实施。因此，通过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看待过程性评估，可有效地解决过程性评估定义混乱的问题，特别是学习与发展、内部认知和外部环境的交互问题等等。同时，在社会文化视角下，应当明确过程性评估的实施策略及指导原则。针对这些问题，相关教育机构和研究人员在研究基础上，纷纷提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与指导原则。Black和William(2009)提出了以下实施策略:(1)教师向学生清楚地阐释学习目的和成功标准;(2)实施有效的课堂讨论以及其他学习任务，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3)提供形成性反馈，帮助学生了解如何有效完成任务;(4)激发学生相互帮助，互相提供支架帮助;(5)激发学生逐步实现自我调整。芬兰教育委员会也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提出过程性评估的指导原则:(1)过程性评估要着重个体差异和多元发展;(2)形成性反馈要能够培养学习者的自我调整能力和较强的学习动机;(3)鼓励学习者建立终身学习观念，并展示如何建立各个阶段的学习目标;(4)过程性评估重在过程，而非结果。要培养学习者自我评价的能力。当然，相关的实施策略和指导原则还有待进一步细化，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教学环境和学习者进行量体裁衣，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竞争与逍遥两重维度并不是完全独立或者互斥的，相反，这二者是可以相互构成基础的。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存在两种大众文化：一种是宣扬和鼓励竞争，一种是要同情和照顾社会上大部分未取得或暂时未取得成功的所谓的弱者的需求。这两种大众文化从表面上看，二者的存在毫无逻辑问题，并且不加以深入思考的话，这两种文化还充斥着某种温情脉脉的，具有历史进步性意义的和人性关怀的温馨，但一旦对之进行深入追究与考察，其所带来的后果是不管是积极的竞争者还是被同情者都已悄无声息地被架构在现代社会当中不能充分品味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所有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来讲，在充斥在竞争与淘汰的大背景下的心灵是否能真正体会到真正的逍遥与安慰？魏晋时期的玄士在面对当时黑暗的现实与腐败的为官之道时，其在谈玄说妙中抒发自己的抱负与志向，有相关学者认为魏晋玄士不懂儒学，更不懂入世之道，但事实与此相反，正因为其对儒家文化的精通与其看到魏晋时期的为官入世之风，其才选择通过给《老子》、《庄子》、《周易》等书注疏来表达自己摆脱名利的那种逍遥与洒脱，其中的典型又是“万物与我齐一”，即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与自然的自由自觉自为的那种关系，顺应自然之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的一种共生和谐的状态。但在现代充满各种竞争的社会当中，人们是否完全体悟自然，是否能使自身与自然达到共生？处于高节奏的生活与工作中的现代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异化的抑或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和谐。当然你可以反驳说，都市的人们可以洒脱地暂时离开他生活的城市与工作的岗位，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当中，但所有的烦恼或者困惑在你离开自然的那一刻全部重新涌向你。长此以往，再美再迷人的自然风光在现代工作与生活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因为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人没有真正地领会过自然的本质或者体会过与自然完全共生和谐的一种状态。人与自然表面共生而实质为异化的集中表现无疑是现代社会的旅游模式：车上睡觉——下车拍照，购买各种地方特色纪念品。也就是对于现代人来说，使自己很好地融入大自然的方式是用相机或者摄影机将美景“占为”己有，在美景面前留下自己的倩影。但如此“占有”大自然让自己内心真正获取更多的色彩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二

在实证主义遍行天下的现代社会，人们只相信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危险的，因为人们只能看到作为整体存在的东西的一个方面，而看不到贯彻于事物或者事件始终的精神或特质，这往往会让我们陷入狭隘的见解当中，最终让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井底之蛙。如同我们与自然的交往，我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是简单地“咔嚓”之后将风景装进自己的电脑，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与自然之道相结合。在历史上，人与自然本来就是共生的，如中国古人寓情于景，寓人生意境于山水画，更通过描绘祖国山河之豪迈之势表达自己的人生旨趣。现代社会之所以说起“自然”，谈及“逍遥”就给人以消极的印象，是因为自然是完全外在于人的活动的，人是主体，自然、事物是客体，自然是外在于人存在的存在者，可以任由人类处置，长此以往的这种自然外在于人类最终会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频繁的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竞争作为一种被大众广泛接受的社会生活方式已经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并且竞争也是任何一个处在社会当中的人无法避免的，这也导致人们普遍相信竞争能够给自身或者给自己所在的组织甚至国家带来各种效益，更有甚者，将竞争列为一项游戏规则来摆布其他人。但因为生活的沉重与对意义的探寻，人们再也承受不住裸的、血腥的或者让人喘不过气的激烈的竞争，由此，聪明的人们想出以一种娱乐性质的形式出现，各种选秀如中国好声音、出彩中国人等等节目就是掩盖这种残酷竞争的最好例证，人们在观赏的过程当中很难体会到这个平台对于当事人来说的真正意义或者沉重的但又期盼自己出彩的心境，但不管怎样，以娱乐形式出现的竞争之所以广泛存在，就因为其能够真正凸显出一部分人的价值和意义，虽然这是一小部分人。并且，在竞争过程中，对于暂时的失落者报以一种温情脉脉的关怀。

三

现代社会需要将个人与社会群体暂时地产生一点距离，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人将自己跳出生活圈子之后才能产生对自身境况的反思和批判，也只有反思和批判才能让个人自身与他者真正地有意义地区别开来。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1.区域研究的创新视角。

倡导区域研究，是费正清开创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与传统欧洲汉学研究范式所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点。区域研究又称为地域史研究，将研究的范围专门固定于某一特定地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其内在的自然环境、社会阶层、人口数量、经济水平、交通状况、政治制度等。施坚雅提出了宏观区域理论，将中国横向分为9个大区，运用区位理论、“中心地”的原则以及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考察区域的内部结构与外界联系[1](P60)。王笛的《茶馆》书著，运用区域研究方法，描绘了近代中国大众生活的侧面。王氏将研究视角投放于成都，冀通过对该区茶馆的叙事，窥探当时中国“市民社会”的相关状况。王氏将成都的茶馆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样本范例，对茶馆的社会地位、经济运作以及政治斗争等相关历史面貌做出详实的叙述，生动地刻画出成都市民斑驳陆离的生活百态，且透过微观研究和宏大叙事有机结合，解读了国家政权和组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是如何向下层渗透的大命题。学者在民间文化和大众宗教领域，也倾向于区域研究方式。譬如，万至英曾就民间信仰形象的历史沿革研究时，强调区域视角为切入，对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面貌、民间文学与信仰、女性地位及财富、家庭观念等多重维度的研究[5](P143-196)。华森亦选取了两个富有代表性村落为案例，通过分析区域内特殊的道义经济体系、地方精英统治、社会分层、祭祀庆典等侧面，披露出“天后”正统化的过程[5](P57-92)。总而言之，区域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克服“通史”重广博而轻精深之瑕疵，为研究者提供一条深入解剖历史真相的渠道路径。

2.计量史学的运用。

计量史学是指利用数学和推论分析方法，根据实际数据统计，对历史进行定量分析，再把定量结果用于历史验证。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为数据分析和信息存储提供便利，计量史学运用于社会史等史学研究领域。计量史学对“美国中国学”研究贡献颇大。施坚雅分析四川农村社会的经济数据，提出了“市场层级理论”[1](P7)；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通过定量分析“满铁”调查的数据，提出了“小农经济过密化”理论。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成功之处也得益于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周锡瑞独辟蹊径，以定量和定性区分史料。定性史料主要是19世纪旅行家们讲述的故事以及县志，定量史料以及以此为依托的资料库构成了周氏本书分析和写作的基础[2](P6)。周氏创建了一个包括山东省内各县的人口数量、县级人口密度、各县士绅力量、自然灾害的频次及各地盗匪案件数量的数据库，他根据特定的公式将这些史料信息换算成量化数字。周锡瑞在具体分析山东地区自然灾害时，统计了各县自然灾害发生频率、严重程度及因自然灾害而获免税特权的次数，综合换算出“灾害指数”。另则，根据各项目中独特的运算法则，周氏对山东各县的人口密度、地主所有制程度、士绅力量等也进行了换算，按照相似性原则将程度相近的县城划归到同一地区，是故将山东省划分成六片内部社会经济状况相似的区域，这又为他的区域研究奠定了基础。总之，计量史学可助研究论点及论证更加精确化。计量史学的宗旨就是用“数据”说话，它所呈现出来的“数字语言”所具有的精确性，是传统史学中常用的定性分析难以比拟的，因而能使史学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当然，计量史学也带有其不可规避的局限。有论者指出它受史料的依附程度太深，只有在数据资料比较充分的前提下，方才有施展的空间，而且数据中的误差和错讹有可能导致结果的偏差。所以，学者绝不能忽视鉴别史料真伪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先科学评估后的数据，方可助益于学者正确探求历史的真相。

3.跨学科方法的实践尝试。

随着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大举进军历史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史领域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色。孔飞力著《叫魂》书著中，跨学科方法的运用相当成功。读者可以发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民俗学、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痕迹。“盛世”篇章中，孔飞力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墨西哥银币的加速流入、中国白银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人口增加压力变缓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介绍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流动加大，解释外地人增多的复杂经济现象的背后因素[1](P43-50)；他借用了社会学中的概念，说明普通民众“没有接近政治权利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1](P287)的处境；孔飞力亦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在清帝国的官僚体系中存在的汉化、腐败等问题，通过叙述清剿叫魂案“妖首”的政治运动，细致地探讨了不同层级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特别是从乾隆的朱批档案中揣摩乾隆对待下级官员的心理和感受。此外，孔飞力还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中国民间观念对灵魂、鬼的看法和观念进行具体分析。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包含，很巧妙地融合在历史的画卷之中。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也吸收了社会学科的成果。此书中的核心概念“国家政权建设”是社会学领域的概念，杜赞奇将其指代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官僚化及向基层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为了克服单一运用“国家政权建设”的弊端，杜赞奇提出“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杜赞奇藉此分析国家财政收入和政府机构数量增加，但政府职能却未有相应增强的根源。杜赞奇根据“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出了“文化的权力网络”[3](中文版序P2)，他认为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充满了政治博弈。

二、研究特色

以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及多学科交叉为代表的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使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体现出了新的特色。首先，微观史学异军突起，以小见大的描述成为史家叙述历史的新途径。在区域研究的指引下，研究者可以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某一地区，甚至集中到某一事件的发生发展、某一人物的命运或者某一个场所的变迁层面。王笛的《茶馆》将成都的茶馆当作解读社会文化和历史变迁的一个文本，通过解读茶馆作为一个日常的休闲场所、一个经济实体以及政治角色所具有的作用和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仅描绘了成都的地方文化、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而且也展现出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机器向下渗透的过程中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间的冲突和妥协。其次，将叙事与分析有机结合，并且突出文化在权力的运作和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与传统的历史叙事不同的是，社会文化史的叙事不仅仅满足于告诉读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是将叙事和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读者解释历史事件背后文化的作用。《叫魂》凭借其流畅的文笔和生动的情节被公认为叙事史的佳作，孔飞力先生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就是边叙事边分析的。例如，在描述了妖术大恐慌的兴起和蔓延之后，孔飞力先生通过解读清代的碑刻和小说来了解民众心中的鬼神观念，从而分析妖术大恐慌的由来；又如在描述完全国大清剿的失败和叫魂闹剧的草草收场，孔飞力又从制度层面对官僚君主制中的非常规权力的运作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并且揭示出在这个事件中君主、各级官僚和下层民众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博弈。这种分析和叙事相结合的特点在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周锡瑞在讲述山东各地反洋教斗争的具体过程时，也总是细致分析当地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民间文化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考察这些群众运动是否与1899—1900年间的“义和团运动”有着相同的仪式。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锡瑞先生对文化因素的重视。第三，突破西方中心观，注重从中国自身寻求社会发展的力量。费正清开创的现代中国研究是以“冲击—反应”模式为导向，这种研究取向须有“假定预设”，即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左右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于西方的冲击。这种模式夸大了西方的影响，后来的史家逐渐察觉其弊端，并在新的社会文化史中加以修正，将探寻历史发展动因的视角转移到中国的本位社会。例如，周锡瑞虽然指出西方的经济渗透给山东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造成了冲击，而且洋教的肆虐也是直接造成教民反抗的原因，但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发展和壮大根本还是要从中国社会自身内部寻找原因，一方面它跟清政府对外软弱妥协、对内剿抚不定的态度有关，清廷不明朗的放任态度实际上促使了拳民势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它也离不开山东的地方文化，正是山东习武传统中的“刀枪不入”的招式和民间戏曲小说中“降神附体”的仪式，使得义和团运动便于传播，因而迅速蔓延。是故，周锡瑞认为推动是次社会运动发展的根源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

三、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自从上世纪60、70年代兴起以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出许多受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优秀著作[7]。作为西方学术的重要一环，虽然它在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上与我国国内的近代史研究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以期为开拓国内历史学视野增添色彩。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两书简明评价书一整体结构合理

写作思路清晰，每章的小结部分简明扼要，易于理解。作者抓住首章所提五个观点，从社会文化对人类学习的变化影响角度回答了以下问题:1．教师如何学会教学;2．教师如何认识语言;3．教师如何教授第二语言;4．在语言教师职业中始终存在并一直变化的更广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宏观结构;5．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由什么构成。紧紧围绕教师这个主体，以社会文化的影响为根本立论，从教学方式、内容、理念、环境等因素入手，解答了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面对语言教师的发展诉求和困境，其理论与实践范例具有较强指导意义。书二为论文合集，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支持，研究内容丰富，涉及文化意识强化、教师身份认同、教师概念发展、教学理念转化、策略性中介手段、教师发展范例、课程改革实践等。多篇论文以个案研究为例，从理论综述到实验过程，记述详略得当，使读者能够把握研究步骤、明确研究目的，为进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本书虽研究视角多样，但社会文化理论却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将研究内容与理论有机结合给读者启示。

(二)两书理论、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

理论层面上，两书皆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将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调节理论(也称中介理论，Mediation)、活动理论、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论(Scaffolding)等与实例结合进行诠释。该理论源自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20世纪30年代所创立的学说，认为个人的学习与一定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背景密切联系，知识与学习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知识源于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高艳，2008)Vygotsky在人类心理和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关系，认为高级认知功能的发展依赖于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以及语言与其他社会文化符号产物的调节关系，这就是调节理论，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教师如何利用语言作为调节中介开展教学活动来提高授课水平，成为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重点。活动理论强调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关注“个体或者群体在特殊情境下采取哪种活动”。该方向的研究从活动、行动和操作方法三个层面进行。活动是情境，行动是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而操作方法是完成一个活动的方式。(秦丽莉、戴炜栋，2013)语言教师的教学涉及了活动理论的三个层面:课堂教学是情境，围绕教学目的实施的教学步骤是行为，而利用教学手段组织的课堂活动是操作方法。因此关注语言教师教学实践以促进专业发展与活动理论息息相关。最近发展区是指“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实际发展水平是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潜在发展水平是在成人指导下或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Karen＆Paula，2011:6)ZPD涉及学习者的当前能力水平和潜在能力水平，而这一潜在能力水平达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即:有能力强于该学习者的他人，如教师、家长、同伴等的协助或引导。(刘学惠，2011)这一情形常被喻为“支架”，通过搭建“支架”，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形成互助、合作、引导等关系，可以促进教学、增强交流。实践层面上，两书提供大量个案研究，从数据的采集到分析都给出详尽的描述，所提及的开放访谈、课堂观察、刺激回忆、反思日志、教师自述、集体会议、教学计划等数据收集方式，具有较高参考价值。重点介绍的专业发展范例，如:批判性朋辈小组、课例研究等讨论了教师自述的本质，实验结果证明这些范例对于教师反思教学行为、发现教学弊端、增强师生互动、提高课堂效率等效果显著。作者呈现的案例，从问题提出、理论阐释、实践过程到结果讨论，给教师教育的实施者、语言教师自身等进行专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二、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

在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个人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探索实践的过程，同时需要宏观环境、客观条件的支持。通过两本著作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语言教师要重视自身概念的发展和认知的提高。两书都强调语言教师概念的发展和认知的提高，例如:书一第二至五章，书二第五至七章。语言教师的概念和认知涵盖多方内容，如:认识论的转向、学习的概念深化、教师身份的认知、语言的特性等。教师概念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早期学到的关于语言、教学等的知识，影响着教师教学行为的实施，伴随教学活动的开展，教材内容、学生反映、教学要求等会冲击教学观念。在社会文化视角下，作为受文化、历史、社会影响的个体，教师的学习、教学源自其在课堂和学校的社会性实践。面临来自学校环境、专业水平、学生需求等各方面的挑战，作为语言教师要及时调整心态，提高教师身份认同，将自己融入社会文化情境中，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概念和认知，才能实现专业持续发展。

2．合作和反思是语言教师专业发展实践的有效途径。两书用了较多篇幅论述了合作和反思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理论框架到具体实施形式都给以深刻启示。教师间的互助合作为彼此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观察、评价的伙伴，反思、倾诉的对象以及提高、发展的机会。教师可以互为观察者、指导者、协调者、辅助者，通过组对进行课堂观摩、集体备课、彼此评课、互相访谈等，在交流、反思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同事间的交流也可以建立一个发泄不良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的平台，寻找身份认同。合作式的教学，既可以分享丰富的教学资源和经验，又可以共同面对困境，在心理上有一个同舟共济的伙伴，营造合作文化。反思可以是同伴之间的，也可以是个人的，而撰写教学反思日志是促进教师教学和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反思日志包括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教师对于授课思路的整理、教学内容的分析、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个人教学困惑甚至是教师情感的流露等等。反思日志可以为教师提供一面审视个人的镜子，既可以重新梳理教学过程，也可以直面自身问题，在反思中不断调整自我，提高教学水平。

3．重视语言教师培训以助力教师专业发展。在两书探讨的多个案例中，不难发现国外极为重视教师培训，项目重实践、内容多元化、制度常态化，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相比而言，国内语言教师无论是职前教育还是职后培训与国外差距甚大。我国语言教师多为语言专业毕业的学生，无论是理论层面的教学概念、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知识的储备，还是实践层面的教学任务设计、课堂活动组织、管理手段等的学习，都缺乏系统训练。而书中提到的培训方式，如:短期集中培训、学术论坛、网上学习与交流、参观教育项目等，都是值得借鉴的。重视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可以在语言教师进修、访学、交流、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对于教师进行的课程改革和专业发展研究项目给予资金帮助和管理制度上的倾斜。只有客观大环境认识到教师教育的意义，不断完善服务条件，助力教师专业发展才能实现。

三、结语

两本论著从理论到实践介绍了语言教师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对于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通过解读可以发现，在教师教育和专业发展的过程中，教师自身概念和认知的提高是前提，合作和反思是进行实践的有效手段，而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的延续性、稳定性是保证。客观教学环境的改革要为教师创新性实践提供政策等的支持。关注教师教育、助力专业发展，是一个需要教师自身和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客观环境共同努力的综合工程。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滕固的研学道路，开始于对近现代中国艺术的思考。1921年发表于《美育》第6期的《对于艺术上最近的感想》就分别从“艺术上客观的心理和本身的位置”、“我们以后怎样运动”两个方面对当时国内艺术以及艺术学今后应如何发展进行了论述。但这篇文章仅仅只是一个开端。随后，《诗歌与绘画》、《文化之曙》、《何谓文化科学》、《艺术学所见的文化起源》、《艺术家的艺术论》、《体验与艺术》、《艺术与科学》、《国民艺术运动》、《艺术之节奏》、《气韵生动略辩》、《艺术之质与形》、《今日的文艺》等多篇相关论著先后发表于各大刊物，最终构成他关于近代艺术学的整体认知。

2从国际文化交流的视角研讨中国艺术

滕固在国外留学期间，将国外优秀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与本民族的艺术文化相结合，力求将中国传统艺术推到崭新的发展道路。这期间，在他引进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传统艺术向现代学术意义上研究的转型。主要表现在《柯洛斯美学意义上的新学说》、《威尔士的文化救济论》、《诗画家DanteG.Rossetti》、《欧洲之东方美术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洋画家与国民艺术复兴》、《六朝石刻与印度美术之关系》、《考察艺术日本笔一记》（四则）等多篇论文上。

3从艺术建设和艺术教育的角度推动近代中国艺术学的发展

滕固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教育实践者。他一生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还历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虽然在治学初期他的主要精力并不在此，但是他依然对国内的艺术教育颇为关心。1926年3月刊载于上海《时事新报》的《江苏省艺术设施刍议》，可谓是他关注国内艺术建设和艺术教育发展的开端。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当属《中国美术小史》。它是中国近代美术史学中最具现代学术意义的第一部美术史学专著，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专著之一，它凭借别具一格的分期断代方式在中国艺术史学中占有一席高地。滕固在《中国美术小史》弁言中称：“……得梁任公先生之教示，欲稍示中国美术史之研究”。在这里他提到一开始是受到梁启超先生的“教示”，这就说明，他在撰写《中国美术小史》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梁启超的“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例者也”影响。但他并没有拘泥于梁启超的影响，而是看到了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以新的史学观念和文化思想，提出解释中国美术渊源流派与沿革盛衰的假说”。

4《唐宋绘画史》是滕固这一研学时期的史学高峰

他于1932年写就的博士论文题目即是《唐宋画论考》。他在留德期间，美术史在西方已成为专门学问并独立成科，在人文学科的系统之中也有系统的训练和研究方法。此书的写作便深受美术史家沃尔夫林风格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沃尔夫林把文化史、心理学和形式分析统一于一个编史体系下。”不去过多地研究具体的艺术家，而是紧紧地抓住艺术作品本身，力图创建一部“无名美术史”，他认为风格变化的解释和说明是美术史的首要任务。滕固不只是用风格分析法进行画风演变的细微讨论，还涉及了左右风格形态的生活方式研究，以内向观为主并结合外向观进行研究。《唐宋绘画史》虽然把风格分析引入中国绘画史写作，并从风格分析的角度，引发了对“南北宗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批判，但是由于史料原因，滕固的研究依然存在缺憾。他自己也说道：“真迹不容易目睹，而图谱印刷亦复不多，不能予我人以较便利处置。现在的讲述，仍不免要兜旧时绘画史作者的路径，靠写冰冷的记录来说明。”

5滕固的这篇论文《唐宋画论考》

（《中国唐宋绘画理论—对唐宋绘画理论的历史性观照》），是他第一篇明确提到“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文章。其中指出艺术理论研究工作在近代中国的探索性。他讲到：“……在这里我仍然关注……在具体研究中，我像金原省吾一样以绘画艺术和文艺批评为主……”。在这篇文章中他分别从前史、画家的艺术理论、绘画美学、士大夫的理论、院画家和士大夫画家等五个方面对中国的艺术理论进行了研讨，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对之后的艺术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6关于中国艺术发展的《改善中国博物馆的意见》

以“柏林通信”为题发表的《意大利的死城澎湃》考察报告等，是滕固在这一时期对上一时期关于艺术教育实践工作的承接和对在史料缺乏这一问题解决的进一步探索。这一时期滕固的艺术学研究在沿袭着上一阶段整体方向的基础上，着重于用风格学方法探寻诠释中国传统画论的新途径，力图完成一部“无名美术史”，这是他的艺术学理论进入成熟时期的重要阶段。

7考古调查和以考古调查为基础从作品入手，研讨艺术史

滕固在回国后便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注重第一手资料的使用。从过去的以传记专著为主要参考，转为注重传世、出土作品的风格分析，将考古类型学，参证着文献记载，融入了风格学，力求在世界文化背景中去思索中国艺术的独特价值，试图说明风格变化的社会文化根源。这一时期形成大量各具特色的论著，如《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唐代式壁画考略》、《霍去病墓上石刻及汉代雕刻之视察》、《访察云冈石窟略记》、《汉代北方艺术西渐的小考查》、《唐代艺术的特征》、《征途访古述记》、《西睡的艺术》、《茂陵和昭陵的伟大史迹》、《燕下都“半规瓦当”上的兽形纹饰》、《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记洛阳白马寺》、《说永北的石刻吴庄观音像》等。

8翻译国外著作

在做考古调查的同时，为了将中国的艺术考古带入崭新的领域，滕固翻译了大量与考古有关的国外专著。瑞典考古学家蒙德留斯(OscarMonetLuts，1843—1921)的《先史考古方法论》、德国美术史家戈尔特式密德《美术史》和ZoltiendeTakacs《汉代北方艺术西渐的小考察》两文。滕固将“体制学方法”也就是今天的类型学方法，引入中国的艺术考古中，推动了早期美术史和美术考古研究走向深入和精密。

9开启现代艺术教育理论

在这一时期滕固的教育实践主要体现在《全国美展品审查工作业己竣事》、《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专刊》、《改进校务情况及关于发展国画艺术培养中小学艺术师资的意见》、《改进艺术教育案》、《改善艺术学校学制案》、《推进实用艺术教育以利建设案》及《奖进史的研究加强史的教育案》等论文中。滕固归国后，针对国内形势以及在前两个阶段中遇到的问题,在实地地进行田野艺术考古的同时，将西方学术界中与艺术史与考古学有关的著作大量地翻译，引进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结合他的具体操作实践，推动了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

综上所述，滕固通过自己近一生的研学，不仅促进了中国艺术学由传统向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过渡，还为近代中国艺术史的研学开创了崭新的方法，并在艺术学教育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在中国艺术史学界，滕固是最早具有现代学科分类意识的学者。现如今艺术学学科独立于美学而存在，作为一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它需要自己独立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而早在70多年前，滕固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现代学理性研究，具有当之无愧的发轫之功，对我们今日艺术学学科及其体系的建构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字】：吴宇森英雄电影文化折射

一、吴宇森“港式英雄片”的基本概况

吴宇森自幼家境贫寒，20岁从影，由场记而副导，先后辅佐著名导演张彻、许冠文。25岁开始独立执导影片，先后从业邵氏、嘉禾、新艺城等三家顶级影视公司，拍摄了18部影片。1985年，辗转浮沉香港影坛十余载而不得志的吴宇森来到刚成立不久的徐克电影工作室，两人都“难以忍受言之无物的纯流行商业片”（1），极力要拍摄一部展示黑暗和暴力中不灭的侠义与友情的作品。1986年，《英雄本色》横空出世，震撼香江，惊叹国际，创造了港片有史以来3465万的最高票房纪录，并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等多个奖项。从此吴宇森这个名字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不可跃过的一个符号，而此后一直到1992年，吴宇森先后拍摄了《英雄本色2》等六部同类型的作品，共同奠定了其香港“暴力美学掌门人”的地位，推动了香港“英雄片”的创作热潮。

纵观这七部影片，其基本主题都是一群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因情义的纽带而一起出生入死。但由于时代的变迁，身边的人不再信守情义，为了金钱不择手段。而他们却依旧坚守着做人的底线与良知，惨遭暗算与背叛。无奈之下，这群英雄为了尊严、情义、家人，不得不血染江湖、以暴制暴，甚至不惜用死亡来恪守情义与亲情。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生死与共的豪情义气，以及对不仁不义的恶势力的惩罚，让无数青年人为之热血沸腾、精神一振。

二、吴宇森“港式英雄”的成长背景与生存方式

吴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主角多为江湖人物，他们是黑帮成员、杀手、大盗或备受压抑却充满豪情的警察。他们的成长经历都颇为艰辛，《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从小孤苦伶仃，十多岁为生计加入黑社会，得到大哥宋子豪的极力关照；而宋子豪为了不连累家人，一直不让弟弟知道其黑社会背景，可弟弟阿杰又偏偏一心要做一名除暴安良的正义警察。《喋血街头》中的阿B、细荣、辉仔情同手足，在贫民窟中一起长大，受尽贫穷与欺辱，梦想只是娶妻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而《纵横四海》中的钵仔糕三人，从小流落街头，被一个惯偷养大，可养父只是把他们当作赚钱的工作。因为这段缺乏爱的成长经历，使得他们比一般人更看重情义，甚至把友情看得比生命还重。他们不再是以往传统电影中所推崇的正面英雄，他们只以情义为基点，只要认为对就会去做，即使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在他们身上展现出了男性的血气方刚和对拥有生存尊严的渴望，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生命本色的挥洒。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一群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孤独群体，靠着从事非法营生来获取生存。虽然这种生存方式与主流社会的规则不相一致甚至互相冲突，但他们也有着一套自己严格遵守的江湖道义与做人准则。他们从不滥杀无辜，且对弱者颇富同情心，他们出现在社会固有秩序的动荡期，此时靠着原有规则已不能伸张正义，只能用更大的暴力来惩治邪恶和不义。于是使得他们这种虽不合法的生存方式，也具备某种微妙的合理性。他们依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闯荡江湖，依靠原始的正义和个人情感快意恩仇，不惜用生命来换取对朋友的承诺，以及对强大恶势力的反抗。因而他们成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而又遭遇不公或渴望成功者心中的英雄。

三、吴宇森“港式英雄”的突出特质

其实他们这群人，之所以能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英雄与膜拜的偶像，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侠义精神，即“忠信道义，看重情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为知己赴汤蹈火”（2）。在《英雄本色》中着力渲染了小马与豪哥之间坚守不渝的友情，宋子豪在贩卖假钞的过程中惨遭暗算，于是小马为了给其报仇，只身独闯台湾，手刃仇人，结果被打瘸了一条腿。但为了等宋子豪出来再战江湖，不得以忍辱负重、隐忍三年，可当得知子豪不愿再理江湖事时，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你不欠我什么。”可小马为了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又只身闯入阿成老穴，找到犯罪证据，此时决心退隐江湖的宋子豪担心小马的安全，不得已重出江湖，当子豪骑着摩托车出现在小马面前时，两人间会心的一笑，令无数观众感动。

而《喋血双雄》中杀手小庄与警官李鹰从追捕与被追捕的关系到相知相识、化敌为友，最后不惜生命并肩作战。警察与杀手，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因为有着相同的做人原则而走到了一起，为情义、为正义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在枪林弹雨中谈笑风生，在殊死恶斗中心心相惜。正如《英雄本色2》中陈伯对子豪等人情义的感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人情味，难得你们几个小子，这么知己”。正因如此，所以这群“港式英雄”将这份情义看得弥足珍贵，在凶险的江湖中，成了他们纵横江湖的唯一安慰，是他们活在世界上的理想支点。也是因为这份情义和他们执着的守护情义的精神，使得缺乏正义、缺少情义的乱世江湖有了些许人情味，也才让人看到了些许的光明与希望。

也正因为他们看重情义，所以他们比常人更憎恨欺骗、出卖和背叛，对于出卖、背叛自己的人一定要手刃其头。正是在对《英雄本色》中的阿成，《英雄本色2》中的高英培，《喋血双雄》中的任海，《喋血街头》中的阿容，《纵横四海》中的养父等的复仇过程中，“他们同生死共命运的精彩演绎是他们兄弟朋友之情的最好证明，也是他们的人格熠熠生辉之处”（3）。而这种复仇其实也是英雄们的自我救赎，他们因为道义而成功，因为秩序失败而退场，于是他们不得以只能用生命来守护生存的道义，用血的代价来惩罚道义所不容的人。

在吴宇森“港式英雄片”的结尾都似乎有一个模式，英雄们想要手刃仇人，可往往枪里却没了子弹，此时警察已赶到，这些倚仗着钱能解决一切的小人们便开始得意的叫嚣起来。就在此时往往会有另一中间力量将一把装满愤恨子弹的枪递过去，于是仇人得以倒在正义的枪下。如《英雄本色》中，最后阿成说到：“没子弹了，我现在出去自首，我不会有事的，有事的是你，我有钱，两三天之后就可以从法庭轻松的出来。”小人的奸诈、嚣张的气氛，令无数观众无比愤恨，都恨不得拿起枪向他打过去。而此时的阿杰已被哥哥的情义所深深打动，明白了什么才是正义，于是将手中的枪递了过去，正在得意的阿成瞬间由奸笑变为恐慌，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正义得以彰显，让所有观看影片的人都大呼精彩。

四、吴宇森“港式英雄”的浪漫性与悲情性的统一

除了英雄们的侠义精神令人动容外，吴宇森运用其独有的表现技能，将故事的浪漫性与人物的悲情性完美结合，使得这群“港式英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早年受好莱坞歌舞片的影响，吴宇森习惯“把残忍的打斗场面变成优雅的芭蕾舞（4）”。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用优雅的音乐配合飘逸的动作，展现出浪漫且唯美的影像画面。“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那种满口脏话和动辄打斗的旧式帮会分子，而是衣冠楚楚的绅士，有着极为酷辣的造型。在他们身上“枪林弹雨，不过是寻常之事；扶危济困，仿佛已是天职”（5）。那些充满血腥的枪战画面在吴宇森的打造下，杀手的动作如舞蹈家一样飘逸，像艺术家一样独具浪漫。

如《英雄本色》中小马哥在台湾歌厅复仇的场面就如诗画一般，至今依然是香港电影史上最为经典的枪战场面。整个场面以轻快的闽南小调《免失志》搭配着两段情节：一段以慢镜头描写小马在走廊里信步穿越，衣带飘飘，神情潇洒，从容不迫；另一段以正常速度拍摄台湾黑帮大吃大喝的酒宴。随后便爆发了一段激烈的枪战，小马举枪四射，发发命中，如入无人之境。“吴宇森溅血的浪漫，既是刚烈的暴力，又是令人沉醉的美景（6）”。而《喋血双雄》中教堂决战的一幕是吴式枪战场面的又一经典。宁静的耶稣像、神圣的十字架、漫天飞舞的白鸽和轻轻拂动的白纱应然而至，动静相衬之间枪林弹雨、子弹纷飞，圣洁的宗教氛围始终渗透着整个枪战过程，给人展现出无限的唯美。

而在这种诗意般浪漫的映衬下，更加凸显了这些忠肝义胆的英雄们的悲怆命运，他们最终在激烈的枪战中惨烈死去，用生命换取心灵的救赎。吴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其结局之所以悲壮，是因为他们所遵守的道义和所看重的情义在江湖上已逐渐失去价值，江湖已不在是原来的江湖。以宋子豪为代表的老一代江湖人物“一生最重感情二字”，而以阿成为代表的新一代江湖人物，却是“谁有枪、谁有钱，谁是老大”。曾经守道义、讲义气、重感情的江湖变成了只讲目的、唯钱是图、不择手段的江湖，使得小马哥式的英雄们再以旧的规则行走于今日江湖，不但不合时宜，反而危险万分。昔日无限风光的英雄们成了末路英雄，伴随着末路的孤独、无奈和感伤，独自活在自我心中的那一片圣洁地上。

并且吴宇森善于运用对比，通过英雄人物前后境遇的不同，表现出他们人生的悲情性。在《英雄本色》中阿成还在做跟班时，咳嗽了两声，小马哥立马拿出手中的钱并嘱咐他好好看病。而后来瘸腿的小马哥只能寄人篱下为阿成擦车，在阿成威风的背影后是小马拖着一瘸一瘸的腿将阿成随意扔在地上的小费捡起。此时，两人的世界已全然颠倒，但是唯一没变的是小马骨子中孕育的情义与坚守的信念。既然英雄不再适合江湖，为什么不选择离开江湖，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旦涉入江湖，便如同陷入人生的漩涡，无形的力量阻碍着他们前行，直至将其逼入人生的边缘和困境，最终英雄们只能依靠死亡来完成自我的救赎。正如宋子豪出狱后本想退出江湖，可是江湖不让他退，帮派分子三番五次找他麻烦，使他平静的生活无法继续，最终忍无可忍，于是只能奋起抗争。

五、吴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陪衬

有江湖英雄的世界，就会有代表着正义一方的警察，而在吴宇的“港式英雄片”中，警察只是一种陪衬或反衬。《喋血双雄》中的李应、《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辣手神探》中的神探袁浩云都是警察，但又颇具江湖风范，在警局所受到的多是不公和压抑，而与江湖人物一起，反而使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江湖厮杀中大放异彩。在《喋血双雄》最后的教堂决战中，李应为了不让任海逍遥法外，在众警察前将其杀死，此时的他俨然是小庄的化身，他不是以一个警察的理智，而是以一个江湖人物的情感向黑帮老大射去痛快淋漓、快意恩仇的子弹，情感的力量冲破了理智的封锁释放出万丈的豪情。同时，片中的很多警察更和那些不讲道义的黑帮分子一样，披着一副正义的皮囊，摆着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实着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小人。《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在警界颇有名声，办案凌厉果断，可就因有一个曾经是黑帮老大的大哥，便一直无法被重用；而《英雄本色2》中的总督察胡海，为了在退休前再立新功，竟然以宋子杰的前途威逼宋子豪，要他出山打入黑帮，为他们提供办案线索；在《喋血双雄》中李应的上司也只知道升官晋爵，全然不顾属下的死活和内心情感，无异于冷血动物，全然没有正义者的光明磊落，只剩下了一副小人的嘴脸。

除了英雄、警察外，影片中还有很多配角，也同样具有英雄人物的气质与品格。这些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曾经叱咤风云的老江湖，如《英雄本色》中的华叔，坐牢后的他金盆洗手，开了一家计程车公司，专门收留曾经有过污点的人，让世人所不屑的贼有了一个可以安家的地方，有了一个可以改邪归正的场所。而后来在阿成的人来车行滋事时，为了不使改邪归正的弟兄们再受连累，情愿一个人出来顶下所有的事，用另一种方式行使着固有的江湖义气。又如《喋血双雄》中的冯刚，曾经是一名顶级的职业杀手，但由于受了手伤不得已退隐江湖，但为了替朋友小庄拿回属于他的钱，甘愿冒着死的危险去找黑帮老大汪海讨回公道，在受伤后为了“不被人像狗一样打死”，情愿死在小庄枪下，表现出了“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第二类是在反派阵营中崇拜英雄的人，他们也只忠于自己的大哥，而支持他们这种信念的精神却来自于英雄们。如《英雄本色2》中的杀手小黑，死心塌地为高英培卖命，在最后的决战中本可以离开，但确留下来跟阿健一决高下。又如《喋血双雄》中汪海雇用的国际杀手，他最终也是选择与小庄单枪对决。他们这些人在心中都把吴宇森塑造的“港式英雄”当作自己的对手，以他们为榜样，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想通过战胜对方来取代其位置，即使倒也要倒在对手的枪下。

综观这些人物，他们在江湖中的厮杀不过是为了获得人生的安稳，使身心漂泊之后有一处可依靠的港湾。然而这个梦想却显得遥不可及，因为美好的愿望与现实的社会有着巨大的矛盾。他们在其中靠着自己的努力奋勇挣扎，他们所追求的道义、忠诚、亲情是当时社会每一个年轻人所梦想的。但最终人面对命运时总是显得渺小、脆弱和无助，他们无法完成心中一个个美好的愿望。其实影像媒介很大程度上都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所以吴宇森所创造的这个轰轰烈烈、英雄叱咤、荡气回肠的江湖世界，实则是镜像式的社会想象，是香港大众文化心理的一种影像投射。

六、吴宇森“港式英雄片”中蕴含的社会文化

1960－1970年是香港经济起飞的十年，在完成工业化的蜕变后，跨步进入到现代社会。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享受丰腴物质文明的同时，港人也开始在进入80年代后，逐渐感受到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竞争加剧，社会压力加大，人与人之间关系开始变得疏远，传统的亲情、友情、道义等观念开始淡化”（7）。于是生活在其中的香港市民不可避免的产生某种集体的焦灼情绪和不安感。所以吴宇森的“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常常是漂泊、无根、孤独、缺乏安全感、稳定感的代表，这与香港的社会历史和港人心态不谋而合。但同时他们又坚信：“我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这种不服输、不甘于受命运驱使的坚强、自信感，又恰恰契合了当时港人的普遍社会文化心理。

于是作为电影主要观众的年轻人将自己理想中要求建立的新秩序，交托给这些英雄偶像去完成。他们对于英雄的认同，并非是想自己也创造与英雄相同的业绩，而是希望通过影片中的英雄形象，来弥补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的位置，也是对挫折感的一种抚慰和补偿。现实中的矛盾、不平所带来的心理压抑，使得吴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让人看后无比欢欣鼓舞。尽管现实中的邪恶势力很狡猾、凶狠，尽管法律因为种种原因对其无能为力，但这种梦幻式的英雄却可以解决一切。人们在欣赏这些英雄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一次次狂欢，使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受挫的心理得以平衡，最终使吴宇森的“港式英雄”名扬世界。

【参考文献】：

（1）丁晓峰：《电影这个江湖》“暴力美学吴宇森本纪第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2）、（3）史玉丰：《吴宇森的英雄路》，《文艺研究》（2008年10月）

（4）林宇：《百年电影经典》，东方出版社（2006年8月）

（5）、（7）刘治国：《江湖风云与现实折射》，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大学是文化的载体，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共生理论，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平行、博弈、合作”构成了两者互动过程中的基本形态。平行，是指大学文化虽是社会文化独特的亚文化，但他们之间存在相对独立性。大学是以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为职能的社会机构，这使得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文化品性和文化追求。博弈，是指大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存在，在其与社会文化交互发展过程中，两者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量与冲突。譬如，耶鲁大学力推自由教育，注重个人品性的提高，对于社会文化中的商业气息及功利价值追求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4］；清华大学“真维斯楼”的出现则引起了公众对高校价值观的反思。这些都说明大学有其特立独行之处。合作，一方面指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社会资源的支撑，另一方面指地方政府也期待大学为促进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而这正是两者间有效合作的现实基础。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这种平行、博弈、合作互动无疑为文化创新、增强民族活力提供了良好载体和有效路径。

二、社会文化对大学文化的浸润

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她自己的土壤。高校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形成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和影响。一直以来，社会文化对大学办学理念、学科建设、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标准等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大学中对国家法律、大政方针等社会政治的学习和弘扬，也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同时，社会中某些世俗文化的影响，也导致了学术文化中的使命感相对低迷、责任心部分丧失，良好的研究作风正在渐行渐远。这些都是社会文化与大学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体现。作为坐落于某一区域或者说某一城市的大学，其城市的文化更是成为形成特色大学文化的基础。首先，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其民情风貌集中体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审美追求等。作为与区域有着天然地域联系的大学，其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广大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无不反映这种文化，无不与这种文化息息相关［5］。其次，大学特色文化的形成，需经历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和升华的过程，优秀的社会文化能有效助推这一进程。例如，扬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崇文尚德、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仁爱爱人的地域文化传统。驻地的扬州大学既在“淮扬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带有深刻地域文化传统与城市精神烙印的办学特色，学校文化在城市精神的浸润之下，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内核。

三、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引领

（一）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批判大学自由的学术氛围有利于激发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批判的动力。大学通过自身的文化创造以及引入外来文化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可以催生新的文化，同时大学文化可以对现实文化的偏离进行及时纠正，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也能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校园文化活动等大学文化形态进行变革，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学人文主义教育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时期大学文化对封建文化的批判等。

（二）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提炼从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科学”和“人文”都是大学文化的两个关键词。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健全人格、造福人类永远是大学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求真”和“求善”一直是支撑大学作为社会中一种文化机构得以存在的灵魂。大学文化中的经典精神要素推动对社会文化中先进因子的找寻，甄别出保守落后、忽视人性关怀的成分，将社会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促进理性价值观的形成，进而引导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接受，直至转化为民众的文化自觉［6］。

（三）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辐射大学文化在高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些基本职能的过程中，会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辐射先进文化，引领群众文化，孵化文化产业。同时，高校学者在参与地方的各种学术交流、文艺创作、媒体宣传、论坛讲坛等活动中，将先进文化传播到群众之中，促进先进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另外，每年700多万受高校文化熏陶的大学毕业生走上社会，他们更是对社会文化影响巨大。所以培养出优秀的大学文化无疑可以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四、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大学文化已成为社会发展战略的要素，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与文化的关联越来越密切。全国各地的许多知名城市，在其发展中，特别是城市科技和文化发展轨迹中，无不留下了知名大学的发展足迹，大学和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批著名大学所在的波士顿，其文化竞争力远胜于美国其他城市；牛津与剑桥这两大名校，亦是伦敦的“文化标签”和“城市名片”；北京、上海、青岛、大连、广州等城市，既滋养了驻地的高校，亦因名校驻扎而更彰显其文化底蕴。因此，要积极找寻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搭建两者良性互动平台，促进两个文化和谐共生与协同发展。

（一）文化意识共培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文化思想，文化思想的基础是文化意识。人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大学生作为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肩负着为学生构建完整精神世界的职责，运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文化知识推动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使大学生传承主流文化、创新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文化，为文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高校师生开展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如送文化下乡、文化知识调研、文艺夏令营等等，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促使大学文化在社会中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发挥教育引导功能。政府可通过校地、校企、校校之间的协同合作，更好地传播文化艺术作品、支持文化产品创作、发展文化事业等，以培养社会公众的文化意识，不断加强民众文化自觉，逐步推进文化建设。

（二）文化人才共育育人是高校的主要职能之一。培育契合社会发展、文化繁荣要求的文化人才，高校与社会应各有分工、各有优势。高校应通过“合作”与文化部门、文化企业、文化社团等建立形式多样的文化人才培养基地［7］。如中国人民大学与扬州市政府建设大学文化科技园项目，建设版权贸易交易基地、“数字文化云”（服务）大厦、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等，为社会专业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拓展文化艺术相关知识、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条件。地方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参加文化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培养未来文化人才的文艺专业素质。同时，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智库”等优势资源，结合地方文化特色与需求，针对地方文化产品的开发、营销、管理、服务等进行“私人订制”，建立培训基地，分类进行模块培训，与地方文化社团共建高校学生实践基地，促进大学生专业文艺素质的培养与技能的提高。

（三）文化创新共谋现代社会民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精品化等特点，文化创意产品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同时，文化创新又是文化创意产品的来源。高校有丰富的导师资源和充满创造热情的大学生，可以结合特色文化资源建立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组建文化创意社团，将青年研究者思想的敏锐性与灵动性充分发挥，构思和设计文化创意产品，以学术研究为依托，培养文化高级人才。如江苏师范大学依托文史哲学科优势，组建了汉文化研究院、大学科技园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积极整理、研究、传播、开发徐州汉文化历史遗存和汉文化旅游资源；成功举办了“海峡两岸楚汉文化研讨会”，出版了《楚汉文化论坛》，并以此为基础，充分利用办学优势培养服务地方文化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积极探索繁荣地方文化的特色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地方文化产品经营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建立产品研发中心，或寻求与高校、其他企业的合作，开发创意产品，将文化创意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注重文化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与市场潜能的挖掘，形成生产、推广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有效推动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

（四）文化成果共享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根本所在是文化建设成果的共享，也是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利器”。在共同建设中，高校与地方政府、相关单位等组织有着不同的定位和作用，各方应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各自所承担的角色、任务和所做贡献去理性看待成果的共享。文化资源库共享、文化产品著作权共享和文化产品商业价值共享等都是文化建设成果共享的组成部分。此外，文化建设平台诸如体育、文化、艺术场馆等的共享有利于提高平台利用率，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共生发展的要求，给当今大学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课题与新方向。对此，高校工作者不仅需要理性思考，还需构建切实可行的运行机制和合理有效的互动模式。这样，建立在良性互动基础上的大学文化，才会充满活力与创造热情，在与社会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得到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并不断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做出新贡献。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能力

美国教育家温斯顿·布伦姆伯格曾说过：“采取只知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语言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渗透着的。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人情的总和。而教学中，我们常把文化分为两个层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通常交际文化要比知识文化更直接地影响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际。对文化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的熟悉、掌握、运用程度，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社会文化能力。

一、社会文化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对涉外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业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既具有专业知识，又懂外语）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职教育也取得了较大发展。高职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从目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众多不足。例如：

1．高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英语基础相对薄弱。据调查，英语高考成绩在60分以下的学生只认识600个左右的基本词汇，阅读、听说能力也比较差。大约有1/4到1/3的学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

2．高职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不是原来中专学校或中学里过来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特点，事倍功半。

3．在现今的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文化渗透和学生的语用能力相结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修订的《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新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下特点：

1．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实际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

2．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语言基础能力与实际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要求。

3．为适应改革开放对涉外业务交际能力的需求，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及加强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职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用它来进行涉外交际，高职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应用能力既可泛指应用语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语言运用到实际涉外交际环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称为“社会文化能力”。“应用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基础，“社会文化能力”则是“应用能力”的最终表现。因此，高职英语教学应以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为最终目的。

二、如何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实际上，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在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进行的，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作为高职英语教学引领者的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海姆斯（Hymes）曾说过外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从这意义上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

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既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也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其文化；从教师教学角度来看，教授一门语言同时也应是在传授一种文化。教师不能只顾教授语言知识，也不能说教语音的只管教语音，教语法的只管教语法。英语教学“只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语言行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际。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教育观念，把教学指导思想从“语言为本”向“以语言运用为本”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宗旨。

其次是教学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纲为依据。

转变了观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纲。外语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予以取舍，而必须按大纲要求去做。要在仔细研究大纲，研究学习主体（入学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性差异等）的基础上准确施教。立足本校实际，加强集体备课，商定每一单元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求、重点、难点等。日常教学中适时融入介绍、告别、聚会、访问等文化因素的讲解，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领会“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使其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设置及教材选择。

课程设置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目标。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之外可以请外籍教师开设口语课、语言文化系列知识讲座，也可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尝试开设一些辅修课，

如“文化与交际”、“涉外礼仪”、“外企文化”等。这样既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又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领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阻碍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应选择多含英美本族人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语料”，方便教师教语言的同时结合文化内涵展开教学活动。

当然，教材内容应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其中的乐趣。同时也要使学生觉得“易学”和“好用”。另外，高职外语教学中读、写、译的重点应是涉外应用文献，所以教学素材的选择在着眼于典型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典型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职业文化的渗透。

3．课堂教学。

对于英语课的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运用多种方式增加课堂语言实践活动，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热点话题辩论，实用文写作等。要克服班级规模偏大，人数偏多的困难，实施老师为场外指导，学生为场上队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另外针对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比如口语训练中，要让学生学会句式表达的同时，了解该语言适合的语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现交际中的语用错误。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用方面的错误，一般是不可原谅的，听者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伤害的自然流露，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在阅读课时应加强风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绍。因为现今教材中的阅读材料多取自英美国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内容，增强语言功底。而词汇中同样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些词汇因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综合起来的文化意识使其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如blue一词，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颜色，还可代表心情忧郁；在中国称赞人家小孩的时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爱”，但英美人受社会文化影响认为fat是个贬义词，而常用“Whatacutebaby!”。这样的词汇很多，教师可利用这些词汇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4．考试项目的调整。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该语言进行成功的涉外交际。如果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仅停留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那么最终还是回到与纸笔交流用规则硬套的哑巴英语。我们应提供多种测试途径（听、说、读、写），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考查学生实际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学习真正为语言的最终交际服务。

5．英语教师培训。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职英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墨守成规和年轻化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许多英语教师自身就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广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师本人应及时地补充给养，进行专业、学历等方面的进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为英语教师创造更多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有一个实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较、输出，才能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时起到指导作用。

6．第二课堂。

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限于语言教学上进行，而且还可以利用其他方法进行。例如，课余利用英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语新闻、英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又可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请一些外籍人士与学生定期开展直接交流，或以讲座形式向学生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风貌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易让学生们领会、掌握，促进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

再者，要明确语言教学与文化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当然，高职英语教学中不能因文化教学的重视而忽视语言的教学。我们应权衡学生水平，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内容等方面因素，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第一，文化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补充语言教学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

第二，要明确语言教学的范畴。就一个国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盘顾之？一难于做到；二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最终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故应择主流，有所选择地讲授。

第三，语言和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比如以前说中国人的谦虚，听到赞扬总说“你过奖了”“不怎么样，让你见笑了”等等。但据调研表明，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赞扬有近一半说“谢谢”或其他类似肯定的话。故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文化规约，也意味着教师要与时俱进。

三、结语

21世纪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发展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类交流愈加频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际的涉外交际能力是最终目的。而语言技能的提高转化到语言运用能力提高的过程中，时刻都会受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冲击。我们应在如何打稳、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和谐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1．《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2．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