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批评报道与自我救赎

现在什么能让地方党政官员畏若猛虎？答，突发事件中的记者，因为突发事件往往伴有失职渎职责任,怕被记者曝光。常驻地方记者站的缘由，笔者经常接触党政和宣传部门的官员，对他们的喜怒哀乐了然于胸。有关批评性报道，最好是有闻不报，最怕的是新闻炒作带来过度伤害，还怕“只监督不报道”，因为近似敲诈，需要“灭火”。

第一个现象“有闻不报”好理解，不少媒体发行求人、广告靠地方，久而久之，媒体的“内容为王”演变为关系至上，即使是记者再敬业稿子也发不出来。

第二个问题也好理解，地方官员最怕社会上普遍存在而又司空见惯的事件偶发当地，引起媒体炒作，进而引发问责。诸如发生在一个乡镇农贸集市的脱衣舞事件，打开互联网检索关键词“脱衣舞”，就会发现不下数千个，但一旦被中央级媒体“引爆”，会迅速引来省甚或是中央部委的问责，可能出现批评报道的过度伤害，不但被问责者深感冤枉，大呼时运不济――天上飞来块砖，偏偏砸到自己头上，就连旁观者也觉得法治社会有违公平原则。媒体监督性报道的随机性、问责的欠公允，是正常批评报道把握失度出现的负效应。

现在又出现了监督性报道的第三种现象。时下部分媒体脱离行政保护，运行维艰，受经济危机影响广告骤减，又出现了批评报道寻租问题――只监督不报道，通过给党政主要领导发核稿函，然后静候宣传部门带领肇事单位上门“灭火”，一番讨价还价，讨要各种形式的“赞助”为单位谋取利益，记者或新闻单位有发稿权的人员在请托过程得到“”，结果出现了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效应”，撤稿过程中大家都受益，以致愈演愈烈，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的新闻媒体，堕落至为一己之私敲诈勒索的工具，让媒体和从业人员的形象大受损伤。

笔者手头有两份中央媒体发给地方官员的核稿函，其中一篇引题是：数百亩基本农田强行被占，数千名失地农民欲哭无泪，主标题：国家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本国策为什么会在某某县变了味？文中说，某地多名读者来信来函投诉，某大市场“未批先占”、“以租代征”，强占农民耕地又不补偿，政府与开发商玩空手道。文内没有消息来源，不具备新闻五要素，却在文章结尾罗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条文，然后写道：“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严重的政府土地违法行为，已经发生两年之久，难道某某县委、县政府以及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知道吗？如果不知道，显然是失职，如果知道，为什么又迟迟没有得到依法妥善及时处理呢？这究竟是农民的不幸，还是法律的悲哀？试问政府违法究竟由谁来管？难道只能由无辜的农民埋单？”

看后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篇檄文，上来先扣个大帽子，然后怒气汹汹问责，而不是经过缜密的调查取证，写出讲事论理的报道，让人咋看都感到缺乏监督、改进工作的诚意。也难怪，领导们在核稿函上密密麻麻签满了“此事敏感”、“务必做好化解工作”的批语。

恰巧，笔者近日得到一份某县委宣传部上年化解负面报道情况一览表，处理结果栏，59个负面报道全部消弭在化解中。这“化解”二字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细分上述三个方面问题出现的原因，有闻不报是媒体转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媒体的公司化、产业化运作，淡化行政权力对媒体的影响，逐步走上按新闻规律办事的轨道；第二个问题是技术层面的，是新闻单位想搞好监督，由于自身素质问题出现了偏差；第三个问题可能属于媒体从业人员作风和相关部门制定的制度有问题。有人认为，根源在前些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一条规定上：批评性报道需经当地主管部门核实同意。也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这两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批评性报道播发前从未请被批评单位核实过，但仍起到很好的监督效果，少有找上门打官司的。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社会航船的“纠偏器”，批评性报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新兴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传播能力使得传统媒体单向灌输式的传播模式变为双向交互，搜索工具的出现使得网络海量碎片信息快速整合，呈现观点多元化的传播特点。过去的弱势媒体看准机遇，追求客观真实，喊出最权威声音，然后经网络N次传播，大大提升了传统弱势媒体的影响力，从而迅速崛起。可以说，现在传统媒体分大小，发行论高低，规格分中央级或者省级的状况，如果固守不变，若干年后将面临被读者抛弃的命运。

对于媒体有闻不报的问题，媒体应自省，并积极引导党政官员摒弃媒体监督“抹黑论”这种封建愚昧的面子观。认识到每一个社会都有光明与黑暗，揭破黑暗才能增加光明。“报喜不报忧”式的光明是虚假的光明，是无法持久的苍白，“你好我好大家好”，贻误的是党的事业，受损的是媒体的公信力。再就是通过个案强化引导问责的科学性，使得问责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道路。与此同时，鼓励记者敢于写批评报道，“报忧得忧”转化为“报忧得喜”，让从事批评报道的记者不再有“大好形势搅局者”的尴尬。同时，应积极推进媒体的公司化、产业化进程，淡化行政权力对媒体的影响。

对于第二种情况，避免批评性报道所致的过度伤害，媒体从业人员应报道多方声音，虽然技术上很难，但不是做不到，应力求报道的客观公正，强势媒体应给被批评者辩白的版面或机会。一旦报道失实或失度，会由法律来解。

对于第三种情况，部分媒体的“只监督不报道”更是面临着发展转型机遇，一方面上级“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报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阅批准，才能发表”的规定几成空文。只要记者采访扎实，只要批评报道不是出于为个人、某个特定关系人或小团体谋取利益，就应该免责。从实践看，即使报道出现轻微偏差也鲜有地方上门找麻烦的。这样，权威报道会带来读者增加，读者增长会带动媒体的发行量上升，进而换来广告的攀升。反之，不少地方出现的抓记者现象，就是目前各种利益团体博弈的结果。简言之，记者的职业性质决定了记者本身就处在利益漩涡之中，很容易失足或者受到行政权力的陷害、打击报复。也就是说，监督者首先要自身干净，方能保住自己的生存权、采访权。媒体只有通过正途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大众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