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间:人的主动发展空间

古时候没有学校，因为古时候没有自由时间。寿命极短的先民们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不得不以毕生精力和时间争取最起码的存活。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社会逐步出现了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既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自由时间的基础。自此，一部分社会成员能够退出生产劳动，从事专门教育。中国到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学校被称为“庠”，本意为养老之所，即退出生产劳动的老年人边养老边向新生一代传授生产生活经验的地方。在西方，school（学校）一词源于拉丁文schla和古希腊文skhole，意指“闲适安逸之所”，是“有闲之士”驻足的地方，这也表明了“学校”与“自由时间”的天然联系。

学校的出现意味着社会时间结构中出现了一块专门用于教育的时间，即为人类开辟了一块能加速自身主动发展的空间，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变。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是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和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然的时间，它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自由时间是人类对自身动物性生存的超越，是对自然必然性的摆脱和人类自由的确证。马克思还指出，单个的人必须正确地分配他的时间，才能按照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他的活动上的种种要求。他和恩格斯提醒人们，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

自由时间的最高价值在于自由，它体现着人的自由意志，体现着人的生存和发展，体现着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学校，师生能在自由时间中进入舒缓恬静状态，自由地吸纳天地之灵气，欣赏科学、艺术和大自然，激发各种兴趣和潜能，激发创造精神，提升精神境界。概言之，自由时间是师生主动发展的空间，是师生个性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遗憾的是，今天不少学校师生在超负荷的工作（包括应付各种检查验收、评比晋级等非教育性繁琐事务）和课业重压下痛苦，许多人连起码的睡眠时间都遭到了挤压，无法获得全面和谐、自由自主发展的空间。这不能不引起学校内外一阵阵“松绑”“解放”的呼吁。在同仇敌忾之际，人们纷纷将矛头指向高考和评价方面的种种制度。其实，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都在于人，在于人的信仰和心态。当年大名鼎鼎的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从“性本恶”的人性论出发，将学校管理比喻为“缰绳”，主张以此克服和约束儿童天性中“不驯服的烈性”和“盲目冲动的种子”，建议把多布置作业看成是管理儿童的重要手段，“主要任务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应当使他们没有空闲的时间，唯一的目的就是不让他们干蠢事”。他的这些观点后来受到急于维持既定秩序的欧洲资产阶级的赏识，转化为制定反动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

制度既然是人制定的，那么任何人都可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作用于制度。当年政府曾实行过“杀人的会考制度”，陶行知则在口诛笔伐的同时反其道而行之，在自己的学校提倡并实行“六大解放”，让学生有“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自己高兴干的事情”；“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看看书，干点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另一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他出于对孩子的充分信任提出：“只有当孩子每天按自己的愿望随意使用5-7个小时的空余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聪明的、全面发展的人来。”为此，帕夫雷什中学制定了独特的作息制度：上午上课，下午全部让学生自由活动。在充裕的自由时间里，学生能够阅读大量课外书籍，从而为学好各门必修课准备好广阔的智力背景；能自愿结成各种兴趣小组，从事自己特别喜爱的课外活动；能获得必要的独处时间，用以冷静地思考社会与人生，进行深刻的自我教育。他大胆地解放教师，免除教师一切无用劳动，保证教师有充分的自由时间，以便拓宽其知识视野，丰富其精神世界，增进其教育素养。这些措施逐步转化为教师的教育艺术与效益，从而进一步节省了学生学习必修课的时间，增加了学生的自由时间，最终形成了教育时间分配上的良性循环。借鉴这些教育家的探索精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番试探呢？■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