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产出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

时间:2022-09-16 12:26:37

劳动力成本、产出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

[摘要]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括家庭、厂商、政府三部门的DSGE模型,分析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政策模拟。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存在显著的工资黏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造成我国产出下降,经济增长放缓。通过货币政策模拟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是在持续期限上较长,价格型货币政策持续期较短;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强度上强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政策效果更为显著。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产出波动;货币政策;DSGE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5-0124-02

劳动力成本低廉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一大优势,凭借这一优势,我国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出口商品,还可以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带动地区发展。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特别是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且逐渐成为长期趋势。

造成我国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即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和劳动力报酬的上涨。自2004年以来,全国各地频繁出现“用工荒”,劳动力供给开始出现不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已大幅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对其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得不通过提高劳动力报酬的方式来吸引劳动者,于是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从根本上说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是经济发展速度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并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用工需求,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既然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应该以何种政策予以应对就成为了我们必须要关注的课题。本文即从这一角度入手,通过一个DSGE理论模型以及实证检验,重点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DSGE模型构建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居民、企业、政府部门等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劳动力成本变动对经济波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分析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的冲击,探讨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

1.1家庭

家庭的目标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假设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同质家庭,其效用函数为:

Ejt∞l=0β1ln(Ct+1)+VlnMt+11pt+1+εln(1+ht+1)(1)

其中,ht为工作时间,Ct为消费,家庭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以使效用达到最大。β为主管贴现率。

家庭在进行选择的同时受到自身收入与资产组合的约束。收入的来源主要包括工资Wtht和企业的利润t, 从中还要减去税收Tt。模型中资产组合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现金头寸的增减,用(Mt-1-Mt)/Pt来表示;二是银行存款的变化,用Dt+1表示。因此,家庭面临的资源约束可以表示为:

Ct=Wtht-Tt+t+RtDt-Dt+1+(Mt-1-Mt)/Pt(2)

其中,Rt=1+it,it表示存款利率,Pt表示价格水平。

由以上两式可以推出家庭关于最优工资t的一阶条件为(由于篇幅所限省略了推导过程):

Ejt∞l=0(ξωβ)1hj, t+111Ct×j, t1i=1πt-1-λωξ/(1-ht)(3)

其中,π表示通货膨胀率,1≤λω

1.2厂商

厂商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t时期代表性厂商j制定最优价格j,t,假定每一期,厂商将其产品名义价格调整为最优价格的概率为1-ξP,而未调整价格的厂商,其价格设定由以下规则决定:Pj,t=πt-1Pj,t-1,其中πt-1为上期通胀指数。则其最大预期利润为:

maxEt-1∞l=0(βξP)1t1i=1πt-1-St+1Pt+1Yj, t+1

(4)

其中,β为厂商的主管贴现率;P代表中间商品价格;Y为生产产品数量。据一阶条件可得:

Et-1∞l=0(βξP)1t1i=1πt-1-St+1Pt+1Yj, t+1=0(5)

1.3政府

政府的目标是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为此央行可以采用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包括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

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假定货币供应量为:

Mt+11Pt+1=egmt+1Mt/Pt(6)

其中,gmt+1是货币增长率,则数量型的货币政策政策的规则由下式决定:

gm, t=ρmgm, t-1-σmπt-1+εmt(7)

对于利率规则而言,中央银行可以直接控制的是名义利率,假定名义利率Rnt+1=ernt-1Rnt,则利率规则为:

rnt=ρrnt-1+Vπt-1+εmt(8)

除了货币政策以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影响经济。假设经济体中总需求等于总供给且经济中不存在进出口部门,则总量约束方程为:

Yt=Ct+It+Gt(9)

其中Yt为总供给,Ct为家庭消费,It为投资,Gt为政府支出。本文假定政府支出是外生变量,它作为政府的财政政策手段进入经济体,其增长率服从 AR(1)过程:

Gt=egtgt-1

gt=ρggt-1+εgt(10)

2参数估计及政策模拟

目前,DSGE模型的参数估计主要依靠三种方法,即校准法、极大似然估计法和贝叶斯估计法。由于DSGE模型中的参数较多,而可观测数据量有限,因此模型中的参数不可能全部通过估计得到,部分结构参数需要通过校准得到。考虑到这种情况本文采用校准的方法,并参照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一般静态参数进行赋值,动态参数则用贝叶斯估计的方法进行估计。

本文选用1999年1月至2013年2月共170个月度数据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主要数据包括工业增加值、通货膨胀指数以及货币供应量,对这三组数据均进行季节调整并取对数,然后使用HP滤波法得到波动序列。

本文需要估计的参数主要包括:调整参数、政府支出的自回归参数和波动参数、技术进步的自回归参数和波动参数、货币政策的自回归参数、波动参数以及体现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参数等。具体估计结果如下:

根据对中国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得到的结果,我们发现中国存在显著的工资黏性,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不能瞬时调整,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尚存在改善的余地。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则会使得产出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为了寻找有效的政策以应对以上状况,我们进行了货币政策模拟,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对模拟结果进行汇报。

模拟结果显示,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都能对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对经济波动影响的强度和持续期限存在显著差异。从政策效应的持续期长短来看,无论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是对各种价格的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持续期较短,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持续期较长。5个月之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就已经比较微弱;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在20个月之后仍然起作用。从政策效应的强度来讲,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果则更为显著。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强度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价格性货币政策的效应要远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效应。

3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既然劳动力供给下降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就应该要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和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等多种手段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生产技能水平,提高单位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工资黏性的存在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不能瞬时调整,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尚存在改善的余地,变相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为此政策制定者应实施适当的政策,提高工资的透明度,及时就业信息,有效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第二,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影响的强度和持续期限存在显著差异,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应较强但持续期较短,而数量型货币政策效应较为温和但影响相对持久,央行需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与使用。

[基金项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李超(1988—),男,内蒙古赤峰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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