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论文范文

劳动力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逐步发展，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已经取代农民工、下岗职工就业问题而成为了就业市场的核心问题。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从理论角度寻求相关的依据，为政府等公共部门做好相关激励措施等提供支撑。

【关键词】就业 激励 政府

目前的就业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失业问题，我们认为，这些理论也同样适用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在西方，无论是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他们的一般经济理论中都包含有就业理论。包括劳动力供求因素分析、一般就业水平的确定、失业原因的探讨、就业对策的制定等。其中，有的就业理论是赞成政府就业促进的，并提出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取向。

一、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总量就业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以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了政府促进就业的必然性。首先，他对“充分就业”做了新的解释。认为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之外，还存在“非自愿失业”，即工人愿意按照现行货币工资水平受雇于资本家，却仍然找不到工作的状态。在凯恩斯看来，只有想办法消除了“非自愿失业”就意味着“充分就业”。其次，他还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即就业总量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失业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要解决“非自愿失业”问题就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增加就业量和增加有效需求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需要政府出手拯救经济、促进就业。他建议扩大政府职能，依靠政府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从而扩大有效需求，提高社会的就业水平。凯恩斯的主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带来了经济理论和财政政策研究的空前繁荣。从“自由放任”到“积极调控”，凯恩斯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政府干预经济，采取积极的手段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

二、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就业理论

二战以后，德国、日本两个战败国在实物资本饱受战争破坏的条件下迅速崛起，而伊朗、利比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以资本积累为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却未取得预期效果。经济领域中这些难以解释的特殊现象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代表人物是舒尔茨和哈比森。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阐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资本可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三、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结构性失业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普遍的“滞胀”，凯恩斯理论对此无能为力。以萨缪尔森和索洛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诞生，其实质上是将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他们认为，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仅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劳动力市场政策和人力资源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具体的就业促进包括、对劳动力进行全方位的继续培训，使技术过时的劳动者及时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大力发展职业介绍中介机构，使企业和求职者实现充分的信息沟通、减少户籍等行政性人口流动障碍，降低人员流动成本，帮助解决劳动力和企业地区间的迁移。

四、20世纪8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工资粘性就业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凯恩斯主义以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姿态出现。其代表人物包括斯蒂格利茨、曼昆等。该学派是用“粘性”取代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刚性”理论，并且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对这种粘性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弥补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

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论的关键是工资粘性理论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名义工资粘性理论包括、长期劳动合同论。劳方为避免劳动市场风险工资变动和失业风险，希望与资方签订长期合同，资方为了减少谈判成本，以及谈判可能引起的劳资摩擦也同意签订长期合同。这就使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难以随市场变化而变化，使工资具有粘性、交错调整工资理论。交错调整工资是指劳资双方可以通过合同来调整工资，但经济系统中所有的工资合同并不是同步的，即签订时间与到期时间是错开的，因而工资只能交替调整。当国家试图使工资水平稳定时，必然要求货币政策与总工资的增加相适应，结果就出现了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剧烈波动的超额需求会使产出下降，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减少，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因此，其结果就是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同时并存。实际工资粘性理论认为，厂商愿意支付较高的实际工资是因为他们假设工作效率和工资成正比，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从而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而高工资就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从而出现失业。新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当多考虑长期失业者，同时要积极干预劳动工资合同，以促使其具有较大弹性，从而促进就业。

我们还发现，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失业回滞理论强调政府有必要通过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培训政策与恢复劳动力市场功能的政策以促进就业。这其实体现的就是就业工作综合化、体系化的全方位覆盖。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大量的就业促进政策、包括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鼓励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积极聘用高校毕业生参与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服务外包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与就业援助等，这些政策出台之快，力度之大，涉及部门之广，历史少有。综上，我们列举了一些就业服务相关的理论，碍于精力有限，这些理论虽不能穷尽，但当面对日益严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也许能为研究对策找到一些路径。

参考文献：[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徐毓扔译.商务印书馆，1997

[2]林毅夫.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3]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M].华夏出版社，1988

注：本论文是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201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激励措施研究》课题成果，课题编号：JRS-2016-1035

劳动力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提升；新型城镇化

浙江是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大省。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的总数为1783万，其中本省占1260万，外省占523万[1] 。农业转移人口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其就业现状如何？就业的可持续性怎么样？就业收入匹配于融入城镇的能力吗？带着这些问题，课题组在查阅浙江统计局2014年年鉴已有的相关数据基础上，选择了杭州、宁波、义乌、嘉兴、丽水五地作为调研区域，在劳动力市场和十余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研和个别访谈，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1500份，有效问卷1462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100%和97.5%。籍此获取浙江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状况真实、客观的数据，剖析问题，提出对策。

一、农业转移人口的内涵

“农业转移人口”称谓的产生和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要充分理解“农业转移人口”的内涵，关键是准确理解“转移”两个字。“转移”表示该群体所在地域的转换。“农业转移人口”既包括从农村迁移至城镇就业居住的农业人口，也包含农村和城镇之间来回流动的农业人口。相对“农民工”这称谓而言，“农业转移人口”较为含蓄和中性，关注的重点在于农业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进而逐步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而“农民工”直接体现的是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和职业，始终带有一定的歧视色彩，难以被进城务工农民坦然接受。

二、目前浙江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现状

（一）基本信息

1.男性多于女性，青壮年居多

调研数据显示：男性比重高于女性（男性59.5%，女性405%），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重差距不断扩大。在流动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63.9%，40岁以上的农业转移人口不到10%，以青壮年居多。

2.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必要的从业知识和技能

调研对象中初中学历的占50.3%，高中或职高学历的占31.9%，初中以下的占17.8%，总体上文化程度偏低，以初高中为主。另外，多数调研对象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流水线上工作，工作机械而重复，难以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无法提高自己的就业层次，可持续性较差。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现状

1.“低端就业”迹象明显

调查发现农业转移人口目前的就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业等。从岗位分布看，多数农业转移人口从事的是城里人看不上、不愿干的苦、脏、重、累而又报酬较低的岗位，如家政服务工人、公交或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物流搬运装卸工、派件员、餐饮服务员、酒店宾馆卫生人员等等。这和农业转移人口缺乏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有关。

2. 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人数比例低

数据显示：农业转移人口中接受过良好技术培训的仅占25.6%，只接受过简单技术培训的占69.2%，没有任何培训就上岗的占52%。由此可知，农业转移人口的从业培训状况比较差。但鉴于农业转移人口大部分接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上的学历教育，如给予适时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对其接受能力应该秉持乐观态度。

3. 就业稳定性相对较差

数据显示：两年内平均每位农业转移人口转换工作在1.08次左右，53.8%的农业转移人口换过工作。有换工作经历的农业转移人口中，35.5%是因为想找一个更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单位；46.4%是由于工资太低而换工作。

4.失业保障不足

在失业期间，55.3%的农业转移人口依靠以前赚的钱来维持生活，17.1%的农业转移人口依靠亲戚朋友的帮助，13.6%的农业转移人口靠打些零工，依靠社会救助和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仅占2.8%。由此可知，农业转移人口的失业保障不足，使农业转移人口失业后承受着比当地人更大的经济、社会、心理压力。

5.维权意识弱

随着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工资、维权等方面的进一步重视，其工资、福利待遇和劳动权益问题正在得到改善。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依然出于弱势地位。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业转移人口签订劳动合同等。

三、目前职业教育、社区和政府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提供的服务情况

（一）职业教育

目前的职业教育，不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基本上以学历教育为主，培养对象一般是在校学生。部分职业教育机构也接受企业委托，为其定向培养员工，如“双元制”教育，但其实质还是学历教育。直接面向农业转移人口的从业培训，目前还没有。

相对于企业而言，职业教育机构的师资、设备和场地都比较完善，其培训资源相对比较成熟，部分职业教育机构还有考证发证资格。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能充分发挥各层次职业教育资源的作用，引导其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提供适时正规的从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不失为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二）社区

多数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在城镇就业，落地在各社区生活。但目前的社区服务往往只针对户籍在社区的城镇居民，极少能让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到。在就业方面，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遇到就业困难时，一般都靠老乡和朋友帮助解决，还没有将社区作为一个可依赖的 “家”。

究其原因，主要是上级主管部门没给社区这样的经费支持，面对为数不少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社区自然也没有能力组织这样的培训，更谈不上就业帮助了。由此，要在社区建立为农业转移人口服务的平台，在政策、资金、人员等方面给与一定的支持，以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适时的援助和支持，为他们融入城镇提供人性化的平台。

（三）政府

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机构，近几年虽然一直在努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对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生活提供了一些政策支持和保障，但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法律法规不健全，往往导致了多数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户籍还在农村但却长期居住就业在城镇的群体，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常受到排斥。社区就是因为缺少政府的资金支持而无法对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帮助，导致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居住就业的“边缘化”现象。

综上可知，现阶段浙江农业转移人口由于缺乏良好的职业引导和技能培训，普遍从事着技术含量低和报酬差的工种，加上目前各层次职业教育机构、社区和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政策支持和帮助力度不大，引导不足，存在着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极不匹配的状况，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将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四、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的提升对策

（一）职业教育

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要从根子上改变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首先，要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和全面普及，防止经济落后地区的适学青少年群体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等各种原因而过早离开学校加入打工者的行列。其次，以农村初中毕业生为主要对象，加大力度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政府也应适时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适当补贴贫困家庭青少年接受职业教育。

2.利用各层次职业教育资源，实行订单式培养

近些年浙江各地中高职院校、职业培训机构遍地开花，蓬勃发展。查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可知：目前浙江有高等职业院校49所，中等职业院校300所，成人技术培训学校4753所，技术培训学校2768所，成人初等学校59所，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校9所，成人中等学历教育学校44所，成人中学393所，技工学校66所，职业教育资源不可谓不丰富。

3.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鼓励民间力量投资农村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作为农村义务教育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前的中间过渡阶段。首先，要改变当前政府垄断农业转移人口培训市场的现状，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企业化运作，政府只掌舵不划桨，以“裁判员”的身份切实抓好农业转移人口培训市场的质量和水平。其次，要做好全面的统筹安排，政府应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职业培训市场的规划、管理与监督，搞好培训与就业的长期规划。再次，要推进权威机构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的鉴定，落实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制度，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资格证书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准人证”，以此来指导和监督农业转移人口职业培训工作的开展，促使职业培训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所在社区

农业转移人口每天生活的所在社区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场域，应充分重视“接受社区”在农业转移人口提升就业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社区可建立数据信息档案，完全登记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姓名、学历、婚姻、联系方式、职业或岗位，同时登记农业转移人口的数量、比例、分布，记录其就业情况和就业需求。这些数据信息可与政府下属的人力资源机构共享，争取从大平台层面形成信息对称，以提供更好的就业服务。其次，社区可根据就业需求，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再次，在社区公告栏里，定期告知就业供求信息，形成自助服务平台。最后，社区可针对附近企业的用工需求，在周末开展小规模就业供求洽谈会，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满意就业比例。

（三）当地政府

政府在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进程中，从政府职能发挥的角度，可借鉴一下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的成功运作经验，特别是英国的做法。首先，尽快推出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公平、稳定就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以从制度层面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机会。其次，政府应把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的问题提升到公共服务层面上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再其次，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应从市场供需层面的供给方角度，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这部分资金投入也即投资，长此以往，不但能积极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将极大地促进现代化进程和国民经济发展。再次，政府在提供此项服务的角色上，应该是掌舵者，而不是划桨者，注重服务方向和目标的实现，而不是具体的操作。最后，可借鉴英国成功的运作经验，把“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提升”这个大项目市场化，采用招标的方式，让有能力承接此项目的主体间平等竞争，实行购买培训的办法来实施此项目，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作者单位：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黎智辉，黄 瑛.“半城市化”与“市民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正式移民问题研究[J]，规划师，2013，（4）：32-36

[2]叶华靓.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考[J]，市场论坛，2013，（5）：51-53

[3]胡文静.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的瓶颈：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2）：17-19

[4]浙江省统计局.2014年浙江统计年鉴[DB/OL].

[5]咸怡帆，杨虹. 新型城镇化中的农民工市民化探析[J]，中国第五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参会论文，2013，191-194

[6]王瑜. 立法保障农民工平等就业权[N]，工人日报，2013.06.02（2）.

劳动力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伴随着全球化以及交通、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移民的流量、流向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规模更加庞大，形势更为复杂。一方面，国际人口迁移对提高移民接受国人口素质，促进接受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发展、人口增长和就业以及在加速城市化进程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人口迁移给移民输出国造成人才流失，给迁入国带来了难民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和跨国移民犯罪问题等。国家之间应制订长期合作战略，将移民问题作为长期的，与全球化、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社会过程来理解，最大限度地扩大移民所带来的好处，减少负面影响。

【关键词】国际移民 劳动力迁移 “推―拉理论” 移民输出 非法移民

【中图分类号】 D632.4 【文献标识码】A

国际移民并不是20世纪以来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在人类历史早期就有它的踪影，并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伴随着全球化以及交通、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移民的流量、流向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规模更加庞大，形势更为复杂。正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所说，“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口迁移”。

近年来，国际移民人数迅速增加并呈现出继续增加的趋势。据联合国人口署发表的《2002年国际移民报告》显示，国际移民在1970年只有8200万人，2000年迅速增至1.75亿，增长了一倍多。在发达国家，几乎每10人中就有1人是外国移民，而在发展中国家，平均每70人中有1人是移民。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的《2010世界移民报告》称，近年来全球跨国移民数量增势明显，由2005年的1.91亿增至目前的2.14亿，照此速度，到2050年全世界将有4.05亿跨国移民。国际移民逐渐成为一个与全球化、发展、贫困、人权以及安全等密切相关的全球性问题。

移民的界定及其分类

移民是一种人口在空间上流动的现象，它涉及人口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移民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787年，当时是用来专指迁移到美国的欧洲人。在此之前，这些人被称为殖民者（colonists）。后来，移民的概念随着时空的变化，内涵不断丰富。在我国的《辞海》中，移民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指由政府或民间团体大批地有组织地前往国外某一地区永久居住的人；其二是指在一国内部，较大数量、有组织的人口迁移。很明显，这一定义将移民划分为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两种。关于“移民”的概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及学科有不同的界定，不同学者的侧重点往往不同，有的强调移民是相对持久的运动，还有的认为移民是人们离开原住地，越过一定的行政界限，到另一个地方居住的迁移活动。一般来说，在界定移民的概念时，大多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予以界定：时间维度指移民在空间上的变化所维持的时间是相对稳定和固定的；空间维度指移民必须是在一定空间上的迁移。应该说，关于移民的定义比较宽泛，对其概念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策和规定，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

学术界对移民类型的划分则更加复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在于移民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问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不同，划分类型也不同。根据单一的标准，我们可以将移民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根据移民迁移的空间区域，一般可以分为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是否跨越国界成为区分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主要标准。

第二，根据移民在迁入地投入资本的性质可以分为劳动力移民、知识移民和投资移民。劳动力移民指在迁入地主要以从事体力劳动为生的移民；知识移民是指通过考学、分配和工作调动等迁入的移民，他们一般掌握着较高的技术；投资移民是指在迁入地投资办厂、兴建合资或合作企业等的移民。

第三，根据移民的动机和目的不同，主要可以划分为经济性移民、政治性移民和环境性移民。经济性移民是因为工作或追求更多经济利益的移民；政治性移民指因逃避战争或政治迫害而被迫离开祖国的移民；环境性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迁移人口。近年来，环境移民日益成为重要移民群体之一，2010年全球共有超过4200万人因为自然灾害被迫移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介于经济移民和政治移民之间，之所以迁移，多是出于社会原因（如家庭团聚）。

第四，根据移民的主观意愿，可以分为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被迫移民）。前者一般是出于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或与家庭团聚的移民，后者则是由于人道主义灾难、种族清洗、战争以及诸如干旱、饥荒等环境因素被迫离开家园，这些人通常被称为难民。

第五，根据移民的合法性，可划分为合法移民、非法移民或常规移民、非常规移民。严格来讲，“非常规”一词可能更加准确，它包含的范围也更广泛，用来指移民时可能不像“非法”一词带有贬义色彩。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准，例如根据移民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短期移民、中期移民和永久移民；以移民的规模为标准，可划分为个别移民、群体移民和大规模移民；以移民的根本目的为标准，可划分生存型移民和发展型移民等等。①

以单一标准对移民进行分类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它的最大好处在于分类清楚，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机械论陷阱。实际上，过多的单一分类标准罗列在一起，等于没有进行有效的分类。在现实中，不同类别间的移民往往有相互重合之处，而且各类移民之间的差别往往比较模糊，人们完全从一类移民转化为另一类移民。因此有些学者提出用复合的标准来对移民的类型进行划分。1925年，亨利・菲尔查尔德（Hery Pratt Fairchild）按照文明程度的对比和是否以和平方式进行这两个标准，将国际移民分为入侵型（invasion）、征服型（conquest）、殖民型（colonization）和移居型（immigration）四大类型。1957年，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将国际移民划分为原始性移民（primitive migration）、被迫移民（forced migration）、推动移民（impelled migration）、小规模自由移民（free migration）和大规模移民（mass migration）。这里，他分类的标准也是两个，即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与群体的关系）和移民动力（生态、移民政策、个人抱负、社会动力等）。②客观来讲，关于移民的定义以及移民种类的划分，并不存在统一的普适性的标准。每个国家对移民的定义和政策都不一样，分类更是千差万别，因此很难全面准确地进行划分，在对“移民”进行界定和分类的时候，要注重它的实用价值。

国际移民的界定

1922年，第四届国际劳工大会（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首次提出，由于国际移民涉及不同国家，因此，世界各国应当就如何界定“国际移民”制定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大会建议各与会国相互协商，就“移出”、“移入”等涉及国际移民的基本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为了协调各国统计管理以求不同国家的移民数据之间具备更高的可比性，联合国的统计学家们拟定了《国际移民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1953年，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统计署（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Statistics Division，UN）就如何进行“国际移民数据统计”提出了标准化建议，主要包括如何界定“非当地原居民的永久性移民（包括已入籍、未入籍者）”，具体为：此类人员包括两类人，一是“以长期居留为目的并在该国住满一年以上”；二是“原居民中的长期外移者”，包括那些“旨在留居国外并且已在国外住满一年以上者（包括已入籍、未入籍者）”。这是第一次以联合国的名义明确提出以在外国居住一年以上作为国际移民的标准。197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统计署对上述规定进行修订，新条例规定：国际移民包括“以长期居留为目的、并且已经在移入国住满一年以上、并且仍然居住在该国，也包括有意在移入国长期居留但并未连续居住满一年者、或曾经居住过一年以上但目前并不住在该国”。1997年，应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要求，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统计署对相关规定再次修订，并于1998年正式公布了《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该建议对当代国际移民做了多种不同定义。简要定义如下：国际移民系指“任何改变常住国的人”。作为对以上基本定义的补充，该建议对长期移民和短期移民进行了进一步区分：长期移民是指“移居非常住国至少一年的人”，以至于目的国实际上变成了其新的常住国；因为在国际迁移模式中出现了不同于旅游的短期移徙新类型，联合国将另外一类移民，即短期移民，界定为“移居非常住国达到至少3个月，又短于12个月的人群，但为娱乐、度假、探访亲友、商务、医疗或宗教朝拜等目的而前往该国的除外”。③另外，根据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的基本定义，除各国正式派驻他国的外交人员以及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兵等跨国驻扎的军事人员之外，所有在非本人出生国以外国家定居一年以上的人口均属“国际移民”。国际移民组织对“国际移民”做了如下定义：一般来讲，国际移民是指为了定居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在另一国家的跨越国界流动的人群；游客和短期商务考察者通常不计入移民之列。

比较以上权威机构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国际移民”定义的三个基本要点：一是跨越国家边界；二是在异国居住的连续性时间；三是迁移的目的性。根据这三个基本要点，本文将“国际移民”定义为：以永久居住或定居为目的的跨越政治边界超过一年的人群。

国际移民的历史分期

早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人类就一直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寻找适宜的生存环境。历史上有许多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包括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殖民侵占，古以色列民族离开古埃及前往迦南地，中国晋朝“五胡乱华”以来汉族和鲜卑族等民族南迁等。移民问题专家Khalid Koser认为，移民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东非大裂谷的人类先祖。生活在公元前150万年到公元前5000年之间的直立人及智人最先从东非大裂谷迁徙到欧洲，之后又迁入其他大陆。在学术界，关于国际移民的形成过程，有广义的划分和狭义的划分两种。广义上来讲，学者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时期的全球性大移民④：第一时期从人类史初期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主要动因包括寻求新的生存资源、居住地和军事征服；第二时期从16世纪初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动因是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亚洲以及美洲的殖民活动；第三时期从后冷战时期开始，主要动因是全球化的推动作用。还有学者采用的是狭义的历史分期，认为主要有前现代（1500年以前）、现代早期（1500～1850年）、现代（1850～1945年）以及当代（1945年以来）四个阶段。⑤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移民则是近代民族国家概念清晰化后，才开始被广泛关注。根据国际移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可以将近现代国际移民的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⑥：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1500～1800年）。因人口增长、气候变迁以及经济需要而起的人口流动从来就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从6000年前出现最早的国家形态开始，人类迁移活动就已经开始，但16世纪以前的人口迁移都是区域性的，真正具有全球规模的人口迁移是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逐渐发展起来的。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首先征服了美洲大陆的大片土地；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也先后在北美洲等地建立了众多殖民地。为了进一步开发殖民地以适应欧洲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欧洲殖民者除了派遣武装人员、行政官吏、传教士外，还需要大量从事生产的劳动力，这时期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成为重要的人口迁移部分，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三个世纪。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明显后果是欧洲人在非洲、亚洲以及美洲占据了大片土地，极大地改变了美洲人口的结构和民族成分，加速了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欧美工业化时期（1800～1914年）。18世纪以来，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移民的规模和速度都有大幅提高。这一时期是世界历史的大变革时期，资本主义相继完成了从手工业阶段向大工业的过渡、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工业化的进程从欧洲迅速扩展到美洲的殖民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移民呈现出空前盛况。据美国社会学家Massey 的统计，1846～1924年间，总共有4800万移民离开欧洲，约为欧洲1900年总人口的12%。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目的地非常集中，85%前往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其中美国就吸收了移民总数的60%。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60年）。这一时期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20世纪初，欧洲向外移民年均1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150万人。移民的大批迁移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欧洲移民在1925年前成为国际移民的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战争的影响，国际移民的显著特点是经济移民大量减少，政治移民增多。

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960年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移民发生了深刻变化。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国际移民再也不像工业化时期那样由少数欧洲国家流向少数欧洲人建立的定居地，而是真正具有全球性的移民潮流。联合国第六十届会议提交的《国际迁徙与发展》报告显示，全世界将近2亿迁徙者中，大约1/3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与从发展中国家迁徙到发达国家的人数大致相同。当前国际移民从规模、数量上都有大幅增加，移民类型更为复杂，方向更为多样。斯蒂芬・卡斯特（Stephen Castles）和马克・米勒（Mark J.Miller）对于移民趋势的分析颇具代表性。他们认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是“国际移民的时代”，其主要趋势将表现为国际移民的全球化、加速化、多样化和女性化。

国际移民产生的原因

对国际移民的研究由来已久。自15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不断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但历史上对世界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是对移民历史的研究，对移民规律性的解释不足。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国际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学者们逐渐开始探讨人群迁移的一般原因，尝试用相关理论解释国际移民产生的原因。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提出了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这是最早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移民的理论。1885～1889年，美国学者埃内斯特・乔治・莱文斯坦（E.G.Ravestein）发表了《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一文，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莱文斯坦因此成为公认的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他认为，人口迁移是推拉因素作用的结果。在“推―拉理论”中，“推力”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它可以是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可以是大量呈现的新机会，也可以是仅仅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推―拉理论”设计了一个简易灵巧的大框架，为广大学者所青睐。但“推―拉理论”也存在明显不足，它只是对19世纪欧洲移民状况的简单描述和梳理，尚未达到理论的高度。应该说，真正称得上移民理论的是二战后出现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该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才出现了一批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下面是一些重要的移民理论⑦：

新古典主义经济移民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 Migration Theory）。该理论直接来源于W・阿瑟・刘易斯的“双重经济”和“均衡模型”，以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迈克尔・托达落（Michael Todaro）为主要代表人物。该理论认为：国际移民产生的根源是国家间的工资差距；国际移民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国际移民取决于人们对迁移成本和收益的估算，如果移民后的预期收益高于成本，移民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新古典主义经济移民理论的优点在于简明、精致，易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该理论过于简化和片面，已经不能揭示当代国际移民的真实状态并预测其发展。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移民出现许多新模式和新特点，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理论已无法加以解释。

新经济学移民理论（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Theory）。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德・斯塔克（ Oded Stark ）、爱德华・泰勒（J.Edward Taylor）等。该理论认为，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同参照群体比较后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奥德・斯塔克认为，移民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移民的目的也不全在于高工资，更重要的是为了降低风险，寻求多种生财之道。因此，存在国家间的工资差距，移民未必发生，没有工资差距，移民未必不会发生。

劳工市场分割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也称“双重劳动市场论”。该理论代表人物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从分析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中探讨国际移民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即资本密集的上层市场和劳动力密集的下层市场。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工对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趋之若鹜，却不屑于从事那些报酬低、危险度高、有伤脸面和有碍个人发展的工作，这就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外国劳动力的内在需求，正是这种内在需求促进了当代人口的跨国迁移。

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该理论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国际移民的推动作用，认为跨国移民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扩展、渗透。国际移民的产生不仅是发达国家内部的需要，也是不发达国家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结果。大量劳工移民的产生，根源在于殖民主义、战争和地区间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正如世界体系理论所揭示的，劳工移民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落后的边缘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它与军事霸权、对外贸易与投资的控制一起，使第三世界国家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网络说（Migration Network）。该理论认为，移民网络是实现移民的重要中介，也是一种社会资本，能大大降低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它的存在对各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状况影响很大，移民网络一旦形成便具有“增殖效应”，并使移民过程获得自行发展的内在机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移民系统理论（Migration Systems Theory）。该理论由克里茨、利姆、兹洛特尼克等学者提出，认为移民系统是一种空间，包含了移民迁入国与移民迁出国相对稳定的联系。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因素的影响，移民输入国与输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从而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该理论强调移民系统往往由两个或者多个相互交换移民的国家组成，它对移民流两端的所有关系（比如国与国关系、文化联系以及家庭与社会网络）进行整体性研究。

概括来讲，上述移民理论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范式，即：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均衡”范式、历史―结构主义范式、“主体―实践”范式以及综合模式。⑧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范式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主要包括“推―拉理论”、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特征是都认为人口的迁移是由物质资源分布不均衡引起的，而通过移民则会使经济要素在地域间形成新的平衡。结构―历史主义范式认为，人口流动不全是物质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反应，而跟一系列的传统、结构与历史因素有关。该范式的典型代表是沃勒斯坦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主体―实践”范式，是随着吉登斯、布迪厄等人的社会学理论的兴起而提出的，其代表理论是移民网络理论。该范式强调移民也完全是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每时每刻地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最后一种范式是综合取向，认为应综合考察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对移民的促动作用，其代表理论是移民系统理论。

虽然上述各种移民理论还不能单独完整地说明国际移民的产生和持续等问题，但若把几种范式结合起来考虑，人们对移民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认识无疑会更加深刻。另外，除了从理论层面分析移民现象之外，我们还特别需要注意现实因素对移民现象产生的影响，如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推动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差距的拉大，交通、通讯以及信息业的革命性变化，自然环境的变化，战争、国家政策、政治变迁以及地区局势等因素，这些都对当前的国际移民现状产生了巨大影响。

国际移民带来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国际移民在国家、地区以及全球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斯蒂芬・卡斯尔斯和马克・米勒在《移民时代》中写道：“今天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没有移民经历和不受移民影响的人实在少见。这种普遍的经历与感受已经成为了移民时代的标志。”国际移民为全球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正面影响。国际移民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安全等多个方面。国际移民的流动有助于人才、技术和资金在更为自由和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配置，进而推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较之由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援助，移民寄回家的资金成为更加重要的收入来源，同时，他们重返故土时还带回了新的技术、经验和人脉。在某些国家，很多经济领域以及公共服务行业对移民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已经相当高。事实上，移民及移民活动不仅有助于经济增长，他们在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在世界范围内，民族、语言、风俗、宗教以及生活方式各异的人彼此之间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联系。

首先，对原籍国而言，通过侨汇可以增加本国的外汇收入，同时他们可以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2003年，全球金融发展年度报告（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Annual Report）首次注意到侨汇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并保守估计2001年汇往发展中国家的汇款高达723亿美元。⑨据世界银行统计，全世界的汇款从1995年的102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约2320亿美元，增加了一倍以上。汇往发展中国家的数额在全球汇款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从1995年的57%（58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72%（1670亿美元）。目前，全球汇款总额已超过全球范围内国家资助的对外援助项目总额，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此外，移民能部分缓解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有些移民利用获得的资金、技术回到原籍国进行投资，也有助于原籍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同时，国际移民也是国际民间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其原籍国的有力支持者。

其次，国际移民对目的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移民为目的国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以及拥有较高技能和专业知识的高级人才，全球2亿多国际移民每年为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产值超过2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汇集在一起，加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传播和交流，促进了文化繁荣。此外，移民在防止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减少、调整其住房市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劳工组织专家预测，对于许多发达国家来说，要想在2000～2050年期间保有相当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必须借助国外移民的力量。

负面影响。鉴于国际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国际移民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很多移民国家开始实行严格、谨慎的移民政策，不断加强对国际移民的管理。

国际移民对原籍国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造成了人才流失。移民会使国家本来就不足的技术以人才流失的形式变得更加匮乏，进而可能会影响原籍国的经济发展。如果国内失业问题严重，出境移民对减少国内就业竞争压力具有积极意义，这就是菲律宾政府积极鼓励出境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选择移民的往往是社会中那些具有创业精神、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人群的离开，让移出国不仅丧失了技术，还意味着这类国家在教育和培训上所作的投资得不到任何回报，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目前，“人才流失”已经日益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留学生移民是国际移民精英的主要代表。根据教育部《2009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统计，从1978年到2008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39.15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38.91万人，回归率不足1/3，这种人才流失现状必将对中国人才安全带来深远影响。⑩

从迁入国方面考察，国际移民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难民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和跨国移民犯罪问题。首先，移民特别是难民的大量涌入加剧了世界部分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难民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难民问题，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2011年全球难民报告》显示，在2001～2011年的十余年间，全球每年新增难民的数量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每年大约产生1000万难民，有人甚至称20世纪为“难民世纪”。其次，由于大量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涌入，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住房和就业问题，因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据国际移民组织2001年的保守估计，全世界1.5亿国际移民中，大约有4000万属于非法移民。一方面，非法移民的迁入一般通过偷渡等非法的方式，生存状况堪忧；另一方面，非法移民泛滥，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这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另外，非法移民问题对国际安全提出了挑战，国际移民跨国犯罪引发国际冲突，直接威胁世界和平，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9・11事件”之后，认为国际移民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看法已经形成，马德里和伦敦的袭击事件更加增强了这种看法。全球各地规模巨大的非常规移民有时会被政客以及公众视为国家和公众安全的威胁。最后，国际犯罪活动往往与人口的跨国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的跨国犯罪混杂在人口迁移的每一个环节，使得国家、社会和居民对移民产生了强烈的戒心，对其自身的安全状况极为敏感。

还需要注意的是，移民的大量涌入还可能导致种族冲突、国家认同等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低，新移民日益成为这些国家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据统计，1990年至1995年，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有一半来自新移民，2000年至2005年竟然高达3/4。预计到2010年以后，发达国家的几乎所有人口增长都将来自新移民。新移民带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差异势必对迁入国的文化、风俗、传统和宗教等社会秩序提出挑战，他们对接受国主体文化形成的强大冲击引发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担忧。

应该说，国际人口迁移是一把双刃剑，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是双重影响。一方面，国际人口迁移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裨益，它对提高移民接受国人口素质，促进接受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发展、人口增长和就业以及加速城市化进程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人口迁移又带来负面影响，它给移民输出国造成人才流失，给迁入国带来了难民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和跨国移民犯罪问题等。目前，许多国家政府对国际移民的管理只有短期措施，缺乏远见，且这些措施往往效用有限，相比而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在移民政策的制定和移民的管理方面经验较为丰富。

国际移民是涉及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涉及多个领域的复杂问题，国家之间应制订长期合作战略，将移民问题作为长期的，与全球化、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社会过程来理解，最大限度地扩大移民所带来的好处，减少其负面影响。

（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术森是本文的共同作者）

注释

更多关于移民分类的文献参见钟涨宝、杜云素：《移民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第68～72页；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0页；李芳田：《国际移民及其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

阮征宇：《跨国人口迁移与国家安全――一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4月，第13页。

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0页。

余彬：《国际移民认同问题：一种身份政治研究方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1～67页。

Stephen Castles：Migration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s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36，No.4，pp.1143-1168.

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的对策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16页。

关于国际移民理论的系统阐述参见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2～18页；周聿峨、阮征宇：《当代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8页；阮征宇：《跨国人口迁移与国家安全――一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4月；傅义强：《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第45～55页；李芳田：《国际移民及其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李明欢：《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再探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5～12页。

钟涨宝、杜云素：《移民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第68～72页。

Peggy Levitt and Ninna Nyberg-S?rensen：Global Migration Perspectives，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GCIM），No.6，October 2004， pp.3-4.

李志永：《21世纪初中国国际移民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11～117页。

劳动力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产业化 准公共产品

教育产业化在我国的提出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背景是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把教育列为“教育事业作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归属于第三产业”。而高等教育“产业化”讨论的现实背景是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启动内需，国家启动高校扩招，吸收大批民间资金投入到高等教育中。

一、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的基本思想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美国舒尔茨为代表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个里程碑性质的理论范式，其强调教育的经济价值。这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热衷者们最为青睐的理论证据。“人力资本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兴起，又带来了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的第二次兴旺，我国的高等教育产业理论几乎与此同时起步。教育市场论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应走“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企业化”之路。主张完全按照“产业化“的方式运行的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可行性分析和相关观点作为支撑：

第一，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即在教育市场上，存在供给小于需求的状态，必须实行产业化，允许教育产业化体制和机制的准入。

第二，教育产业化可以解决我国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经费紧张问题。高校经费短缺一直是阻碍我国教育发展的巨大障碍。高等教育产业化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经费短缺问题。

第三，高等教育“产业化”可以引导教育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使教育由一种纯消费行为变为投资行为，实行教育产业化，变国家投资的传统格局为民间多元投资教育的新格局，可引导广大居民把储蓄转化为教育，从而扩大内需。

第四，教育产业化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的就业问题。据西方经济学家估算，教育可以为全社会提供占从业人员总量约4%的就业机会。这使得大量的本来要进入劳动力队伍的年轻人因延长受教育年限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

另外，主张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学者认为，高校收取学生的学费这一现象是学生购买高等教育的资源，遵循商品交换原则的体现。高校完全产业化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

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批判性思考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高等教育“产业化”。有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把高校学术资源变为财富，同时通过土地出租获取资金，并通过开发技术转化成生产力，构成“学术—技术—生产力”的运作模式。有的学者认为，从更为基本的经济学视角出发，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即通过市场来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1]。有的学者认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产业化一定要求市场化，高等教育产业化也必然要求教育活动市场化、教育机构企业化、学生受教育投资化[2]。王善迈认为，高等学校应当企业化，高等学校即是高等教育企业，应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3]。

笔者认为，简单地说，高等教育产业化即是：高等学校办学企业化、高等教育资源商品化和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市场化。笔者赞同高等教育是一种产业的观点。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打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教育越来越具有产业性质。一方面，教育是既有投入也有产出的。教育的投入包括生产性投入和服务性投入，教育的产出包括非货币性产出和货币性产出。另一方面，教育有直接或间接的产品，包括呈流动形态的教育劳务和附着形态的劳动能力。同时，教育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据估算，教育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一般不少于4%，在发达国家可以达到6%至7%。

教育是产业，那么教育属于什么产业呢？一般认为，教育属于第三产业。笔者认为教育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的第四产业——知识产业。教育产业仅仅是对经济产业这个概念的泛用，但高等教育与工农业和其他服务业有很大区别，高等教育不能完全“产业化”。对于高等教育应该完全“产业化”发展的理论观点，笔者持批判的态度，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论述。

第一，既然承认高等教育属于一种产业类型，就要弄清楚高等教育的产品属性是什么。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1954年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后被经济学家所接受。公共产品的特征可以归结为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教育服务属于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提供，计划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完全由政府提供，政府垄断教育，或完全由市场提供，教育完全由市场调节不能达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这都是不可取的。由于教育的不同部分，其产品属性不同，提供与资源配置方式也不相同。由于教育是具有巨大外部效益的准公共产品，就不应当产业化和市场化，这是运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理论上作出的基本结论。高等教育不能完全市场化运作，也就是不能完全产业化。

第二，对向学生收取高等教育学费的现象，应该有正确的认识。不推行高等教育“产业化”，高等教育就不能收学费，这是一种误解。一方面，通过适当收取学费来补偿部分教育成本，建立一种合理的个人成本补偿制度。这是合理的。学费在形式上看起来具有“价格”属性，但本质上它不是等价交换的度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品价格，也不遵循商品的价值规律原则。世界各国学费在教育成本中的比重是千差万别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学杂费占生均培养成本的比例维持在20％左右，因而确定收费的标准也不是成本加利润。在我国，1996年原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发文规定，由国家及企业、事业组织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校，现阶段收取学费应以学校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25%为最高限额。因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学费不是依据市场的价格机制和价值规律原则进行收取的。另一方面，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劳动潜能得到提高，因而有较高的预期收益。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高等教育的受益方也应当成为教育成本的分担者。研究表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达到20.13%，几乎是社会收益率（10.19%）的一倍（psacharopoulos，1994）。客观上讲，应该向受益者学生征收占成本更高比例的学费。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学费的成本补偿的比例控制在20%以内。

第三，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观点只看到教育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和价值，而忽视了教育同时也具有政治、文化、科技、军事、伦理、美学、宗教、生态等多种功能和价值，将经济价值视为教育的全部价值，是错误的。简言之，学校不是工厂、商店或银行，不应把经济活动中的市场机制和规则完全移植到教育中来。大多数国家教育法都规定教育的宗旨是育人，教育机构的定位都是非营利组织。如果教育市场化，学校企业化，那么育人将成为手段，利润将成为教育的目标，学校也将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营利组织，将导致教育异化。

第四，针对一些高校兴办企业和科技园区，将学校的后勤部门社会化、企业化，开展收费性的社会服务，为学校“创收”，有人误认为这是教育产业化。高等学校兴办的这类产业不完全是以育人为目的，是经济性的产业活动。其创造的经济利润，部分缴给学校，补充办学经费，这是对学校支持和投入的正常回报。高等学校的校办企业，高等学校的部分后勤服务，已不属于教育产业，均属非教育产业，这不应该成为教育产业化的讨论范围。

三、按教育规律办事，重办高等教育产业

从世界教育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把教育完全推向市场，实施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先例。有的是把教育视为消费性社会公益事业，完全由政府财政举办，如北欧的某些国家；有的是把教育视为竞争性公共物品，由政府举办或赞助，公民在纳税的同时分担一部分教育费，如北美国家。

从我国基本国情、教育发展实际以及教育的战略地位出发，各级政府在承担教育发展主体性作用的同时，要积极指导各类高等学校规范办学，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遏制各种失范的高等教育“产业化”倾向和行为。应坚持三项原则，即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益相结合的原则、收费性教育与补贴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盈利与非盈利相结合的原则。具体从以下几点出发：

第一，明确教育价值取向，重视教育的全方位功能。教育的功能在于通过促进人的素质全面发展，向社会各个子系统提供优质人力资源，成为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教育的这种广泛的、深远的社会效益是任何经济效益所不可比拟和代替的，也是“产业化”的教育所无法实现的。因为教育的这种促进人的素质全面发展过程，同一切物质生产和非教育性的社会活动过程有着本质区别。

第二，完善教育政策，健全高等教育公共财政体制。除明确各级政府在各级教育投入中应承担的比例、确保生均教育经费逐年增加、加强财务监督审计之外，还需要建立健全规范公办高校、民办高校财务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确保民办学校的法人财产权。尽快统一民办学校的会计制度和记账方式。规范对学校的出资行为，既要注重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又要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于合理回报的有关政策，鼓励更多社会资金和资源投向教育事业。

第三，加强民办学校财务监管，建立相关问责制度。在民办高校准入办学后，须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核算成本，设立合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实行办学收费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根据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各级政府要建立相关督察和定期公布审计结果制度，完善问责制度。将违规办学和乱收费的学校予以曝光；对以营利为目的、以办学牟取暴利的学校，取消其减免税资格，并给予限制招生、停止招生等处罚。

第四，规范高校办学，坚持高等教育公益性原则。通过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制，规范办学。通过建立与社区、家长的广泛联系，将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意见、建议吸纳到办学中来，将学校的办学置于社会支持和监督之下。

劳动力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近年，日本的总人口为12815万人（2009年），预计今后有逐步减少的趋势。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到2050年日本人口最低为9203万人，最高为10825万人。这个数字与1950年的8200万人比较接近。再者，到了2050年绝大部分人口将会居住于城市，而农村、山村将会出现人烟稀少的现象。日本的民俗学者、福岛县立博物馆馆长赤坂宪雄先生预言：如果只剩下老人，那么，目前已经岌岌可危的自治村落将会维持不下去。“如果村落解体，那么，比如在海岸周边的杂木林就会杂草丛生、蔓延，与深山老林的界限就会消失。因降雨而引起的泥石流冲击城市的风险也会增大。这些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从山里跑出来的猴子、熊、野猪等野生动物出没在街道上。在东北地区，我听说过像‘大山来进攻我们了’等之类的话，作为‘缓冲地带’的城市周边的山地，一直以来保护着城市，使之免遭来自野山的侵袭。长期以来保护这些山地的就是村落”。“无论是在海边，还是在山里，如果村庄衰退，那么，大自然就会毫不留情地攻击人类，即使是城市居民也在所难免”。“在经济高度成长的同时，年青人们丢下农村、山村进到了城市。被丢下的故乡，大兴土木，积极推进公共事业，以一时的现金收入和就业作为交换条件，区域内的具有传统性的生活方式和赖以生存的农业衰退了。“”由此谋到利益的是总公司设在东京的巨大建筑企业。公共事业的推进只起到了侵蚀地方的作用。就像一样。像这样的‘殖民地结构图’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它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原子能发电站”。1针对原子能发电站的危险性，曾经有很多日本的专家和学者发出过警告。他们认为，日本地处多个地震带，如果在靠近原子能发电站的地区发生大地震的话，那个损失将无法计算。但是，对于这些专家、学者，电力公司不但没有提供科研费，相反，对那些宣传核发电是安全的学者却予以优待。同时，那些想利用核发电来创造就业机会的势力，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在农家子弟中，为了得到比务农更高的收入，希望去城市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即使在农业县，那里的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偏重于如何有利于在城市里就职。比如，在全国小学校的学习实力测验中，作为农业县的秋田县的小学生的成绩名列前茅。就这样，在交通不便的农山村出现了人烟稀少，只剩下老年人的现象。当然，即使在这样的地区也有非常健康向上的老年人。比如，在海拔1000米的长野县东南部的野边山地区，这里在过去是栽培落叶松树苗的基地。落叶松的枝干细长挺拔，非常结实不易折断。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点，在北海道被用作于煤矿坑道的坑木。这种树苗，在野边山大量培育繁殖之后被移植到北海道南部，就是现在的千岁机场附近的原野里。至今为止，当飞机即将着陆千岁机场时，还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落叶松树林。在煤矿已经消失了的北海道，落叶松便成了无处可用的废材。而曾经是培育落叶松树苗基地的野边山地区，如今变成了高原生菜产地。它的中心地带是日本最大的生菜生产王国川上村，全村农户607户，平均每户一年所生产的高原生菜的总收入为2500万日元（约208.3万元，2007年），全村的销售总额约为155亿日元（约13亿元）。即使在这样的村庄里，从事农业的人口的年龄也明显提高，比如，30~39岁的人口占14.1%（全国是3.3%），40~49岁的人口占22.6%（全国是6.1%）,老龄化问题非常突出。那么，究竟是谁在支撑着这个地区的生产呢？他们是从中国来的名为“研修生”的劳动力。长野县八岳农业协同组合从2002年开始每年招收600多人的“研修生”，提供给其所管辖的5个町村。在这之前，农协招收的都是日本国内的打工人员。但是，由于蔬菜收割劳动需要从半夜一两点钟开始做起，因此，像这样的重劳动现在已经很难在日本国内寻找了。农协和町村政府不得不找中国人来从事这类工作。但是，雇佣外国人需要办理劳动签证。签发签证需要时间。而且“研修生”的签证期限只有1年，研修生们每年春季入境，劳动6至7个月之后回国。他们的劳动报酬为每月平均8万至8.5万日元，吃住由农户提供。研修生们对村里的老人们无比体贴，所以，老人们都非常喜欢他们。但是，这样的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呢？像这样富裕的村子，在日本是罕见的，山里大部分村庄的人口已经开始稀少，所谓的“限界村落”正逐步形成。正如赤坂宪雄先生所说，到2050年，日本的农村社会消亡的可能性极高。1

二、日本农村社会原型（自治村落）的形成到其消亡的500年素描

在使京都化为平地的1467年的“应仁之乱”之后，1582年丰臣秀吉打败了明智光秀统一了全国，这段时期在日本史上称为“战国时代”。当时，豪族割据各占一方，各地方之间互抢粮食，抓捕民众。农民为了自卫，拿起了长枪、竹枪和刀剑，后来又备置了火药枪进行反抗，或是逃亡他乡。农民们在“名主”（里正）或是“庄屋”（村长）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进行抵抗（这就形成了作为自治组织的自治村落）。豪族们在兴建自己的城墙的同时，趁敌方不注意乘虚而入消灭之，然后，将其领地和居民（自治村落），还有粮食据为己有。农民出身的丰臣秀吉由于辅佐织田信长而出人头地，他因为害怕农民造反，实施了解除农民武装的所谓的“刀狩”。为了割断负有军事保卫义务的武士和负有纳税义务的农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安排武士移居到街道里，实现了“兵农分离”。这个政策，将居住在“村落”里的农民与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进行了隔离，把农民们赶回到了现物交换阶段。还有一个丰臣秀吉实施的重要的政策，那就是“太阁检地”，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测出稻谷的产量，即税务的负担能力。其内容，第一是确定“村落”的界限和区域。第二是明确每一个区域里的每一块区划的水田、旱田、建筑物等的区别和所在地，测量它们的面积，根据土地的贫沃程度，决定稻谷的等级和糙米的产量。第三是明确土地所有者，将赋税人和课税标准额明确地记录在被称为“检地帐”的帐本里。在这个帐本里，还记录着实际上没有种植稻谷的旱田、建筑物、池沼、鱼塘等，针对这些地块也标明了以一定的标准换算为糙米生产量的课税标准额。第四，将这些数据合算之后，在最后一页记录每一个村落的总面积和稻谷总生产量（法定课税标准量）。据1598年统计，全国糙米总生产量（总课税标准量）为1850万9043石（278万吨）。实际上的课税为这个课税标准量的40%至50%等，在各“大名”领内或是幕府领内规定了一定程度的税率。以稻谷纳税，必须要制作个人的纳税账本。这个账本被称为“名寄账”，庄屋（名主）针对账本所有者的变动情况，每年都要进行详细记录，如果出现短缺，就要将全体纳税人的纳税数目重新作以调整（因此，要求农民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在灾荒年，还要制作要求年贡减免的奏折。到了明治时期，地租变为现金支付，在这270年里，庄屋的业务量是非常庞大的。1853年美国的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太平洋舰队来到日本，要求门户开放，之后至明治维新，由于政治、经济混乱，幕府或是藩对于农村的统治几乎失去了效力。1867年幕府失去了作为者的正当性，放弃了政权。

（一）地租改革事业———土地私有的法律承认

1867年明治新政府代替了德川幕府之后，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既可以避免测量土地，免遭农民的反对，又可以依公平原则制定课税标准，以此来简单地确保财源和必要的税收。当时，著名的荷兰语专家神田孝平提出：将江户时代的严禁土地买卖制归于自由，由政府发行一种名叫“地券”的卡，上面印有政府证明买卖的印章。卡上面标有土地的所在地、种类、所有者和价格，这个价格是由买卖双方申报，如果申报价格低于实际买卖价格，那么，第三者便可以通过竞价方式取得土地。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既不用调查纳税土地，也不用调查稻谷产量，便可确保税收。1873年7月，新政府采用了以上提案的大部分内容，了“地租改革布告”。其主要内容为：（1）废止原来的旧课税制度，（2）对于接受地价调查的土地所有者发行“地券”，（3）作为国税的地租为地价的3%，作为地方税的地租附加税为基本税额的1/3以内。这次的地租改革完成于1881年6月。即用了8年的时间。其间，每一个地块都发行了地券，共发行了1.2亿张地券。土地测量由自治村落实施，政府也就因此而节省了测量经费。对于政府而言，需要的只是掌握民有地的地价，为了计算出地价，需要掌握各县的“平均收获量”“、米价”和“利息率”。这些数值由政府确认之后生效。除了耕地以外的宅基地、山林、原野、池沼等，只要是民有地，就会被规定其地价。山林被认定为民有的条件极为严格，在一般的情况下，即使自治村落的村民在习惯上在某个山林里采草、砍伐作为燃料和建筑材料的树木等，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明，为了确保其权利而支付了货币，那么，这块山林就不会被认定为民有地，而划分为官有地（被称为“官民有区分”）。当时的地租改革的结果，以全国范围来看，耕地、宅基地、盐田的合计为458万公顷，稻谷的产量为4367万石（665万吨），总地价为1亿6024万4000日元，总地租收入为4872万日元。此外还有山林和原野的地租为74万日元。实收地租合计为4946万日元。地租改革期间的平均标准米价为1石（150公斤）4.185日元，当初政府预测的地租为5222万日元，而实际收入少了3%左右(276万日元)，其差额只有一点点。因此，可以说新政府基本上实现了目标。这意味着幕府体制下的农民的负担总额原封不动地被新政府以地租形式而收取。但是，也不可否认，在幕府体制下的课税的不均衡现象，在这个时期有所纠正。在1884年实施的地租条例中规定“：地价是指地券上所标示的价格”，并把这个地价作为课税标准固定下来。这个地价被称为“法定地价”，一直维持到1931年。地租占中央政府税收的比重为，1885年82.7％，1890年60.6％，1910年24.0％，1920年10.0％，逐步减少。而纳税人从自治村落变成了土地所有者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因为，通过这一做法，作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的土地私有制度被确立起来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是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前提，日本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受到先进国家的排挤而有长足的发展，是因为在它的社会底层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来源，就是农村过剩人口，尤其是农村杂业层。

（二）日本产业革命：日本的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的特点

工业革命源于18世纪后期在英国开始的棉纱纺织业。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以棉纱纺织业为中心掀起了工业革命，这一点与英国相似。英国依靠发明和普及机器提高了生产力，挤垮了本国和他国的手工业，确立起了资本主义。与此相比，日本从欧洲不但进口了机器，同时，也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首先要模仿和学习，所以，最初的机械生产力很难与发达国家抗衡。尽管如此，日本的棉纱纺织业不仅快速地占领了国内市场，而且逐步成为了棉纱和棉布的出口国。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国际上金银比价变动（银价低落）的长期持续，使得包括日本在内的银本位国的商品更加趋向于低廉，对欧洲金本位国家的商品进口起到了防御作用。

第二，作为传统产业的缫丝及其他出口商品的生产发展顺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在创汇方面的困难。

第三，通过国内棉纺织业的结构调整，迅速克服了因外国棉布进口所带来的冲击。其过程是，首先从使用进口棉纱开始，逐步转变为使用国产纺织线，或通过引进法国研制的飞梭装置来推动国产织机的改良。最终使国产棉布成功地占领了国内市场。第四，纺织业界的企业成功兴起，对进口棉纱形成了早期抗衡（比如大阪纺织厂的规模为15000锭，最初的走锭精纺也开始过渡为环锭型纺织机等）。日本工业革命的另一个支柱是蚕丝纺织业。当时，由于欧洲蚕疫蔓延，对于亚洲的蚕丝和蚕种需求不断扩大。受到蚕丝顺利出口的影响，日本缫丝业的发展呈现为原来的手工缫丝和进口机械改良后的机器缫丝并重的状态。如上所述，日本的产业资本对生产过程能够起到控制作用的，只有那些利用低工资作为有力竞争武器的产业部门（纺织织布业、采矿、煤炭、造船业等）。比如，根据推算，1892年的纺织业工资水平，日本男工仅为英国的十三分之一，女工仅为二十六分之一。从劳动力市场来看，虽然所谓的近代雇佣劳动力迅速增加，但是，从实际数量来看，1902年约为50万人（职工在10人以上的工厂），1909年也只有90万人（职工在5人以上的民营、国营工厂），而且以纺纱业和织布业为中心的手工业工厂、小规模工厂的劳动者占多数。1909年民营工厂劳动力中有62%是女工，而纺纱和织布业中85%是女工（大多数在12-20岁）。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加上厂方对女工采取轻视人权的做法，导致了女工因生病（尤其是结核）和受伤而迅速消耗，为此需要不断地补充大量的劳动力。其候补劳动力，则来源于庞大的农村潜在过剩人口，以及存在于农村和城市中的“杂业层”。“杂业层”是指雇佣劳动以外，处于不安定就业状态的最下层劳动人口，例如，零星企业的劳动者、家庭劳力、零售商贩、服务业从业人员、手艺人的学徒、土木建筑业的帮工、临时工等。中村隆英先生推算的“原有非农业雇佣人口”基本属于此类。据推算，1909年在总从业人口2542万人中，“农林业从业者”为1603万人（63%），“近代性雇佣人口”为164万人（6.5%），而“原有非农业雇佣人口”达到了776万人（30.5%）。超小规模的贫困佃农和农村杂业层作为劳动力的供给源从农村大量流出。流出形态有“出外打工型”和“离村定居型”两种，而这一时期的主要形态为前者。典型的出外打工型通常是被招聘人或是中介人花言巧语说服来的“女工”，她们大都来自偏远地区。由于很多女工的工资的大部分，在她们离家时已预支给了她们的父母，所以，即使本人不愿意也只能被束缚在工厂里，直到将所有的预支款偿还完了。那时的工资水平，如上所介绍的那样，由于很多过剩人口寻求就业机会，因此，仅够维持贫困的生活水平。比如，农业或劳工雇佣一天的工资标准，仅能购买3公升（4.5公斤）大米的金额（含伙食费）。就劳动条件而言，比如纺织业，由于资本家急于折旧机器，因此工人被迫昼夜交替，长时间从事高强度劳动，其条件非常残酷、恶劣。这个时期的日本的劳动者阶层总体上属于“下层社会”的贫民的一部分。

（三）自治村落的职能和构成

当时在这样的后发资本主义体制下，日本的农业和农村的再生产是如何进行的呢？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维持了大约400年左右的作为日本农业基本单位的农户和支撑它的自治村落的职能和构成。与众多国家一样，日本的农户是农业的基本单位，但是，农业生产并不只限于1家1户。由农户作为成员而构成的村落，需要对一定领域内的土地、水、草地、森林等进行自治管理和维持，农户在其中也进行着自身的再生产。这里所说的“村落”并非政府规定的行政组织，也不仅仅是生产共同体或地区生活集团，而是对外具有实质性的自治功能，对内具有自我约束力的自治体（自治村落）。尽管作为村落成员的农户，因为拥有土地面积的差异而存在着经济上的不均衡，但是，自治村落却给予各农户同等的权利、义务，它是具有地缘性很强的各农户的“家的联合”。正因为存在一定领域内的自治和共同体规定，各私有土地的所有权才有保障，耕作才得以保全。村落拥有自治管理组织，对其领域内的人和土地加以相当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限制，对土地和水等的维持和共同使用，编制必要的劳务来进行管理，调整和解决利用权和耕作权等错综复杂的关系。针对像“入会权”和水利权，与邻近的自治村落相交错的权利，每个自治村落都会派代表就其保全和利用问题进行协商，以便限制和维持。近代（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下的“自治村落”被法定成为行政单位，但明治维新导致幕藩体制崩溃后，它们中的大多数丧失了行政单位的职能，被称为“大字”、“村庄”、“部落”或“集落”等，但是自治体的本质却一直被延续到二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期为止。但在此后，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兼业化、汽车的普及以及与“村庄”外人群的混住化“，自治村落”的自治能力急速衰退。例外的是，在藩制下没有形成自治村落的萨摩藩领（九州南部和冲绳）以及欠缺近代封建制度的北海道大部分地区，在明治维新后没有形成自治村落式的“村庄”。

（四）劳动市场和农村生活

村落内外的劳动力市场与农户的再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对地主和佃农的关系也产生了各种影响。在日本产业革命开始时期，农村的雇佣形态一般有三种，年雇佣、季雇佣和日雇佣。大农户（规模在2-5公顷）将土地租给没有土地的农民，一边向他们收取实物地租，一边将这些农民作为年、季、日雇佣的劳动力加以利用。此外，从事各种零星经营的杂业层也包括在上述的供给源里。对于农村的潜在剩余劳动力来说，农村的家庭作坊、纺织代加工和小商贩等曾是重要的就业方向。与出口纤维工业和其他工业相关联的各种家庭作坊，对扩大国内市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铁道、公路、船舶等交通工具的改良和发展，零杂业内的结构也迅速变化，拉车、马车夫、人力车夫、船夫等急速增加。在县政府所在地、地方的重要产品集散地等地，地方城市人口开始猛增，小商贩、餐饮店等其他服务业的营业人员迅速增加，城市与周边农村的人口流动性大有提高（表1）。这样，从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地方流动出大量的农民工。男性主要向北海道的水产业或是九州的煤矿或是临县的农业或是酿酒业流动。到了20世纪10年代，流向大城市，从事零杂工的农民工激增。女性主要流向缫丝业、棉纺织业、编织业等工业部门，城市的服务业、家政业等也是重要的就业部门。离村后再不回来的“离村定居型”和“出外打工型”，在流出的时期方面存在着地区差异，比如，在长野县諏访，在幕府时代末期前者已超过后者，而东北地区到1910年左右为止，原籍人口和现在人口呈相似的增加趋势，此后，呈现出剪刀状延伸现象。而昭和危机以后“，离村定居型”流出成为主流。那么，笔者为什么用如此多的笔墨来说明非农户身份的农村和城市的杂业层呢？那是因为在探讨农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的问题时，如果不研究杂业层所起的作用，那么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与欧美先进工业国家相比，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其独特的一面，即在引进机械化大工业之前，随着幕府末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阶级、阶层的分化，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就已形成，并且随着土地的商品化，即通过地租改革使土地私有制合法化，使得日本资本主义具备了必要而且充分的前提条件。还有，农村以及城市的“杂业层”，即大量的贫民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劳动力和生活必需品，其别是对服装原料及半成品的国内商品市场的大量需求，使得商人和高利贷资本，不断地向产业资本转化，使日本的纺织工业得到了自主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有着向金融资本发展的趋向。这样即使不把大量的旧中间阶层的小生产者化为无产者，也可以使他们在经济上隶属于商人资本或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下，从而可以不断地向他们榨取利益。像三井、三菱、住友那样的日本金融资本，既没有形成像德国那样的重工业垄断体，也未能避开联合企业关税的壁垒，但是依靠矿山、煤炭部门和运输部门的高度资本积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在远东地区虽然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确立了他们的生存基础。之所以可以这样，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广泛地存在着作为被榨取对象的旧中间阶层，金融资本正是利用了这个阶层的商品经济上的特点。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不景气期，上述的农村中的旧中间阶层，特别是那些下层被转化为大量的劳动力而流入城市。资本家正是依靠他们，而确保了优质、廉价的劳动力（表1）。在过去，农业经济学者只关注农业劳动人口和农林业雇佣人口问题，而工商业经济学者只关注现代雇佣问题。与这些研究不同，劳动市场论的研究者隅谷三喜男先生和兵藤钊先生，着眼于劳动力供给来源问题来弥补这些研究的漏洞。而中村隆英先生又从人口论的角度，继承和完善了这二位先生的研究。中村先生主张的“原有非农林业雇佣人口”在20世纪初，曾是资本主义制造业劳动人口的5倍多，此后，直至第二次大战，其数量继续增加。在这里将中村先生统计的详尽的数据，进行加工后制成的表1和图1附上。隅谷先生在他的论文里说，“这个杂业层-虽然在农村也存在,不过为了便于理解，将问题简单化，在这里，我们只针对城市杂业层进行考察”。被他“简单化”了的“农村杂业层”，实际上不仅仅在日本，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极为重要的规定要素。在日本的农村逗留着大量的农村杂业层，他们为了在本村内外寻求工作机会，而不断地保持机动性流动。不断膨胀的城市杂业层，在城市内部进行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再生产是上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在那之前“，城市杂业层”人口的增加，专门来源于农村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大致区分为两种：一是农村的“非回流流入人口”（从农村角度看，是永久性离村人口），二是来自农村的出外打工的流入人口。后者与农村杂业层之间存在着流入与流出的很粗的流动渠道。可以说，农村和城市的这种双重的“杂业层”的广泛的存在和连接，使日本资本主义无须以暴力手段来制定劳动力政策。这使资本主义高度积累时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以劳动市场的量性变化为指标，分析一下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扩大时期的农业就业人口的动向（图1）。日本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一次大战期，第二是二次大战期，第三是所谓“经济高速成长期”。在一次大战期间，职工人数5人以上的工厂的从业人员从1914年的94.2万人增加到1919年的171.7万人，五年里增加了77.4万人，年增长率为16.5％。劳动市场在“昭和危机”期呈现绝对缩小以后，从1932年开始再次转向扩大。1932~1937年的年增长率为13％，1937~1942年为9％，第二扩展期的1932~1942年的净增加从业人数为265.4万人，即，每年增加26.5万多人。第三个急剧增长期（“经济高速成长期”）是从1955年左右开始的。工人人数由战败后的劳动市场的缩小而减少之后，恢复到二次大战期的最高水准，是从1950年左右开始的,但是，到1950~1955年为止的工人人数的增长率，据工业统计表计算，制造业年率为5.9％，据劳动力调查计算，制造业为3.7％。而在1955~1960年的五年间，前者为9.6％，后者为6.7％，各自增长了1.6倍和1.8倍。在此后的60年代的十年里，增长率分别为4.3％和4.5％，多少有些减少。但是,年平均增加人数，前者为35.4万人，后者为42.6万人，依然维持着高水准。在以上的三次劳动市场的扩张期里，三次都起到了使“农村过剩人口”急剧减少的作用。第一次（1914~1918年）减少185万人（年率-2.8％），第二次(1932~1944年)减少210万人（年率-1.3％），第三次（1955~1970年）减少840万人（年率-3.3％）。由此可知，因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扩大而吸收的劳动力，对于农业就业人口的动向给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从图上，或是根据以上论述，都可以知道，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扩大量，与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量，绝对不是一致的。那是因为，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城市和农村双层厚重的“杂业劳动市场”，这个市场本身一边受着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扩大的影响而伸缩，一边起着缓冲作用，影响农林业人口的动向。而且在昭和经济危机以后的重化学工业化迅速发展时期，农村男子作为新就业劳动力，不需要经过城市杂业层作为媒介，就可以直接被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吸收。即，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农村、城市间的劳动市场的直接连结的结构便慢慢形成。为了便于参考，现将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前）的日本农村、城市间的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的概念图附上（图2）。图2将不断扩展的大城市的劳动市场与农村各阶层（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阶梯）的劳动力流出的主要通道的代表，即“业主•长子”、“次男三男”和“女子”分别表现了出来。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关于“流程”，（1）“农村杂业层”和“城市杂业层”之间，有着很强的流动性，其连接管道最粗；（2）“佃耕小农”与“自耕兼佃耕中农”的业主•长子的“出外打工”与城市杂业层间的连接管道为中等；（3）次男三男新就业劳动力、社会阶层互相间的关系、需要以教育机会作为媒介条件的关系，这些衔接管道是比较纤细的；（4）女子的“出外打工型”社会阶层；（5）在大城市内部逐步安定下来的男子与女子的劳动力再生产（更新）机构（内部通路）。第二，各个通路根据劳动市场的发展时期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1）和（2）的“出外打工”劳动力，从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以“城市杂业层”作为媒介的边缘劳动力，因此，伴随景气波动的劳动市场的伸缩而反映敏感。出外打工的剧增和锐减，在短期里都是这个伸缩的直接反映。但是，如果以长期的角度看，便不会停留在这个程度上。在经济从危机中恢复的过程中，劳动市场急剧扩大，但是出外打工人数却不会有同等的恢复。这是因为劳动市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可以从三方面阐述。第一，虽然大战后的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暂时缩小和停顿，但是，“原有的非资本主义的”和“城市杂业性”的劳动市场，大体上形成了像前述(5)那样的自立性劳动力再生产机构，不一定必须由“农村杂业层”来不断地补充劳动力了。第二，新就业的青年劳动力的“非回流性流出”（“离村定居”），过去是向城市杂业层流动,而在这个时期便不需要城市杂业作为媒介，直接被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所吸收。第三，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急剧发展起来的有关地方军需机器工业，促进了“出外打工型”向“通勤型”转换。

（五）战败和使自治村落活性化

在二次大战期间，因为要确保兵源和从事重化工业的劳动力，造成劳动力大转移，致使农业劳动力严重缺乏，甚至出现了放弃农耕的现象。为了保证战时粮食的自给自足和完成交公粮任务，政府制定了大米价格双轨制，统一了地租，强化了“自耕农的新建、维持事业”，对那些亲自耕种土地的地主，采取了保护措施。就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政府主要是通过自治村落，以定额定量、村落为单位的交纳公粮的方式，进行政策性渗透，并且利用村落共同体的抵制不在村地主、渴望生活稳定的愿望，使自治村落为战争服务。由于当时的农业一方面还没有受到资本的直接支配，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农业不同于像朝鲜、台湾那样的殖民地农业，政府不能为所欲为地榨取，因此，要有计划地支配本国农业，尽管很无理勉强，还是采取了统治经济，而其结果却为战后的日本农村社会改革提供了条件。战后，日本实行了。这个改革是战败后的日本在面临体制性危机的关键时刻，动用了非常时期的、超宪法的权力，实行的为了解决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农业问题的改革。这个改革，首先将多年以来的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围绕地租的对立关系，编入到自治村落共同体的诸关系中，使之含糊不清，一边缓和这些矛盾，一边慢慢地掌握自耕农。可以认为，这实际上是一次大战后实行的的延长线而已。不过在排斥不在村地主，鼓励村内的自耕农，克服史无前例的以粮食危机为代表的体制性危机方面来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政府将因土地的好坏和位置不等而发生的地租差异问题，通过价格政策逐步进行调整，利用农民的小土地所有者意识，使其自发地、主动地提高其生产力，通过粮食供给达到了缓和危机的目的。这正是日本的“”。再具体一点讲就是，政府廉价地购买自治村落里的不在村地主的土地，将其廉价提供给农民，使其成为自耕农，以此克服了体制性危机。当时，随着战败，大量的失业者、复员军人、海外回国者、城市受灾者等涌向农村。农村成了避难所，为缓和尖锐的社会问题，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对于零散的小面积土地，未能通过对调和整理耕地的方式进行调整。对于农户的纯收入的苛稅比率，反而比战前提高了不少。在交纳公粮时，时常要出动警察等来执行。这次是在美国的指导下进行的,作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体制下进行的改革，在废除地主制度和建立自耕农体制方面，可以说具有史无前例的急进性和彻底性。但是，在东西冷战体制下，美国在日本的政策的侧重点，很快转向了和经济复兴，在价格政策和财政领域开始实行低米价和强权性的大米公粮政策，也就是牺牲农业的政策。在农户的诸负担中租税达到了98～99％。到了1949年通过Shoup税制改革，大幅度减轻了农民的赋税。

（六）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城市化、兼业化、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和农村的混住化问题———出外打工减少，自治村落的衰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给日本提供了所谓的“特需”机会。日本被编入了美国的世界战略中，在反垄断法的大幅缓和原则上废止了财阀解体关连法规等形势下，随着重新重视重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向了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1955年以后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成长期。首先，根据1950~1995年的产业就业人口的变化（表2）可知，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人口的急速减少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特别是后者的激增。农业就业人口，从1955年的1489万人，10年间减少到1086万人，减少了27％，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从41％锐减到25％。表3所示的是，1958年以后农民是如何流向其他产业的。1965年的农外就业为最高值85万人，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大体有11万~12万人在其他产业就职之后退休，而后又回到了农村务农（“退休务农者”），尽管如此，从农业流出的人口还是占多数的，是日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关于流出的形态，开始时绝大多数是离村就职，后来随着农村周边的劳动市场的形成，从家通勤的数量增加。1965年以前，外出打工的基本上是次男三男，之后长子农外就职的现象增加，到了1985年，其数量占男子流出人口的一半。此外，老龄化和兼业化的进展，使得自治村落的原有的职能逐步减弱。

三、21世纪日本农村危机的现状和展望

（一）农户锐减与放弃耕地现象的激增

日本全国的农户数（农产品销售农户，以下为销售农户）从1995年的265.1万户减少到2000年的233.7万户，2009年的169.9万户，2010年的163.1万户，共减少了102万户(38％)。农业就业人口，在二次大战后的1947年为1662万人（最高值）,而后随着经济高速增长锐减，1975年为667万人，之后持续减少，2002年减少到260万人（销售农户）。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因老龄化而引起的。2009年销售农户的总户数为698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龄农户为238万人，占34%。1这个趋势将会持续，根据农水省的推算，2035年的山地农业地区的人口将会减少，为2005年的70％，而山地农业地区的老龄化率将会提高，为2005年的40％，农村地区的“生产年龄人口”不断减少，为2005年的67.9％。这个倾向最为明显的是北海道，其次是四国和东北地区。2放弃耕地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2000年为34.3万公顷，而2010年增加到40万公顷，增加幅度为17%。其中54%的耕地位于山区。这可能是由于在过去养蚕业发达的地区，未能找到可以替代的产品，譬如像果树或畜产业等的缘故吧。即使在山地以外的，拥有大量优良农田的农业地区，也有15万公顷的被废弃掉的农地，其原因被认为是，村落与那些外出并定居外地的土地所有者之间未能充分地进行沟通的缘故。社会学者大野晃先生称以下的村落为“限界村落”，即“65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村落人口的50％，独居老人家庭增加，由于这些缘故，难以维持村落的社会性共同生活”。据国土交通省的调查，像这样的村落在2007年日本全国有7878个，并预测其中的423村落会在十年内消失。这是因为，到城市近郊去寻求就业的年青人，如果不再回到村里，再加上老人们不断过世，那么村落消亡在所难免。阪南大学的曾根英二教授访问了很多这样的村落，并写下了详细的报道。他写道那里的老人们并不是勉勉强强地活着，而是富有朝气，发掘各自的生活的意义。但是，一旦得了病，或是受了伤，因为远离医院，得不到周边的帮助，不得已只能离开村落，远走他乡。农田也好，周围的山林也好，至今为止，由于村民精心呵护，才会从它们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恩惠（收获物）。人们离开村庄，村落就会消失，人口过疏化便会发生。有的人会主张：即使农户减少，只要有企业代替农民从事农业，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是法人企业从事农业的情况，目前还非常少。

（二）进入农业领域的法人经营

从前的日本农业经营体的绝大多数是农户。农户分为销售农户和自给自足农户,在1990年以前，只将前者作为主要的统计对象。而现在，农业经营体除了农户以外，还有法人经营体,不过其比率仅为1％，其中一半的经营体采用了公司形态。2005年的法人经营体为19136个，其中农协为4508个，农事合作社法人2610个，有限公司9559个，股份公司1344个，合股•合资公司79个，森林合作社17个，其他各种团体528个，其他法人491个。除此以外，地方公共团体、财产区有505个。像后述的那样，除了农户经营以外还有“村落营农”形式，其数目从2000年的9961逐步发展为2005年的10063，2006年的10481，2007年的12095，2008年的13062，2909年的13436。以2009年的组织形态为例，法人有1802个（其中农事合作社法人1518，股份公司276，合股•合资•联合公司8），非法人11634个。另外，所谓“农业生产法人”是指基于农协法而设立的农事合作社法人中，符合土地法第二条7项各号的所有必要条件，并被获准取得农地等所有权及使用收益权的法人。作为公司组织的农业生产法人，在2009年虽然还只不过11064个（其中有限公司6878个，合股公司12，合资公司43，联合公司76，农事合作社法人2855，股份公司1200）,但是如果和1975年的689个法人作比较，约增加了17倍。所谓“认定农业者”是指，依照“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向市町村提交农业经营改善计划并得到认定的农户，以及作为特定农业法人而被认定为“认定农业者”的法人。“认定农业者”的农户的数量从2004年的182345人增加到2009年的246114人，增加了35％；而认定法人数则从7132法人增加到13307法人，增加了87％。法人占“认定农业者”总数的比率从2004年的4.0％上升到5.9％。这个倾向在今后也会持续，应当给予关注。那么，什么是农业生产法人呢？为了便于理解，在这里以有限公司木之内农园为例来说明。该公司的创始人木之内均（1961年川崎市出生），因幼儿时患小儿哮喘，移居东京都町田市，1980年进入新成立的九州东海大学（熊本县长阳村即现南阿苏村）农学部，作为第一期学生就读。在就读期间，他每天早晨4点起来，帮助农户从事农活。1983年他去南美进修农业一年，1985年在毕业的同时，他便在南阳村租地从事农业。他应町政府和农协的要求种植甜瓜，从而得到“农业现代化资金”的贷款建了大型塑料棚。但是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收益，因此在1989年1月，他开始建了草莓观光农园。这个农园使他成功，两年后在县里举办的农业比赛中，他获得农林大臣奖新人奖。同年又获得了《每日新闻》的农业纪录奖。现在他的农园的经营面积为14公顷，拥有生产、加工、销售3个部门，公司职员12名。1995年不幸患上下巴癌做了手术，当时医生说他只能活5年。他不顾这一切，与伙伴们努力扩大了公司规模。2003年建立了“NPO法人阿苏环保农户中心”，当时有6个农户加入，现在变成15人。他们帮助并指导农业就业新人，将其中暂时独立一至两年的43个新人农户送到全国各地正式就农。他对到他这里的新人提出了以下五个条件：如果在路上遇到人，无论认识与否，都要打招呼；村里的宴席，必须出席，而且要留到最后；即使自己不便，只要是村里的职务，不能推托；不要绝对依赖合同，如果有求你返还土地，即使合同未到期，也不要拒绝；不要被政党选举而纠缠，但是，村里的选举必须要去投票。1

（三）农业协同组合的合并及其弱体化

那么，如果由农协来经营农业会如何呢？答案是：很难。日本的农协是依照1900年颁布的“产业组合法”建立起来的，当时称为产业组合，根据1942年颁布的“粮食管理法”的规定，产业组合变更其名称为“农业会”，并转变其职能，协助国家统治、管理粮食，成为国家粮食政策的实际执行者。战后，在联合国执政期间，对“农业会”进行了改革，改名为“农业协同组合”，其职能仍旧是作为政府的代行机关，代替政府对稻米进行直接管理，而稻米管理政策是当时日本政府的最重要的农业政策。农协也因此异常地得到政府的器重。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稻米开始过剩，农协与政府的关系也因此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以前，由于大米供应不足，农协要求政府提高大米价格屡获成功。因此，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和粮食统管体制下，农协被称为日本最大的“施加压力团体”。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农业总产值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中期以后，处于减少趋势。农协的销售额以1985年为最高值，之后不断减少，进入21世纪锐减。在大米流通自由化之后，市场上流通的自由流通米超过了政府统购米，米价的浮动变得异常频繁，农协的存款也变为负增长，作为农协的赢利部门的金融、保险部门，也不得不进行组织改革。作为农协金融部门的中央机构的农林中央金库，将农民的存款通过各县级农协金融联合会集中到一起，投资到国外的金融机构，企图谋取高利润，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解体而付之东流。2002年1月“JA银行体制”（“防患于未然体制”和“推进农协、金融联合会、农林中央金库一体化业务”＝削减了4000个店铺）正式启动。在政治方面，随着21世纪的到来，小泉内阁便打着所谓的“打破圣域的结构改革”的幌子，进行了以财界为主导的农政改革。为了应对这一改革而保全组织，农协也进行了组织改革。日本的农协（包括股份合作社、综合农协、基层农协）的数量以1954年的18659为最高值，之后一路减少。1975年为7568,2004年为952,到了2009年减少为779。以2009年为例，在各都道府县中，农协数最多的是北海道122,其次是茨城县27,第三位是千叶县24，第四位是长野县和福冈县，各为23。在各县联合会中，所有的保险联合会、36个县的经济联合会和9个金融联合会，被合并到了全国联合会。其结果，各道府县的农协数为，京都府5个，佐贺县4个，鸟取县3个，香川县2个，奈良县和冲绳县各为1个。随着日本农业的衰退，农协组织也急速衰弱。

（四）为了日本农业的光明的未来，必须要转变思想

在这里介绍一下东京大学农学研究院铃木宣弘教授撰写的《向着食品的未来》（筑波书房小册子47，2010年）一书里的观点，仅供参考。他提议要彻底改变日本的食品战略。铃木教授认为“，从2001年开始WTO交涉在不断地进行中，日本被认为是高关税国家，过渡保护农业，封闭性强等，这样的指责是错误的”。他具体出示下图（图3），对平均关税率进行了说明。他还曾经质询美国农务省负责人，美国政府是否对农户进行过大额的价格补贴?对方承认了其事实。作为“削减对象的国内保护总额”，日本为6418亿元，美国为17516亿元，欧盟为40428亿元，按照各国的农业生产总值比例来说，日本和美国各为7％，欧盟为12％，因此，不能说日本的保护额度过高。铃木教授还指出，以2003年的国际农业保护指标（PSE）的构成比例为例，关税部分为56.2％，“国产premium”部分为39.7％，财政部分为4.1％，如果控除实质部分，即“国产premium”部分，日本的关税（不包括大米和乳制品）为56.2％，而欧盟为56％，可知几乎是同等水准。他还指出，这个国内保护总额6418亿元，并不是用来保护农民的，而是用来保护消费者的。变换一下角度，就会发现这样非常重要的事实。强调转变思想必要性的学者还有佐久间智子女士，她在《围绕谷物的大矛盾》1一书中指出，“日本从国外大量地进口饲料和油脂，这意味着日本为了本国的这些需求，使用了国外的广阔的土地和大量的农业用水”。“据农水省的计算，为了生产出口到日本的农畜产品，出口国使用了相当于日本农地总面积2.5倍的1200万公顷的土地”。我们有必要用这样的全球化的视角和重视“地产地消”的观点，去思考如何重建日本的农业和农村这个问题。日本作为世界上少有的富有丰富水源（雨水、地下水、森林）的国家，应该深深地进行反省。如果再补充一句的话，在全宇宙别是在太阳系中，对于拥有宝贵水源的行星“地球”，我们人类应该好好保护它，坚决抵制使用原子核能源（不仅仅是武器，还有核电站）。

四、结语：21世纪的日本国民的课题

劳动力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全面回顾了卓炯一生的重大理论贡献，主张将卓炯经济理论概括为“卓炯学说”，认为该学说完成了一场由产品经济论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理论革命，推动了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时代。卓炯学说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前瞻性，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都是有重要价值的。

[关键词]卓炯学说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 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1―0037―07

2008年1月24日，是我国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卓炯(1908―1987年)百年诞辰。卓炯在其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不倦地探索富国裕民的真理。他以反潮流的巨大理论勇气，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率先突破和批判了产品经济理论体系，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彻底的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革命，即“卓炯革命”。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卓炯最早奠定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突破了“计划经济制度论”和“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卓炯提出的“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自称“社会分工派”，是对其理论体系的高度概括。

我认为，卓炯的经济理论，是在彻底批判产品经济论的基础卜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革命的重大理论成果，已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说，即“卓炯经济学说”，可以简称之为“卓炯学说”。总之，值卓炯先生百年诞辰，深入研究“卓炯学说”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的地位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卓炯学说”及其社会评价

(一)“卓炯学说”的界定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卓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理论遗产。如何概括卓炯的经济理论?我认为，完全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即“卓炯学说”。其涵义是：以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和出发点来解释关于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理论问题的经济学说。

这是因为：第一，卓炯的经济理论，已经形成理论体系，已称得上是一种学说。作为一种经济学说，不仅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要有独树一帜的观点，还要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而与其他种种经济学说相区别。卓炯的经济学说已具备这种品格。

第二，卓炯自称“社会分T派”，即当代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社会分T学派。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沿袭前苏联教科书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的思路，而卓炯则是另辟了一条从社会分工出发的思路。沿着这条思路，卓炯不断地进行拨乱反正，处处与产品经济论划清界线，树立了彻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他无疑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和旗手。在社会分工论的旗帜下，赞同和运用卓炯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的已远不止他自己一人，而是一批研究者。研究队伍正在不断扩大，研究成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卓炯观点被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所验证，日益被更多的经济学者认同，被党和政府的决策所采纳。这一学派在卓炯逝世后，未曾因为他的离开人世而停止发展。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日益扩大，显示出勃勃生机。卓炯逝世20多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最大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由处于的“异端邪说”一跃而转变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其根本原因，是党和国家作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决策，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而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创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当代成果，自然有资格成为现今“正统”的经济理论。“社会分工派”既然已发展壮大，自然可以称为一种学说。

第三，卓炯一开始研究，就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参照，从中抽象出一个属于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而撇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扩大商品经济”理论体系。这个“扩大商品经济”范畴，是卓炯论定的独特经济范畴，其主要特征是有价值增殖，有资本一般(卓炯称之为“资金”)和剩余价值一般，已存在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这说明商品生产已处于发达阶段。所以，这个“扩大商品经济”范畴就等于市场经济范畴。从历史上看，《资本论》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是处于市场经济阶段，因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第四，卓炯是“宽派”，与于光远一样。历来主张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码事，不是两码事，认为没有必要加以区分。因此，卓炯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与他在1962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两者是一码事，而不是两码事，只不过后者是前者的完成形态而已。卓炯的市场经济论包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也包含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从理论经济学看，是属于比较经济学。这种“宽派”的市场经济论以社会分工为理论基础，所以，可以总称为“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即“卓炯学说”。

我现在认为，“卓炯学说”的范围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1)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其中包括：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唯物辩证法：将上述方法应用于商品经济问题分析而形成的“卓炯定理”，即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经济范畴两重性原理，即将经济范畴划分为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两大系列：“生产形式”范畴理论。(2)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论或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论。(3)“社本”论。(4)公共必要价值规律论。(5)价值规律体系论。(6)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思路。(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中的所有制理论。(8)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9)孙冶方经济理论研究。(10)政治经济学新体系。

(二)卓炯学说已经过实践验证而被社会认同

卓炯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是一位有创见的经济学家，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验证着他提出的一些论断和观点。例如，他在1961年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论，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1979年提出的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目标模式是一致的：他很早提出并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贯反对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一贯反对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等观点，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他在1983年就提出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生命后期着重研究的劳动力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即生产要素报酬及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观点，与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观点是一致的。事实说明，卓炯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又是最彻底的市场经济论与最坚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论的高度统一论者。

卓炯的理论贡献已被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所公认，获得高度评价和称誉，主要体现有：(1)1987年，卓炯被广东省选为出席党的第十三次仝国代表大会的代表。(2)1985年受表彰，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广东省特等劳动模范”。(3)1986年由中共广东省委授予他“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4)广东省曾在1985年和1986年两次举行专门研讨卓炯的经济理论的学术研讨会。(5)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扔称卓炯为“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于光远称卓炯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面旗帜”，童大林称赞卓炯为广东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起了“理论先导作用”。(6)由于光远主编的权威性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史》中，确认了卓炯是我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学者，他在1962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提Ⅲ共产主义也是商品经济，提出“商品经济万岁论”，而大多数人到70年代末才注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1984年以后，卓炯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7)卓炯逝世后11年的1998年，由刘国光为首的25位经济学家组成的论证委员会，从全国数千部经济学著作中遴选出了10本“影响新中同经济建设的经济学著作”，堪称50年来中国经济学里程碑式著作。卓炯获此殊荣，他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入选这10本书中并再版。

于2005年3月24日颁奖的我国进行的一次经济学最高奖“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评选，获奖者分别是刘国光、薛暮桥、马洪、吴敬琏四人。随后，有专家在媒体发表评论，认为如果该奖项不规定只授予活着的人，应该首先授予贡献更大的三个已故经济学家，他们分别应是卓炯、顾准、孙冶方。卓炯应名列第一。因为他的贡献最大。例如，该奖项的评委会的专家委员、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晓博士写文章指出：“惟可欣喜的足，我们这个国家的优秀经济学家即使在最曲折的年代，也决没有放弃自己思考与探索的责任。中国市场经济的最早思想――商品经济的思想就在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头脑中最早地萌发。我这里举出三个最杰出的名字：卓炯――中国最早提出市场经济思想的人，他早在1961年11月18日就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火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顾准……；孙冶方……。但是，这些前辈不可能在今天的领奖台上获奖，因为他们已经与世长辞了，身后只留下中国经济转型的最早财富。”我认为，这种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如此等等，足以表明，社会实践和历史已经对卓炯的理论贡献作出了科学的公正的评价。

1988年10月17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i在为卓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一书所写的“序”中说：“卓炯也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功不可没。”

二、卓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早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范畴，在中国大地诞生。有其历史必然性。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给世界范围内近一个世纪的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画了句号。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不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新航向，也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从形成到确立经过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和果断决策的历史过程。先由少数学者提出，学术界不断争鸣，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认识不断深化，新的理论逐渐普及并在多数人中形成共识。与此同时，经济理论界与最高决策层互相呼应，党中央提倡、支持并果断决策。最后由中央文件作出决议，在全党全国正式确立。卓炯就是属于这样的少数学者，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先驱。

卓炯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杰出代表。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1960年代初，形成于1970年代末期。成熟于1980年代中期。他从经济建设实践出发，批判了产品经济论，创立了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论。

如前所述，卓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公开的最早时间是1961年。但他的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酝酿时期是1957-1960年期间。举例来说，卓炯于1959年6月21日写成的一篇论文，题目为《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尚未公开发表)，文中提出了明确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点。卓炯在该文中写道：“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生产”，“必须对商品经济的基本问题重新认识。首先要划清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其次要认清商品经济的共性和特性。商品经济的共性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商品经济的特性是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联系的……。”“实际上，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而在于它们的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区别。”“社会主义存在着两种市场，一种 是计划市场。一种是自由市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一个商品生产理论体系。”卓炯得出结论说：“贯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体系的，不是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而是劳动价值规律。”卓炯1959年4月至1961年底写作的包括上述这一篇在内的六篇论文，未能发表的原因是当时被错误地当作右倾思想而受到严厉批判。但这些论文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它们代表了卓炯学说的尚未成熟的雏形。但这时，卓炯已提出和初步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卓炯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人，又是第一个起来批评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两条产品经济的规律的学者。在上述文章中卓炯写道：“我以为斯大林同志所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实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手段问题……但不必作为基本经济规律而提出来。”这时他讲得十分婉转，但已指出了斯大林产品经济思想的论点实质：这是一条产品经济的规律。在当时这样写，这是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的。

在1979年无锡会议上，卓炯不仅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而且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1979年4月的无锡会议是全国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与会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会议解放思想，普遍承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等观点，突破了斯大林的观点。同时，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观点，少数几位经济学家在论文中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会上并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性质、作用、机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同意这一提法，但认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的仍然未能突破将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这一传统观念，因而绝大多数代表的观点只是将“市场经济”局限于农贸市场、三类物资的生产和流通的领域内。只有卓炯和于祖尧将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看作市场经济。卓炯在为会议提供的论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中写道：“一直到现在，对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当前一个最突出的提法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问题，实质上还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对立起来，好像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而市场经济是没有计划的。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原则的。”又说：“斯大林所讲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计划产品经济。”在这篇论文中，卓炯一是提出了原苏联经济体制的症结所在是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二是概括出了我国旧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三是指出了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指出了必须进行有步骤的改革。

三、“卓炯定理”和“生产形式”范畴及其在卓炯学说形成中的作用

“卓炯定理”和“生产形式”范畴这两者在卓炯经济学说理论体系中，既是其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在卓炯理论体系形成中起了科学方法论的关键性作用。

(一)“卓炯定理”界定

我把卓炯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中心论点(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要求作了新的引伸，即进一步阐发并表述为：“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存亡和发育程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殊形式决定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及其特点。”

这样的表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要求。自然也便于理解。为何说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存亡?这是因为，社会分工使产品的使用价值成为单方面的，而人们的社会需要则是多方面的，为了满足需要，作为经济实体的不同分工单位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就必须相互交换。这样就产生了商品交换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交换的必然性根植于生产劳动分工体系的内部，因而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存在的一般基础。交换过程是客观存在并不断发展扩大的。交换使产品变为商品，义使商品变为货币，货币促进了商品交换，形成商品和货币关系体系即市场体系。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金融体系，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的发展形成市场，市场随交换的扩大而扩大，市场的扩大反过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从而形成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分工的发展过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体系。分工愈发达，市场经济愈繁荣；反之，则相反。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也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殊形式，是历史上经济上特殊的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它规定了市场经济的特殊社会形式。这种观点完全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具体应用。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具体的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一般劳动过程，又是产生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过程，是两者的统一。这是理解市场经济辩证法的一把钥匙，在此，我将这一市场经济两重性原理称为“卓炯定理”。这个定理是卓炯经济哲学的精华所在，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在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论上的成功运用。“卓炯定理”的确立，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原理的重大发现，是马克思经济学中固化的主要成果，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二)“生产形式”范畴的内涵与独特功能作用

从1983年起，卓炯将由列宁著作的启发而形成的经济范畴两重性原理(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引进其商品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使卓炯学说达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他明确认为，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都是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

对“生产形式”，可将其简要地理解为“生产力的组织形式”。“生产形式”由生产力加上生产关系一般两者结合而成。根据的研究，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即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生产关系一般，就是排除了所有制形式后的一般的生产关系，包括一切社会共同存在的一般的直接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

生产关系特殊，是指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即特殊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形式”。某种商品经济的社会形式，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用公式表示。简而言之：生产形式：生产力+生产关系一般：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般+生产关系特殊(所有制形式)。由这些公式，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生产形式是个独立的经济范畴，它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统一所组成。市场经济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是个中性范畴，它与所有制无关。市场经济作为生产形式范畴，就完全可以与私有制分离而独立。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自由 经济；这三对范畴，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却一直未能将其确认为生产形式的范畴。使理论研究陷入混乱。(2)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等于生产关系特殊，它必须与某一种或两种生产形式范畴相结合，才能形成某种生产方式。(3)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形式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立范畴。(4)根据以上原理，市场经济是生产形式范畴，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完全可以脱钩。这就从经济范畴的高度从基础理论上解释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一重要命题。(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南市场经济这种生产形式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特定的所有制形式相结合、相统一而形成。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内部组成必定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形成的复合型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生产关系特殊两者的内生的结合。这一原理可用来观察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为何能相互结合这一难题。

以上述原理作为分析工具，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作为改革对象的原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破除传统的以产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明确这一点，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卓炯将“生产形式”范畴引入他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并在新体系中给出明确的定位。他的论点是：生产形式只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只有将它与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具体的所有制形式)结合起来，才能转化为社会经济形式范畴。卓炯提出的生产形式范畴的新理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卓炯生产形式范畴理论的确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具有两方面的实践价值：第一，使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剥离开来，成为独立的生产力组织形式或工具；第二，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内生性的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形成新的生产方式。这是冈为，卓炯学说的生产关系两重性原理说明，生产关系分为生产关系一般与生产关系特殊：从而生产关系一般与生产力结合为生产形式范畴：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特殊独立成为特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然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是作为完整的具体的现实的生产关系存在的，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必然要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东两。它们两者的结合或统一，是自然的事，也是内生性的融合。，所以作为生产形式的市场经济和作为特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两者是完全可以融为一体的。这种结合是内生的、天衣无缝的结合。这样就可以彻底否定“市场经济私有制论”和在改革过程中预防发生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两个排斥”现象。从而促使并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顺畅有序地进行。

四、弘扬卓炯学说，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和中国化

卓炯学说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成果。根据多年的体会，我认为弘扬卓炯学说，应包括以下三个要点，一是学习，二是继承，三是发展。

首先要认真、刻苦地钻研卓老的论文和著作，得其精华。卓老的著述不仅丰富。而且深刻，有些观点不是读一次就能理解的。

懂得和理解了卓老的观点，就要继承、宣传卓老的观点，还要发展卓炯学说。卓老生前一贯要求我们，不仅要继承他的理论观点，还要有所发展，要搞理论创新，不要搞“炒冷饭”，这一点我多年来一直在身体力行。深有体会。卓老逝世后，多年来我出版的几部重要专著，如：《新成本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需要价值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社本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卓炯：经济学的革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年)、《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都是继承和发展卓炯学说的成果。其中《卓炯：经济学的革命》是直接以卓炯学说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著作。我感到，对待卓炯学说，不能停留在原地踏步式的复述和“述而不作”，必须加以挖掘和发挥，才能实现理论创新。令我欣慰的是，我的这些著作出版后，多年来不断地被评论、转载、引用、获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得益于卓炯导师生前的指导和对卓炯学说的学习。

劳动力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为学术研究的专门学科，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它随着本世纪前50年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反帝、革命运动的进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学。在旧中国的近50年中，共出版各种有关著作和资料约524种。提出了近代经济史学的基本概念，初步明确了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对象和任务。研究的领域已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中国工商行会团体史、生产合作史、度量衡史、森林史、农村经济史、人口经济史、工人生活状况史、社会经济结构史、国民所得问题、战时沦陷区经济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而且出现了具有中国近代经济通史性质的著作。有些论著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的至今仍无出其右者。但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全面繁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繁荣（1950?1966年）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与整个历史学科一起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呈现出一个新发展的高潮。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科研、工商管理和教育部门共同努力，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1953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具体负责。1960年，指出：“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同年，亲自把这一编写任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的许涤新。(1)这两项倡导性部署，有力地促成了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和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大学的有关教学和研究机构为核心的三支主力研究队伍，极大地推动了本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

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从1954年起，由严中平负责着手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1966年之前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以及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并在编辑这些资料的同时开始了各项专题研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力量。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从1958年起，与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合作，组织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到1966年时已出版了5种史料。并从1960年起开始着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

其他有关的科研、教学和管理机构，也开始进行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和教科书，有的大专院校开设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课程。如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持编辑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已出版4种；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15册。一些大学的有关系所和个人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近代经济史的行列，编辑和撰写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和论著。

第二，增强了学科建设意识，明确了学科概念。有些学者指出厂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化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严中平撰文指出：近代经济史是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专史和通史的基础．但是这一学科的研究无论在经济学研究中还是近代史研究中都是薄弱环节，如果再不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深入前进了。(2)有些学者讨论了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及其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如孙健提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国家生产关系演变的规律，虽然要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其范畴不包括生产力，它与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3)其他学者也就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发表了看法，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共识：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门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介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第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17年中，出版专著61种、资料38种，570余篇。重要的著作有：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钦本立的《美帝经济侵华史》、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傅筑夫和谷书堂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研究成果的内容结构，形成了两个研究重点。一是突出了揭露列强经济侵华，出版有关的著作和资料书14种，78篇，均占总数的14％左右；二是兴起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热潮，出版有关著作和资料书56种，220余篇，分别占总数的56％和40％左右。研究的领域，除了对旧有领域作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之外，还有不少新的开拓，有关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农产品商品化、新民主主义经济、少数民族经济，以及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课题，几乎都是这一阶段才有较多研究的，并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果。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开辟了不少新的领域，并展开了不同观点的热烈讨论，推进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一，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这一讨论发生于　1956?1965年间。多数论者认为中国有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新式工业；政府和官僚把一部分搜刮来的财富投资于工业；特别是一些买办和商人的资本转向工业投资；外资入侵也造成了中国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其特点是：有外资的参与；对小生产者的剥夺特别残酷；速度慢而不充分，规模大而数额少；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交叉并进。少数论者认为没有原始积累过程。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被压迫和破产的境地，不可能进行原始积累；官僚、地主、商人的货币财富绝大部分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和商利贷投机，即便有少数投入民族工业，也只是资本的转化和积累，不属于原始积累；政府则因其压制民族工业，不能充作原始积累的工具。另有论者提出，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经过了两个阶段。鸦片战争之前为第一阶段，它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开始于16世纪中叶，其特点是民族的、自发的、零散的和迂回曲折的。鸦片战争之后为第二阶段，其基个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4)

第二，民族市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1961-1963年间，讨论的焦点是民族市场的形成与否，及其形成的时间和性质。多数论者认为近代中国已形成民族市场，但对形成的时间和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已逐渐形成；有的认为1840年以后民族市场逐步形成；有的提出19世纪末开始形成，到20世纪20年代后有较大的发展；他们还指出，这种民族市场虽然带有半殖民地性，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它的存在。也有少数论者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民族市场，只在1840年后出现了半殖民地性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货币和物价的不统一、帝国主义的争夺和军阀战争，使国内市场处于分裂的状态。(5)

第三，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这一讨论是由姜铎的文章引发的，他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先后发表3篇文章，重点强调了洋务企业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具有的对民族资本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并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资本主义初期发生阶段所必经的过程，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与外国资本存在着明显的矛盾。(6)

姜铎的文章很快引来了不同观点的商榷。如牟安世指出，洋务企业只是进行了技术改革，没有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因此不能说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官督商办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且是封建买办官僚侵吞民族资本的一个有力工具。邵循正认为，洋务企业的官僚资本主义色彩是很清楚的，洋务运动庇护的主要是买办化官僚集团，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下层得不到什么庇护。张国辉认为，官督商办制度是洋务派官僚与买办相结合的形式，其实质是官僚买办集团对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分肥，形成早期的官僚资产阶级。(7)

还有第三种观点。如夏东元认为，洋务军用工业虽然向官僚买办型发展，但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李运远和汪敬虞认为，洋务派创办各类企业的过程，并不单纯是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而需要注意到它的分化。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道路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纯粹商办的是一种，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转化的是另一种，且更为主要，更占优势。(8)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问题。这一讨论集中于考察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没有关系。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很少能向机器工业过渡，近代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而是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依靠封建国家的权力和官僚、商人、买办的投资创办起来的。(9)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18?19世纪中国城市小手工业已很发达，许多地区已存在民营和官营的手工业工场。前者为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后者虽具有纯粹的封建性，但对19世纪后半叶近代工业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或继续存在，并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工业；或在洋货的竞争下转产；或虽被迫停闭，但其资金、技术和工人流向其他近代工业。因此，外资入侵不能切断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工业的联系，工场手工业是近代工业形成的重要途径。(10)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很密切，也不是没有。一些大工业基本上都是直接采用机器生产的，但多数行业经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有的还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从企业家数上来说，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80％是工场手工业。外资虽不能完全切断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使萌芽不能独立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及其在外国侵略下的变化，是产生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位原因。(11)

第五，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所涉及的，一是关于形成的时间，有19世纪70年代形成说和1895年前后形成说两种观点，他们都是通过考察民族资本的企业和投资者的数量而提出，后一种观点还以为据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二是关于分层，有关研究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上、中、下三层之分。(12)

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一是把它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分为1912年之前的初步形成和发展阶段；1912?1927年的发展阶段；1927?1949年的发展为官僚资产阶级阶段。二是把它的性质和作用定为完全依附于外资的反动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它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若干共性，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三是认为它是外资侵华的重要合伙者和支持者。(13)

（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由上可见，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明显的进展，但是也存在着一种隐患，这就是不能很好地贯彻“双百”方针，不能正确地理解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精神，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逻辑推理的现象。

在关于在华外资的研究中，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反帝斗争的需要，在较多地注重外资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的研究时，忽视了探讨外资输入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客观作用，不注意研究中外资本之间的正常经贸关系。

在关于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论者简单地从提出的“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原则出发，对提出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主要发生在外资入侵之后观点的学者进行批判，甚至加之以“美化帝国主义”的罪名。

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从为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服务出发，较多地批判其剥削工人、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性和软弱性，很少探讨其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性出发，简单地认定为“日趋没落”，虽有短暂的发展也完全归结于人民反帝斗争和列强放松侵略的结果，很少从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制度、经济机制的变革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关于近代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研究中，存在着从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完全否定的现象。如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些论者从阶级斗争和清政府的封建性、反动性出发，认为它只是一次清政府挽救封建统治地位的运动，是一次反动的卖国运动，不仅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毫无进步可言。又如对晚清和民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往往从政府的反动性和封建性出发，不是作简单的否定，就是以“徒具形式”论之。

指出上述这些倾向，并不是说近代经济史研究不需要为现实社会服务，也不是说这些研究的成果都是不正确的，而是意在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倾向的出现，从总体上说是时代所造成的，虽然难以避免，但应该引以为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用阶级性、政治性、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价值判别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落后或先进、衰退或发展，甚至取代经济标准和经济法则。从学术方向上来说，是没有很好贯彻双百方针的反映，为了迎合形势，论述畸轻畸重，尊己抑彼，对持不同研究视角和不同学术观点者，不能以民主平等的学术讨论方式对待之，更不能以开拓进取的精神鼓励之。这些倾向，到“”时被利用、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本学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二、严重挫折阶段（1967?1976年）

正当本学科在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即将进入全面发展的时候，“”爆发了。当时，极左路线猖獗，搞经济建设被视为“修正主义”；“影射史学”横行，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经济史当然要被打入冷宫，上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所有研究计划都被迫中止，新的研究课题更无从着手，本学科的研究几乎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

就研究成果而言，在这10年中，只有l本书和9篇文章问世，数量之少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再仔细看一看这些有幸出世的书和文章的内容，更显示出极左路线对本学科的摧残。这1本书就是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出版的《江南造船厂史》，它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叙述该厂工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实，反映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如何锻炼成长为最革命、最有觉悟的阶级。它的出版过程更显示了极左路线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该书原是1964年完成的《江南造船厂厂史》书稿中的一部分，因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将这部分抽出来经加工后先行出版，并在书中污蔑和攻击刘少奇，而有关该厂创建和发展过程的部分均被删除，直到1983年，原书稿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的9篇文章中，有3篇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江苏、安徽农村的阶级和土地关系的；2篇是关于工人阶级的；2篇是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的；2篇是配合中苏边界争议而写的关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经济开发问题的。显而易见，这些文章都只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或国际斗争有一定的可鉴之处才得以发表的。

就学术讨论而言，这一阶段已没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可言，而只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批判”和“”。如把洋务运动作为批判“洋奴哲学”的靶子，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成了“祟洋”和“洋奴”的同义语，无有敢持异议者，使洋务运动史几成研究的“”。

三、从反思走向全面繁荣阶段（1977年以来）

“”结束后，本学科的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0年前已在研究而被迫中断的项目从新着手进行，已完成而未能出版的论著和史料得到解放，新的研究工作也很快起步。特别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高潮的带动，也由于历史学和经济学深入研究的需要，本学科的研究在继承和反思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旧课题，不断开拓新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进入了日益欣欣向荣的全面繁荣阶段。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学科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近代经济史学科更加受到重视。1981年，刘大年首先发表文章，指出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入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近代经济史是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如果要把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就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史。因此，近代经济史研究是当前深入研究近代史的最重要课题和突破口。1983年，经君健又从开展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了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1986年，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在总结和反思本学科的研究经验教训后，提出本学科的目标和任务说：对内应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效应，对外要走上国际讲坛，以我们的成果树立我国经济史学科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14)傅筑夫、丁日初、魏永理、张永东等学者，也先后就此发表了文章。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认识和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同和响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第二，研究队伍进一步增强。与近代经济史受到重视相应，从事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队伍逐渐扩大，构成益趋多元化。不少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经济系增开了近代经济史课程，有的院校和研究所陆续开始招收本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陆续进入本学科的研究行列。同时，还有一批原来从事一般历史学、经济学、农林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涉足本学科的研究；有些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地方志编写机构工作的研究和编写人员也陆续加入了本学科的研究、编写和资料整理工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以及有些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也逐步开创了工商资料专辑的编写工作。

本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也日益推广。1983年的全国史学规划会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并开展了一些促进学科发展的工作。1986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内中设有近代经济史分会，13年来做了许多学术交流工作，对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地方性和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也从80年代初开始陆续组建，至今许多省市成立了经济史研究会之类的学术团体，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亦多有设立。这些学术团体，有的通过举行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推进学术研究，有的则组织和进行了相关专题的实际研究工作。

第三，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带动下，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如严中平、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等不少学者，都撰文强调要改进研究方法，提出了要扩大视野，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要采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要注意典型解剖，以点观面。特别是吴承明对此贡献最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如关于应当如何运用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中地理论（中心地和边缘地区理论）、社会学、系统论等方法的意见，对改进经济史研究方法很有启发意义。刘佛丁对此也致力颇多，尤其重视采用各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15)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被日益广泛地采用。除了上述有关学者所提出的各种新方法均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被采用，如现代化理论、法学、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经济伦理学、市民社会理论、价格理论、房地产理论等。这些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对研究的视野扩大和角度创新，对分析的深化和合理化，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

第四，研究领域不断扩展。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广泛拓展，呈现出总体研究开拓新思路，专题研究日益多元化的趋向。如关于工业化问题、企业制度、企业集团、生产技术、房地产业、价格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市镇经济、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国际收支、华侨投资、人口经济、经济社团、经济政策、民国经济、战时经济、革命根据地经济、海关制度等以前几近空白的领域，都已有了一定的研究。

以前有所研究的领域，又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如农业史研究中的农垦事业、经营地主、农业近代化；手工业史研究中的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的互助关系；商业史研究中的商业行帮和商事习惯；金融史研究中的信托、保险、证券和交易所；交通史研究中的公路、航空和邮电；市场研究中的教材、城市、区域、全国、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房地产等市场；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研究中，不仅所涉及的民族和地区进一步扩大，而且开始探讨发展模式的问题。

关于中外经济关系、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资产阶级、太平天国经济、洋务企业、地主经济等以前有较多研究的领域，不仅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走出了片面和僵化的模式，向着系统全面和实事求是的方向前进。

第五，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研究水平明显提高。上述这些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研究，研究成果持续快速增加。1979-1998年的20年中，本学科共出版著作约700种，约6000篇。其中1985年之前的7年中，出版著作近140种，近1600篇，分别占这一阶段总和的20％和27％，但其数量已大大超过前30年的总和，特别是论文数量超过了1.5倍。1986年之后的13年，研究成果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开创性的优秀著作。如50年代开始准备，80年代初着手写作的，由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2册，由汪敬虞接替主编的该书1895?1927年卷3册（即将出版）；50年代启动的由许涤新和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卷本，均从1985年起陆续出版，代表了本学科总体研究的前沿水平。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题研究也有大量著作问世。有些专题已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如张仲礼、隗瀛涛、罗澍伟、皮明庥等主编的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地的城市史；从翰香、苑书义、孔经纬、段本洛等编撰的华北、东北、江南等地的区域（农村）经济史；陈诗启、戴一峰等撰写的海关史；徐鼎新、马敏、朱英、虞和平等撰写的上海、苏州、全国的商会史；刘佛丁、王玉茹、陈争平等撰写的有关经济发展、价格结构、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计量经济史。有些专题虽然尚为个别人所研究，成果比较单一，但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已显示了重要的发展方向。

资料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丰硕成果。除了第一阶段中的几项系列资料继续编辑出版外，新的综合性和专题性资料大量出版，所涉及的领域有：中华民国经济、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行业经济、中外金融和工矿企业、商会和行会、海关及税收、华侨投资、南开经济指数、自贡盐业、盛宣怀、张謇，以及地方经济史志，等等。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与思想解放、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领域开拓相应，这一阶段本学科的学术讨论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以往有关讨论的反思和深化，即旧题新论，二是对新领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

就旧题新论而言，突出表现为不再机械地从社会政治状况和阶级政治属性的传统判断出发，对近代经济和资产阶级状况作推理性的论述，而是注意实际状况的考察，使政治与经济、政治与资产阶级的互动关系分析，更加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下述几个：

第一，关于中外经济关系问题。对于中外贸易，丁日初、沈祖炜认为，它是暴力掠夺性贸易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正常贸易交织在一起的，从长期的变化趋势来看，后者是主流，在客观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诸如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加速自然经济分解，促进城乡经济的繁荣和近代工业的发展等。张仲礼、李荣昌认为，中美贸易具有较多的自由贸易色彩，有显著的比较利益，有促进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兴起和技术输入等作用。对于外国在华投资，丁日初认为，它向中国人提供的银行和运输服务、贷款、现代化机器设备和技术训练，是有利于中国资本的一面；它力图挤垮或兼并中国同类企业，是排挤中国资本主义的一面。然而后者只存在于某一时期或局部范围内，且到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减弱以至于消失。曹均伟还认为，中外合资企业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和了中国的资本短缺等。(16)

第二，关于传统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传统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丝织业、井盐业、榨油业、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所发展，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还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工人、技术和市场条件，有的更逐渐转化为机器工业。(17)传统商业在鸦片战争后就陆续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其经营的商品逐渐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主要基础；其市场流通范围逐步扩大；其取得的利润已成为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其生产关系已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雇佣性质；其经营方式逐渐采用经销、代销、包销、拍卖、批发、信用结算等新方式。(18)农业经济虽然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体，但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也在缓慢发展。如经营地主、富农、农垦公司在逐渐增加；耕种、灌溉、化肥、种籽等方面的新式技术和设备在逐渐推广；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商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农业人均产出亦非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而是有升有降，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农业总产值中的资本主义农业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渐提高，1936年时达到10％的最高水平。(19)

第三，关于国内市场问题。新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对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状况的考察，论证了近代的农产品商品化呈现为加速度发展的状态，农产品的市场不断扩大。二是对国内贸易总值和市场规模的考察，对某些阶段和某些年份的国内贸易总值进行了估算，特别是吴承明估算出了1870、1890、1908、1920、1936年5个基期的市场商品总值和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4、l1.7、23.0、66.1、120.2亿两（规元）；l.20％、1.14％、6.28％、2.89％。(20)三是对各种类别市场的研究。如关于华北、四川、江苏、广西等农村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区域等级结构、商品流通渠道和交易规模，以及地方特点等。关于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发育过程、交易方式、功能作用和特点等。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研究，张仲礼等认为，在近代上海，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也开始出现；王玉茹则认为，到40年代，生产要素市场在经济发达地区初步形成，但仍发育得很不完善；赵津探讨了全国主要房地产市场的经营方式及其与金融业和政府的关系。四是关于市场价格体系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民国时期的价格变动及其规律；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规律及其对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筑革命”等方面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并不存在，以及借贷利率下降、工农业工资差距扩大、土地价格上涨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五是张东刚的关于市场需求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总需求呈不断上升的总体趋势，其基本特征是低水平波动上升，增长幅度较小，结构变动也不尽合理，但也对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促进作用。(21)

第四，关于洋务企业问题。有关论者人都认为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具有资本上义性质，但属何种资本上义则见解不一。刘大年、黄逸峰、姜铎、汪熙、张国辉、黄如桐、樊百川等都坚持官僚资本的观点。丁日初、沈祖炜、李时岳、胡滨、张耀美等认为属于民族资本，或称国家资本。其理由是：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管理上虽然有封建性，但没有买办性和垄断性，与政府的官僚资本不可相提并论。(22)汪敬虞、夏东元等则提出了早期官僚资本（雏形）与早期民族资本（胚胎）共存论，认为两者同时产生，彼此渗透，互相转化，分途发展。(23)

第五，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问题。新的研究不赞同以往那种政治日趋黑暗导致经济日益衰败的观点。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计量研究，认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的来说是逐步增长的，而且指出一次大战结束至抗战爆发时期，中国的经济仍有程度不同的增长，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24)

第六，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新的研究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野，丁日初则认为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明确提出了“一个阶级论”；买办不仅可以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而且是其中的一部分；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并以此认定其政治态度，与历史事实不符，这是把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机械联系的结果。(25)

就新辟领域的研究而言，讨论较多的有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历届政府的经济法规和政策问题。对晚清政府所制定的工商法规和振兴实业措施，朱英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通过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状况，在指出其弊端和缺陷之外，亦肯定其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的先导作用，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虞和平认为，就其制订过程、科学性和可行性而言，与资产阶级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产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对民国北京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虞和平的有关研究还认为，它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较大地改善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在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进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未能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近年来有较多的研究。除了对其法规体系和基本政策进行比较全面的陈述和一分为二的评价之外，着重研究了一些重要的专项政策措施，如法币政策、关税自主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等，认为它既有掠夺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又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6)

第二，关于商会问题。徐鼎新、马敏、朱英、胡光明、虞和平等的有关研究，讨论了商会的产生发展过程、社会属性、组织结构、功能作用、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外交活动、中外比较等问题。其中讨论较多的问题有：对其性质，朱英认为清末商会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和特点；虞和平认为它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对其组织构成中的与行会的关系，马敏、朱英认为商会与行会是截然相异的；虞和平认为，两者在协调成员关系和官商关系、经济管理、利益自维等功能上，具有相同和互相依赖的关系，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其促进早期现代化的作用，朱英、马敏、徐鼎新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它的经济促进作用；虞和平还从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和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商人外交的产生和发展等角度，考察了商会的这一作用。对其与资产阶级成长的关系，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活动角度，提出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则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使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则使之进入基本自为的阶段。对其与政府的关系，虞阳平认为，在1904?1930年间，呈现为依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向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转变的趋势；朱英认为在清末民初时期主要是良性互动的关系。(27)

第三，关于经济现（近）代化问题。有关研究主要探讨经济现代化的促进因素、阻碍因素、总体状况、中外比较等问题。

四、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陷和薄弱之处。

第一，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本义为指导相结合的问题。如前所述，引进国外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曾出现过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的现象；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的现象；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的现象；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概全的现象。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虽然用上了新的框架和名称，也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是不能形成新的研究体系和特色，只是停留在某种历史现象陈述的水平上，从而失去采用新理论方法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虽然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所存在。

第二，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许多新观点的提出和新课题的开拓，都不同程度地希望为现实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借鉴的服务，必须是科学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提供的借鉴是经过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而得出的，近20年来有不少这种时代性与科学性较好统一的研究成果，较好地发挥了本学科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但是也存在着那种缺乏全面的科学研究，只从现实的某种经济变革及其需要出发进行简单比附或类推的现象，如从现在肯定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出发，而去全面肯定近代在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从现在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出发，而去过分强调近代中外贸易的平等性；从现在外资企业中有中方职员和工人出发，而去完全否定近代买办对外资的依附性和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剥削性，等等。

第三，关于内容结构的问题。1979年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但受原有研究基础和资料条件的制约，研究课题的布局不平衡，以至在有较多研究的领域内出现一些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而在一些较少研究的领域内则存在着诸多缺少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地带。从总体上来说，对社会经济、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对房地产业、经济体制、经济法制、企业管理、企业集团、经济组织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市场、金融、商业、农村经济、商会等领域虽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主题不平衡。如对市场经济，研究农产品商品化、市场规模、市场区域结构的较多，研究生产要素市场和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的较少；对金融业，研究银行、钱庄等信贷机构的较多，研究保险、信托、证券的较少；对商业，研究商业资本和内外贸易的数量、性质和作用的较多，研究商事习惯、促销方式、财务管理的较少；商会研究主要集中于1927年之前的上海、天津、苏州三个地方商会的组织性质和结构、经济和政治作用，1927年之后的状况、其他重要的地方商会，以及商会的城市管理、商事仲裁、法律参与、国际交往及其与市场结构、市民社会的关系等则很少研究，甚或近于空白。

克服和弥补上述这些缺陷，加强内容结构中那些薄弱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今后近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l卷“总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195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3)孙健：《国民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任务》，《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

(4)博筑夫、谷书堂：《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从翰香成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黄逸峰：《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及其特点》，《江海学刊》1962年第3期；伍纯武：《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关梦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杨志信：《中国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的》，《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李家寿：《试论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1963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孔经伟：《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市场》，《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陈诗启：《近代中国有没有民族市场的形成》，《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第5期。

(6)姜铎：《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日《文汇报》。

(7)牟安世：《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的作用问题》，1962年5月17日《文汇报》；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3期；张国辉：《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发生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8)夏东元：《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李运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财经科学》1957年第3期；任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8期。

(9)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10)孙毓棠：《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序言”，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11)吴承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经济研究》1865年第9期；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12)郭沫若：《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张万全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的》，《学术月刊》1963年第9期；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3)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伍丹戈；《论旧中国买办资本的落后性和反动性》，1964年8月12日《光明日报》；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4)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1981年2月17日《光明日报》；经君健：加强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科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经济研究》1983年第10期；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5)严中平：《中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有关论者的文章参见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l990　年版；丁日初：《议经济现代化》，《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曹均伟：《对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再认识》，《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1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朱英：《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特点与影响》，《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5年第1期，黄逸平：《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

(19)丁长清：《试论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南开学报》1984年第6期；刘克祥：《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1988年12月；吴承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虞和平：《改造传统农业》，章开沅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1993年版；曹中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杜恂诚：《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一个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沈祖炜：《1895?1927年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近代中国》（上海）第4辑（1995年）。

(21)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谢放：《清末民初四川农村商品经济与社会变迁》，《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唐文起；《清末民初江苏农村市场论述》，《江海学刊》1992年第5期；张仲礼《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2)丁日初、沈祖炜：《论晚清的国家资本主义》，《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李时岳、胡滨：《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23)汪敬虞：《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上海）1982年第9期。

(2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张仲礼：《关于中国民族资本在20年代的发展问题》，《社会科学》（上海）1983年第10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5)丁日初：《关于“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买办商人、买办与中国资本家阶级》，1987年3月17日《文汇报》；王水：《买办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7集，1984年2月。

(26)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让1996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虞和平：《清末民初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与经济社团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丁日初：《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

劳动力市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大众社会 社会学的想像力 米尔斯

作者：闻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Author：WEN Xiang，Institute of Soc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a）E-mail：.cn

本研究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米尔斯的学术遗产与当代意义”的经费资助，特此致谢，本文初稿曾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举办的首届社会理论工作坊（2012年5月）上宣读，感谢李英飞、陈涛、刘拥华、孙飞宇的评论和建议，文责自负。

一、引言

“社会学的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也许是我们这门学科最著名的概念之一，米尔斯在195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也早已成为社会学的经典。人们通常从“破”和“立”两个方面来理解《社会学的想像力》。“破”是指米尔斯在书中对“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和“科层实用性”等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倾向提出了脍炙人口的批评。因此，在一些学者的笔下，米尔斯被描述为一个与其同时代的社会学家截然不同的异端人物：他没有如幻想破灭的老左派一样拥抱“意识形态的终结”，反而孤独地挑战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共识”（赵刚，2000；2003）；与追求体制化和专业化的同行不同，他还写作了大量面向学院外读者的通俗作品，因此也被视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或公共社会学的先驱（雅各比，2006；布洛维，2007）。从“立”的方面来说，《社会学的想像力》之所以受到重视，甚至在许多国家成为社会学入门必读书，则是由于其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人们认为，米尔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社会研究的独特方法论纲领，即“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在结构和个人、历史与传记、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在一些学者眼中，这构成了社会学独特的“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郭于华，2006）。

然而，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解可能都潜伏着一定的危险。首先，对米尔斯边缘化历史处境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写作《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主旨理解为边缘对中心的“反叛”。有学者已经指出，在米尔斯活跃的20世纪40、50年代，正是美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转型期，欧洲社会科学，尤其是韦伯学说在美国的传入以及应用社会研究模式的确立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变化，米尔斯本人也深深地嵌入于这一转型过程之中。在这些方面，他与其批评对象如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之间的共识甚至要远远大于分歧（参见Geary，2004）。其次，如果仅仅从方法论的层次来理解的话，很容易使“想像力”被架空为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成为一个什么都往里面装的“筐”，相反米尔斯本人在使用它时原初的关怀则常常被人遗忘。此类状况其实与英国学者布鲁尔（Brewer，2004）观察到的一种倾向相关，即一方面1960年代之后新生代的激进社会学家们往往大多被米尔斯关于社会学之独特性的论述吸引，但另一方面却并不关心米尔斯对美国社会和政治所作的实质性分析。布鲁尔的观察提示我们注意到《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具体针对性。在笔者看来，这种针对性是双重意义上的，即它不仅是对当时美国社会学学科现状的回应和批判，也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对米尔斯在其实质性的经验研究和社会分析中揭示的一个“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形成这一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知识社会学回应。米尔斯正是要“通过保持社会学的想像力来对抗朝向顺从、同质化和工具理性，简言之，即朝向大众社会的随波逐流。”（Wakefield，2000：3）

本文认为，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构成理解米尔斯思想的一条内在线索。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对米尔斯最具代表性的三部经验研究著作，即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1948）（以下简称《权力新贵》）、《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以下简称《白领》）以及《权力精英》（1956）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l的梳理，来具体考察从这些经验研究中浮现出来的“大众社会”图景如何影响了米尔斯关于社会学想像力的论述，并进而试图勾勒出米尔斯的社会学著述关怀的总体问题。

二、米尔斯笔下的“大众社会”

（一）《权力新贵》与“劳工形而上学”

按照世代的划分，出生于1916年的米尔斯可以算作一个“大萧条中的孩子”。但是，30年代的危机似乎并没有给米尔斯政治意识的发育造成什么影响：早年的他并不关心政治。在1940年之前，他发表的几篇重要学术论文都是哲学和知识社会学领域“相当技术性的研究”（Mills，2000：251），这也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米尔斯因身体原因没有被征召入伍，但他曾自陈“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和思考造就了一个激进的我”（Mills，2000：251）。不过，与大多数投入到应战努力的美国社会学家（例如帕森斯等人）不同，米尔斯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而是美国自身的问题。I米尔斯忧虑的是，战争经济刺激了美国国内军事工业共同体的出现，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又使得官僚组织以前所未有的严密方式实施控制，军事化、集权化以及政商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使得二战期间的美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参见Geary，2009：46）。在这方面，米尔斯受到杜威极大的影响。早在1939年，杜威（[1939]1964：125）就提醒人们警惕战争“迫使国家，即使是那些自称为最民主的国家，都变成权威的和极权的国家”，“民主的目的要求有民主的方法来实现它们。权威的方法现在以新的伪装来向我们推销……要用一种极权制度来向极权主义进行战斗。”（杜威，[1939]1964：132-133）在杜威和米尔斯看来，美国的变化，隐约代表了另一种极权主义的趋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工进入了米尔斯的视野。与欧洲国家相比，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工会不是一支传统的政治力量。新政以前，除铁路业外，美国基本上没有有关规定劳资关系及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成文法，工人罢工甚至往往被裁定为破坏企业主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只有到了罗斯福新政时期，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陆续颁布了《全国工业复兴法》（1934）、《全国劳工关系法》（1935）等缓解劳资矛盾的法律，赋予工人组织工会、罢工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工会数量和会员人数因此大幅度增长。根据米尔斯的估算，到1944年，美国成年人口中大约有33%与工会有关（Mills，[1948]2001）。工会因此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对现状不满的左派知识分子都将希望寄托在劳工身上，希望工会能够组建第三党，改变现有政治格局。米尔斯也认为，“真正的民主在今天能够依赖的主要社会力量就是劳工”（转引自Geary，2001：331）。

1946年，米尔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中心成立劳工研究分部，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工会邮寄问卷调查。两年后问世的《权力新贵》正是这一系列调查的产物。在书中，米尔斯通过对410名工会领袖的调查资料的分析，勾勒了一副权力新贵的“集体群像”，内容包括他们的种族、年龄、教育背景和职业生涯；对各种实质政治问题的态度；两大工会系统（劳联和产联）领袖之间的对比；地方性工会和全国性工会领袖的对比。

在《权力新贵》的开篇，米尔斯写道：“25年前，工会运动只是分散和弱小的，因为这个国家本身是安全和有希望的，民主本身也是安全的；而到了20世纪中叶，工会运动已经席卷了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美国在世界上有了一半的发言权，而民主则到处都在受到威胁和倒退。美国现在所做的，或没能做到的，也许就是决定未来世界将会怎样的钥匙。劳工领袖现在所做的，或没能做到的，也许就是决定未来美国将会怎样的钥匙。”（Mills，[1948]2001：3）米尔斯认为，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繁荣一萧条一战争”的循环运动中，只有掌握着1500万工人的劳工领袖才能够阻止向战争和萧条的“大漂流”（the main drift）。

米尔斯不仅研究工会，也积极参与到工会实践中去。1946年，他加入工会联盟研究院（IUI），担任其下属杂志《劳工和国家》的特约编辑。1947年，他出席了当时美国最激进的工会之一——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在亚特兰大的年会，对第三党倾向的领导人沃尔特·鲁瑟（美国工运史上最著名的领袖之一）的当选表示祝贺。米尔斯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在他看来，工会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是十分重要的。《权力新贵》这本书就是献给一位劳工知识分子的。米尔斯认为，只有在热情的普通工人、劳工知识分子和政治敏锐的工会领袖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强大的美国劳工运动才有可能（Mills，[1948]2001：219）。因此，劳工领袖应当允许和促进权力与知识的联合。

米尔斯虽然寄希望于工会，却又有所保留。《权力新贵》所体现的调查显示，工会领袖大多是白手起家，与商界和政界精英相比，工会领袖对职业起点和教育程度的要求较低，因此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孩子更容易将工会视为向上流动的机会（Mills，[1948]2001：84-111）。罢工虽然已经取得法律上的合法性，但在重视私有财产的美国，罢工往往被视为破坏私有财产的行为，虽然一般受访者对罢工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但是对煽动罢工的工会领袖并无好感（Mills，[1948]2001：31-46）。因此，工会领袖的个人利益与工会组织和工会成员的利益之间并非完全一致。米尔斯认为，工会领袖一旦成为全国性权力精英中的新成员，维持这一地位就成为其个人的核心焦虑。

在《权力新贵》的结尾，米尔斯不无担忧地写道：“从未有如此缺乏准备和如此不打算担负起责任的人被如此严重地仰赖。”（Mills，[1948]2001：219）后来的历史也证实了米尔斯这一担忧。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塔夫脱-哈特莱法”的通过，工会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此外，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氛围也使得工会放弃了成立独立的劳工党的梦想。工会领袖从此成为“不满的操纵者”，他们致力于压制普通工人的激进主义倾向，工会财蜕变为高度官僚化的机构。劳联仅仅组织产业工人和半技术工人，且只关心工会成员的利益，成为一个狭隘的利益集团，而非推动整体社会变迁的、具有独立意识形态的主体。

在1954年发表的《工会领袖与权力精英》一文中，米尔斯写道，人们习惯于将商业、市场工团主义与意识形态或政治工团主义对立起来，似乎它们代表了工会的不同类型。但实际上，工会在不同的情境（contexts）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采取不同的取向。米尔斯认为有三种主要的情境：地方性劳动力市场；企业或产业；全国性的政治经济。米尔斯主要考察工会领袖作为权力精英的一员在全国性政治经济中的角色，他认为，工会在当今全国性政治经济中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作为一个（城市中中等技术和收入者的）大众组织的压力集团（a mass-organization pressure group）（Mills，[1954]1963：108）。“在今天，工会领袖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一个集团，都不能让我们相信他们能够或者愿意超越最大化调适（maximum adaptation）的策略，他们只是大漂流的一个因变量。”（Mills，[1954]1963：105）

米尔斯因此认为，美国民主的未来不是由劳工运动，而是由劳工运动的缺席造成的。在1960年的《给新左派的信》中，米尔斯写道：“对于有些新左派作者，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强烈地坚持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视为历史主体，甚至是最重要的主体，虽然历史证据如今正站在这一期望的反面。”（Mills，1960a）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几乎从未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未成为任何革命性变迁的主体。米尔斯将这种坚信工人阶级能够从自在到自为，从而成为决定性政治力量的观点称为“劳工形而上学”（labor metaphysic），认为后者是“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下来的遗产”，不再现实（Mills，1960a）。对“劳工形而上学”的批评和放弃，实际上也意味着米尔斯对《权力新贵》的自我否定。在笔者看来，《权力新贵》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经典论题。桑巴特将美国工会运动视为一种“行业政治”，追求职业群体的排他性和垄断，而不关注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特别是不代表非技术工人），其结果和倾向则是加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桑巴特，[1906]2005：29-32），这个判断其实也正是米尔斯对美国工会运动的最终结论。

（二）《白领》与“政治冷漠”

如果说《权力新贵》代表米尔斯处在从“希望”到“去魅”的中间（Geary，2001：339）的话，那么，1952年问世的《白领》则可以说是一本调子更加灰暗的，或者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缺少温情”（Macdonald，1952：111）的书。事实上，与汉语学术界的一般解读恰恰相反，米尔斯对于白领中产阶级“悄然登上现代舞台”并没有显露任何所谓“现代化理论的乐观”。

虽然名为《白领》，但是本书前三章讲的却是并非“白领”的老中产阶级，即农场主、小商人和小业主。在米尔斯看来，19世纪的农场主和小商人小业主代表了“独立、自主，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传统美国人形象，而他们所构成的地方社会也正是托克维尔（1996）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描述过的充满活力的新英格兰基层乡镇的面貌。但是，随着工业、交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乡镇生活方式的解体，独立自主的老中产阶级也逐渐被科层制组织中的新白领阶级所取代。在米尔斯看来，这样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不仅是职业结构的变动，更是权力结构的变动，暗示了美国文明所赖以立足的基础正在发生改变。

在《白领》一书中，米尔斯对各种各样的白领阶级成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他们中有官僚或管理者、医生、律师等职业专家、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和办公室职员，这些人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职业结构的金字塔。但与老中产阶级相比，金字塔中自上而下所有的人都是不自由的，受制于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科层制和工具理性。而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变化的心理学后果就是“政治冷漠”。“所谓政治冷漠，就是对所有的政治迹象漠然视之，与政治这个体现忠诚、要求和希望的世界保持距离。……无论他们有什么不安、要求和希望，都与政治无涉，他们的个人渴求和焦虑同政治符号和政治权力也没有关联。无论是客观事件还是内心压力都无法建构他们的政治意识。”（米尔斯，[1951]2006：260）

米尔斯认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当代的两种主要政治思潮都面临着解释危机：“这种政治上的冷漠既是自由主义步入穷途末路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理想坍塌的征兆，同时还是我们时代的政治不适的核心所在。”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采取了理性主义假设，认为人一旦获得了机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和自己及自己所在阶级利益相关的政治意识。自由主义以个体公民的方式，马克思主义以阶级的方式。”（米尔斯，[1951]2006：260）而白领阶级却完全遁入私人生活中，对公共领域和政治事务不感兴趣。“公共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与人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些过去被称为最深沉的信念的东西，变得像流水一样转瞬即逝。”（米尔斯，[1951]2006：262）

那么，米尔斯是如何解释政治冷漠的呢？从理论上讲，长期的物质丰裕、收入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教育机会的增加，以及移民团结代替了阶级团结等诸多因素都可以有助于解释政治冷漠（米尔斯，[1951]2006：270-272），但是米尔斯在书中尤其强调的却是大众媒介的作用。米尔斯认为，政治意识的形式最终可能和生产方式有关，但是一开始却和沟通媒介的内容有关。源于结构地位和历史变迁的剥夺感和不稳定感，如果没有在适当的场景下有媒介报道，并因此赋予它们普遍的、可以传授的意义，就不可能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例如，阶级意识的有无，不仅涉及到个人在某种客观的阶级情境中的经历，而且也和他接触的大众传播相关。而在美国，大众媒介“很少讨论政治意义，更不要说对它进行生动的表现，提出尖锐的要求或期望了。它们一方面使主流符号陈腐不堪，另一方面又压制相反的政治符号。通过神话般的人物和变化万千的形象持续不断地吸引大众，转移他们对政治的注意。成功者的形象及其个性化的心理是大众文化最生动的部分，也是最远离政治的一部分。媒体将视野聚焦于个人成功之上，根本不反映集体的政治行动，即通过集体的政治性改变地位的活动。”（米尔斯，[1951]2006：264-270）

米尔斯以美国总统大选中不断下降的投票率作为政治冷漠的例子。“美国政府既是一个靠选票产生的政府，也是靠弃票产生的政府。”即便投票本身，其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投票不再是出于对某一政党的政策纲领的认同，而可能仅仅是出于对家族传统的忠诚（米尔斯，[1951]2006：263）。事实上，在米尔斯看来，不仅白领所处的工作环境是科层组织，甚至政治本身也在科层化。在个人和权力中心之间，横亘着政党、工会等科层组织。美国政治中“有竞选机器而无意识形态政党、有工会而无工人运动”。政治秩序中不存在要改变整个政治结构的政党，一个党越是要赢得越多的公众，其纲领就越是要缺乏决断、缺乏战斗性。同样，工会也早已经从“成为的政治”（politics of becoming）转变为“获得的政治”（politics of gaining）。因此，无论是对政党还是工会的支持，其动机都不是广泛的政治意识，这里既没有深度的认同，也没有有意的反抗。“一端是政治的科层化，另一端是大众的冷漠。这就是今日美国政治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米尔斯，[1951]2006：273-278）

（三）《权力精英》与“大众社会”

米尔斯曾经在《白领》中提到：“为了深入细致地理解白领人士，我们起码需要勾勒一副他们作为其成员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结构的简略草图。因为任何阶层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与其上或其下阶层形成的关系（或缺乏这种关系）构成的。”（米尔斯，[1951]2006：10）对于位于白领之下的劳工阶层，米尔斯早已在《权力新贵》中做了分析，而对处在白领之上的社会阶层的剖析，则是在《白领》出版的四年之后，即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中展开的。

早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中，米尔斯就曾提到，目前“还没有人对美国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最有权势的行动者做一个系统研究。”米尔斯认为，虽然对权力精英中各个部分的独立研究已经有很多，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不完整的，且是“想象的多过系统的、意识形态的多过经验的”（Mills，[1954]1963：98）。在这方面，米尔斯受到了曼海姆的深刻影响。后者认为，应当研究“不同的精英群体的内部结构，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它们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曼海姆，[1962]2003：214-215）两年之后，《权力精英》问世。

人们通常将《权力精英》视为对美国政治学中流行的多元主义和平衡理论的批评。但实际上，《权力精英》并非反对多元主义，而是承认中层的多元主义，只是在关于权力结构的顶层问题上，米尔斯认为，经济、政治和军事这三大领域彼此间已经渗透融合，这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公司富豪、政治董事和军界领袖——共同组成了所谓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他们不仅有着类似的心理结构和社会习性，而且有着一致的利益，共同制定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参见吕鹏，2006）。与顶层的权力精英相比，处于中层的各个集团（如农场主、工会和中产阶级）则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无意在政治上表示出自己的重要性。

《权力精英》发表后，在学界和政界均受到了极大关注。有批评者指出，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的分析过于笼统，并没有对三类精英如何就某一议题达成决策的具体过程进行研究，且书中过于关注了外交和军事议题上的精英支配，而没有涉及到美国国内问题上的决策（如税收、种族、劳工议题等等）。对于该书不足之处的讨论并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相反，笔者更关心的是米尔斯在书中对于权力精英的人格特征及其遴选机制的分析。马克斯·韦伯曾经批评道：德国的政治结构选不出既有能力又负责任的政治领袖来领导德国人实现国家理由（成为“主子民族”），成为权力国家，他从功能的角度肯定英美议会民主制，认为通过政党竞争可以选出负责任的政治领袖（参见苏国勋，1988：37-40、252）。但是，米尔斯对美国权力精英的研究却质疑了这一点。在米尔斯看来，权力精英的一个系统性特征就是所谓的“高层的不道德”（higher immorality）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这里的“不道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腐败，而是指责任感和修养的缺乏。米尔斯辛辣地写道：“乔治·华盛顿在1783年以伏尔泰的《波斯人信札》和洛克的《论人类的理解力》来放松自己；艾森豪威尔则依靠阅读牛仔故事和侦探小说。”（米尔斯，2004：438）。

在米尔斯看来，权力精英之所以“不道德”和“不负责任”，在于其社会结构的基础发生了由公众社会向大众社会的转变。权力运作虽仍然以公众之名，但卢梭意义上的古典公众已经消失了。米尔斯（2004：382）强调，古典公众共同体正在变为大众社会，这种转变实际上是美国现代生活的社会与心理意义的关键之一。

“大众社会”可以说是理解米尔斯的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早在1940年，米尔斯在其所写的关于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一书的书评中，就已经讨论过曼海姆对“大众社会”的用法。曼海姆将“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大众社会”视为现代社会的三个结构性变迁趋势之一。而米尔斯认为“大众社会”是该书表述最不充分的概念之一（Mills，1940：967）。在《权力精英》一书中，米尔斯本人则主要是从公众与大众的对比来定义大众社会的。公众与大众的首要区别是表达意见与接收意见者的比率。公众社会中人们表达意见与倾听意见的机会同样多，在自由讨论中胜出的观点被实践；而大众社会中，表达意见的人要比倾听意见的人多得多，因为公众共同体变成从大众媒介那里接收印象的个体的抽象结合。其次，在公众社会中，“官方机构不会渗入自主运作、自治的公众”；而在大中社会中，“大众没有任何权威，相反，权威机构渗入到大众中”（米尔斯，2004：386）。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大众社会”并不是米尔斯独创的概念，与他同时代的和比他更早的学者中许多人都曾使用过这一术语，虽然他们的用法可能大相径庭。克伦豪瑟（Kornhauser，1960）认为，存在两个互相对立而又相映成趣的大众社会理论传统，即对大众社会的“精英批评”和“民主批评”，二者分别是对18、19世纪之交的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纳粹极权主义的兴起所作出的反应。暴风骤雨般的法国大革命首先引出了人民和大众这两个近代的概念，从大革命之后，保守主义思想家如勒庞等人就一直从精英文化的角度警惕大众的兴起，这便是对大众社会的“精英批评”。而20世纪出现的纳粹极权主义则代表了一种精英实现总体支配的企图，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如阿伦特等人基于民主角度而担心大众成为被统治阶级操控、塑造和利用的工具，这便是对大众社会的“民主批评”。在笔者看来，米尔斯对“大众社会”概念的使用主要接续了“民主批评”派的传统，但是又糅合进了他所观察到的美国经验的独特性，尤其是他对于“快乐机器人”的分析，而这一点更加显著地体现在他于1959年问世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之中。

三、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

《社会学的想像力》问世三年后，米尔斯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因此有人说这本书是米尔斯献给社会学的“天鹅之歌”。在笔者看来，《社会学的想像力》是米尔斯的集大成之作，一方面，它承续社会分层三部曲中对于大众社会（以二战以来的美国为代表）的实质分析，并进一步提出大众社会中的人性问题，即所谓的“快乐机器人”的问题；另一方面，更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知识分子或社会研究者在面对这样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大众社会时所应采取的立场、姿态和涉入方式，尤其是提出了以想像力来追寻一个公众社会的理想——用马克思的话说，米尔斯在这本书中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试图“改变世界”。

米尔斯在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成为议题的正是人的本质，以及我们怀有的对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种种限制的可能的意象。”（米尔斯，[1959]2001：185）他认为，当代两种最主要的社会思想传统，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来源于启蒙运动，它们对人性的假定都认为理性和自由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自由的个人是理性之载体”。然而，现时代的问题在于：“理性的增进并不必然伴随着自由的增进”（米尔斯，[1959]2001：181）。

受到韦伯和曼海姆的影响，米尔斯在书中对“合理性”（rationality）和“理性”（reason）作出了区分，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庞大的合理性组织的增多，但是本着合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并不一定是增进自由的手段，实际上，它们往往用于暴政和弄权，用于剥夺个体理性思考的机会和作为自由人行动的能力。由此，造就了只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的个体。例如，教育的普及塑造的是只懂技术的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具有独立的理性思考的个人。随着工作和消费领域的合理性化，个体“不仅与产品和劳动相异化，而且与消费，与本源意义上的休闲相异化”，沉溺于消费社会制造的种种幻象之中，拼命玩乐、消费、“享受快乐”，而失却了反思的能力，成为“快乐机器人”（米尔斯，[1959]2001：183-185）。事实上，米尔斯在《白领》中曾经描述的新中产阶级，恰恰是“快乐的机器人”最好的现实写照。

“快乐机器人”与“大众”同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即快乐机器人的集合。而在快乐机器人充斥的大众社会中，“继续根据人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单纯地假设在人作为人的深层本质中，存在着对自由的渴望和理性的意志，已经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问的是，是人性中的什么东西，是当前人类处境中的什么东西，是在不同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什么东西，使快乐机器人渐趋流行？又有什么来抗拒这一潮流？”（米尔斯，[1959]2001：185）

正是在这里，米尔斯将希望寄托于“社会学的想像力”上，他（米尔斯，2001：84）痛切地写道：“我们所力图理解的世界并不总是让我们所有人政治上充满希望，道德上自我满足，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们有时发现自己很难扮演无忧无虑的。”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和普通人一样“置身于这个时代创造历史的主要决策之外”并为之承担后果，但是却有能力也有必要积极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务，面向公共议题发言，从而影响具体的历史进程和结构变迁。因为，在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帮助下，社会学家拥有了关于社会的结构性知识，明了个人困扰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具备了一种“脆弱的权力手段”（米尔斯，[1959]2001：200）。因此，社会学家要积极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务，打破焦虑和淡漠，刻意提出有争论的理论和事实，鼓励公共生活的讨论，使人们能够触及生活世界的真实，而不使公共生活依赖官方定义。“他应当为社会所做的，就是反抗一切摧毁真实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或者从积极的目的看，他的目标就是帮助培养自我修养的公众”（米尔斯，[1959]2001：202），让“所有人都成为具有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的独立理性将对他们置身的社会、对历史和他们自身的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影响。”（米尔斯，[1959]2001：188）社会学的想像力的重要性于是在这样一个追寻公众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而在米尔斯看来，只有真实公众占主体的社会才是一个民主社会（米尔斯，[1959]2001：203）。

米尔斯说，“我不相信社会科学能拯救世界……我所具有的知识使我对人类的机遇有非常悲观的估计。但即使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我们还是必须问，如果凭借智识确能发现摆脱我们时代危机的出路，那么不正轮到社会科学家来阐述这个出路吗？我们所代表的——尽管并不总是很明显——是对人和人类处境的自觉。”（米尔斯，[1959]2001：208）

从米尔斯对于“社会学的想像力”的期许上，我们可以看到韦伯的影响。早在1946年，米尔斯就与其老师格特一起合作翻译了《韦伯社会学文选》，这是除《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外，最早引入英语世界的韦伯著作之一。在该书收入的名篇《学术作为志业》中，韦伯曾经提到，在诸神之争的现代世界中，负责任的个体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韦伯尤其强调“科学有助于保持头脑的清明”（Weber，1946）。米尔斯因此认为，“对韦伯来说，社会学知识是现代文明的复杂性所要求于就公共议题表明富有见识的立场的人所具备的知识。这种负责任的决定远不是自命不凡者愤世嫉俗的强词夺理或者庸人们老于世故的自鸣得意，同样也不是煽动家的追随者们的情感发泄。”（格特、米尔斯，[1946]2010：71）

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社会学家，除了韦伯所代表的欧洲古典传统之外，米尔斯也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尤其是其代表人物杜威的深刻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杜威与李普曼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公众”的经典争论。李普曼在1925年出版的《幻象公众》一书中直斥“公众”的概念其实是一种幻象。他认为普通公民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对此，杜威在1927年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中争锋相对地进行了反驳。在杜威看来，公众是真实存在的，是那些拥有共同问题并需要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的民众，公众扎根于美国传统社群生活中，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杜威也承认，工业化带来了非人格化的新型人际关系，瓦解了传统的社群生活，而公众也有消失之虞（关于这场论战，参见徐贲，2009：218-219）。

米尔斯认可杜威的观点，但他关于公众社会的设想却又与杜威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同。在杜威心目中，公众社会的理想是杰弗逊意义上的自治小城镇。杜威（[1939]1964：117）认为，“在现代人中，是他（杰弗逊）首先从人的角度阐述民主原则”。而杰弗逊关于美国民主的要点，“虽然聚焦于州与联邦的权力划分，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根本原理是，在他的理论著作中，主要的是把重要性放在地方的自治单位，即像新英格兰那种市镇会议计划”（杜威，[1939]1964：120）。杜威本人在《公众及其问题》中则写道，“民主一定要从家乡开始，而所谓的家乡就是互相邻近的这种公社（即社群）”（Dewey，1927：38）。米尔斯所不同意的正是杜威这种退回到小国寡民般的杰弗逊式小城镇的主张。他认为，杜威所主张的古典民主模式早已经无法面对当今权力分配的问题，因为它预设了一个相对同质的、没有权力结构的共同体的存在（参见Geary，2009：46-47）。

这里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对于乡镇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的理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将乡镇作为考察美国民主制度和民情的起点。他非常细致地描述了新英格兰的乡镇集会（town meeting）和公民自治，在他的笔下，乡镇是一个居民置身于其中的“自由且强有力的法团有机体”，新英格兰乡镇为“联邦其他地区提供了典范，并逐步成为其他地区的标尺”，美利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捍卫受到英王威胁的殖民地乡镇自治，美利坚合众国实则脱胎于若干个乡镇共和国（托克维尔，1996：65-76；参见任军锋，2011）。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的影响下，美国的权力结构趋向于集中化，美国已经从托克维尔笔下的乡镇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帝国，华盛顿则成为权力的中心（贝尔，1992：254）。米尔斯的《白领》和《权力精英》等著作所揭示的恰恰是：一方面，原本在美国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小城镇生活方式，已经受到城市化和大众消费的严重侵袭，而小城镇中独立自主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老中产阶级也已经为受制于科层组织合理性、政治冷漠的白领阶级所取代（米尔斯，[1951]2006）；另一方面，“或许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在内战以前，地方社会是美国仅有的社会”，然而，当代的“地方社会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的一部分，其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层级已成为更大的全国性层级的附属。”（米尔斯，[1956]2004：44、49）“大多数政治决策已经从地方转到州、再转到联邦政府的手中”，地方精英已然为全国性精英所取代，“权力在美国要比它的任何理论所承认的更加集中和以阶级为基础”（米尔斯，[1951]2006：276）。

四、米尔斯的总体问题

在去世前编纂的一部社会学名著导读中，米尔斯指出：“经典社会学家问的都是大问题：整体社会及其变迁，居住于其中的个体的不同类型。对其的回答则为社会、历史和传记提供了概念。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机制被放在相同视角下考察，人类本性的变迁也在此视角下得以界定。”（Mills，1960b：4）在该文中，米尔斯实际上从“社会”和“人”这两个层面上概括了经典社会学家的问题意识，这一概括其实也可以置于他自己的研究之上。通过前文的讨论，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出，在米尔斯那里，无论是具体的经验研究（社会分层三部曲），还是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纲领（《社会学的想像力》），都贯穿着两个交织在一起的问题意识，即对于社会变迁的可能性的探寻以及对于“人”的意义的关切。这两个问题构成了米尔斯的社会学著述的总体问题意识。

（一）探寻社会变迁的可能性

米尔斯认为，除了揭示社会变迁的趋势“是什么”之外，社会研究者还需要对“怎么办”的问题予以回答。“当米尔斯的同代人止于对科层化、权力集中、文化的同质化，自由和反省性公民的消失等的历史分析时，米尔斯除了对此不满之外，还在积极寻找能够行动者。”（Birnbaum，2009）米尔斯批评他的同行们“放弃对精英的愚蠢政策和政策缺位的抗议以及对另类可能性的探讨，放弃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理性角色，放弃对历史的创造。”（米尔斯，[1959]2001）在给他的朋友和老师格特的信中，他曾经就社会研究的犬儒状态反问道，“我们真的已经到了不再能说出‘怎么办’的境地了么？”（Mills，2000：121）因为，在米尔斯看来，对于社会研究而言，“任何一个完整的答案，都应找出它可以介入的战略据点，即找到结构维持或变迁的控制杆。”（米尔斯，[1959]2001：140）

与一般意义上的分层研究不同，在米尔斯的大众社会三部曲背后，暗含着米尔斯对实现一个民主社会的可能性的追问，以及对于推动社会变迁的历史主体的探寻。布洛维曾经指出，米尔斯的三部曲每一部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社会学分析，二是政治计划（political program）（Burawoy，2008：367）。在《权力新贵》中，他曾经将希望寄托在正在崛起的劳工组织身上，而到了《白领》中，他在对工会失望的同时，发现曾经作为美国政治文明的人格基础的中产阶级也已被异化为科层组织中政治冷漠的“快乐机器人”，最后，《权力精英》将目光聚焦于上层精英集团，认为他们成为决定历史但同时又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关键行动者。然而，米尔斯并没有就此失去信心，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米尔斯最终又反求诸己，回到了知识分子自身。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变迁是以知识分子或社会研究者为载体的。“曾有批评者说我太过关注权力。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最关心的是知识，权力只是首先与它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社会分析家和文化批评家，我最关心的其实是观念在政治和社会中的角色以及知识分子的权力。”（Mills，2000）于是，对大众社会的批判最终与社会学想像力所赋予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相结合。在那封著名的《给新左派的信》中，他所召唤的，即认为能够成为新的“可能的、直接的和激进的变迁主体”的，正是他称之为“文化器官”（cultural apparatus）的青年知识分子！然而，这里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在《权力新贵》中米尔斯曾经设想过的与工会领袖相结合的作为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而是个体化的社会研究者。也就是说，社会变迁不再是一个集体性的方案，而是依靠个体的各自修为。

因此，如果将视野置于左派的脉络中，可以说米尔斯正处在罗蒂（2006）所说的从杜威式的实用左派向旁观的、批判的文化左派的过渡之中；而如果将视野置于激进社会学的脉络中，那么，我们又可以说米尔斯则既是一个先驱，又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退回到学院围墙里的激进社会学家有着根本不同，后者仅仅关心社会学的变迁，而米尔斯更为关心的是社会的变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塞尔·雅各比（2006）才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有一千个激进社会学家，却再也没有一个米尔斯”。

（二）对“人格意涵”的关切

1948年春天，在给一位文学批评家的信中，米尔斯不同寻常地提到一个他“已经为之困扰了六七年之久的问题”：

一个作者，如何既能够完整地报告社会科学使他得以发

现的事实，同时又在他的诠释中包含该对象对于他而言通常

来说所具有的人格意涵？（Mills，2000：111）

米尔斯认为，“今天的社会科学家在大多数对人的观察和智识作品中已经打造了一个内在的理性化和仪式化的疏离”。他将此称之为“出世（悬置）技术”（detaching techniques）。相比之下，米尔斯提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社会学的诗”（sociological poetry），它“是一种经验和表达的方式，既报告社会事实（social facts），同时又揭示它们所蕴含的人的意义（human meaning）”。平庸的社会学著作厚于事实而薄于意义，而一般的艺术形式则厚于意义而薄于事实，“社会学的诗”则处于两者中间，是意义和事实的美妙结合，在对显著的事实描述中包含了深刻的人格意涵（Mills，2000：112）。

在笔者看来，这里的“人格意涵”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布迪厄提出的“social weight”，即社会学家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中，而是实在地承当和感受着社会世界的重量（参见田耕，2005）。米尔斯曾经夫子自道：“我努力做到客观。我从未宣称超然。”（Mills，1962：10）在他看来，社会学家在其自身的个人生活经历中所感受到的“私人困扰”恰恰可以成为其所关注和写作的“公共议题”的重要来源。“社会科学家以及许多人文教育家的政治使命就在于，不断地将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再将公共议题转化为对不同的个体而言具有人格意涵的形式。”（Mills，1959：187）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家的每一部著作都应当是作者的自传。米尔斯就曾经自承，《白领》一书“主要是为了表达我自己从1945年来到纽约城之后的经历所驱使而进行的一个工作”（转引自Wakefield，2000：9）。米尔斯1945年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当时的美国社会科学界正在经历科层化和企业化倾向，大规模的应用社会研究成为主流，而“安安静静写书授课的老派教授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历史陈迹。”米尔斯本人也曾经在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中心工作过数年，最终因为学术观点的矛盾和工作方式的分歧离开。这段经历使米尔斯亲身体验到科层组织对于个体理性的压抑，在《白领》中他将这种私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对于法人资本主义统治下包括学者在内的新中产阶级的的迷茫、焦虑和冷漠给予了生动的刻画和揭示。因此，有人认为，米尔斯在《白领》中提供的不是一种关于新中产阶级兴起的精确历史分析，而是关于人的“相互竞争的形象”（Horowitz，1983：74-75）。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白领》“是每一个人的书”（Geary，2009：116）。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对“人格意涵”的关切，在经验层面上正是对“大众社会”中现代人的处境的关注。米尔斯曾经说过，他要像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那样，写尽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在社会分层三部曲中，无论是靠操纵普通工人上位的工会领袖，还是办公室的白领或商场的售货员，抑或手掌大权的军事大亨，在米尔斯的笔下，都是其人间喜剧里的一个角色，一个形象。而他自己，则基于社会学的想像力，通过对现实世界各阶层典型人群的实证调查和系统剖析，超越了自身的处境和个人的生命传记，从而实现了如后来布迪厄（2003）所谓的使人的存在“去自然化”和“去神秘化”。

五、结语

通过将米尔斯关于美国社会最重要的三部经验研究著作，与其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纲领（即《社会学的想像力》）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本文试图梳理出贯穿于米尔斯一系列社会学著述中的一条核心线索，即“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内在理路，并进而揭示出其社会研究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意识。

当然，作为二战之后美国最具争议的社会学家之一，米尔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充分展现的。在此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基本上还属于一个从米尔斯本身的文本出发的“内证的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米尔斯，我们还必须回到米尔斯本人具体所处的制度和智识环境中，回到社会理论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去。而这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应当将米尔斯置于其同时代人之中来予以理解和把握。以米尔斯与帕森斯为例，尽管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对帕森斯抽象晦涩的写作风格多有批评，然而两者对于“美国的民主”的实质关怀是一致的。在帕森斯那里，所谓的“社会化”其实就是要解决个体参与民主的能力，或者说人进入社会的能力，而不再只是作为古希腊意义上的“私人”，这实际上与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力”是殊途同归的。不过，两者的分歧在于，帕森斯并不同意米尔斯关于“大众社会”的经验判断，他认为米尔斯过于强调了政治参与的面向，而在帕森斯看来，美国社会整合的重心向来不寄托在政治方面（帕森斯，1988：187）。所以，他批评米尔斯的大众社会图景中忽略了宗族和朋友，以及包括教会在内的各种社团活动和关系。帕森斯还尤其看重不为米尔斯所关注的教育，他强调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通识教育对于获得超越种族、移民和联邦一地方等关系的“公民资格”乃至公民权的重要意义，而公民权对于并非以民族国家方式立国的美国社会共同体的整合，又具有着关键的作用（参见赵立玮，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