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摘要：我们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预测是失误的，解读是失误的，教训的吸取也是失误的。本文指出，经济危机并非只和资本主义制度相伴随，只要存在三个必备条件，就会周期性地出现经济危机。尽管经济危机必不可免，但它具有三重革命性作用。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中国式的应对定会产生许多中国式的问题和困难。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预测失误；解读失误；教训的吸取失误；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F831

一、对国际金融危机预测失误、解读失误、教训的吸取失误

国际金融危机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反思一下，发现我们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预测是失误的，解读是失误的，教训的吸取也是失误的。因此，应该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再认识。

（一）预测失误

中国多数经济学家在2008年9月前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一直向好，中国“双紧”的宏观政策不用改变，中国有两道防火墙，不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只是到了2008年9月才惊呼：海啸般的国际金融危机来袭，要紧急应对。

2008年9月，英国伊丽沙白女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时，有一个“伊丽沙白女皇之问”：“为什么全球的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4月，学院这样回答女皇：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全球经济学家失明了，失聪了，失察了，失误了，全球聪明人集体地失败了。原因是这场危机的原因太复杂了。这场危机应该是全球经济学家的失败，是现有经济理论体系、经济危机预测理论、预警模型的失败，应该集体地失语与反思，反思“整个构架在大机器工业革命前提下的整个经济理论开始过时”。

（二）解读失误

解释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决定的。这是最简单便利的解释，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一系列新特征的联系作出新的解释。

解释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有广泛影响，但应看到一个事实：斯蒂格利茨任世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同时，他的书在中国也畅销，他的主张在中国政经界也都受到追捧。他是严肃的经济学家，反复指出市场会失误、失效、失败、失灵，政府适度干预经济很有必要。

解释三：由美国人的奢侈消费方式引发。有一个关于“中国、美国的两个老太婆在天堂两度相遇的对话”的故事表明，其实中国也正在效仿。

解释四：美国金融创新的后果。这是最接近本质的解释。但仅局限于次级贷本身解释金融衍生品怎样规避了单个风险而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并未从整体的金融革命视角解释。

解释五：美国金融创新的同时缺乏监管，放纵了金融腐败、欺诈、内部交易等，如以麦道夫事件来解释。这对局部、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解释是真实可信的，但难以解释世界性风险。

解释六：美国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格林斯潘的自白）。有的就用货币战争来解释。

以上这些解释都只具有部分合理性，都是有缺陷、欠科学的，有的则是简单意识形态化的。

（三）教训的吸取失误

一是错误地认为国有化是浪潮。出现了严重的“国进民退”，放慢了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步伐。

二是错误地认为国家干预、计划调控是浪潮。出现了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的干预模式，放慢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三是错误地认为中国金融创新应该抑制。实际上，不应将应对危机的应急措施常态化，将应对危机的应急机制固定化。金融创新是一切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创新环境，中国金融基本上不存在创新，对中国而言，应在有效监管的同时，大力倡导金融创新。

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另一种解读

（一）经济危机并非只和资本主义制度相伴随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给定了三个必备的条件，在他所处的时代，被认识的客体制度就是资本主义。

一是只要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市场经济，就必然内涵着“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危机，再生产过程会中断。这是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的一般规律。

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一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其表现后果是“一头是财富的积累，一头是贫困的积累”。

三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二是单个企业生产的高度计划性与全社会无政府的矛盾。

马克思的解释是科学的。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解释进行再抽象，认为只要存在三个必备条件，就会周期性地出现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二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社会收入差别极大；三是单个企业、单级政府的高度计划性与全社会无政府的矛盾。因此，中国从2000年起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劳力过剩、产能过剩、产品过剩、资本过剩。中国从制度性短缺走向了制度性过剩。

（二）经济危机有三重革命性作用

对经济危机应有平常心态。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又看到了危机的三重“革命”性作用。

一是强制淘汰过剩，使经济强制平衡。

二是强制淘汰落后，使经济结构再升级。新一轮的高新技术革命成为可能。强制淘汰过剩和落后势必带来失业、贫困，因此，必须忍受社会、经济阵痛。

三是制度、体制机制“自疗”的作用。每出现一次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在计划调节、国家干预、国有成份、全民公平上都有量的调整。资本主义制度在劳动阶级长期的维权争益的斗争中，在左派政党的竞争中，在社会主义制度若干优越性的外部压力下，也不断经历着从原始、野蛮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

应该将马克思解读危机的理论进行再抽象，将其理论应用于机器工业革命时代、信息革命时代、金融革命时代。时代不同，危机的内在机理、诱发原因、传导机制、演进路径、危机特征、危机后果和危机救治应是不同的。我们应循着金融化、金融深化、金融国际化、金融创新化的思路，认识它如何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又如何将世界经济周期性地丢进风险之中。

三、中国式的应对定会产生中国式的问题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国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但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式的应对定会产生许多中国式的问题和困难。

西方让危机自发发挥革命性作用，强制淘汰过剩，使经济强制平衡。而中国为了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选择了“保增长、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的政策。这一选择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其必然后果是“增加了过剩”，为“十二五”期间调整经济结构、压缩过剩产能增加了压力和困难。

西方让危机自发地发挥革命性作用，强制性、大规模地淘汰落后，腾出市场空间，让机会和要素的配置向新兴产业集中，使经济结构再一次的战略性升级和新一轮的全球性高新技术革命成为可能。而中国选择“几保”应对危机，政策的负面后果无疑会复制更多的落后，至少是延缓了淘汰落后产能的进程。

西方让危机自发地发挥“制度自疗”的革命性作用时，中国却不得不放慢改革的步伐，放慢资源价格改革的步伐，且在许多领域和方面还走了回头路。

中国国情决定了危机的中国式应对，种种选择是必不可免的，也是正确的，需要提醒的是，中国式应对必然产生中国式应对的负面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