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形式和意味

陈方既先生的书学理论自成体系，体大思精，既全面又系统，既丰富又深刻，涉及到中国书法艺术的方方面面和各个环节，可谓当代中国书法艺术的一部“百科全书”。本文作者，不揣浅陋，仅对其中国书法艺术的形象观进行初略地阐发与探讨，恳请书艺方家不吝赐教。

一是陈先生从任何艺术都要以其特定的形式作艺术形象创造的共性出发，牢牢抓往中国书法艺术以汉字书写为形式进行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本体特征，从而探寻到中国书法何以能成为一门独特艺术的真正原因。

陈先生认为，创造生动、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是一切艺术的一个普遍共性，也是每个艺术家的共同职能。艺术之为艺术，它的特质就是运用形象思维，创造艺术形象。一切艺术，说到底，就是作有生命的生动形象创造。任何一种艺术都要以其特定的艺术形式作特定的艺术形象的创造，都有表现在特定艺术形式中的特定艺术形象。没有形象的创造不是艺术，创造的形象不独特、不生动、不具感染力，算不上是成功的艺术创作，也谈不上美的艺术。艺术形式是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各个艺术门类都有各自的创造艺术形象的特定形式。文学是以语言文学的形式创造文学形象，中国书法艺术则是以汉字的各类原型为依据，以书写为手段进行书法艺术形象的创造。 没有文学语言，不能创造文学形象; 没有各类汉字体符号，不能创造中国书法艺术形象。文学形象的创造不能没有文学语言，中国书法艺术形象的创造，不能没有汉字的书写。[1]

艺术的形象必须表现（或物化）在特定的艺术形式之中。例如音乐的艺术形象被物化在音乐所特有的艺术形式之中，绘画的艺术形象则被物化在绘画所特有的艺术形式之中。音乐可以塑造高山流水的艺术形象，绘画也可以塑造高山流水的艺术形象，但这两种高山流水的艺术形象却是完全不同的。最明显的不同是二者塑造艺术形象所运用的质材媒介不一样，人们对这两种艺术形象的审美感知途径不一样，因此其艺术形象本身的质地和艺术审美接受者获得质感、美感也不一样。音乐的媒质是声音，作用于人们的听觉，诉诸人们以听觉艺术形象，从而给人们以听觉美感;而绘画的媒质则是色彩，作用于人们的视觉，诉诸人们以视觉艺术形象，从而给人们以视觉美感。由此可见，任何艺术形象都离不开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媒介材质。中国书法艺术也概莫能外，作为艺术它同样是运用特定的汉字书写形式、媒介材质和技巧手段来创造的艺术形象。

具体说来，中国书法艺术当然具有“创造艺术形象”这一艺术普遍共同的属性，所谓“为书之体，须入其形……纵横有可象者，方得为书。”[2]（蔡邕《九势》）“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3]（卫铄《笔阵图》）“书，形学也”[4]（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这是显而易见的，白纸黑字，清晰可见。但若把这白纸黑字当作艺术来看，那就要强调这白纸黑字所构成的书体墨迹形象不是一般普通形象，而是表现（物化）在特定的书法形式中的艺术形象。那么它的特定艺术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概括起来，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书法的艺术形象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点画、线条形态墨迹为媒质，以书写为手段，对汉字的各类原形字体符号进行艺术想象和艺术的再加工而创造出来的抽象视觉的书体生命形象。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表现形式是用点画线条墨迹塑造出诉诸视觉的运动节律（生命）形象。通过线条的刚柔曲折，运笔的轻重缓急，笔触的毛光枯润，结构的平正欹侧，体势的开合收放，章法的疏密虚实等等，在各种视觉形式要素的关系整合之中，形成视觉张力，由之使人在视觉和心理上产生不同的心理节律和情感意象。各类原有的汉字形体，通过书法家匠心独运书写所成的点画线条墨迹形象，有一种不期然而至、出乎意料的生动形象效果。它既不是据现实之象，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依据各类汉字的原形构造、遵循宇宙万殊生命形构及其运动规律、以书写之功完成的书法艺术形象。其所成之笔墨形迹，有形、有势、有节奏、有律动，不仅具有生命之形，而且具有筋骨血肉生命之质和生命神采，能显示书家的技巧、功力、学识、修养，更蕴含有书家的精神气格，于是构成了不是而似、似而不是又充满生命意味的形象。以汉字为媒介材料加工而成艺术形象，是中国书法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自身形式特点和本质特征。

书法之为艺术，且我国所独有，一方面，因为它有与一般艺术相同的共性，即都有艺术形象的创造;另一方面，又有与其它造型艺术的不同讲求，即不求具象之似（是），而求与现实的“不是之似”。如果它没有与一般艺术的共同点（没有艺术形象的创造），那它就不成其为艺术。把握不住其“不是之似”的形象特点，它也就失去了书法艺术形象的效果和意义，不再是书法艺术。创造书法艺术，寻求书法之美，就在这“不是之似，似而不是”而又要作有生命的形象创造之中，古人称其为“无声之音，无形之象”，中国书法艺术就在这种形象创造和原理的解悟之中。书法之所以能成为艺术，是由其艺术对象汉字的一些先天特殊性所决定的。各类汉字的每一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原形，都存有图像的特征。[5]

不计其数且形态各异的汉字，就是一个巨大的抽象点线组合图库，它们自身所具有的原形差异性特点，或者说点线空间分割的不同格局，就蕴藏着巨大“空间形式美”的表现潜质。书法家们通过书体变化、点线形态变化和点线组合方式变化，利用“奇怪生焉”的毛笔，墨色的枯湿浓淡，载体的渗化等物质材料的性能，“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使之“点画振动”，于是具有生命律动的书法艺术形象便应运而生。书法艺术的形象虽然是抽象的书体形象，而一旦物化凝结在载体之上，就成为生动、具体、可感的，富有审美情感和生命形式意味的视觉具象。各类汉字体符号的能指，就汉字来讲就是每个汉字的读音和形状（篆、隶、楷、行、草五类基本形体），主要是形状，其对书法艺术的创造予以一定的形质限制的同时，也为书法家提供了发挥其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的广阔天地。

在书法艺术作品的具体创作中，书法家运用点画、线条必须构筑成公认的汉字书体形象，而不能超越这种规定性，聚墨成形，任笔为体，这是书法艺术的本体要求和不可逾越的底线。然而，由于书法家艺术想象的大力发挥，却能使枯燥无味的各类汉字体符号富于审美韵味，使书法艺术的形象创造显得变幻莫测，形象的生成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完整的书法艺术创作，都是由或多或少的若干数量的各类书体符号的整体组构，其间的分布与联系就会产生疏密、大小、奇正、刚柔、枯涩、燥润等等变化无穷的审美意味，这同样可以发挥书法家的丰富艺术想象力和独创的艺术个性。点画、线条、墨迹的不同质感和它们的空间结构形式，或粗犷，或遒媚，或恬静，或俊逸，有时苍劲古拙，有时险峻峭拔，有时酣畅淋漓，有时疏朗凝练等等，生发出丰富多样的生命形式（形象）意味。

中国书法只要作为艺术的一种形态，毫无例外的要利用它特定的艺术形式来创造特定的艺术形象。具体到一幅书法艺术作品的形式构成和艺术形象构筑的物质要素来看，书法艺术的形式构成是积点画而成字、集字而成篇的，也就是构成书法艺术作品的三大基本要素：点画（点画线条形态）、结体（字形结构样式）、章法（分间布白气势），它们也都是有形、有象、有势的，是当于目而有据的，它们灵动多样地构成书法艺术的意境（形象），饱含丰富的审美信息，具体、生动、可感。因此，不能因为书法艺术形象的抽象性（不是具象，与客观万象没有对应性，不是之似）特征而把书法艺术“作为一种没有形象的符号的存在”来看待，这种观念，其实是在否认中国书法的艺术形象的创造性和表现性，否定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形式，最终否认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

实用性的汉字书写（中国书法）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也不是任何人发现现实中有什么美的形质动态，将它们取来置于书写载体之上而产生的美的效果，便被人们称之为艺术。中国书法的艺术形象创造，不同于别的抽象造型艺术，它既不是依据大千世界的客观现实之象，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依据实用需要发展形成的汉字、以书写之功匠心营构的书体形象。中国书法艺术形象的构筑，不是以客观现实之象为依据，而是以一个个抽象造型的各类汉字体符号为基础，以书契为手段进行的，其笔底一个个抽象的书体造型，俨然成了不是而似、似而不是又充满生命意味的形象。人们基于一种生命本能、爱生命、爱生机活力形象的天性，自然以之为美，它也就成了艺术。[6]

二是陈先生运用现代生命美学的观点和方法，深究和借鉴传统书学思想资源，深刻阐释并揭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抽象造型即生命形构的规律，以及中国书法艺术形象的生命蕴涵和审美特性。

现代生命美学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重视生命体验的价值，突出艺术作为生命的形式所具有的人类学意义，把人的生命看作是最高本体。将艺术作为呈现人类生活内在关联及其意义的最有效手段，一定程度上艺术就是生命存在确证自身的方式。艺术的主要作用，是把生命转化为可用感官把握、也能为人们所感受（审美体验）的诗意表达，使人类生命的真谛与本质呈现出来。著名美学家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思想也有着浓郁的现代生命美学的色彩。宗白华认为，中国书法“吸取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一个个汉字“已不仅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而是一个表现生命的单位，书家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机勃勃的动作了。”“表现生命”，“反映生命”，“表现出一个生体的骨、筋、肉、血感觉”。[7]……传统书论中，早就有类似于现代生命美学的思想，把书法艺术视作生命的形式，当作生命的意味来体验。东晋卫夫人《笔阵图》有云：“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胜，无力无筋者病。”[8] 将书法的笔力视为人的生命之质的筋、骨、肉。南齐王僧虔《笔意赞》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9] 将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象视作人的生命形质和精神风采。宋“四家”之一的苏轼在其《书论》中亦云：“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10] 将其五者视作书法艺术审美意象构成的生命形式所必备的质素，反观陈先生的中国书法艺术形象观，其与现代生命美学的思想观念和传统书法美学思想颇为契合，异曲同工。

陈先生认为，生命的效果是一切艺术美的根本，没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就无以言艺术。艺术形象的生命活力主要表现在形质和神采两个方面。在现实里，如果一个人没有健康的体质和精神风采，就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人们就不会以之为美。中国书法艺术形象的活生生的神采只能从笔下的迹化产生，这些迹化不仅仅是表达音意之形，更有其俨若筋骨血肉，并构成生命体的形质。中国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即各类汉字的原型（形）构造，体现了生命形构的基本规律。一个个独立的汉字，虽以多种笔画组成，却有整体的完整匀称， 或对称平衡，或不对称平衡。且看人的自身、且看人类、且看一切有生命的形体，哪一个结构上不是个体完整，对称平衡的？但是作为生命，所有这些形体都要活动（运动），当活动（运动）中的形体对称平衡被打破时，就会及时寻求补偿，自动调整，求得新的不对称平衡。这是自然界各种生命形体所体现并遵循的生命运动对称平衡的共同规律，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观察、积淀、感悟而获得的潜意识，再加上作为生命形体的筋骨血肉、形质神采、性情气格……总合起来，就形成了生命形体构成意识。作为一形表一音一义的汉字，人们在书写过程中，其潜意识里都会把它作为一个个有生命的形象来把握构想，一个个原本只求表音表意的各类汉字形体符号，都有了书法生命形象构成的基础，都体现出生命形构的平衡规律，这就为书法艺术的生命形象创造提供了抽象书法造型的形式规律和法理原则。[11]

人类生存于大自然中，尤其是我们的古代先民们从自身、从周遭的一切有生命的事物存在运动中感悟到生命形体构成规律，在全然不自觉的情况下积淀为相应的潜意识，既体现于汉字体的构造，也作用于书法中的结体造型、章法布白，从而使得分明只是表音表意的各类汉字体符号获得了宛如生命形体的涵蕴。积淀并潜藏于心的这种形体构成意识，在摸索着以“六法”造字时，在整个形体结构上就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所造的汉字（无论是象形还是不象形的），都有了并非取象于自然却又俨若自然中某种形象存在运动的效果。这就是汉字的特点。由于汉字的创造中蕴涵有生命形体的构成，所以只要有符合自然存在生命运动的书写，就会产生生命意味，出现审美效果，成为生命艺术形象。[12]

各类汉字体结构复杂，形状多样，能充分体现生命形体构成规律的完整性，所以能产生不是象形又确似形象的生命意味。由于人们喜爱这种效果，便引发对各类汉字书写的形象生动性的进一步追求，致使其不期而然成了书法艺术。汉字由于有了形体构成的基础，更有积点画而成字、集字而成篇、由点而线、有形有势的笔画和有节律的运动，使其不仅有了生命之形，而且有了筋骨血肉之质，不是预想的，却是必然的，于是所书的一个个汉字就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赋予了生命的形象和意味。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审美效果的把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个性化的、有生命活力、有精神内涵的艺术形象，二是其艺术形象得以创造所显示出来的书家的精神修养、情志意兴和技能功力。也就是说，中国书法艺术之美，是以书法艺术形象的创造为根本来认定的，是以形象展示的艺术家的精神境界来显示的。是有生命、有个性、有精神境界的形象创造，否则，无以言书法美。[13]

汉字因为其形象性的基础，才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本构件。以它的各类字体的原型作为生命形象构筑的基础，并借助一定的书写技能和功力，于是一幅幅有着生命意味的抽象书法作品就挥运而出。先民们当初的字体构型，是以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远近取与方式，从观照人和物的存在运动中，感受、抽象、积淀成相应的形体构成意识，致使汉字在形体构成上有了不象形却形象的意味。点线在一般只作为汉字符号的构件时，没有更多意义，但当越来越有节律、有力度的点线运动在有情性、有力度的书写中，就能够体现自然运动节律，而且成为有生命意味的形象。

汉字的书写，原只是为表音表意而有的运用书写形式，由于其特有的文字形式与构字规律使其能通过书写，为有个性、有筋骨血肉的生命形象创造提供了条件，书家只要遵循生命存在的运动规律，磨炼出技能功夫，以精神修养作主观的努力，就会有抽象的书法艺术生命形象的创造。中国书法以线为形，以形示意，不是任何形象的摹拟，却具备万象的精神，反映民族宇宙意识。中国汉字的构造表明先民们不仅掌握了反映现实形象的手段，而且有能力把对万象存在、运动的认识和感受以点线作抽象的审美表达，即把具象地认识感受抽象化，又通过文字造型使之形象意味化。因此，点线在华夏民族心理上是万象存在和运动的抽象，凝聚着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哲学内涵，弄懂了点线就弄清了中国书法的生命形象意味和审美涵蕴。书法之成为艺术，虽是多种因素的结合，而要求创造有生命意味的形象，却是自觉不自觉追求的核心。书法之美正是综合上述条件，从形象上显示人的本质力量丰富性的美。[14]

宇宙是万事万物的存在，万事万物各是一个存在，每个存在是一个“点”，既都存在于运动中，也都是运动着的存在，它们的运动轨迹都是“线”。宇宙万殊都是在时空交替的运动变化中生生不息，具体到中国书法，都是以点的位移而成的线，由线构成的具有生命形态的一个个字体。这既构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形体，同时又以这有力有势有节律的运动，体现出深沉的宇宙精神、深厚的生命意味。由点而线，体现了宇宙的基本精神：“点”，意味着存在;“线”意味着运动。中国书法在这由点开始，一笔一画，顺道行进，看似平易却又执着地展现， 突显出具有生命内涵的宇宙精神。正是对宇宙精神的感悟和把握，使本已体现生命形体构成基本规律的各类汉字形体经书写运动，不仅产生了具体形质，而且获得了生命。更由于顺时而下、不得重复更改的一次性挥运，以及书家的情志意兴、精神气格、艺术心灵、审美追求的推动，从而使书家的这一切才得以迹化为书法形式，人们通过书法形式，观赏领略到书家的一切。这使书法行为得以产生，使书法形式得以实现，使书法形象得以创造的层层面面，即是中国书法艺术，即中国书法艺术形象的丰富审美内涵。[15]

另外，陈先生认为，既是写字（各类汉字体符号），必有其所传达之意义。中国书法是尽文辞之意与书写之功共同创造审美境界（形象）的艺术，这意味着书法作品的文辞内容不仅对书家创作时的书兴、书意、书情有间接地激发诱导作用，而且必然会参与渗透到书法生命形象构筑及其审美意味之中，成为书法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审美内涵范畴。[16]

中国书法艺术一方面能够创造丰富多彩的抽象视觉书体形象（观赏形象），诉诸审美接受者的视觉使之获得视觉美感，更由于它的艺术对象（汉字）所指（概念、意思），即文本（书法作品中文字、文辞内容的概念、意义）的伴随，而在审美接受者的脑海中形成观念（思维）形象。中国书法艺术形象的完整构成应是由抽象汉字书体造型的视觉艺术形象和观念（思维）艺术形象（书法作品文本内容因阅读、思维、想象在脑海中所形成诗词歌赋文等等文学艺术形象）互为渗透交织综合而成的艺术形象。这是由中国书法艺术的对象或媒介――汉字的特殊性、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根性和中国书法艺术审美的综合性所决定的。

中国书法艺术极富民族文化特色，其古雅深邃的神韵（意境）或审美蕴涵是综合性的整体审美效应。当下的书法艺术审美形态应是观赏与阅读的统一、艺术性和思想性（观念意识、情感意味）的统一、艺术形式美和书写内容美的有机融合，是多种审美元素整合的结果。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待书法艺术的观赏与阅读二者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存在着畸重畸轻的现象，其注意力偏重在观赏上，徘徊在形式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罔顾书法艺术阅读行为的客观存在，忽略了对书法艺术的阅读和审美意境的开拓，割裂了观赏与阅读的艺术审美联系，致使书法艺术的创作和审美空间越来越狭小，审美内涵越来越苍白，审美意味越来越干枯。炫技斗巧，徒有书法形式的躯壳，丢失了中国书法艺术原生态的古雅、高雅、优雅的人文气质和诗性精神。

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既写汉字，则书写的文辞内容必有意义，可识可读、领会理解文意是它的基本前提。几千年书法的辉煌历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即使是今天的书法已经完全走向艺术表现，书写的内容与识读几乎成为可有可无的因素，但只要书法艺术创作的对象没有改变，仍然写的是汉字，伴随着艺术审美感受的汉字识读性就是必然的，无论谁承不承认，它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能回避且永远伴随的，并自然而然地成为书法艺术审美内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对书法艺术观赏功能的偏重和对书法艺术阅读功能的畸轻，给当下的书法艺术创作和意境开掘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困境，甚至导致了书法的文化品性、文史功能、载道功能和时代精神的缺失，从而生发出对当代书法艺术本体和发展走向的反省。

中国书法艺术的美是由书写的形式美和书写的文字内容美两部分构成，是多种艺术形式美的交汇综合，是多重艺术审美价值和人文价值的集合。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是观赏与阅读共时性的综合统一，缺少任何一方的审美体验都是不完整的。一方面通过观赏，在作品的线条、旋律、结构、形态、势能和运动等形式要素的墨迹中，获得“非语言非概念非思辨非符号所能传达、说明、替代、穷尽的某种情感的、观念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意味”[17]，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字内容的阅读领会，获得一些确定性的文化、观念和意义，得到除开书法艺术形式之外的其它艺术美感享受。同时，也为当下书法艺术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模式，即一方面继续在形式技巧（形式美、观赏）上进行大胆地探索、开拓和创新，另一方面在丰富审美内涵或人文蕴涵充实（文辞美、阅读）上多下功夫。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委老干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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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5] [6] [11] [12] [13] [15] [16] 参见陈方既：《书理再思辨》，河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111、6、112、113、99、91页。

[2] [3] [4] [8] [9] [10]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6、23、748、22、62、313页。

[7]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57页。

[14] 参见梁农：《一个忠实的书法精神守卫者・跋》，载陈方既《书理再思辨》第245页。

[17] 李泽厚：《略论书法》，载《中国书法》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