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革命与爱情 张郎郎的悲喜剧

上初三时，大概是1958年，我从北京四中转到了北京育才学校。在育才中学时，我阅读了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诗，喜欢上了马雅可夫斯基。后来我拿着父亲的借书证搞到了不少禁书，如《麦田的守望者》、《在路上》等书。我们这些“文艺青年”，脑子里充满了理想主义。我们迷恋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

在我们眼中，他们是诗人、革命者、战士和英雄。我们阅读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希望能把文学艺术、革命理想和战争本身混搭起来。西班牙诗人洛尔迦不就是战死沙场吗？

“太阳纵队”下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或文艺家子弟，过着与社会严重脱节的日子。我们完全不了解平民子弟的困苦，他们整天为生计考虑，而我们整天写诗、画画，自由地展现才情。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和严峻，也没有起码的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诗歌、绘画已经超越了社会上的所谓作家、画家。对于老一代艺术家的凋零，我们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革命时代，老一辈艺术家们怀着革命激情，用燃烧的心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现在他们老了、进城了、当官了，燃烧的心早已固化，失去激情。一个人当了官儿，还能当诗人吗？他们江郎才尽了。我们年轻人，要用我们的力量把他们冲垮，建立新的世界。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幼稚，是一群根本不了解社会的人。我们不了解“党的文艺路线”，更不知道“无产阶级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

那时候，我们这些“文艺青年”的创作欲望很强，有了新的作品就想展示出来。1962年是我们这伙人心气儿最盛的时候，组织了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半场朗读名著，下半场朗读自己的作品。我的作品被用来压轴，诗的最后一句是：“我们――太阳纵队！”就在当天，我们成立了“太阳纵队”。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还不知道，“太阳”一词已经为所专用。

1962年底，“太阳纵队”召开了正式的成立大会，地点在北师大的筱庄楼。从此，我们每个月搞一次比较正式的文学沙龙活动，每次每个人都必须有新作品问世，墙上挂上画，诗人们则朗诵作品。然后，切磋研讨。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那样，我们出了油印的小册子。最重要的是，我起草了“太阳纵队”的纲领、目标和宗旨。

我们幻想我们这个小团体能像俄国“未来派”一样在沙龙中成长，更向往法国巴黎那样的文化沙龙，向往那种思想和文化相互碰撞的美好。我们激情如火，创作了不少作品，很可惜在政治运动中这些作品被抄得比较彻底，没有留下来任何东西。诗集、画册，都遗失了。

我们不是“十二月党人”

X社和“太阳纵队”并称为“”时期两大地下沙龙。1964年底，X社的毁灭使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们这才意识到，原来青年人有自己的组织是不被允许的。与X社相比我们有正式的文件、纲领，这些似乎都是罪证，要赶紧销毁。X社，我们很熟悉。我在101中学读高中时就认识郭世英，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却不多。说到底，我们是文艺青年，他们有明确的政治性，要探讨政治社会问题。因此，他们还真是有点瞧不上我们，而我们也觉得他们很无聊。我们觉得政治与自己无关，他们觉得我们搞的这些是肤浅的。我和郭世英私交不错，仅此而已。

X社出事儿以后，发话了，“干部子弟不加紧教育要出事”。“太阳纵队”解散了，或者说是“组织虚化”，没人再提了。我们知道，X社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我们呢？尽管“太阳纵队”并不是一个政治性质的组织，秘密写诗只是害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我们从没想过用诗歌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我们只是不革命而已。

在此之后，我们还出过一本手抄本的杂志，出版方式很原始，用十六开的纸，留下装订线。大家轮值当主编，记得我主编的那期，封面是铁栅栏，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或许，这是一种预感，一种对自由没把握的惶恐。

编段子，诗词

“”一开始，这些“反动”杂志就被我们付之一炬。紧接着是翻旧账，“太阳纵队”组织、秘密集会、与法国留学生交往，我的诗歌、政治笑话，哪一条都是个死。

关于政治笑话，我想解释一下。那时候我们口无遮拦，确实有点“坏”。诗词中，有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诗曰：“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说这是“艳诗”，在学生间、社会上传。这确实是男生的一种，但传播性很强，就像今天的手机短信、微信上的黄段子，广为流传。还有就是我们私下里传，说在延安时，很多人不同意和结婚的事情。这是事实，但当时又是“机密”。

我们的另一项罪名是“里通外国”，原因是我们和外国留学生聊天。多年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向我出示了“铁证”，我们和外国留学生在颐和园划船时，把一张小报递给他。这个瞬间被公安干警抓拍到，就成了传递“情报”。实际上，那不过是份公开发行的报纸。

在“”中，随便的理由就可以把你抓起来，罪名不一定那么确实。你有反动言论、有组织，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你就完了。随后，我逃亡、被通缉，在杭州被抓。罪名有三条：“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 提审时，军代表问我：“你一个学生，这么年轻，怎么有这么多反动思想呢？你一定是传谣的。” 接着，他诱导我：“这一百多条谣言不可能是你一个人编的吧？你是个干部子弟，还是红卫兵、大学生，你听来的吧！”军代表给我台阶，就是想叫我说出后面“长胡子”的人。“告诉从哪里听来的，你就是传谣，不是造谣。”我始终没说出一个名字，我知道，要是说了，他就死定了。而我们还是孩子，不至于死。

和遇罗克“交换”知识

1968年10月，我被调号到北京市看守所，K字楼，7桶1号。在这里，我认识了遇罗克，我们关在一起前后有半年。我所在的房间里一共有20人，我是唯一的大学生。我记得，刚进去时，遇罗克正和一个西安的高中生坐在屋子的一角很认真地学些什么。后来才知道，遇罗克在给他讲黑格尔的大逻辑和小逻辑。当遇罗克知道我是学美术史的学生时，就要和我做“交换”。所谓“交换”就是在每天学毛选之余，互相学习知识。他挺愿意利用监狱里的时间学习，于是我们达成协议，他给我讲中国电影史，我给他讲西方现代美术史――从后期印象派到毕加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现学现卖，刚听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讲的。

因为出身的原因，遇罗克没有机会上大学，但他渴望学习。后来我们挺谈得来，他知道我很会讲故事，别的房间的狱友都很爱听。他就笑话我，说这样很无聊，浪费时间。他的兴趣与郭世英差不多，喜欢政治和哲学，觉得我们搞些文艺很没意思。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相信世界上有真理，真理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他说，列宁已经错了，斯大林，就更错了。我给他讲存在主义，他很反感，说这都是胡说八道，吃饱了撑的的人研究的玩意儿。现代哲学已经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更丧失了理想主义。遇罗克则是一个活在理想主义里的人。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再说了，两个囚徒争这些有什么意思！

死刑号的幸存者

对于年轻人而言，监狱里的日子并不难熬。但是，死亡却向我们逼近。1969年，了“一号命令”，为了配合备战，给中央打报告，搞了“一打三反”运动。所谓“一打三反”，就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的重心，在于“打”，实际上，我们是赶在点儿上了。

我是1970年2月9日进的死刑号，遇罗克是1月9日进的，之前还有一批。大概是按照一个月一批的速度在处理人。我是第三批。遇罗克还在按他惯有的思维推演，或许他觉得拖一天就有一天的希望。我们进入死刑号的第一时间，遇罗克就打牌儿叫“政府”（狱警），那边问：“什么事？”“我们上一批的人都见马克思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代，怎么不提审我啊？”他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告诉我们，这里是死刑号。

我们大难不死绝对是例外。把我们从死刑号里调出来的人告诉我，“在死刑号里看见的、听见的都是国家机密，一个字也不可以说出去”，我谢谢他，他说，“不要谢谢我，我没这么大权力。感谢党中央，感谢。”

我为什么没死，有很多版本。育才中学的一个同学给我讲的版本最为靠近事实。当时，我们这个案子是大案要案，抓我们是签字的，枪毙前也要报到那里。说，“关于里通外国还没弄清楚，先留下活口”，于是我侥幸不死。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已经去世了，把我们从死刑号里转出的人，已经自杀了。后来，我的专案组组长去了美国，我通过关系找到了他，很想见他，但是他拒绝了。于是，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死。

1977年12月30日，我终于回家了。两三个月前，我从劳改监狱被调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快过年时，监狱干警把我叫去，说准备叫我“回家过年”。我本能地以为是那种，回家时跟着两个警察，叫家里人批评教育你一通，然后回来写报告的“回家过年”。这不是给家里添堵吗？我只好说：“既然政府决定了，我就回去过年吧！”他接着说：“记住我们随时可以叫你回来。”这句话使我内心一阵激动。这就不是仅仅回家过年的意思，而是要放了我！“我一定遵守政府的规定”，我回答。于是，我被取保候审。

出狱之后，我发现北京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五”论坛、《今天》杂志、新星画展，由于我曾经的江湖地位，他们都来找我。说起来，北岛是看了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才开始写诗的，而郭路生是我的徒弟，所以我的江湖地位很高。但我有案子在身，不敢出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的判决并非无罪释放，而是证据不足。“关于里通外国还没弄清楚，先留下活口”救了我的命；如今，已经不在了，这句话又成了我不能彻底结案的“大山”。我的许多同案都没事儿了，入党了，当官了，摇身一变成了大人物，纷纷都到北京市公安局销毁案底，我也想销毁案底，可做不到。于是，我想到了出国。

一段小说般的爱情

我弟弟有个邻居，是轻工业部设计学院的工程师。此人的女朋友从上海来看他，来的时候是姐妹俩一块儿。当时，我正好在美院教书，在周围人眼里我是反对“”的英雄。这姐妹俩也是艺术爱好者，听说我是中央美院老师，觉得很不得了。很自然地，我们就成了朋友。后来，我和妹妹走得更近一些。

这姐妹俩的父亲在香港，改革开放之初就把她们接到了香港。从上海到香港，她很不适应。那时候，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生活差距很大，初到香港肯定很不舒服。于是她就给我写信，跟我谈文学艺术。后来我才知道，她一家兄弟姐妹四个，两个跟了他爸爸，早在50年代就去了香港，把她和姐姐留在了上海。所以，她们跟香港的兄弟姐妹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她不会广东话，从来没穿过高跟鞋。

她父亲很有钱，在香港的山顶有别墅，邻居不是香港船王就是地产大亨。为了把女儿变成名媛，她父亲就天天找人来训练她，她非常痛苦。她姐姐给她北京的男朋友写信，她就给我写，也就是精神依托，后来越写越多，就被她父亲发现了。香港人、商人自然比较现实，她父亲说：“通信谈感情是没用的”，还说：“爱情是穷人的游戏。”父亲自然希望给她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也就是所谓的“家族的结合”。在我女朋友眼里，这简直是要出卖她的爱情。跟旧社会的白毛女差不多。她说我很有才华，可她父亲说：“在北京，他是中央美院老师，在香港，他什么也不是”。后来，我们一起跟她爸爸进行对抗。最后，她就自己坐飞机，来北京看我，要和我结婚。世界上还有如此理想主义的姑娘！我被打动了。打动我的理由有二：第一，这个爱情故事太像小说；第二，从现实角度说，她可以把我带到香港。

现在想起来，我们互相并不了解。当时，参加婚礼的长辈们，似乎很不看好我们的婚姻，他们说：“你到香港后，这婚姻不可能维持下去”。我后来想，还是过来人看得明白。

在现实面前，理想主义完败

我到了香港，但她爸爸不承认我们的婚姻。老爷子过生日，大家都去祝寿。我到了他们家，我太太的姐姐站在门口：“对不起，爸爸现在还没有接受你，你先回去，我们慢慢再说服他。别叫他老人家生日不愉快。”

后来，老爷子找我太太谈，话说得很到位：“不是我不近人情。张郎郎在北京是艺术家，很聪明，但你说他在香港能干什么？”本来，我太太想等老爷子气消了，就分一个公司给我们经营。但是，老爷子阅人无数，自然一眼就看出我就是个书生，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老爷子最后说：“你自己选择。如果爱情至上，你愿意跟他过普通人的日子，自然可以。你如果想要前途、地位和上流社会的生活，就跟他离婚，回归家族。我们已经把他办到香港，你也算帮了他大忙。”

最初，我想好好干，证明自己。我当了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给美国律所当顾问，又成立自己的旅游公司。一个月有4万多港币的收入。要知道那时候国内的朋友只有一百元左右的工资。八十年代，我利用自己既是“港商”又是干部子弟的特殊身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1984年，邓小平阅兵，我就在观礼台上，那是我一生中最接近政治和权力的时候，也差一点儿挣到大钱。但是，我的这点收入，在她们家看来就不是钱，顶多是个高级打工仔。第二年，老爷子过生日时，请我们去了。其他三家都有司机、有专车，我们则是坐计程车。这一刻她似乎感觉，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

在现实面前，理想主义很快就完全崩溃。1986年，在我们的女儿三岁时，她提出离婚。我想，人家说的没错儿，我们不合适。离婚后，她带女儿去了美国。三年后，我带着80万美元，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院，开始了我平静的学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