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只有诗歌,才能让我们的舌头得救

2011年11月12日上午，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多媒体剧场，“2011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与香港教育局合作举办了一场诗人与香港中学生的诗歌分享会。

诗歌之夜的诗人们分别朗诵自己的作品，北岛最后一个登台，他读的是《走吧》和《乡音》。“这个年龄都会有困惑，这是青春期的必然阶段，只是我们困惑的来源不太一样。”朗读开始前他说。

北岛参加过香港中学生诗歌朗诵会，听他们朗诵自己的诗，他吓了一跳，“非常夸张，字正腔圆，完全是同一腔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高分”。

儿子的经历更让他痛感学校教育包括诗歌教育的问题。儿子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参加朗诵比赛。老师分配给他一首诗，题目是《假如我是一支粉笔》，大意是心甘情愿贡献自己：“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

北岛正和朋友一起编选一本《给孩子读的诗》。编辑定位在新诗，包括外国诗歌的翻译：“或许诗歌可与教育体系抗衡，救孩子们于水火之中。”

分享活动结束，北岛特地站起身来，嘱咐学生们去门口购买诗歌之夜专门制作的诗集：一本诗集只是一瓶水的价钱。

孩子问的总是真问题

南方周末：“诗歌之夜”是怎么办起来的？

北岛：中文大学希望我为大学做些国际交流活动。我想不如从诗歌入手。从2009年起，我们有两套计划，一个是“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一个是“国际诗人在香港”，相辅相成构成某种“织体”，为的是让诗歌逐渐成为香港人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

诗歌节可以在短期内让人们注意到诗歌的存在，但没有常设机构不可能每年都办，但两年办一次又容易让人淡忘，于是我们开始推行“国际诗人在香港”，每年分别请两位世界级诗人，邀请最优秀的译者把他们的作品译成中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为每位诗人出版精美的双语对照诗选。在诗人到访前，由译者或专家组成专门的诗歌工作坊，除了介绍该语种的文化背景与诗歌源流外，还带领学员细读作品。诗人访问期间举办一系列活动。到目前为止，“国际诗人在香港”已请了三位诗人：日本的谷川俊太郎、美国的迈克・帕尔玛和俄罗斯的阿尔卡季・德拉戈莫申科，下一位是美国诗人盖瑞・施耐德。

南方周末：你说过谷川俊太郎来做工作坊的时候，中学生有很多良好的反馈。

北岛：我们请谷川到拔萃男书院，差不多有三四百个中学生来参加。他们和一般观众的反应不同，非常热烈，急着问各种问题，有的孩子是学日文的，就用日文问问题，或是用日文朗诵诗。谷川那天特别高兴，最后居然唱起歌来，显然他被那种无拘无束的热情打动了。孩子们的问题乍听起来幼稚，但都是真问题，不像被学术驯化过的人拐弯抹角。

南方周末：好诗是有的，好读者是有的，只是他们之间还没有建立起联系或者说好的读者是需要培养的。

北岛：对，需要培养，最好从小开始。这话像陈词滥调，但是实在话。到了大学，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已经定型了。可以说，我们整个教育系统奠基于西方的工具理性，俄罗斯思想家索洛维耶夫特别反对的就是西方的工具理性，他认为与心灵无关的知识，不仅无益，甚至有害。

我们在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也能体会到这一点。欧美从19世纪就开始对此有所反省，提倡通识教育，一个大学的好坏往往首先取决于通识教育。难道我们真希望子孙后代都成为只懂专业知识的准机器人吗?或许诗歌可与教育体系抗衡，救孩子们于水火之中。

如果有进一步的可能，比如得到基金会支持，我们还想做一套诗歌活页，选一些好诗，中英文对照，送给学生做课上或课外的读物。

精英教育把孩子“修理”了

南方周末：你在诗歌之夜的媒体见面会上，引用了林怀民的一句话“在水泥上种花”，香港的文学环境就是这样的吗?

北岛：我想台湾应该比香港好些吧，总体来说，台湾文化破坏得不太厉害，香港问题很多，我刚来时挺绝望的，但绝望也会逼出做事的愿望，想试试看有没有可能改变绝望的环境。

南方周末：什么事让你绝望?

北岛：我来中文大学，最初是教诗歌写作课，我原来在美国也是教这个。说实话，美国大学生对国际诗歌的了解非常少，但至少还有一点。第一堂课我问学生，除了美国诗人以外，你们还知道几个外国诗人?一般的学生大概能举出三五个。到了香港我再问，几乎没有一个回答。他们的诗歌知识几乎是零。

我调查了一下才知道，就整个香港来说，中文大学中文系的水平应该是最好的。我还误以为香港是双语地区，学生英文会非常好，其实也不是。所谓双语指的是工具性语言，此外的水平很有限。他们根本不可能读外文诗，没时间，也没兴趣。

关键是年轻人对世界没有好奇心。这是教育的恶果。教育体制往往越是精英化，问题就越大。在整个华语地区，包括香港、大陆和台湾，都是不断把精英教育提前，为了建立一个精英教育的金字塔。我在我的儿子身上深有体会，他今年上小学一年级。总体而言，我是反对精英教育的，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配套一条龙――要上精英大学就要上精英中学，要上精英中学就要上精英小学，再往前就是精英幼儿园，听说香港有些父母在孩子出生前就开始着手准备了。整个教育系统是迫使孩子过早进入社会化过程。

我们做过试验，把一部分诗歌活动放到中学去做，发现他们对诗歌既热情又开放。一旦到了大学阶段，他们就被工具理性“修理”了，失去了对文学的兴趣，失去了对创造性与想象力的感应。

与“行话”和“俗话”开战

南方周末：不止一家媒体问到诗歌边缘化的问题，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北岛：这是陈词滥调。精神不一定能转化成物质，你总不能说精神就因此边缘化了吧?现在中国不是诗歌活动太少了，如果你看看那些报道，会让你产生诗歌繁荣的错觉：几乎每天都有各种诗歌事件在发生，各种诗歌杂志和诗集问世，可是又有多少好诗出现呢?从前写过诗的人，赚了钱，现在又回来写诗办刊物，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个好现象。

说起国内的诗歌节，背后往往都被无形的手所控制，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金钱，要不是某种政府行为，所谓的政绩；要不是房地产商赞助，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听说厦门最近搞了一个什么中国诗歌节，规模很大，花了上千万，真是劳民伤财。一些所谓的国际诗歌节，连作品都没有互译，各说各的，各念各的，怎么可能进行真正的交流?

南方周末：你在这次诗歌之夜出版的《词和世界》的序言里面写到：中国现在生活在各种不同的行话当中，诗歌界也有很多行话，在你的心目当中，一个理想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怎样的?

北岛：我还是引用序言中的片断，“诗歌在词与世界之间。诗歌是用语言的钥匙，打开处于遮蔽状态的世界……如今，我们正在退入人类文明的最后防线――这是一个毫无精神向度的时代，一个丧失文化价值与理想的时代，一个充斥语言垃圾的时代。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不同的行话中：学者的行话、商人的行话、政客的行话，等等；另一方面，最为通行的是娱乐语言、网络语言和新媒体语言，在所谓全球化的网络时代，这种雅和俗的结合构成最大公约数，简化人类语言的表现力。诗歌何为?这古老的命题，在当今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认为诗歌不仅没有边缘化，反而要占领中心，与上述的两类语言开战。尽管众声喧哗，但其实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的“失语”状态，只有诗歌，才能让我们的舌头得救。

我们这次出的二十本诗集，也是一种尝试，让诗歌这最古老的形式，与纸结合在一起，做成袖珍本，让年轻人可以随意放在口袋里。一本好的诗选，只要你喜欢，就会反复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书是不会消失的，包括现代诗歌，包括唐诗、宋词和所有经典，都应该和书同在。书要做得精致，要有特殊的手感，这是任何电子工具不能取代的。

我来香港四年了，动了做事的念头。香港是个很好的平台，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经过大家的努力，“在水泥地上种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