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补偿如何更叫座

种粮，想要高产就得多施化肥；养殖，想要致富就得多喂饲料；建厂，想要发展就会占用大量耕地……结果就是，秸秆和畜禽粪便大大增加成为面源污染，有毒有害废水废气大量排放形成环境灾难。本应是人与自然合谐统一的农业生产，现在却屡屡成为生态环保矛盾焦点。有没有办法解决？近日在江苏武进举行的中国—欧盟政策对话支持项目“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实践与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会议上，中外专家不约而同地关注着一个话题：农业生产中的生态补偿政策如何叫好更叫座。

农业生态补偿：保护生态同时“发展不落后、经济不吃亏”

笔者在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的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中心看到，礼嘉“万顷良田”共有耕地4800亩，年产秸秆4000多吨；周边还有70户中小养殖专业户，存栏1.5万头生猪一年的粪污量高达3万吨。中心把收集的粪污和秸秆发酵处理，所产生的沼气用于发电和热水生产，实现能源化利用，沼液利用排灌设施还田，沼渣转化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优质有机肥料，不仅有效减少污染危害，每年可以减少COD排放446吨，碳减排总量10034.1吨，减少化肥使用260吨。

按照《江苏省太湖流域环境资源区域补偿试点方案》中环境区域补偿标准，这个中心一年带来的环境效益约140万元，再加上地方政府每年补贴的100万元运行费和创造的50万元经济效益，原来的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可再生能源。

农业生态补偿就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让那些为农业生态保护作出贡献的地方、企业和个人“发展不落后、经济不吃亏”。

地方实践：生态补偿资金让农民尝到了“甜头”

2008年起，江苏以“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开展了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制度试点，建立了环境资源污染损害上下游补偿机制。目前已经在太湖流域5个省辖市正式推行。

而苏州更是从2010年开始，以立法形式推动生态补偿，把补偿资金列入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两级财政分别承担50%，确保不因生态保护而丧失了公平的发展机会。

“一产只能种，二产不能动”，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车渡村村支书张银福，这样描述本村的经济结构。车渡村本来有油毡厂、印染厂，可因为处在沿湖1公里的生态走廊内被迫拆除。

虽然这些沿湖村镇因生态保护不能建厂损失了收入，但是生态补偿资金的反哺让农民尝到了“甜头”：苏州2012年共投入生态补偿资金15.59亿元，其中耕地保护专项资金10亿元，财政转移生态补偿资金5.59亿元。其中沿太湖、阳澄湖134个水源地村、生态湿地村接受生态补偿金7375万元，平均每个村增加可支配收入55万元。

苏州市市长周乃翔介绍，这笔生态补偿资金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建设，二是增加生态保护重点地区村级可支配收入，三是以各种形式对生态补偿区内的农户进行补助增加农民收入。

与农民和村镇获得真金白银的补贴收入相比，广大农民和基层部门的环保意识大大增强显得更为重要和可贵，现在苏州的生态保护区域内，已经基本杜绝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

检验与调整：仅依靠政府直接补偿难“平”生态账

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在实践中经历检验与调整。生态补偿，在国内没有案例可循，没有经验可鉴，在推行过程中遇到问题很正常。

在此次中欧专家的对话中，笔者了解到，江苏在推进农业生态补偿的实践中，正面临一系列挑战与约束：有关部门对农业生态补偿重视不足，农业生态补偿缺乏法律依据，同时以地方为主导的实践探索已不能满足当前工作的实际需要；江苏目前大多采取项目一次性补助方式，未建立相应的长期运行保障机制，导致“建了不用”“用了不管”等问题突出；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需额外增加人工及装备投入，却无法直接在农产品价格上体现出来，农业生产者缺乏积极性。

为此，专家们结合江苏省农业生态补偿实践，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一是加快完善农业生态补偿顶层设计，实现农业生态补偿规范化、制度化。二是建立农业生态补偿试验示范区，进一步探索经验，破解难题。三是建立多元化农业生态补偿投入机制，形成完善的农业生态补偿体系。

笔者在基层走访中也发现，与政府有限的财力相比，农民的致富愿望是无限的，仅依靠政府直接补偿现金不能“做平”这笔生态账。

有专家就此提出，生态补偿一定要作为“补血”剂，建立多种方式的补偿机制和补偿途径，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社会的发展问题。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不是每年补偿多少，而是通过建立全方位的补偿机制，使当地居民能在保护生态的同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同时，建立农业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并纳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范畴，明确农业生态补偿的权、责、利，从而形成农业生态补偿长效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