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决定了农地流转契约选择

摘要：国内各区域的农地流转规模与契约安排差异显著，转租抑或股份合作制，是农地流转契约安排的区域差异的典型体现。契约选择理论以及交易费用理论可作为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区域差异分析的理论依据，通过广东省中山市和清远地区的典型案例差异比较，得到的政策含义在于，股份合作制作为农地流转交易中较为先进的契约安排，虽受到组织管理（费用）要素的严格约束，但并不意味着其不能成为后发展地区的自觉选择。政策推动的适应性自我完善存在乐观预期。

关键词：农地流转；交易费用；契约选择；农地租赁；股份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4-0013-08

农地流转是伴随着家庭承包制度实行应运而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政府“稳定地权”和“减负增收”等农业促进政策的落实，农户家庭收入“拐杖逻辑”的强化，刘易斯拐点的不期而至等，导致了可流转农地的潜在供给的增加，提升了农地流转的制度需求，乃至农地流转模式的创新。不同经济区域出现了迥异的农地流转模式选择，亟待理论解释，但已有研究文献，依然仅专注于农地流转规模及速率变化的实证研究，对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农地流转模式的区域差异较少涉及。鉴于此，本文基于不同地区的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偏序，以契约选择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提供制度解析，以期为传统农耕地区的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提供政策思路。

一、研究文献述评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历时久远，有关中国农地流转问题的文献也浩如烟海，但农地流转模式选择的区域差异却亟待学者提供制度经济解释。1984年《宪法》确定农村集体的农地所有者身份，意味着农地所有权从国家到农村集体的转移，激发了农地制度变迁的自发性创新，带来了农地制度的区域多样性（姚洋，2000）。实际上，农地制度变迁是国家对于农地从全面管制到管制放松的动态过程。就农地产权而言，农地流转意味着农地产权集柬中部分权力的转移，是转让权的实施过程，而转让权的管制放松则是农地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何一鸣和罗必良，2011）。翻然而，相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言，尽管农地流转规模和速率都严重滞后（刘芬华，2011a），但农地流转模式从细碎化转租、向集体反承包，再到股份合作制等整体流转变化（史清华和贾生华，2003；刘芬华，2011b）。广东省作为较早探索农地流转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股份合作制模式为主，而传统农耕种植业地区，则以零碎化的转租为主，且规模不大（张德扬：2004）。[蜘在内地经济次发达地区，都市经济圈内的租赁行为比重较高，而其他地区的转包比率显著（邵景安，魏朝富和谢德体，2007），至于豫东北平原典型的传统农业经济区，“代耕”而不是流转却是农户的理性选择（刘芬华，2011a）。究其缘由，家庭收入处于“拐杖逻辑”中的农户，对于农地保障功能的依赖存在差异。

农地流转的契约选择，受到农村集体组织力量、农地流转交易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农户意愿和行为目标等因素的制约。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组织力量在农地整体流转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该地区农村集体的经济实力、组织能力以及凝聚力等，决定着农户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依赖程度，也决定了农村集体组织的号召力。当然，农村集体组织“强权干预”的农地流转也存在着诸多诟病（李怀，2009）。但是，更多地区，包括广东省的欠发达地区，集体组织力量薄弱，农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户自发的农地流转多是“亲缘、地缘”关系中的口头契约，流转交易主体的地域空间小，即使存在书面协议的农地流转，契约安排格式各异，协议条款规范性差，有关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相当模糊（叶剑平，蒋妍和丰雷，2006）。

有文献从交易费用视角研究农地交易契约安排的差异问题。黄英良（2005）比较了市场、政府和中介等不同主体组织的农地流转形式的交易费用问题，其结果认为中介组织能够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省。而王颜齐（2011）则把农地流转模式的选择归结为双边交易和集中交易的区别性结果，中介组织介入能够提高农户家庭的收益预期。因此，成为农户的理性选择。李孔岳（2009）认为不确定因素，诸如合同缺少公正、行政无端干预以及政策不明确等，对于农地流转形式选择的影响显著，而资产专用性对于农地流转模式选择的影响有限。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如何建立实现交易费用最小化的运行机制上来，根据不同的农地环境的资源属性和交易特性，构建农地流转的不同组织形式予以匹配（何一鸣和罗必良，2011）。

上述文献表明，农地流转模式选择的交易费用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预期收益确定的前提下，本应该受到交易主体最为关注的交易费用最小化，为什么没有成为不同地区农地流转交易的共性追求？农地流转模式（无论反承包、转租，还是股份合作制）选择的内部制度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诸如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匹配问题（Ensminger，1992），即市场经济不同发展形态下的市场组织嵌入交易的程度及其在交易费用最小化追求中的角色问题，应该在农地流转模式区域差异比较研究中得到应用和拓展，成为农地流转问题研究的制度分析架构。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在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以农地流转中的租赁和股份合作制两种契约形式为分析对象，为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区域差异寻求制度解释。并以广东省的中山市和清远市作为本文比较分析的典型样本地区，通过两地农地流转模式选择差异分析，以期归纳出适应不同经济区域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一般性理论依据。

二、农地流转交易契约选择的理论分析

（一）交易费用理论的适用性描述

WiUiamson（1975）、Hart和Moore（1999）等研究发现，因为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大于零的交易费用等，现实经济中的交易契约是不完备的。在契约不完备性理论语境中，为保证交易契约得以正常执行，即为保证交易得以按照契约规定进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三种费用（Tirole，1999），包括预见成本、缔约成本和证实成本等，构成所谓的交易费用。不同契约安排会产生不同费用，这被称为是制度安排的效率差异。组织（第三方）对于交易的嵌入，会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约，但组织的嵌入，本身却会产生管理费用。因此，组织是否嵌入交易，一方面在于交易规模能否支撑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则是，在交易具备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关键在于管理费用的增加与市场交易费用节省之间的比较，这是科斯（1937）的企业性质的真谛。

契约不完全性理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契约选择的目的是基于不会发生再谈判成本的预期，诱使一个有效的投资水平发生，即不完备的契约能够得以执行；而交易费用理论则将有限理性视为理解契约关系的核心概念，是鉴于契约是不完备的，并且假设签约当事人可能利用该特征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契约关系就应该是交易费用最小化过程的结果。因此，契约安排不仅是一种诱使有效投资的激励工具，更重要的还是提供事后适应性工具（适应效应），即防止专用性资产被签约后敲竹杠问题。基于契约不完备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我们把关于契约选择的两个命题引申为本文所选择主题研究的基本定理。

命题Ⅰ，在特定交易中，可被剥削的准租金（源于资产专用性）越多，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机会主义行为，当事人就越是希望契约是长期且完全的，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再谈判。

命题Ⅱ，交易越是不确定，当事人就越是希望契约是短期且不完全的，从而避免被陷入不利的长期契约。

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每一种交易都是一种契约，根据不同契约带来的交易费用匹配不同的治理结构。交易双方经协商谈判达成一致后签订契约的同时，也即确定了协商机制及其初始的交易费用水平，双方签约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交易净收益。基于此，可做如下推测：（1）一些契约未能达成的原因，正是初始的交易费用过高使交易带来的净收益过少。（2）已达成的合约，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从而交易费用的增加难以避免。因此，双方当事人在各自可能的契约集合中，倾向选择自己的交易费用尽可能小的契约安排。（3）在履约过程中，原有契约条款不适应环境或者资产专用性的变化，而且存在着降低交易费用、增进双方收益的获利机会，双方会再谈判一致同意修改契约条款，即契约的适应性完善。

在本文中，农地流转的两种交易契约安排，指农地租赁契约形式和股份合作制契约形式。之所以比较这两种契约形式，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着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区域的农地流转主流模式和传统农耕地区的农地流转主流模式，也是中国各区域经济中农地流转模式的两个极端模式，具有代表性。

（二）农地租赁契约安排

1 农地租赁的简单交易过程。农地租赁是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农地租赁出去，承租人是承包农户所在集体组织之外的农户（或者农资企业），农地的流出方与发包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关系不发生变化。承租人通过租赁合同取得农地的承租权，并向出租农户支付租金。

农地租赁契约签订前，租赁双方要搜寻交易对象，在可选择的交易对象集合内进行交易谈判，协商价格及安全保障条款，经过比较确定唯一交易对象（双向选择），在谈判达成一致后签订租赁合同，进而按照合同约定内容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出现争议时做出保护合法权益的诉求和努力。租赁契约属于双边交易，满足了双方的流转需求，在各自约束条件下，在比较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作出交易决策，完成交易所需要的投入。

2 农地租赁的交易费用的结构拆分。如果把农地流出方的交易收益简化为一个公式，则为：

交易收益=交易价格-（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其中，机会成本是农地流出方自我经营所交易农地时能够获得的最大收益。对于农地流入方（承租方）而言，其交易收益的简单公式为：

交易收益=农产品产出收入-（交易价格+交易费用+生产成本）

观察上述两公式可知，交易费用是影响农地流转交易双方能否达成交易的共有影响因素，这意味着，交易费用的降低是互利的，理论上存在着双方共同努力通过合作降低交易费用的自发激励。

3 农地租赁交易双方存在降低交易费用的动机。按照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双方可以采取以下几项措施降低交易费用。

（1）自我履约，主动减少或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升相互信任水平，减少摩擦；（2）信息主动共享，降低信息搜寻费用；（3）合作开发农地资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提升合作收益水平（共享其他获利机会），使交易费用与交易收益的比例缩小；（4）联合起来的规模交易，减少交易次数，降低单笔交易费用。比如对于农地流出方而言，组织的嵌入可以降低谈判成本。组织的参与，使得流出方不再是单独进行交易，而是联合的多个流出方的集体行动。集中较大规模的农地面积，有组织地进入交易市场，既增强了独家农户所不具有的集体谈判话语权，也因流出农地规模扩大从而扩大了市场交易方式的选择空间。对应地，具有农地流入需求的经济组织，如农资企业更加青睐农地的连片经营，更加愿意出较高的价格，因为这样更适合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

中介组织可以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专门交易市场服务机构等，也可以是其他市场化组织。但是，第三方组织的介入会产生组织管理费用，从而带来交易费用的增加，但组织的介入。因为其强有力的配对能力和中介能力，也会带来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减少。各种组织在管理费用和非组织费用节省方面具有不同的优势，但无论何种组织成为交易中介，都存在着组织管理费用与市场交易费用的比较。建立在“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产生于相互熟悉的社会规范环境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因乡村的声誉机制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原因，更有可能成为首选的组织形式。在引入现代产权制度——股份制后，股份合作契约形式应运而生。

（三）农地流转的股份合作契约安排

1 农地流转的股份合作交易过程

农地流转的股份合作契约安排，是指以农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形式集中农地，实施统一规划、管理和经营，按照股权比例分红，农民由承包权证交换股权证（张德扬，2004）。[句与农地流转的租赁契约安排相比，农地股份合作契约具有多边治理特征。对于农地的流出方而言，农地的股份合作契约安排的交易收益取决于交易费用节约与分担的管理费用之间的比较，而管理费用的分担使得农户个体承担的管理费用大大降低，进而带来的交易收益的增加。从资产专用性视角来看，股份合作制契约安排能够带来附加的收益内容，即契约相关的专用性资产增值效益，带来交易的总收益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地股份合作制契约安排，作为农地流转的正规制度安排，是当事人基于农地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减少的偏序选择基础上的适应性完善。

2 资产专用性对股份合作制交易费用的影响

本文重点从地理位置、市场规模（专注性资产）两个维度来解释资产专用性引发的农地增值效应。（1）地理位置。作为交易标的物的农地，所处地点不同，其潜在的价值有所差异。地理位置引发的专用性资产增值与农产品特性有关，诸如蔬菜、瓜果等生鲜农产品具有易腐、易损的特性，导致远途运输成本高；城市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地区，生鲜农产品需求价格水平高于农村，由此导致在城市周边农地规模流转受到种植大户或企业的青睐。（2）市场规模（专注性资产）。某个经济区域，由于特殊气候条件、长期工艺积累等与农地物理特征不可分离而形成特殊口味、质地、营养成分，进而形成农产品的特色声誉，对于当地农户来说，是潜在的经济收益。有研究表明（黄蕾、罗明，2007），农产品的特色声誉因为准公共性特征，在农户分散经营方式下容易受损，适合采取有组织的经营给予保护，通过申请原产地地理标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与开发市场等手段，实现特色声誉的潜在市场价值。农地流转基础上的产业化规模经营为特色声誉保护创造了有利条件，采用产权明晰、利益共享的农地股份合作制契约形式更为合理。

3 制度效率差异

制度效率是指农地交易中的不同制度形式嵌入的组织效率。国内农地流转实践中的股份合作制探索体现了上述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制度创新逻辑，即股份化和合作化更加容易实现农业企业组织和管理形式的一体化，以股份化分配形式共享合作收益，在一体化的基础上以决策权的集中化实现对土地潜在收益最大程度的挖掘和集体分享，从而带来交易的机会成本最小（王小映，2003）。但是，农地的股份合作制度，作为标准化的交易契约安排，其在签约阶段，不仅存在着组织管理的严格约束，同时存在着农地交易规模的基本要求，小规模的农地交易，其最终收益难以支撑中介组织嵌入的组织管理费用，而且小规模的农地交易，其交易范围难以突破传统农耕社会的社会圈层。因此，转租转包，作为小规模的农地流转交易契约安排，更加符合效率原则。同时，股份合作制契约安排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集体协调的效率下降，导致组织运行成本过高，削弱能够获得的外部利润，因而其约束条件严格，但不能因此而否认股份合作制获得适应性自我完善的可能性。

三、广东省的中山市与清远市的区域比较

（一）比较研究案例选择的相关说明

广东省整体农地流转水平居于全国前列，但省内区域分布极不平衡（张征，2009）。截至2010年10月，广东省农地流转面积为582万亩，占全部农地面积的20.8%（冯善书，2010）。我们选取中山市与清远市作为比较分析对象，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理由。（1）两地流转规模与形式的显著差异。据统计，截至2010年12月，中山市统计局统计的全市农地流转率为80.46%，股份合作模式的集中流转为主，而其农地流转规模则为股份合作制模式奠定了规模基础。而清远市统计局统计的全市农地流转率仅为1.47%，以自发性的租赁方式为主，当然其中也存在政府引导。（2）两地的农地资源价值、交易规制结构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易于比较其交易费用，从而有利于理解两地区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差异原因。（3）两地文化差异不显著，影响农地流转契约安排区域差异的变量可控，所得结论更具有政策价值。

（二）两地区的农地流转差异描述

中山市与清远市两地区的农地流转交易契约的主体模式分别为股份合作与租赁，两种契约选择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包括农地价格、契约期限和交易收益方式等在内的契约内容；（2）契约治理形式。具体如表1。

（三）两地农地流转交易契约选择的制度析分

1 资产专用性

（1）地理位置。中山市受益于珠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带以及港澳地区的带动，其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清远市。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拓展了农产品价格的增长空间和农地资本化增值潜力（孙虹桥、朱琛，2010）；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高，居民消费结构随着收入增长而不断升级，拉动了以蔬菜水果等非粮食作物价格上涨，带来了更高的农地流转收益诉求。地理位置方面的农地资产专用性具有难以替代性，居民收入水平差异预示着中山市的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显著优于清远市，农地流转的规模化趋势以及农地的资本化增值收益预期远比清远市乐观，股份合作等以集体规划经营的农地流转方式在中山市经济区域内得以积极探索。（2）市场规模（专注性资产）。市场规模是农地资产专用性的决定变量。本文中的专注性资产主要是指具有特色声誉的农产品种类，因其自然禀赋与历史传统有机融合而形成潜在的、无形的资产价值。据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情报研究所的统计报告，中山市获得无公害、绿色食品认证农产品共74个，荣获广东省名牌产品30个；清远市荣获无公害、绿色食品认证农产品共27个，广东省名牌产品15个。中山市虽然农地面积远小于清远市，但是在专注性资产以及特色产品品牌声誉积累和实现方面具有明显优势。（3）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包括通用性人力资本、经验性人力资本和状态型人力资本三种。虽然后两种人力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已有研究表明通用性人力资本越高越容易在非农领域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由此推断，通用性人力资本越高，则在非农领域就业机会越多，对于农地的依赖就越弱，可流转农地供给约束就越能够得到释放。鉴于人年均教育支出与受教育程度或年限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人年均教育支出指标比较两地通用性人力资本的高低。中山市2010年人年均教育支出1068.13元，清远市相应指标565.15元，二者之比为1.89：1；反映在农户人均工资性收入中，中山市的农户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为清远市的2.17倍。中山市户籍人口中仅有9.5%在农业生产领域就业，清远市对应指标则超过50%，清远市转移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和拓展农民收入的压力大，农地流转规模难以达到集中交易边界，农地流转的零散交易是自然而然的现实选择。

以上分析表明，从资产专用性视角比较，就地理位置和市场规模（专注性资产）两个因素而言，中山市因资产专用性引发的农地资本增值收益较高，导致长期的、完全的契约安排现实需求；清远市则资本增值收益总体相对较低，适合以短期为主、较为简单灵活的租赁形式，但不排除清远市城郊农村地区资本增值收益空间逐步显现，由规模交易逐渐向股份合作制演变。就通用性人力资本的因素来说，中山市农民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较多的就业机会，工资性收入较高且远高于农业经营性收入，农地流转需求比较集中，更有利于采取有组织的集中流转；清远市农户通用性人力资本较低，农业就业人口较多，农业经营性收入是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地的生活保障功能不可缺少，因而自发的农地流转需求规模低，外部企业、种植大户的介入能够提升资本增值收益效应。

2 市场组织嵌入与制度效率

中山市农地流转的探索实践较早，2002年开始探索由村组集体主导的农业经营股份合作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农地流转形式，即通过农地反承包然后由村组集体实施农村股份合作制。该地区之所以接近100%的农地流转速率，整体流转的股份合作制交易契约在全部农地流转模式中占据绝对比例，体现出中介组织在农地流转中的协调优势。也就是说，市场制度嵌入程度、政府的制度供给、村组集体组织对于农地流转的态度、中介组织及其发育状况是农地流转速率差异的重要影响变量。

中山市政府把农地流转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工作来抓，推出了系列的促进农地流转规范与创新的政策和措施。为了实现农地流转效益最大化，农户承包农地在流转时不向社会资本开放，而是全部由村级集体的股份经济联合总社从农户手中“反承包”下来，再由村级股份经济联合总社（村级集体）向社会统一发包。鼓励农地向大农户乃至农业企业集中，或者由村集体组织统一核算安排，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建立园区或者农业基地，安排特色农业产品经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同时就地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对于清远市而言，虽然政府大力推出了农业产业化优惠政策，诱致农户农地流转供给，但落实政策的市场组织以及村组集体力量相对薄弱，相关制度的啮合程度低，农地流转行为依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农村社会规范维系。农地流转仅仅发生在亲邻等封闭范围内，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有关，中介组织发育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农户之间存在自发性的农地流转，其中相对正式的农地流转协议，也会有中人见证与担保，但作为组织机构的农村组织，除村组集体在农地争端协调机制上发挥一定作用外，至课题组调研结束之日，几乎没有正式的中介组织介入农地流转过程，或者说农地流转规模难以支撑作为正式制度的中介组织的存在。因此，亟待地方政府推出相关制度予以匹配，以推动农地流转交易超越农村社会圈层的信任关系，提升市场契约关系基础上的私人合作能力。

四、研究结论

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与清远市两地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比较分析，得到的研究结论是，一个地区农地流转模式选择，受到很多要素的制约，但在可流转农地供给规模达到阀门后，包括资产专用性和制度不确定性所引发的交易费用就成为决定农地流转交易契约选择的最为主要的因素。比较分析表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中山市，其可流转农地供给规模大，足以支撑农村经济组织介入农地流转引致的交易费用的节约远大于组织管理费用的增加，有效的制度匹配能够拓展组织的适应性改善空间，而农地流转带来的资产增殖效应决定了农地股份合作模式的主流化。但作为粤北传统农业经济地区的清远市，其可流转农地供给规模不足以诱致中介组织嵌入农地交易过程。因此，当地农地流转模式选择了圈层社会结构内部的农户之间的自发流转，之所以如此，同样是因为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的节省。但是，次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模式的自发模式，并不意味着农地股份合作制度选择永远遭受排斥，制度选择也同样存在自适应性，而中介组织嵌入农地流转交易需要一定的初始推动力。有统计表明，欠发达地区的可流转农地供给规模处于增加通道，规模效益存在乐观预期。当地政府举措在于，通过培育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市场中介组织行为，提升私人部门的合作能力，引导探索适应性的制度自我完善路径。节省交易费用并增加农地流转收益的股份合作交易契约安排将是未来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