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席女法医的别样人生

王雪梅有个外号叫“中国首席女法医”，这个名号尽管并不准确，但却表达了许多人对她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的肯定。作为一个外形出众、从小生活优渥的女人，一个小时候的理想是当舞蹈家、军事家和科学家的女人，王雪梅最终从事了让很多男人都望而却步的法医工作，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主任法医师。2013年8月，她因公开宣布退出中国法医学会而成为媒体热点人物。

定下人生志向的一堂课

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经历一般相当坎坷，但王雪梅却很顺利。她的父母是部队高级教官，小时候她就是部队大院里出名的“洋娃娃”，连部队领导见到她都要弯腰讨好，只为逗她一笑。只是，小小年纪的王雪梅并不领情，她若不喜欢，甭管是多大的领导也立马翻脸。她说：“我从小就不知道敬畏任何人，这是我性格中最大的缺陷。”

1977年恢复高考，王雪梅决定报名参加。本来当时她可以被保送去上大学，但王雪梅却坚持参加高考，说一定要自己考上。最后，她如愿考上了西安医科大学医疗系。

她开始并没想过当法医，和很多人一样，王雪梅觉得法医这个职业挺让人害怕的。但是，某天在一位同学的鼓动下，她去听了一堂法医讲座，讲课的是一位美丽文静的女老师，“她优雅、风趣、爽朗，完全颠覆了我对法医的看法。”听这位美女老师讲一个个案例，了解到法医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工作探寻真相，为受害人申冤，将真凶绳之以法之后，王雪梅立下了做法医的志向。

1986年研究生毕业之后，王雪梅被分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从事法医专业技术工作。

“我看的是在天之灵”

30岁那年，王雪梅便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第一任专职法医。当时，针对监狱非正常死亡案及国家公职人员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的死因鉴定，还处于起步阶段，送到王雪梅这儿的尸体，大都来自重大疑难案件。

那会儿的王雪梅天天跟打仗一样，带着一大帮基层的法医奋斗在一线。对她来说，尸检是第一位的。生有生的规律，死有死的规律，交通事故、斗殴，一定都是有规律的。要是伪造的、假的，一定会有破绽。

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不久，王雪梅接到一个案子：某省城一名出色的刑警队长在侦破案件时，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不久，嫌疑人突然死亡。如果他是病死的，刑警队长就没有任何责任；但如果是刑讯逼供致死，刑警队长就将承担法律责任。鉴定证实，嫌疑人是因外伤造成挤压综合征，最终导致死亡。

这是王雪梅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她第一次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如果按事实签发鉴定书，这个刑警队长可能就此锒铛入狱，她自己也会因此得罪同行，可如果不这样做……最终，王雪梅一字不改地签发了鉴定。

鉴定书发出后第三天，当地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刑警队长有期徒刑3年。紧接着，刑警队长跳楼自杀。“那段时间，很多人恨我、骂我。他们说，一年前，也是在这栋楼，他为追捕逃犯从二楼跳了下去，摔伤了，他是个英雄，但这个英雄被我害死了。直到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我还会流泪。”

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王雪梅受到的各方压力可想而知。除了有名有姓的求情电话，还常有匿名电话。王雪梅回忆说，某次有人在电话里威胁她，她冲着电话就骂：“你是什么东西，打电话吓唬我？告诉你，我王雪梅从小是吃豹子胆长大的！”电话那端悄无声息，王雪梅摔下话筒，抬头一看，门里门外站满了被惊动的同事。“管你是什么人，别跟我玩这套威逼利诱的把戏，没用！我这条命摆在这儿，杀了我可以，改鉴定结果，不可能！”

“坚持真理比发现真理更难”

王雪梅经手的一个案件流传很广：通过断裂的舌骨，证明一个死了多年的人为他杀。腐尸的臭味和粉尘化的衣服令在场的人无不掩鼻躲避，王雪梅却站在尸水中，捡起一根根白骨，排放整齐。U形的舌骨比曲别针大不了多少，王雪梅在尸水中反复摸索，直至将它摸了起来。现场爆发了一片掌声，随行的死者家属和工作人员感动得落泪。

面对公众和采访，王雪梅都会强调法医这个职业带给她的快乐，“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这是法医最理想的生活状态。”然而在网上，王雪梅却写道：“10多年过去了，它给了我太多的遗憾和失望。在这个圈子里，我常常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甚至对自己多年来的追求和探索的价值产生了怀疑。”

一位儿子涉嫌刑讯逼供致犯罪嫌疑人死亡的老警官，曾在深夜敲开王雪梅房间的门，他和儿子都是警察。老人身材瘦削，穿着整齐的警服，默默地将申诉材料交给王雪梅，并敬了一个礼。“记得当时我很认真很诚恳地向他承诺：我一定会做出一个公正、客观、科学的鉴定结论。”

但一向自信的王雪梅，最后却无论如何不肯正式受理对此案的法医学复核鉴定。因为尸检证据显示：老人的儿子的确刑讯逼供并导致犯罪嫌疑人死亡。“在那个时候，我更加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坚持真理比发现真理更难。”

“我只要做王雪梅”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王雪梅有两个要求：千万不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怕累、不怕脏的劳模，因为她不是；要多用拍得漂亮的、美的照片，因为她很爱美。

记得王雪梅研究生快毕业时，她的导师十分感叹地说：“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他叮嘱这位女弟子说：“你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后，面对的不仅仅是千奇百怪的尸体，还将面对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和形形的人和事。”

然而直到今天，已经57岁的王雪梅，仍然和孩提时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不顾及任何人情世故。同事对她也常看不惯，比如有同事批评她的衣着奇特，王雪梅得知后一口气做了13套旗袍，每天换一套。她甚至对领导说：“我身上全部的毛病、所有的缺点，都是天性中的东西，我绝不会把与生俱来的天性毁掉。改正了这些缺点，我就不是我自己了。我不想做完美的人，我只要做王雪梅！”

做自己的代价是沉重的。尽管王雪梅业务精通，单位里的一些荣誉称号和表彰，却从来与她无缘。跟王雪梅同期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就算当时是打字员，现在都是正厅级了，但王雪梅还是副厅级。

单位不是没给过她机会。2009年，副厅级提升正厅级，王雪梅拒绝报名。后来单位要她述职，王雪梅反问：“我不报名为什么还要述职？”刚开始单位以为她在闹情绪，说那就去政治部填个表，王雪梅还是不要。

如此张狂的底气，是她自信心中坦荡。“第一我不介入政治，第二我什么都不要。房子我不要，待遇我不要，弄得他们很郁闷……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利益太多了，还有各种牵绊。我觉得我过不了的就是亲人这一关。如果不抛弃亲情，我走不到今天，但这是很痛苦的过程。”

王雪梅与丈夫在女儿4岁的时候离了婚。和平分手后，王雪梅过上了自己喜欢的单身生活。“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生活随心所欲。”前夫再婚后，她也由衷为他感到高兴。“他现在很幸福，那才是他该拥有的生活。而且，如果不离婚，以我的情况，会给他的仕途带来困扰。”简单几句话里，多少难言心酸。

王雪梅的家在单位旁边，她有时下午不上班就回家弹琴，一弹就是几个小时。这两年她还迷上了跳舞，只是人家都跳交谊舞，独她与众不同地跳迪斯科。在节奏强烈的音乐声中，她的舞姿奔放而激烈，旁若无人。

（老梁摘自《成都商报》2013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