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试药员:医疗进步的牺牲品

“健康人”刘海（化名）一动不动地躺在洁白的病床上任人摆布，冰冷的静脉留置针穿透他的身体，医务人员给他注射，喂他吃药……

为了观测药物在人体内的反应过程，医护人员将选取不同时间点来间断性抽血。5分钟、10分钟……

一天下来，刘海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我们几个大小伙儿抽血都被抽软了。”刘海此刻只想好好睡一觉，缓解抽血带来的无力感。

“临床试验”是指任何在人体（病人或健康志愿者）进行药物的系统性研究，以证实或揭示试验药物的作用、不良反应及试验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目的是确定试验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临床试验”是试药在医学上的称呼，参加试药的人叫“受试者”；在民间，这些试药人被称为“试药虫”、“试药族”、“人体试药员”。

对于没有接触过试药的人来说，试药是一件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看过电影《The Constant Gardener》的观众大概都知道试药的基本情况，电影中的情节是这样的：在非洲，有一段时间流行结核病，只有药品Dypraxa可以治愈，但这种药并未上市，于是一间有着深厚政治背景的英国药厂在这里利用艾滋病人试验他们的新药，能治愈结核病的同时也会导致一部分人死亡……

根据1999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药审批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新药的申报与审批分为临床研究和生产上市两个阶段。其中，临床研究分为I、II、III、IV期。而通常情况下，I期临床试验涉及的人群主要是健康人。

是什么样的人群，甘愿为了“医疗的进步”而付出自己健康的体魄？

生死有命

入组的第1天，刘海已然成了这番状态。他告诉记者，每次试药都会有抽血这一项。不同的是，有时是体检时抽血，有时是试药时抽血，有时是两者皆有。

入组7天前的早上，刘海醒来时才不过早上5点。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大部分人还在温暖的被窝中熟睡。刘海却已经顶着刺骨的寒风出门，如约到达了指定的地点。

在领队人的带领下，刘海和其他30个网上报名的试药人来到了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大厅，并依次进行着身高、体重、心跳、胸腔、脉搏、抽血等基本体检项目。全程并无过多交流，大家似乎也在相互回避着对方。

经过为期一周的三轮体检，刘海顺利通过，可以如愿参加试药。“在试药人的圈子里，竞争非常激烈，通常来参加体检和合格录取的人数比例为10：1，有时会高达20：1。”目前为止，刘海已参加了7年的试药，他深知“试药圈子”的行情。

最终，12名试药人入选。这些人被随机分为两组，换上医院的病服，手上戴着塑胶圈、胸前贴着条。参加试药的过程中，“刘海”这个人将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塑胶圈上的编号。

对于这样的方式，刘海习以为常，他反道安慰记者，“医院都这么做，采用双盲法，保证试药结果的准确性。”

干净的床、整洁的被子、供受试者放洗漱用品的小桌子，免费无线网以及区别于医院其他地方的独立楼层，刘海等一行试药人躺在病床上，表情漠然。

对于即将要试用的药品，刘海并不关注。“正是试药时我按着医生说的做，依从性很好，所以，每次在同等条件下，医生都愿意用我。”刘海说到此，脸上流露出一丝骄傲。据随访护士介绍，不依从或依从性差是造成临床试验结果偏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试验中，受试者的依从性非常重要。

这次试药是采用静脉注射的方式，这也是刘海最害怕的方式。因为静脉注射意味着一天内要频繁地抽血，而且方便抽血的静脉留置针也会一直存在于胳膊上。

上午9：00，首次注射开始。

5分钟后，护士来抽血5ml。

10分钟后，抽血10ml。

20分钟后，抽血40ml……

上午10：00，根据试验的要求，医院定时送来饭菜；饭后30分钟，再次抽血。

11：00，再次吃饭，然后按时抽血。抽血的间隙，刘海从随身的包里摸出一副扑克牌，招呼记者和几个相识的试药人玩。

直到下午6：00，再次抽血。此时，一天的抽血已经结束。“我又饿又困。”刘海半睁着眼睛向记者抱怨道。他此刻不想再多说一句话，只等通过睡眠来恢复消耗的体力。

吃饭、抽血、聊天、打牌、睡觉，如此循环了2天，试药人没有不良反应就回家休息一周，再到医院进行后续回访，此次试药就算结束了。

刘海觉得这次试药和往常没什么不同，所有的试药，都是统一的流程：体检、签知情同意书、入组、试药、出组。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的时间短，补偿高，在医院4天，能拿到3200元。

对于这样的报酬，刘海觉得很“划算”。“风险？那肯定有啊。”当记者问及试药的安全性时，刘海神情疲惫，“人总有一死的，这要看命。”

心甘情愿

像刘海这样试药人，遍布全国。致力于自主研发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系统的医脉通运营总监辛江涛表示：“目前国内每年新批准的药物临床试验约400个，正在进行的药物临床试验有1000多个，涉及的受试者约50万人。”

但试药人群体又非常神秘。大多试药人都不愿意向别人提及自己在做试药，甚至对自己的家人，都谎称“在外出差”。只有在虚拟的网络中，他们才有属于自己的归宿――“临床试药QQ群”或者“一期临床试药”微信公众平台。

记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一期临床试验招募”，出现12个公众号；在QQ群中搜索“临床试药”，共有53个群出现，而且根据群里面显示的数字，每个群里面至少有100人。这里面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试药人，通常是以地区来建群，有的试药人甚至潜伏在好几个试药群中，方便随时待命。

刘海把记者拖进他们的群里。这个群似乎没有停歇的时候。“试药时间那么早，我住在郊区呢。”“这次试药以后连续拉了三天肚子，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最近有活儿吗”……群聊的头像不停闪烁着，宣泄着各种抱怨和不安，彻夜不休。

此外，几乎每天都有试药招募的信息出现。消息一出，10秒钟之内，必然有人回复愿意报名。

一般试验的药物主要以治风湿、糖尿病、避孕药、降血压等为主。招募信息还会明确写出试药名称、试验时间、支付金额、年龄、体重指数以及其他参加试药必须满足的条件。

不仅如此，QQ群的管理也非常严格，一旦出现与试药信息无关的消息，立即会被群主屏蔽掉。“这是我们的行规。”网名为“老兔子”的群主如是说。

群里试药的人群大致可以分为3类，一是全职试药，即自身参与试药，并且负责招募试药人；一是兼职试药，即自身参与试药，但有额外固定工作；另外一种是“特定”试药，即每逢节假日，急需钱的时候才去试药。

“老兔子”属于第一种。他几乎一天24小时都在线。全职工作已有4年了。“没啥伤害，我自己都试过8次药了。”“老兔子”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不在乎。

“老兔子”熟悉试药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包括研究者、伦理委员会、申办者、监查员等。在整个试药系统中，“老兔子”所扮演的角色是独立于医院和药厂的第三方，一旦医院或药厂有试药人招募需求，“老兔子”会第一时间知道，并且整理信息在群里。

“忙归忙，比一般的工作来钱快。”“老兔子”说。

群里120名试药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老兔子”这般八面玲珑。他们中的一部分属于第二种人，每天依靠着群里出现的招募信息，然后和自己的工作时间进行协调，从而确定能否参加试验。

网名为“文科”的群友就属于这一类。他是一名快递员，偶尔有合适价格的试药信息出现时，他就会请假去参加。“送快递太辛苦，不像试药赚钱快又轻松。”他这样告诉记者。

最后一种人在临近年关时呈指数般增长。为了过年能体面地回家，为了能买一部新手机，他们希望通过试药来赚一笔快钱。

身不由己

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才能够无怨无悔。

“每次试药以后会后悔吗？”记者问道。刘海刚想开口，又闭上了嘴，停顿了5秒以后，他轻轻回答道，“不后悔。”他接着解释道，一方面，试药门槛低。每一次试药所用的时间平均在15天，收入却至少是3000元，不需要任何技术含量，“这比在外面打工轻松多了”；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自己的身体也并未出现问题，“性价比很高”。

刘海话不多，记者和他聊天时，他总是摆出一副很警戒的神情。对试药的过程更是讳莫如深。“没什么印象了，每次都一样。”

试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医生总是这么跟我们说，”刘海嘴角轻轻上扬，“其实谁会这么想，还不都是为了钱。”

只有在谈到孩子时，他才微微有些放松，说自己做的这一切“全都是为了孩子”。“最多的一次试药拿了将近一万元，当天就给孩子买了他最想要的平板电脑，说是对学习有帮助。”可是刘海也有他的无奈。“开家长会，孩子却不愿意我参加，总喊他妈妈去，因为每次我去，别人都会把我当作他爷爷。”刘海搓了搓自己因抽血次数过多而逐渐瘦削的面容，揉了揉深陷的眼眶，又撩了下已经全白的头发。“幸好孩子长相随妈。”

记者向多位医生咨询过临床试验有无危害，他们表示，药在能治愈某种疾病的同时也含有一定毒性，无论多成熟的药品在用到人身上时所能发生的风险都是未知的。

“其实我也不想再做这个了。”刘海的话匣子逐渐打开，并不经意地说出这句话。当记者追问下去时，他又犹豫了。“其实就是上个月，我有个朋友在南京一家三甲医院试药时，心跳当场就停止了。”刘海闭上眼，嘴唇有些抽搐。“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医院给试药人家属赔了一些钱。”

“1月21日还有一次试药。再试最后一次了。这次结束我就回老家，开个旅馆，挣安稳钱。”刘海微微垂下头，说话声音越来越轻，似乎在自言自语。

游离“法”外

2014年8月，刘海参加了一次试药。试药的内容很简单，只需抽血。他是当时5个试药人之一。“之前和招募人谈好的价格是500元。”刘海告诉记者，来之前谈的报酬是抽10ml血，给500元。“然而抽完以后财务室居然分给每人2000元。”刘海说，正是这次“失误”让他们了解到中间的“差价”有多大。等财务室的人走之后，招募人却也十分淡定，“大家自觉交上来啊，别少了。”

“可以不交吗？”记者问道。

“那哪成呢，以后还要指着招募人长期合作呢。医院只认他一个人。”刘海耸耸肩。

“那这1500元都是招募人的好处费吗？”

“这倒也不是。”刘海说，自从那次“失误”以后，他便细细留心观察，发现这抽空的钱不仅有招募人的一份，也有值班医生的一份。“实际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如果我们最终能拿到3000元报酬，药厂给的一般是20000元/人；如果我们拿到6000元，那么药厂给的最少是50000元/人。”

难道这些试药人只能生存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吗？记者就此咨询了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张春杰律师。他告诉记者，我国并没有保护试药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国内规范试药行为的只有一部《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但这部《规范》并不具备强制作用，涉及的规范对经济补偿金额并无明确标准。

就算出现事故，受试者提讼，试药人也会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损害结果是由该药物直接引起的而败诉。即使鉴定报告证明对受试者的损害是由试药引起，也无法依据相关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进行索赔。“应将该规范上升为法律法规，使之具有强制性，更好地保护试药人合法权益。”张春杰说，正因为有漏洞，不规范，风险高，才导致“层层剥削”的现象产生。

作为受试者，在试验之前应提前了解《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试药流程与规范，要求院方严格按照此规范操作。更为重要的是，一定要在了解了各种风险、仔细看清楚各项条款并完全同意后签订《知情同意书》，并保存好《知情同意书》原件。

同样在2014年一位参加试验的女受试者在进行试药之前已经怀孕，但受试者本人和院方均未察觉。待试药结束后，才发现这个情况。医生不得不劝受试者打掉孩子，“生下来也会是畸形，试药对小孩有影响”。最后，在院方的指导下，这个女受试者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并获得了10000元的补偿。

类似于这样的“意外”比比皆是。在试药人身上，“伦理”二字似乎与他们无关。

法律和医学双硕士、过多种医疗事故的范贞律师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道：“只要受试者是成年人，无精神病，且是自愿参加试验，那么就是符合伦理。”

所谓“伦理”，可作两个层面上的解释，即内在的价值理想或者外在的行为规范。而人体试药的伦理界限，时常难以分清楚。

事实上，一期临床试药是在试药人自愿且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进行，且有《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来规范临床试验中的每一环节。同时，也有三个文件切实确保人体试药是否符合伦理，一是被誉为临床研究伦理道德规范基石，世界医学大会1964年公布的《赫尔辛基宣言》，即医学研究只有在受试人群能够从研究的结果中受益时才能进行。二是试验之前，医院和受试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三是组成和一切活动不受临床试验组织和实施者的干扰或影响的伦理委员会。

“什么伦理道德？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试药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我们只知道按照白纸黑字写得去做。”刘海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一脸困惑。

具有500例临床试验的伦理委员会专家张敏（化名）介绍，在北京正规的大型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职责非常清晰，一般会有十几个正式的伦理委员会会员，还有十几个替补会员。每项试验在开始之前都要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只有超过半数的伦理委员同意时，方案才能启动。而且在试药的过程中，伦理委员会会对试药的每个环节进行把关，一旦出现违反伦理的情况，就会停止项目。比如，如果为了试验结果，让受试者过度检查了，伦理委员会是不同意也不认可的，“必须要求以病人的权益为最大的利益”。

记者了解到，在美国，医药公司必须为受试者在试药期间的不测投保，签订保险合同，若日后产生毒副作用，也在保险范围内，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对这一行业进行监督。

伦理委员会专家张敏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也承认：“药企为受试者买保险非常有必要。”她解释说，许多药物的副作用在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完全显现，而意想不到的问题可能会在潜伏多年后暴露出来。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心脏外科赵医生也告诉记者：“新药产生是一个必然发展趋势，临床试验不可避免。”

鉴于此，拜耳医学部总监王伟建议：首先，要从法律层面给受试者提供保障。作为药厂企业方，力争向国际标准看齐，在每一个临床试验中高标准、高要求，并为受试者投保，切实保障每一位受试者的生命。

当你撕开阿司匹林药片的薄膜，就着热水将它吞服下去的时候，可曾想到这一片药粒背后承载了多少“试药人”紧张与不安？对于游走在社会边缘的“试药人”，无论他们试药的初衷如何，他们都值得在法律上受到保障，在伦理上得到尊重，并能够拥有一份保险保障他们的未来。医疗需要进步，也不能落下忽略了已久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