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生育变动的影响

［摘 要］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本文基于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分析我国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依据。

［关键词］出生率；人口政策；随机区组试验设计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141-02

1 引 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生育水平出现了由高至低的转变,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国内外学者认为,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宋瑞来论述了自发性人口转变与诱导性人口转变并分析了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转变的重大作用；李建民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经济环境,指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本文主要运用实验设计方法,对包括经济水平、人口迁移和教育因素在内的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我国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进行定量分析,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2 本文的变量和模型

人口生育是发生在一定社会文化结构上,要受到社会存在和各种社会条件、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决定。因此,作为反映生育状况指标的出生率也同样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本文运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分析经济水平、人口迁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的影响。

2.1 经济水平

世界总和生育率在过去的50年下降了接近50%,从1950―1955年的5.0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5。在全球范围内约有50%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造成这一根本现象的原因是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因素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契机,通过改变生育观念而影响生育行为。一方面以全球市场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了家庭传统生育观念,即以扩大及家庭规模和增加子女数来满足经济需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改变家庭在生育、抚养、教育子女各阶段的社会制度环境改变其生育决策；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社会分工将过去农业社会微观家庭中的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紧密结合割断,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为生育水平的下降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现代科技(避孕药具和人工流产)的发展和传播为家庭在生育和事业的选择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

运用实验设计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根据200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ZW(]本文相关数据均摘自国家统计局《2008年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经济水平对出生率的影响。在以下分析中,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三个水平,即10000~12900元、12901~14200元、14200以上,部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查表得,Fα（2，28）=2.5，F=5.11＞2.5,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2 人口迁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 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达1.47亿人,其中的跨省流动人口4779 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浪潮。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人口的流动状态不利于生育子女,人口的迁移会促使生育率的降低,其作用因素有多种。像流动人口经常处在一个生活缺乏保障的不稳定状态,时刻面临失业、流动、无居所、无收入等多种风险,不利于生育子女。本文选取各地区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人数占本地区总人数的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迁移的指标,将流动人口因素按各省市流动人口占各省市总人口的比重指标划分为3个水平,依次为7.3%以上、4.9%~7.2%和4.8%以下。我国各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也较为明显,经济社会发展在各省区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育水平的省区间差异。本文根据31个省市经济水平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组进行试验设计分析,具体划分如表2所示[ZW(]东部、中部和西部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著《2006中国人口》中的划分标准。,部分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因素A即流动人口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6.6大于临界值,表明流动人口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3 受教育程度

社会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化影响显著。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生育水平差别较大,并且随着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该群体的生育率越低。其中,研究生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低,为0.44个；扫盲班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高,为2.33个；大学本科和高中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分别为0.45个和0.87个。

随着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一方面,其文化理念逐渐转变,所受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变少。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及高度的生活压力下,养育子女时间集约度和机会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环境下,生产方式逐渐向资金、科学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减少,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这就决定了未来子女的就业竞争激烈。对自身素质要求较高,加大了家庭培养子女的成本,对生育水平起到了较大的抑制作用。

以各省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教育因素指标,将其划分为三个水平,依次为7.45%以上、5.5%~7.44%和5.49%以下。各省市区组划分仍然依据表1,部分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因素A即受教育程度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30.65远大于临界值,表明受教育程度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3 结果分析

以上实验设计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水平、流动人口因素及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显著。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家在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过去决定生育政策时强调“降低”生育率,现在把握好“度”更为重要,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生率呈下降趋势,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防止出生率倒退到以前的超高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改革现行的生育政策,针对迁移人群及高等教育人群制定一系列政策,将其生育率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宋瑞来.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特征和原因［J］.中国人口科学,1992(5).

［2］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J］.中国研究,2004(6).

［3］袁志发,周静芋.试验设计与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陈卫,吴丽丽.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J］.人口研究,2006(1).

［作者简介］由黎(1985―）,女,辽宁省大连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统计；丁淑芬(1985―），女,江苏省泰兴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