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报道国外灾难新闻

如果人们是通过媒介去感知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真实的环境，那么，把今年的5月称之为“灾难之月”是毫不为过的：SARS阴云持续弥漫在我们的上空；阿尔及利亚、日本、印尼、菲律宾等国相继发生六级以上地震；乌克兰、尼泊尔飞机失事；沙特、摩洛哥、俄罗斯车臣等地相继发生大爆炸……

“灾难是记者的节日”，这样的比喻虽然不尽恰当，但是，以往无数的新闻实践告诉我们，灾难事件确实是可以让新闻从业者大显身手的地方，即使是国外的灾难新闻也不例外。现在，对于许多特大的外国灾难事件，大多新闻媒体已经摸索出比较成熟的报道策略。但是，对于一般性的灾难事件，由于其屡见不鲜，所以新闻报道就很容易流于被动应付。事实证明，往往在这些地方，独具匠心的创意常常能取得“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实效。例如我国媒体对今年5月发生在日本东北部的地震报道，就是一个值得剖析的个案。

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5月26日，该国东北部的宫城、岩手地区发生里氏7级、烈度6度的强烈地震，其范围波及北至北海道，南到关西地区。虽然其地震强度属于高等级，但造成的灾难后果并不严重。据报道，只有100多人受伤，水电供应、公共交通在短暂受影响后马上恢复正常。

为此，新华社记者26日采写了“日本东北部发生7级地震”的消息。从刊用的情况看，在笔者抽取的20种5月27日报纸中，均在其国际新闻版刊发了有关消息。从一般的要求讲，这样的新闻报道到此也就可以了。但是。一些新闻媒体并不满足于浅尝辄止，而是围绕着这条貌不惊人的新闻做足文章。根据本人抽阅的报纸，报道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

――详情报道的角度。这以晚报类报纸为代表，如《新民晚报》刊发的“昨晚，日本东北在摇晃”以及《羊城晚报》刊发的“7级地震袭击日本东北部”等。比之消息，这类近千字的特稿详细地反映了地震来时人们的感受以及此后带来的种种影响，行文上比干巴巴的概述更具可读性，并且配发了相关的照片，更有视觉的具象感。应该说，由于出版时间的关系，晚报在与早报的竞争中采用“人有我新”的战术并不稀奇，但是新华社特别提供的稿件至少让他们从一般的消息报道中凸显出来。当然，从这次事件很小的灾难后果看，事件本身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有关详情的追踪报道未必能吸引人们太多的眼球。

――故事描述的角度。在灾难事件中发掘新闻故事，是西方灾难新闻报道中一种常用的手法。这次地震没有带来悲天惨地的人间灾象，缺少一些或揪人心肺或充满悬念的情节故事，所以要从这个角度落笔是很困难的。《广州日报》和四川的《华西都市报》等报纸倒是刊发了这样一条报道：“挪威总理从12楼飞奔而下”。正在日本访问的挪威总理邦德维克感觉到地震后，从下榻的东京一饭店12层飞奔而下。在一次缺乏故事的灾难事件中，一国总理在异国遇险，这个凑巧的意外多少也带点“显著性”。此外，一些报纸援引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转述了一名13岁男孩儿在浴室中奇迹般脱险的故事，不过具体情节并未展开。

――距离拉近的角度。在这个已经是“地球村”的时代里，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与你和身边的人相关联。因此，把远方的事件拉近，就是让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增值。这以《北京青年报》5月28日的消息“日本地震我公民尚无伤亡”为代表。该文称，地震发生地区的青森、岩手、宫城、秋田、山形五县共有中国公民12980人，其中仙台市内的东北工业大学中国公民较为集中，约有500人。这些人的安危到底如何，相信也是国内一大批与他们有关系的人所共同关心的。近年来，“远事近做”的报道战术已经越来越被各新闻媒体熟练地运用，如果这次地震中有许多中国人伤亡，媒体肯定会有相关的报道。可能是这次灾难伤亡不大的缘故，从这个角度做新闻的除了北京地区的一些报纸外，其他地方的报纸未有类似的报道。其实，从另一角度看，“报平安”的新闻价值与“报不平安”的新闻价值是一样的。

――对比分析的角度。就在日本发生地震前不久，5月21日阿尔及利亚也发生了一场6.8级的地震，结果造成两千多人死亡，1000多人下落不明，近万人受伤，5.1万人无家可归。相比之下，日本地震造成的零死亡、100多人受伤的后果绝对是一个奇迹了。上海的《新闻晚报》果断、迅速地选择这一角度切入，在其国际新闻版面推出题为“日本受震比阿尔及利亚更为严重（副题）强震‘零死亡’不仅是偶然（主题）”的深度报道。这篇近2000字的文章把造成这种迥异结果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建筑的防震程度、政府的应急效率以及民众的防灾意识等。两者一比较，就把对灾难有备和无备带来的区别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反思借鉴的角度。日本地震发生的时间也恰恰处于我国的非典灾难报道期。在已经经历了近两个月的非典报道后，新闻媒体对非典的思考已经逐步走向深入，并且催生出我国政府制定出公共危机事件处理的相关条例。而这次日本地震零死亡的奇迹，更是充分体现出一个有准备的、高效的政府在灾难事件中的突出作用。由此，《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在5月28日分别发表了“日本：地震考验危机管理”和“宫城地震：大灾为何没有酿成大害”的新闻述评。文章反映，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政府在首相宫邸也建立起了危机管理中心，大型显示屏可将全国各地的灾情及时转播，便于首相及时、直观地了解灾情，进行救灾指挥。此外在行政上，日本的救灾应急体制也基本完善。这些报道对我们的工作是会有启示意义的。

――舆论导向的角度。如果说这次地震报道还有角度值得称道的话，那就是从地震报道延伸出去牢牢把握舆论导向的主动权。非典事件已经普遍让人感受到灾难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媒体对灾难事件的一次次聚焦更是会加深人们对灾难的恐慌：从5月1日的土耳其地震开始，到5月21日的阿尔及利亚地震，到5月26日的日本地震，再到5月27日的印度尼西亚地震和菲律宾地震，短短的20多天里，就发生了5次六级以上的地震。加之其他坠机、爆炸事件的频频发生，一股恐惧、不安的焦虑很容易在民众之间产生：我们的地球到底是怎么了？而以往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明晰的舆论导向，这种时候往往也是各种混淆视听的谣言最容易流传之时。为此，上海的部分媒体在5月28日刊发了一批报道，起到了很好的答疑解惑和稳定民心的作用。如《解放日报》的“地震专家说：地球并未失常”一文告诉读者：“自1900年以来，全球7级以上的大地震平均每年发生20次左右。今年以来，全球7级以上的地震只有5次，这个数字应该是正常的。”《新闻晚报》在头版二条的位置刊登了“专家解释地震频发现象”的报道，说明各地相继发生地震，是由于地震的发生在时空上具有丛集性。一旦发生地震，处于地震带上的地方容易被“传染”，而上海不处于地震带，虽与日本隔海相望却不会有影响。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为理念的《新民晚报》，则专门采写了“频震属正常，上海有设防”的稿件，告诉市民上海的地震前兆预警观测网随时捕捉“风吹草动”，并且对付地震已经有了一套应急预案。在强调防灾意识的前提下，这样的报道是足以稳定民心的。

一次并不特别起眼的灾难报道，却引发了如此多角度的关注，这实在是我国新闻界的好现象，其间体现出来的一些报道模式对今后的国外灾难新闻报道无疑是值得借鉴的，在操作上的一些做法也值得肯定。

首先是消息源的拓展。在突发性的灾难发生之后，新华社的稿件基本上能保持先声夺人的优势，但在紧随其后的新闻竞争中，各家媒体并不被动地等待新华社的后续报道，而是积极主动地去发掘消息来源。可以这么说，这次比较出彩的报道的一个基本前提，都是因为有自己独家的新闻源。比如《北京青年报》是从外交部网站获得没有中国人伤亡的信息；《北京娱乐信报》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了解情况；《新闻晚报》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应灾措施；《解放日报》向处于震区的日本《福岛民报》直接获取情况等等。当然，多消息来源也显现了设立新闻发言人的必要性问题，比如上海的几家媒体在采写相关报道时，都采访了上海市地震局的工作人员，但采访对象都不相同，有局长、副局长以及地震研究所所长，好在他们的口径基本是一致的。假如地震局有专门的新闻发言人，信息的会规范些，记者的采访行为对职能部门工作的干扰也会少些。上海最近新出台的新闻发言人会改进今后类似新闻事件的应对。

其次是好的报道还要有好的体现形式。对于报纸而言，新闻报道的版面体现同样是一个显示传播意图的重要环节。这次地震的一般报道就是在国际新闻版面发一条消息，但是《解放日报》、《羊城晚报》、《新闻晚报》都在报道消息的同时，制作了地震的地理方位图，便于读者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羊城晚报》的图示是采用外国新闻机构的，图中说明全部是英文，这未免有些想到而没有做到位的遗憾）。体现相关报道的整体感也是版面语言可以运用的地方。比如5月28日的报道中，把印尼、菲律宾的地震和日本地震分析的报道整合在一起，就更能有效地说明问题，而很多报纸对此并未在意。《解放日报》、《新闻晚报》不光对此比较用心，而且还辅以新华社编制的“近期全球地震频频”的地理示意图。这样，何时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规模的地震就一目了然了。

最后还是一句老话，那就是如何理解“政治家办报”。其实，“政治家办报”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大局的判断。只有具备敏锐的大局意识，才能让一条条具体而细微的新闻发挥真正的传播实效。这次对日本地震的报道同样会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启迪。

总之，在这次日本地震的报道中，部分报纸很好地体现了纸质传媒便于深度报道的优势，从各种角度去发现新闻之外的新闻，给读者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就此而言，多层面的深度报道似乎一直是报纸维持与电子媒体抗争的资本。但是，值得提醒的是，在5月28日的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中，上文罗列的报道角度差不多都已经涉及了。可见，一旦电视开始在深度报道领域全面发力，那么，报纸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窘迫。更何况很多报纸连自身的优势还没有发挥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