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下乡:现代国家中的妇女组织建构

关键词：现代国家；国家建构；妇女组织；乡土社会

摘　要：本文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对农村妇女组织渗透乡村社会的过程进行了剖析，认为妇女组织是伴随着“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的过程而萌生的，其成长的路径、特点和形式均体现出浓厚的国家建构色彩，是国家意志作用于乡村妇女的体现。也正因如此，妇女组织在下乡过程中承担的任务亦是动员、组织和吸纳妇女，以适应国家的政治需要为主。

中图分类号：913.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1-0032-07

一、问题提出与理论依据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妇女组织是个“晚生儿”。对妇女组织的学术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相比于其他社会团体，妇女组织直到清末民初才初露端倪，而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农村地区，它更姗姗来迟，甚至不少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主导下才得以建立。所以，中国的农村妇女组织从一开始就是个发育欠缺的他组织，而非自主成长的自组织，这是贯穿至今的基本线索。近年来，虽然全国妇联与基层民众要求农村妇代会角色转型的呼声愈来愈高，并采取了多种途径推动其转型，例如，全国妇联自上而下实施“巾帼科技星火工程”和“巾帼信用致富工程”以密切妇代会与农村妇女的利益关联，增强它对后者的整合能力；地方也在摸索创新实验，如湖北省广水市在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资助下依托妇代会创建妇女文化小组和妇女经济合作组织。但从目前看，这些做法均影响范围有限或收效甚微，绝大多数地区妇代会与农村妇女的利益需求间依旧脱节，例如2007年我们在湖北农村的问卷统计显示，仍有70.8％的调查对象认为，妇代会在村民自治中不起作用或没有实质作用，与7年前的调查结果无根本差别。缘何如此?中国妇女组织发展的瓶颈在哪里?未来之路又通向何方?应如何协助妇代会完成从他组织向自组织的艰难蜕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将研究目光回溯历史长河中，剖析妇女组织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扎根过程，尤其是抗日和时开始着床农村的过程。从时间源头来探究国家对妇女组织的型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构性问题，这便是本文立意的现实需求。

从学理层面而言，目前为数不多的妇女组织研究成果，依路径、风格不同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纯粹的史料收集与整理类。这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纂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料》(三套册)和《中国妇女运动史》为代表，基本特点是将妇女组织的发展纳入妇女运动史的背景下，平实陈述其变迁历程；二是立足学术研究的角度，集中于对妇联组织的角色定位、妇联改革、妇联与其他妇女自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的关注，研究视角涉及到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对县级以上妇联组织关注多，对农村妇代会关注少；二是理论研究多，史料分析和实证调查少。现有的史料型成果缺乏一定的学理分析，虽然有助于我们把握妇联组织的历史变迁脉络，但鲜有提出价值含量高的观点，而纯粹的理论研究又易囿于自说白话的形式主义；三是现实问题研究多，历史变迁性研究少。鉴于此，本文将研究视角投放到华北黄县，以丰富的历史档案和个案访谈为基础，探讨百年来黄县农村妇女组织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并剖析其与国家建构间的关系。

本文是在近现代国家与农村社会、妇女组织间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借用的分析工具是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现代国家建构又称“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形成”等，最早由查尔斯，蒂利提出，以研究西欧现代国家形成的进程，吉登斯、杜赞奇等人也对此多有著述。近年来，中国学者徐勇教授借用与发展了这一概念并用来分析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他认为在解析农村时虽应关注社会的发育自主性，但更要强调国家在其中的作用，没有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改造与整合，一个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公民社会也不可能建构起来。而在中国，现代国家面对的是高度分散的农村社会，农民与国家间关系疏散，男女两性间相互分离，欲将他们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现代国家需要建构的面向是多维的。但大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为两类：一是对组织的建构，包括政权组织和民间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农民能够被重新吸纳、组织和整合为一体；二是对人的建构，即通过各种力量使人的思想、理念和行为符合一体化社会的需要。组织和人的建构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者是国家权力渗透的必要条件，后者体现出权力渗透的合法性，但从发生发展的路径看，组织建构往往是人的建构之前提，只有借助这些政治实体，现代国家才能完成对人的改造与整合。

本文便是从组织建构的视角出发，以华北黄县为个案，重点研究政权政党体系中妇女组织的成长与现代国家建构间的内在逻辑。笔者的关注点在于：百年来国家都采取了什么路径、通过什么方法来建构农村妇女组织?而这些组织在农村社会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过程?它们的形态、结构属性、承担之功能又有何特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妇女组织的基本属性型塑于渗透农村社会的初期，故从时间布局看，文章更多地着墨于抗战及时期妇女组织的萌生与成长。

二、国家建构与组织下乡：妇女组织的萌生与成长

在传统中国，农村游离于国家正式体制之外，妇女则游离于乡村自组织之外，相较与男性相比，她们处于更加分散的状态。在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中，“王权不下县”，亦即国家的正式性体制只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主要依靠的是以士绅、族长和头人等为代表的宗法家族组织进行统治。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成为组织和整合农民的主要载体，是乡村社会自组织的重要形态。然而，从性别角度看，由于严格遵循父系家长制的统治秩序和注重血亲关系纽带，宗族组织整合的对象仅止于男性，妇女作为一个外姓人是无法独立获取准入权的。所谓“异姓主名，治际会”，即指妇女是通过婚姻关系，按丈夫的名分进入夫家宗族的，因此，她们在宗族中的身份与地位只能通过自己的丈夫来代表，无权直接参与宗族活动。在“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的儒家礼教规范下，妇女逐渐成为外化于社会组织的“家庭动物”，其离散状态和非组织化程度更甚于男性。著名的妇女运动先驱秋瑾女士在分析妇女的奴从地位时也谈到了组织弱化的问题，并认为妇女“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因此，现代国家要想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就必须建构起以性别为主体的妇女组织，将分散和外在于政治的农村妇女组织起来，纳入到国家体系中去。

正基于此，晚清及政府在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亦开始关注妇女群体，尝试通过组织的渠道来整合妇女，其主要做法是：第一，鼓励并催生民间妇女组织。清末民初各地纷纷出现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女界自立会等妇女组织，以争取女子参政、受教育权和参加革命为己任，其中不少组织得到了孙中山等革命领袖的赞扬与支持。政府于1931年还专门颁布了《妇女团体组织大纲》，对妇女

团体的成立与运作作了初步规定，从而使妇女组织的发展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依靠。就黄县而言，民国初期成立的妇女放足会可以说是该县历史上第一个以反对封建压迫、维护妇女利益为旨意的非正式组织。据有关资料记载，1927年在该县举人杨佩荣的倡导下，五位先进妇女坐着马车，现身说教，宣传放足的好处，从而掀起了民间妇女的放足运动。第二，成立官办的妇女组织。在民族革命旗帜的催生下，1924年，政府在中央设置妇女部，各地视具体情况也分设了省县妇女会等组织。据记载，黄县政府也于1937年成立了妇女界救亡会(简称妇救会)，当时主要目的是发动妇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按照国民政府精英人士的设想，通过组织团体的力量来领导妇女翻身。进而发动她们组成革命的大联盟，共同参加革命。然而，这一理念在农村地区并未取得成功，原因在于：首先，由晚清及民国政府组建的妇女团体，立足点主要在城市和上层的妇女知识分子，未渗透和扩展到广大农村妇女。对此，《黄县妇女运动史》也有记载：县妇救会成立之初，主要成员来自于官太太，而她们只是挂个虚名。这种状况实质上与政府“政权下乡”失败，在农村地区缺乏有效的行政渗透能力直接相关；其次，由于传统观念作祟或为保证革命团体内部的一致性，晚清及民国政府对一些激进的妇女参政团体持否定态度，阻碍了妇女组织的成长；再次，男女子权的目标并未实现。政府重视强调妇女的义务而忽视其应有的权利，特别在黄县农村，直到解放前大量穷苦妇女尤其是童养媳仍处于夫权统治之下，毫无人身自由而言，她们既无法参与妇女组织，也质疑妇女组织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因此，由晚清及政府创办的妇女团体未能有效地将农村妇女组织起来，把她们从政治的边缘纳入国家的中心。

真正建立系统而完备的妇女组织并将这一组织延伸至农村地区的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注重从底层动员民众，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始终将发动和组织最贫苦的农村妇女作为党工作的主要目标。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对此就有所阐述，认为“为集中本党女党员之活动及系统的指导全国妇女运动起见，应设立妇女委员会”。而中共六大专门针对农村妇女组织问题，明确提出“为有系统的在农妇中工作起见，必须在农民协会中组织妇女委员会”，“党必须在劳动妇女中作有系统的、经常的指导，自中央直至支部，必须至少有一人负妇运之责，或视相当情形组织妇女委员会”。可以说，妇女组织工作始终与共产党的工作相伴相随，党的支部发展到哪里，妇女组织就建立到哪里。1935年，重新恢复工作的黄县地下党着手组建韩庄女校，并从省会调来中共党员郭文芳(化名)任教，郭以教书作掩护，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培养积极分子。1935年冬，郭先后介绍了三名女学生入党，并建立了妇女党小组。这是黄县第一个妇女党小组，标志着由共产党领导的黄县妇女组织的开始。随后，在1936年至1938年期间，妇女党小组又培养了一批妇女先进分子入党，其中不乏来自于农村的贫困妇女。随着妇女党组织规模的扩大，1939年秋中共黄县党委研究批准成立了县第一个妇女党支部。根据史料记载，妇女党组织成立后。其中优秀的妇女党员很快被派人妇救会开展工作，她们对外称妇救会，党内称妇委，成为实际领导妇救会的主力成员。

妇女党小组和党支部的建立无疑为开展妇女工作提供了平台，但由于黄县当时仍处于政权统治之下，组织的主要成员仅是少数女党员，纵深发展的程度还显不够，正如邓颖超对抗战时期的评判一样：“今天最大的缺点是大多数妇女还没有组织起来”、“已经组织起来的基础非常薄弱，经常是流动性的”。僦黄县而言，直至1946年中共初次胜利夺取政权后，党组织由地下走向公开，着手在农村发动、重建村级政权，妇女组织才开始大规模向农村扩展和渗透。主要表现为：(一)成立村级妇女组织。按照党在时期的工作设想“乡村妇女联合会应在农会统一领导下工作，农会可设妇女部(亦即妇联会)……妇女会员编组的方法，无论是与农民混合编组或单独编组。可依照当地情况与农民及妇女群众的自愿原则商量选定”。从黄县情况来看，除地主富农外，大多数妇女都被纳入到村妇女组织，当时的名称不一，有叫妇女会、妇代会，甚至有的还沿袭着抗战时期的妇救会称号。各村根据规模不同选出若干妇女代表，并从中推选产生妇女委员，形成妇女组织的领导机构。据统计，黄县第一批参加的56个村中，妇女共计23863人，选出代表1172人，妇女委员480名，村村都建立起了妇代会。这一时期的妇代会是伴随着重建村政而组织的，它隶属并接受农会的领导。从妇代会结构上看，黄县绝大多数农村也并未对妇女进行单独编组，而是采取与农民混合编组的办法，但这并未影响妇女组织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影响。首先，父权家长制的宗族组织被打破，农村妇女终于走出家庭的藩篱，第一次在乡村构建起以性别为主体的组织。在考查湖南农民运动时曾精辟评论道“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调查中，不女表示，家里的老人和丈夫起初都不同意她们参加妇女会议，但“形势成那样了，上面天天讲要解放妇女，谁也不敢不让参加”。所以“只要铃一敲，小脚老太婆也慌得赶快来开会”；其次，通过参与组织活动。农村妇女有了明显的组织归属感。一些妇女干部回忆起时期的活动，不无自豪地讲道“村里有了妇救会后，我就参加了，那时的妇救会很吃得开，声誉很高”。(二)发展农村女党员，健全党组织中的妇女队伍。尽管黄县早在抗战期间就建立了妇女党支部，但由于长期属于统治区域，中共党组织中的妇女队伍仍比较薄弱，根据第一批参加的62个村统计资料显示，解放前这些村原有党员仅104名。所以，当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后，吸纳农村女党员、壮大党组织便成了重要任务。蔡畅为此曾指出“为了便于我党扩大和加强与劳动妇女的联系，便于我党扩大和加强对于妇女群众的领导作用，在发展新的党员时，希望能够包含一定数量的女党员……在新区乡村中，也希望能发展一些具备党员条件的劳动农妇入党。”正基于此，在黄县解放后短短的三年时间内，62个村的党员数量从104名急速发展为582名，其中妇女党员158人，党组织中的妇女队伍得到了迅猛发展。

通过，黄县的妇女组织第一次真正下沉乡村，成功将农村妇女组织起来。但这一时期的妇女组织是为适应运动而产生的，它因此也具备了一些特殊性：第一，由于当时国家意志主要通过政权体系和各种外派的工作队向乡村传递，加之尚未建立自上而下的妇女组织系统，农村妇女工作也主要依赖外派的工作队来引导与主持，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粘合剂。第二，黄县的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氛围中进行，妇女组织主要借助暴力强制开展工作，这显然不能适应和平年代的工作要求。

第三，妇女组织是农会的附属机构，依托后者而存在，当农会完成的历史使命解散时，妇女组织也一度出现涣散危机。鉴于此，实现全国解放后，国家自上而下迅速建立了完备的妇女组织系统，黄县妇女民主联合会也于1949年正式成立，并伴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将组织的触角延伸到了社队一级。1957年，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联章程》规定“基层妇联组织在农村应该以乡为单位建立”，妇女组织正式下沉乡一级；1962年《农村基层妇女代表会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又明确规定妇女代表会“设在大队或公社的，生产队的妇女代表一般可以成立妇女代表小组”，进一步规范了村内的妇女组织，所有这些都是为健全妇女组织，重新将分散的农妇组织化。从黄县情况看，经过这次整顿，基层妇女组织正式形成了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相一致的层级架构，即在公社和大队分别设相应级别的妇代会，生产队设妇代会小组。各级妇女组织必须接受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妇联的领导。由此，在党政合一、政社合一的体制下，妇女组织成为依托党组织及生产单位的机构，而后者也在事实上兼管了农村妇女的工作，特别是在能够进行直接生产和独立核算的生产队一级，队长因为拥有较强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支配权成为直接领导妇女群众的核心人物。

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户经营责任制的推行和制度的解体，妇女迅速从政治经济共同体回归家庭，集体时期为有效动员妇女参与生产而设置的妇女队长等职位也被取消。缺乏了生产单位体制的支撑，妇女组织变成只有妇代会主任参加的空壳组织，工作陷入瘫痪状况。面对这一状况，国家多次借助整党建党和村民自治工作，加强对妇代会的整顿改建，促进其角色转型；而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催生了一些农村妇女自组织，黄县近两年出现了妇女信贷担保协会、养猪协会等松散性妇女组织，这些组织内生于妇女自身的利益需求，得到国家和政府的引导与支持，成为新时期吸纳和重组妇女的有效形式。

三、吸纳、组织与动员：妇女组织下乡的功能分析

妇女占农村人口的一半，又是一个高度分散且外在于政治的社会群体，所以，现代国家必须得将这部分人组织起来，整合到政权体系中去，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革命时期的妇救会、妇女党小组以及解放后的妇代会等等都是整合妇女的有效形式，这些组织下乡的过程，实际就是国家将妇女纳入政治、寻求她们认同与支持的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妇女组织在国家整合农村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组织妇女

列宁1905年说过，“在夺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其它武器……唯有通过组织，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一支无法征服的力量”，因而，妇女组织的首要任务便是“组织妇女”，改变她们的分散性。当年的政府在政权下乡的过程中虽然也意识到了组织妇女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径，所以组织的意图终究流于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将妇女组织的发展同党组织紧密联系，当党的组织延伸到乡村，突破了家族共同体的局限将农民以政治共同体方式团结起来的同时，妇女组织也成功地把农村妇女从封闭的家庭小天地带到了乡村社会的大舞台上来。特别是解放以后，随着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每个乡镇和村落都设置有妇女组织，妇女被正式纳入自己的组织系统中，表现在：优秀的农村妇女被吸收到妇代会中；除特定时期的敌对分子外，每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妇女都属于妇女联合会成员；有共同需求的农村妇女还自发组建了不同类型的自组织。通过纵横双向的妇女组织网络，传统的家庭妇女获得了政治身份并接受组织的约束和领导，而党和国家的意志也借助于妇女组织网络渗透到了每个妇女身上，妇女组织成为领导与组织妇女参加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要机构，由此，她们终于超越了家庭的限制进入了更广阔的政治共同体，其组织化程度得到迅速提高。

(二)动员妇女

“共产党的专长是组织，他们的目标是把大众动员到他们的组织中去。对他们来说，动员与组织是齐头并进的。”作为党的群众团体，“动员”也成为妇女组织的一项重任。在传统中国，农村妇女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因此，妇女组织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是解决贫苦妇女的切身利益问题，使她们形成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自觉自愿地参与到组织活动中去；二是宣传、教育和发动妇女大众，使她们具备基本的政治素养。就前者而言，拿革命时期的黄县为例，不少党员最初都是深受封建家庭迫害的贫苦妇女，在组织的帮助下才脱离封建家庭，加入党的队伍。如黄县有名的女烈士张超(化名)，就是在党员乔子平(化名)的鼓励下，才敢于反抗母亲包办的婚姻，同其傻丈夫决裂，最终走向革命。而就宣传教育来讲，妇女组织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将其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根据《黄县妇女运动史》记载，解放前，妇救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抗日宣传，为此还专门组织了青年妇女抗日讲演队，“每傍晚时分，就教唱抗日歌曲，进行讲演，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所到之处，均影响了一批农村妇女。解放战争时期则发动妇女为军队筹粮筹款，缝制军用衣物，并动员家属参军支前，从当时流传的歌曲“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中我们就可感知出妇女组织在战争中的伟大动员作用。而建国后，农村妇代会正式成为隶属党组织的群众团体，因此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宣传和发动妇女就更是妇代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据调查，建国后妇女组织的动员工作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进行：一是下派农村的妇联干部。某下派干部回忆道：“我当时也包了一个生产队，每天跟着群众一块干活儿……干完活还要领着学习，学习革命理论，唱革命歌曲”。二是农村妇代会干部。“国家发政策我们就负责宣传，大队的妇女主任开会布置这段时间的工作内容，传达文件，我们再往下宣传。像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就要挨家挨户宣传动员”。三是村级妇女宣传员。尤其在集体时期，村村都有宣传员，不少有文化的青年妇女都被吸纳为宣传队成员，在该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通过这种有组织有安排的宣传动员，党和国家的意志以及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渗透到妇女的内在心理，而妇女在经历了这一政治社会化过程后，其政治意识以及对国家体系的认同感也得以基本形塑。

(三)吸纳和输送妇女精英

除了组织与动员外，妇女组织下乡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吸纳与输送妇女精英，为她们提供施展才华、参与政治的平台。加拿大学者宝森通过研究费孝通先生《云南禄村》一书，得出结论：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妇女“在政治等级中没有担任任何直接、正规的角色”，“民国政府及其保甲制下的地方部门似乎也完全将妇女排斥在外。”换言之，在正式体制中农村妇女缺乏参与政治的渠道。“直到共产党革命的到来，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共产党首先就是通过其领导的妇女组织来吸纳精英的，妇女组

织中的政治职位被天然认定为妇女专属，通过这些职位，精英们拥有了实质的参政机会。拿集体时期的妇女队长为例，她们通常都属于队委会成员，可以经常参与、讨论生产队内部公共事务，享有比普通社员更多的参政机会。妇女组织还实际承担着输送党员和为其他职位培养女干部的责任。从理论上讲，培养女党员同妇女组织间并无直接联系，但在现实运作中，许多妇女精英往往是在担任了妇女干部以后才有了入党的要求和机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这一特征尤具普遍性。以黄县吴村为例，20世纪80年代后，该村共培养了4名女党员，她们均当过村妇代会主任，其中3名是任职后入党。访谈中，不少女党员也表示：“如果不干妇联，我肯定不会入党的，没啥用处……主要是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才人。”另外，除输送党员外，妇女组织也承担着为权力核心职位培养女干部的重要任务。典型例子就是，黄县目前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7名妇女均有从事妇女工作的经历，这一现象并非偶然，部分女干部解释道：“妇联这个岗位就好像一个跳板，你必须得经过这个跳板，别人才能发现你，不经过这个阶段，女人是很难当一把手的。”可见，无论是从政治意识还是政治机会上而言，妇女组织都为精英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和平台。

四、余论

通过对华北黄县农村妇女组织构建过程及功能的追溯和分析，可以看出，妇女组织的建构与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齐头并进。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是妇女组织萌生的历史契机。当时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一批名目繁多、弥散纷杂的妇女团体，但由于晚清与政府“政权下乡”的失效，这些妇女团体成为无根的组织，仅滞留于城市发展，未能渗透到乡土社会。共产党注重从底层动员民众，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将妇女组织建设同党组织的发展紧密相关，通过抗日救亡、与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党成功地将妇女组织扎根于农村社会。但由此，也使其结构深深地烙上了国家主义与政党的色彩，表现在：抗日时期我党最早构建的妇女组织便是脱胎于党组织的妇女党小组和党支部，而妇救会更是在中共党组织的实际掌控下运转；时期轰轰烈烈的妇女会则以中共领导的农会为组织依托，其工作方式亦沾染上特殊年代革命的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妇代会更被赋予党的群团属性，接受党的领导并建立了与党组织相似的层级架构，时光流转、社会变迁，农村妇代会的这一结构属性却被保留下来，影响至今。更进一步地讲，结构影响功能，百年来妇女组织在乡土社会的作用也与其结构性质相吻相合，即吸纳妇女、动员妇女与组织妇女，而同样，这些功能亦是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其政治需要而产生的，体现出明显的国家建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