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经济学与前景理论、海纳模型

作者简介：费云舒：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幸福经济学逐渐成长为新兴经济学分支，研究经济增长与幸福的关系。行为经济学亦挑战了传统经济学关于理性和偏好的预设，其中前景理论和海纳模型为分析幸福经济学提供了一些启示。

关键词：幸福经济学；前景理论；海纳模型

自“边际革命”以来，幸福与收入具有正向相关关系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乃至公共政策领域视为公理。但主流经济学家所谓“收入越多，幸福越高”的命题日益受到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挑战，并遭受大量经济社会实际情况的质疑。在此背景下，幸福经济学逐渐成长为新兴经济学分支，研究经济增长与幸福的关系。行为经济学亦挑战了传统经济学关于理性和偏好的预设，其中前景理论和海纳模型为分析幸福经济学提供了一些启示。

一、幸福经济学综述

传统经济学从边沁开始，追求幸福效用化，并不断“最大化”，孜孜不倦的求解效用物质化、物质效用最大化。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自私而完全理性的，市场是完美而最终均衡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纪人，在参与市场过程中会自觉地又个人效用最大化实现全社会效用最大化。与之不同，卡尼曼创建的幸福经济学吸收心理学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认为人既是自私利己又是无私利他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市场也是不完美和非均衡的，市场参与者主观上的最大化理性并不一定存在，理性表现为满意化倾向而不是最大化原则。也就是说幸福经济学存在三大假设，自私与无私相统一的人性假设；最大化原则与满意化原则相统一的有限理性假设；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设。通过对传统经济学的不断反思和实证检验，我们逐渐看到它的生产和消费成本理论忽略了生命成本，真实情况是市场非均衡也不能最大化，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只能实现满意化而非最大化的交换。除了批驳以外，幸福经济学还具体建立了幸福模型，包括幸福变量与幸福函数、幸福指数与数据结构。在宏观上，它要求用幸福总量代替财富总量，构成幸福指数的生存状况、生活质量、身心状况、幸福感比较和人际关系以及社会认同，用国民幸福指数取代国民生产总值①，主张效用不等于价值，价值是快乐，效用是决策效用，把偏好用个人效用函数表示，把快乐表示成一种福利函数。在实际运用层面它最终要回答什么是幸福，怎么度量和实现幸福。首先幸福与快乐有区别，快乐就是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从物质到精神的动态过程。幸福是人们对当前某一阶段生活的总体感受和自我评价，是对一个时段内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快乐的加总求和，简单来说幸福是函数，快乐是变量。

对幸福经济学的讨论是从幸福悖论开始的，1971年心理学家布里克曼和坎贝尔发表了《享乐的性对主义和规划美好的社会》。他们用心理学“适用水平”研究个体和集体幸福，发现人们总是适应各种变化，收入增加短期内能提高人们收入和消费水平，额外的幸福感也会很快消失。因此客观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个人幸福没有多少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②。伊斯特林1974年实证反驳，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内，幸福水平与收入水平是呈现一定正相关性的。另一方面，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和幸福之间却没有正相关性，富国的人并不比穷国的人更幸福。托夫斯基也进一步研究。莱亚德的研究回答了财富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我们怎样做才能更幸福、是否能追求普遍的善、能否最大化幸福。目前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忽视变量”理论以及“对比视角”理论③。前者认为经济学忽略了健康、政治参与、自由、平等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而仅仅关注GDP的增长。如果GDP与这些非经济因素负相关时，由GDP增长带来的幸福感就可能会被不同程度的抵消。后者认为个人幸福感不仅仅与个人的绝对收入水平正相关，还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负相关。因此当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提高时，收入-幸福曲线反而向下移动。比如弗兰克④提出的相对消费理论，一个人相对地位决定了他的主观福利，地位竞争并不会使得整个社会福利增加，而仅仅再分配个人的福利，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并没有增加。

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于认为，每个人都初始设置了一个幸福水平，短期来看幸福感上下波动回落，但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会让这个水平恢复到初始值。这个解释的心理学基础是心理适应性理论，个性和基因导致了人们幸福感的偏离与恢复。卢卡斯⑤进一步指出，幸福定位点会被重大事件影响而变动，比如离婚、失业。我不太接受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形成的“享乐疲劳”理论，即更高的收入只是使人短暂地快乐，然后又迅速回到以前的状态，并迫使人们不断追求更高的收入并使自己始终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其实这个理论可以追溯到贝克尔和拉尤的修正，如果自然演化最终选择了S形的幸福函数，就可以解释享乐突然出现迅速增加的幸福感。⑥因为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工作和闲暇的分配有了相对灵活的调整空间，相对而言不必为了一些收入而放弃闲暇。对幸福悖论的讨论还涉及到了社会学方面，有学者认为低收入者提高收入而得到正的幸福效应，是因为他们会因为收入增加而改善人际关系，有助于培养友情，极端的贫困对人际关系造成威胁。高收入者恰恰相反，他们有更大可能为了获取财富去损害与他人关系，因而得到负的幸福效应。

二、前景理论与幸福经济学

前景理论认为人们通常不是从财富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输赢的角度考虑，关心收益和损失的多少。如同之前阅读材料总结的，前景理论有两个定理，即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传统效用期望理论，假设风险中立，不确定性下把期望值和概率相乘，来算期望效用值。在不确定性下决策时，选择期望效用较大的选项，收益的边际效用递减。而行为经济学预期理论假设，在获得区域里风险规避，而在损失区域里，追求风险。

我认为可以和幸福经济学联系的内容首先是关于期望的函数。幸福效用期望值是收益的效用值与该收益发生的心理概率内积之和，个人对获得带来的幸福效用边际递减，对损失带来的幸福效用从心理上预期递增。到U型曲线，当经济增长达到r值后，对幸福效用提升的作用才明显；在[r，R]的主区间内幸福效用随经济增长边际递减；而超过R值之后，幸福效用会明显下降。在经济损失区域，幸福效用损失缓慢地边际递增，损失超过值t后，幸福效用随着经济损失扩大。此外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有效手段，而幸福经济学主张人们是否幸福与很多跟财富无关的因素有关，尤其是时间和社会的比较，可以带给人们幸福感。如果他的生活水平不高，但是生活时不时有些起伏变化，比如探险、旅游，就会使人感到幸福增加。毕竟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能，但社会财富资源是有限的，富裕与弱势群体的贫富鸿沟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我们处在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经济环境，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出选择，前景理论就提出了一套决策规范。对幸福经济学的启示在于，把幸福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告诉人们绝对财富的鸿沟无法填平，而幸福感却可以被每个人所拥有。也可以说决策者的理性并不完备，依赖于他的记忆力和对幸福的想象和认知，后者又依赖于他所处的情景，有社会和时间比较的因素在里面。

三、海纳模型与幸福经济学

海纳模型的核心要素是“不确定性”，它的最关键推论即凡是可预期的行为，必定遵循某些行为模式，或者说有限理性的行为是可预期的，而且理性程度越低，行为越可预期⑦。重要性的排序，是纯粹主观的排序，基于上一节的前景理论，是个人想象中的事物重要性的排序不完备也谈不上理性。当决策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时，我们关于重要性的排序依赖于C-D gap。海纳模型T算子的平面图中那条临界线刻画了创新行为的可能性，理性晨读越高，行为主体的最优选择就越可能落在临街线的右上方，从而创新行为a就是最佳选择，否则理性程度很低，就可能落在临界曲线的左下方从而最佳选择是A里的任何除a以外的元素。集合A指的是全部有模式可循的行为的集合。

我认为把海纳模型运用到幸福经济学里面，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守旧使人幸福，还是创新使人幸福。汪老师在其讲义中谈到过⑧，海纳模型与BIS/BAS模型结合使用的可能，产生出带有人格差异的海纳模型，这样BAS得分高的人，海纳模型中的临界线就会大幅度下降，BIS得分高的人临界线会大幅向上移动。对于一个理性程度较低的人，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教育程度高低和理性程度正相关，一个教授常识上应该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理性，理性程度较低人倾向于守旧，并从以往守旧得到的幸福经验上推断出，守旧使人幸福。那么随着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会减小，比如有更多的钱去搜集信息、人际交往，这时候他们行为的正误比（r（U）/w（U））会增大。因为这些理性程度较低的人可以通过咨询别人、学习知识等方式来降低错误率，而这些行动肯定需要收入支持，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农村贫困家庭不先解决饥饱之虞而先把孩子供上大学。随着不确定性缓慢减小和正误比的缓慢上升，这些虽然还是处在临界线的下方，但是他们守旧的方式不同了，有了新花样，我觉得可以叫做“守旧式创新”。由于他们理性程度较低，守旧使他们幸福，因此在这个阶段收入增加、幸福增加。但是随着收入进一步增加，正误比总有一天会扩大到让他们处于临界线上。但是由于创新是不幸福的，因此在收入进一步增加的阶段，他们往往幸福感下降了或者保守地认为幸福感增量下降了。但是社会上有人理性程度相对高，对他们而言创新使人幸福。于是他们收入增加，不确定性同样降低，正误比同样上升，把他们放在临界线更高位置，结果确实他们因为更多创新行为而感到更加幸福了。这也符合实证结果中，有的人收入增加而幸福增加，有的人收入增加幸福减少的事实。我认为海纳模型还启发了国家层面的幸福经济学，有学者提倡用国民幸福指数代替国民生产总值，但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国家，有的国家是守旧偏好的，有的国家是创新偏好的，我想一个解释是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不同。用海纳模型解释幸福经济学，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个人的理性程度是否随着收入或幸福感的改变而改变，国家的创新或守旧偏好是否随着国民财富积累而改变。（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行为经济学讲义[M]，汪丁丁 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走向一种幸福经济学，马克・安尼尔斯基，何海源 译，[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10月

[3] 幸福经济学在中国――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任海燕、傅红春，[J]江海学刊，2012.1

[4] Robert Frank，Positional externalities cause large and preventable welfare losses

[5] Richard Lucas，Adaptation and the set-point mod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6] Easterlin.R，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ome empirical evidence，1974

[7] Ronald A.Heiner，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we，Volume 73，Issue 4（Sep.，1983），560-595

注解：

① 走向一种幸福经济学，马克・安尼尔斯基，何海源 译，[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10月

② Richard A.Easterlin，A puzzle for adaptive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

③ 幸福经济学在中国――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任海燕、傅红春，[J]江海学刊，2012.1

④ Robert Frank，Positional externalities cause large and preventable welfare losses

⑤ Richard Lucas，Adaptation and the set-point mod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⑥ 行为经济学讲义，汪丁丁 著，[J]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7页

⑦ 行为经济学讲义，汪丁丁 著，[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1页

⑧ 行为经济学讲义，汪丁丁 著，[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