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雕塑面面观

城市雕塑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中国的城镇几乎处处可以看到城市雕塑。城市雕塑在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和丰富社会生活、提升城市内涵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4年,上海制定了城雕发展规划,各个区也逐渐制定了本区城雕发展规划。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一些优秀城雕作品,如坐落于淮海中路上深受公众喜爱的《都市中人》(即“打电话的少女”),如徐家汇公园中由马赛市赠送的《希望之泉》,如上海展览中心前法国雕塑家阿曼的《飞跃的马》等。此外,上海市中心区域也已建起一些雕塑公园。随着2010上海世博会的到来,城雕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一件优秀城雕的诞生,不仅牵涉到规划设计、环境管理、雕塑构思、制作安放,还牵涉到后期管理与维护等等许多方面。因此,城市雕塑究竟如何做到良性发展,尚有许多探索与改进之处。

“淮海路的女儿”在哭泣

――何勇访谈

文/程也

终于与何勇面对面坐在一起,开始了采访。

作为上海油画雕塑院设计师,何勇有许多优秀作品为业界以及公众所喜爱,如《都市中人》、《幻笛》及原放置于衡山路的《蓝调》等,要说其中最为人们熟悉的,则莫过于淮海中路上的“打电话的少女”铜像――1996年“少女”落成,这是淮海中路上第一座铜像雕塑,一露面,立即赢得了市民群众的喜爱,还被收进了《中国雕塑史》和《中国美术全集》。然而也正是从走出深闺面向大众开始,这个手执话筒的年轻女孩命运多舛:

1998年“少女”倒地,原因可能为“盗窃未遂”;

2000年春节期间“少女”失踪,经追踪调查发现,铜塑被盗并被轧成碎块贱卖;

2004年在市民的重建呼吁下,三种重塑设想在现场进行公示,并于2006年5月新“电话少女”复位,而到了2008年,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话基座被盗;

2010年1月27日,新“电话少女”拦腰被截……

一次又一次,淮海路的“女儿”在哭泣。

2006年落成的新“电话少女”雕塑的“电话机”上有一些数字和文字:“1996年2月―2006年3月”、“美好”、“遗失”、“期待”、“关爱”、“温暖”、“重生”。何勇表示,这些日期和文字是他从创作第一尊“电话少女”雕塑到重塑完成新版雕塑期间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说是“少女”的内心独白。对于新版“少女”,“我用‘重生’而不是‘复原’,因为此‘少女’已非彼‘少女’简单的拷贝。”何勇说,“当时关于恢复这个雕塑的呼声很高。是恢复还是怎样,我先后共提出了三套重塑雕塑方案。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倾向于最早提交的‘脚印’方案,就是在‘打电话少女’原址下方塑一双脚印,在原存留的电话架上用特殊的感光材料制作一张原作的‘少女’形象图片及相关文字。因为原作已经不复存在,‘少女’已经走远,但是她牵动了太多人的心灵,记载着上海关于淮海中路的许多城市记忆。这个雕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物品,她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事件,一个故事。”

经过反复斟酌,考虑到公众对“少女”的热爱,有关方面最终还是决定部分地采用第三种方案,即在适量修改调整的基础上恢复原貌。“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还原这尊雕像。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上海这座城市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认为‘少女’也应该拥有新的元素,变得更加适合淮海路的新面貌。”重生后的“少女”从原先黄铜的材质改成了银白色的镍白铜,尽管镍白铜的铸造难度非常大,但产生的效果则更加新颖时尚。其次,人物造型也进行了修改,头发和裙子微微摆动,上衣从有袖变成无袖样式,原先少女挎着的小包,因略显累赘而取消。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长方形电话架,也改成镂空体,使得整个雕塑变得通透灵动。

何勇对城市雕塑有着深入的思考,城雕是公共艺术,必须与具体区域、具体城市的环境氛围相适应。只有在适合该地、表现出该地的文化内涵并进行提升的基础上精心打造才能做出对得起公众的好作品。这种思考具体体现在“打电话的少女”上,从1996年第一次构思到2006年的调整,可谓一以贯之。起初,作为上海“十大城雕”项目之一,该雕塑所处的地点是淮海中路,旁边是建造中的地铁一号线的一个出入口。什么是这里的语言?何勇在思索着感受着。“地铁是一种沟通人们从此到彼的交通工具,把人们联系到了一起。电话也是同样,世界因此变小,人们因此走得更近。我想我找到了一种呼应,从而使这尊雕塑的出现凝聚一种场所精神。”这就是创作“打电话的少女”雕塑所负载的理念。

有了理念又该用怎样的手法去表现呢?经过反复思索与造型,雕塑的表现方式突出了生活化,仿佛随意定格一个特写,貌似不经意而为的一个动作中包含了所有的内涵。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城市雕塑中,很多雕塑作品是直面观看者的,你在看她,她也在看你,对视中完成了交流。但是“打电话的少女”却半低着头、侧着身,沉浸在聆听电话的专注中,似乎忘记了身边还有你的目光。对此,何勇说:“我觉得对视是一种交流,不对视也是一种交流。我想让这尊雕塑不仅仅只是一尊雕塑,而是一个在你路过这里时走过你身边的一个普通女孩。也许你没有特别注意到她,但你会感受到一种擦肩而过时的亲切与美好。”

多年来,人们叫她“打电话的少女”,忘记了雕塑本身的名字。因为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走在淮海中路上的正在打电话的少女,并不引人注目却引起公众长久的热爱,“少女”的魅力不言自明。在她遭到破坏时人们纷纷表示伤心与愤慨,在等待她归来时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期盼。2000年10月16日晚的一幕也许人们还记忆犹新,“打电话的少女”突然出现了,上百名路人驻足观看。原来,这是由真人扮演的“真人铜像”。“这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特别策划的‘找回失踪少女’公益活动。当时天气挺冷,模特在那里坚持着,我很感动。另外还有市民写信去媒体,表示愿意出资重塑等等。人们的表达形式不同,但人们对‘少女’的爱是发自内心的,这更让我感动。”何勇说。

新版“打电话的少女”落成之后,有关部门表示将安装防盗报警装置,以防再次被盗。然而,“少女”的心并没有能安定多少时间,2008年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话基座被盗。2010年1月“少女”被人拦腰截断,在霏霏细雨中躺倒街头。“怎么会有人又去破坏她?!” “为什么没听见报警声?”许多市民纷纷摇头。事情发生后,卢湾区政府、警方、卢湾区城市规划管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等都到现场查看了情况,在短时期内将修复的雕塑放回了原处。在一片忙碌中,却没有“少女之父”的身影。何勇表示,最近的一次雕塑从被毁到恢复,一直没有任何相关部门通知他,关于修复的情况他也不明了。这同上一次雕塑电话部分被盗及修复时的情况一样,当时对于电话的异质感和粗糙感无论是何勇还是观众都感觉十分不快。其实,何勇一直保留着重塑时的原始模型,在雕塑每一次被破坏后他都希望有关部门能与他取得联系,希望能将修复工作做到最好。毕竟从感情上说,他对该雕塑有着最直接的思索;从质量上说,只有他最有可能还原原作。然而面对发生在“打电话少女”身上的这种一次次面目全非的所谓“修复”,何勇说:“我感到很无奈。”

“打电话的少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城市雕塑,其遭遇曲折而典型。对于她,人们或许可以有很多解读。作为城市文化的名片,城雕可以展示和提升城市精神;同时,城市文明程度也在城雕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烙印。也许,面对一个城雕作品,欣赏之外还应该思索一些什么。“淮海路的女儿”一次又一次的哭泣不该被遗忘,她的命运,应该成为上海城雕建设的一个典型案例,折射出一系列思考。

唐世储,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是上海最早从事城市雕塑的艺术家之一,曾任上海美术家协会雕塑艺委会主任、上海油画雕塑院雕塑创作室主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等职。他的雕塑作品涉及大型城雕设计、人物纪念雕塑及肖像雕塑创作。主要作品有:上海宝山烈士墓浮雕《战斗、胜利》;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恩格斯》大型石雕像;寓言雕塑《东郭和狼》、《伯乐惜马》、《猴子捞月》;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纪念铜像(立于上海黄兴纪念公园);总司令像(立于四川仪陇纪念馆序厅);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全身铜像(立于安徽宁国市);爱因斯坦像(立于上海城市雕塑公园)等。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回顾了上海城市雕塑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并对现今城市雕塑方面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城雕发展30年

问题与进步共存

唐世储可以说是新时代城市雕塑发展的亲历者。从1982年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1992年更名为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至今,唐世储伴随着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走过了将近30年的发展历程。唐世储觉得中国城雕发展的成绩是肯定的,但是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和欧洲数百年的城市雕塑历史相比,中国城市雕塑的基础相当薄弱。一方面经历了的动荡之后,专业人才匮乏;另一方面,政府组织者也缺乏管理经验,无论是规划还是项目操作都存在不少问题。除此之外,社会的认知、老百姓的接受度也有待改善。

在上世纪90年代,城市雕塑经历了一段比较混乱的时期。所谓全民干雕塑,谁能接到雕塑项目,谁就能赚钱。唐世储回忆说当时的主管部门基本上不愿意去找专业院校去做城市雕塑。很多个体户、广告公司甚至是工程队都进入到城市雕塑的领域,用低价来冲乱市场。一时间,各种雷同的劣质雕塑布满全国,比如“火箭”加“原子结构”的科技雕塑,以及一个球加一双手的“托起希望”雕塑。而在那一段时间,油雕院基本上做不到雕塑。

另一长期困扰城市雕塑发展的弊病就是长官意志。唐世储认为领导对于城雕的审点应该在政治上,而不是在艺术上。过去很多领导都喜欢把自己的个人喜好强加在雕塑家的艺术创作之上,这其实是不尊重艺术创造规律的表现。就算是雕塑家的作品不合领导的胃口,主管领导也不应该轻率地干预,而是应该和雕塑家多进行沟通。唐世储说很多时候雕塑家并没有和领导解释甚至见面的机会。“听解释的人不是最后拍板的,最后拍板的听不到我们的解释。我相信如果能够和领导之间进行更多、更直接的交流,很多城雕作品会做得更好。”

就上海而言,近些年随着政府的关注,城市雕塑的发展逐步走向正轨。现在上海各区县规划局都成立了景观雕塑科,结束了从前美协、规划、绿化园林部门交叉管理的混乱局面。此外上海市也制订了城市雕塑的发展规划大纲,要求各个区制定本区的城雕发展规划。唐世储作为专家也参加了好几个区的城雕发展研讨。他说,现在政府很重视城市雕塑,也有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和规划,以前那种混乱的竞争局面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重点项目找专家,一般的装饰性项目找装饰公司的局面,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大家的定位不同,各自的特点也不同,把市场细分开,各自找准各自的定位,有利于整个城雕艺术的发展。

上海为何缺乏

城雕精品力作

尽管近些年来上海城市雕塑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在唐世储看来,真正能够代表上海城市形象的精品力作还是没有产生。“我们说到广州,会想到五羊雕像;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渔家女、兰州的黄河母亲这些雕塑都是城市形象的象征。再扩展出去,像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已经代表了美国的国家精神。而反观上海,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产生过真正能够代表这座城市精神和形象的精品力作。”唐世储说。

的确,不仅是专家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普通上海市民也认为上海缺乏具有震撼力的城雕精品。在此前进行的一项关于上海城雕现状的调查中,有80%的城雕被市民认定为平庸的作品,优良和低劣的比例各为10%。而对于真正能够代表上海城市形象的力作,市民的答案五花八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的确缺少能够被大多数人认同的城雕精品。

之所以长期以来都缺乏精品力作,唐世储认为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主管部门在制定规划时都把数量放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唐世储说:“我参加过好几个区县的城雕规划研讨。应该说政府职能部门对城雕非常重视,制定规划时也非常细致。但是他们通常都比较注重数量,在规划中常常把具体的雕塑数量规定得很细。比如到2010年要建设50个或是100个城雕。我觉得城市雕塑并不是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不是柴米油盐,它更多的是文化层面的东西,所以,宁缺勿滥是规划时必须要考虑的。因为100个平庸的作品,其影响力可能还不如一两个高质量的作品。”

其实缺乏精品力作这个问题不仅在城雕方面,在其他各个艺术门类中都存在着相类似的问题。不少艺术门类已经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做出了一定的探索。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就为打造舞台艺术的精品力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像京剧《廉吏于成龙》、昆曲《班昭》、越剧《陆游与唐婉》、杂技《ERA时空之旅》、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话剧《商鞅》等,都是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打造出来的精品。在美术方面,文化部从2004年启动了“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工程”(后定名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财政部特批资金1亿多元用于支持美术创作。这些例子都是值得城市雕塑借鉴的。尽管各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但还是缺乏像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这样的部级的政策扶持。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人物是需要相关政策扶持的。要投入大资金、花大时间,精工细作才有可能出精品。

要打造精品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在有了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具体的实施操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设计制作过程中,唐世储认为首先是规划选址:“选址很重要,位置一定要选在多数人能够接触到的地方。如果放在群众看不到的地方,又何谈影响力呢?有些政府部门提出在城雕建设中不留死角,面面俱到,我觉得是错误的。城雕不是公共厕所,多少面积,多少人口必须要建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就不要建。”唐世储继续说:“其次是要和周边环境相协调,体量要合适。重要题材的作品不能太小,但也不能超出环境的承载力。现在上海很多雕塑都存在体量不合适的问题,尤其是人物的全身像,很多都偏小,缺乏艺术的表现力。第三是制作加工过程比较粗糙。”上海本身的制造加工能力是非常强的,但这么多年,上海的工业力量并没有加入到城雕制作的过程中来,这一点非常遗憾。唐世储举了铸铜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像上海船厂这类的大型企业都有很强的加工能力,但是上海的城雕很少去这样有能力的企业加工,往往是送到外地的小厂制作,主要是因为便宜。”

城市雕塑公园

切勿重蹈覆辙

去年年底,唐世储的最新作品“爱因斯坦像”在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落成,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特意为这座雕像揭幕。爱因斯坦曾两次经过上海,并为上海的学术界做了报告,当爱因斯坦第二次经过上海的时候,他得到了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为了纪念爱因斯坦与上海的渊源,应爱因斯坦家乡乌尔姆市的提议,在上海建成了爱因斯坦的纪念雕像。我在唐世储那儿见到了那张合影照片,令笔者稍感遗憾的是,在那样的情形下,雕像作者似乎被“边缘化”了――居然站在一排人中的最靠边位置。按理,他是应该紧靠德国总理和上海市领导的。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此番雕像落户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唐世储说这是因为原先规划的安放区域由于市政改造而无法安放,于是便临时落户于上海城雕中心,待日后另行搬迁。

尽管这次雕像落户上海城雕中心是临时的,但是唐世储对于城市雕塑公园这种形式还是表示了肯定。“城雕公园的出现是好事情,为城雕能够有相对比较集中的展示提供了机会,也可以让市民更多地接触城雕,欣赏城雕。”但是唐世储对于眼下各地大力建设城雕公园也心存隐忧:“以前全国各个地方都建立了很多名人园和微缩景观公园,结果这些地方都在重复建设和雷同中渐渐消亡,我希望城市雕塑公园不要重蹈这样的覆辙。”的确,仅上海就已经有了静安雕塑公园、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月湖雕塑公园和张江雕塑公园等多个城雕公园。如何合理定位和合理规划,是城雕公园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唐世储看来,目前上海的城雕公园在建设上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急功近利。唐世储说:“我之前去看过静安雕塑公园。应该说政府能够在市中心区拿出这样一块土地建立雕塑公园是非常有魄力的。在这样一块狭小的空间内如何合理布局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不能有用‘三五年建成’这样的概念。”雕塑不是工程,它需要的是艺术家的创作灵感,“短平快”的建设思维对作品质量的影响很大。唐世储说:“好多年前,我参加一次研讨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领导说我们造一个大桥才10个月,投资十几个亿,但你做这个雕塑却要做三年。这个当然没法比,雕塑不比造桥铺路,可以加班加点。我觉得尤其是和重大市政项目相结合的城雕,要允许工程先完工,雕塑再落成,要允许艺术家多思考,多推敲。”在这一点上,我们曾经的老大哥苏联就比较合理,唐世储举例说:“苏联做一个大型的城雕项目往往需要10年时间。比如纪念卫国战争胜利40周年的雕塑,在30周年时就已经开始规划了。从选址到方案招投标,一般需要3―5年的时间。在方案确认后至少还要花上5年时间让艺术家进行设计、制作和加工。”

对于上海城雕公园的发展,唐世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城雕公园可以作为雕塑展示的阵地,不定期地举行雕塑展览,让有限的空间容纳更多的雕塑作品,让市民更多地接触雕塑作品。在这个基础上挑选一些优秀的、被大众普遍认可的作品,永久地落户城雕公园。经过这样的筛选后,才能建立起经得起人民检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城雕公园。

对于国外雕塑作品

选择要慎重

近年来,上海街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国外艺术家的城雕作品,甚至有不少都是著名艺术家的代表作。这无疑激发了更多市民关心关注城市雕塑,也对上海城市雕塑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一些问题。并非国外引进的雕塑就一定代表着高水平,不少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不同程度地存在崇洋的思想。

唐世储觉得,这并不是说排斥国外的雕塑家和作品,但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有些国外雕塑家的作品来了之后,我们也哭笑不得。有些听说知名度很高,但他们的作品未必在我们这里就能受欢迎。别说普通市民了,就连我们这些同行也都看不懂。

就算是知名雕塑作品,在购买时也同样需要慎重。近年来不少房地产商都热衷于购买知名雕塑来提高自己楼盘的品位,其中最著名的非“思想者”和“大拇指”莫属。对于这些现象,唐世储认为如果仅从商业行为的角度来看,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这些作品的价值到底有多大,是存在疑问的。比如罗丹的思想者,这尊雕塑在全世界各地多得不胜枚举。罗丹博物馆大量的复制出售,据说他们的模具都已经编了几十号了,如果一个模具可以复制10座,可想而知这座雕塑的价值还有多少。浦东的“大拇指”也一样,原作7米高,搬到上海的是一个2米高的玻璃钢复制品,其实在圈内人看来,这些复制品并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唐世储提出如果是政府要出资购买相类似的作品的话,一定要慎重权衡。毕竟是用纳税人的钱,花得值不值要多征询各方的意见。

当然上海市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改善,对于国外高价雕塑作品也保持着理性审视的态度。唐世储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之后,为了感谢投票给中国的国际世博局委员,上海准备在世博园区内为他们做一组雕塑。当时委托了一位据说非常知名的法国雕塑家设计。后来这个法国雕塑家带着设计小样来到上海,相关领导为了慎重起见,组织了五位专家审稿,唐世储也是专家团成员之一。当专家们看过设计小样后,觉得从稿子的质量来看也就我们这里大学二年级的水平。为了慎重,专家们又提出让法国雕塑家提供以往作品做参考。结果一看,的确水平不行,于是相关部门就否决了这个方案。唐世储认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做法非常理智,体现了很高的水平。

唐世储表示,上海城市雕塑迎接新的发展高度已经具备了相应条件。无论是政府的重视还是技术上支持都是历年来最强大的。更重要的是,上海迎来了世博会的发展契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雕塑家都希望能够在上海这座大舞台上留下自己的精彩作品,相信会有大量经典的城雕作品出现在世博园区,也希望能够借助这次世博会的契机留下真正能够代表上海形象和城市精神的伟大作品。

把脉上海城市雕塑

――唐世储访谈

文/梁立中

终于与何勇面对面坐在一起,开始了采访。

作为上海油画雕塑院设计师,何勇有许多优秀作品为业界以及公众所喜爱,如《都市中人》、《幻笛》及原放置于衡山路的《蓝调》等,要说其中最为人们熟悉的,则莫过于淮海中路上的“打电话的少女”铜像――1996年“少女”落成,这是淮海中路上第一座铜像雕塑,一露面,立即赢得了市民群众的喜爱,还被收进了《中国雕塑史》和《中国美术全集》。然而也正是从走出深闺面向大众开始,这个手执话筒的年轻女孩命运多舛:

1998年“少女”倒地,原因可能为“盗窃未遂”;

2000年春节期间“少女”失踪,经追踪调查发现,铜塑被盗并被轧成碎块贱卖;

2004年在市民的重建呼吁下,三种重塑设想在现场进行公示,并于2006年5月新“电话少女”复位,而到了2008年,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话基座被盗;

2010年1月27日,新“电话少女”拦腰被截……

一次又一次,淮海路的“女儿”在哭泣。

2006年落成的新“电话少女”雕塑的“电话机”上有一些数字和文字:“1996年2月―2006年3月”、“美好”、“遗失”、“期待”、“关爱”、“温暖”、“重生”。何勇表示,这些日期和文字是他从创作第一尊“电话少女”雕塑到重塑完成新版雕塑期间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说是“少女”的内心独白。对于新版“少女”,“我用‘重生’而不是‘复原’,因为此‘少女’已非彼‘少女’简单的拷贝。”何勇说,“当时关于恢复这个雕塑的呼声很高。是恢复还是怎样,我先后共提出了三套重塑雕塑方案。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倾向于最早提交的‘脚印’方案,就是在‘打电话少女’原址下方塑一双脚印,在原存留的电话架上用特殊的感光材料制作一张原作的‘少女’形象图片及相关文字。因为原作已经不复存在,‘少女’已经走远,但是她牵动了太多人的心灵,记载着上海关于淮海中路的许多城市记忆。这个雕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物品,她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事件,一个故事。”

经过反复斟酌,考虑到公众对“少女”的热爱,有关方面最终还是决定部分地采用第三种方案,即在适量修改调整的基础上恢复原貌。“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还原这尊雕像。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上海这座城市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认为‘少女’也应该拥有新的元素,变得更加适合淮海路的新面貌。”重生后的“少女”从原先黄铜的材质改成了银白色的镍白铜,尽管镍白铜的铸造难度非常大,但产生的效果则更加新颖时尚。其次,人物造型也进行了修改,头发和裙子微微摆动,上衣从有袖变成无袖样式,原先少女挎着的小包,因略显累赘而取消。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长方形电话架,也改成镂空体,使得整个雕塑变得通透灵动。

何勇对城市雕塑有着深入的思考,城雕是公共艺术,必须与具体区域、具体城市的环境氛围相适应。只有在适合该地、表现出该地的文化内涵并进行提升的基础上精心打造才能做出对得起公众的好作品。这种思考具体体现在“打电话的少女”上,从1996年第一次构思到2006年的调整,可谓一以贯之。起初,作为上海“十大城雕”项目之一,该雕塑所处的地点是淮海中路,旁边是建造中的地铁一号线的一个出入口。什么是这里的语言?何勇在思索着感受着。“地铁是一种沟通人们从此到彼的交通工具,把人们联系到了一起。电话也是同样,世界因此变小,人们因此走得更近。我想我找到了一种呼应,从而使这尊雕塑的出现凝聚一种场所精神。”这就是创作“打电话的少女”雕塑所负载的理念。

有了理念又该用怎样的手法去表现呢?经过反复思索与造型,雕塑的表现方式突出了生活化,仿佛随意定格一个特写,貌似不经意而为的一个动作中包含了所有的内涵。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城市雕塑中,很多雕塑作品是直面观看者的,你在看她,她也在看你,对视中完成了交流。但是“打电话的少女”却半低着头、侧着身,沉浸在聆听电话的专注中,似乎忘记了身边还有你的目光。对此,何勇说:“我觉得对视是一种交流,不对视也是一种交流。我想让这尊雕塑不仅仅只是一尊雕塑,而是一个在你路过这里时走过你身边的一个普通女孩。也许你没有特别注意到她,但你会感受到一种擦肩而过时的亲切与美好。”

多年来,人们叫她“打电话的少女”,忘记了雕塑本身的名字。因为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走在淮海中路上的正在打电话的少女,并不引人注目却引起公众长久的热爱,“少女”的魅力不言自明。在她遭到破坏时人们纷纷表示伤心与愤慨,在等待她归来时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期盼。2000年10月16日晚的一幕也许人们还记忆犹新,“打电话的少女”突然出现了,上百名路人驻足观看。原来,这是由真人扮演的“真人铜像”。“这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特别策划的‘找回失踪少女’公益活动。当时天气挺冷,模特在那里坚持着,我很感动。另外还有市民写信去媒体,表示愿意出资重塑等等。人们的表达形式不同,但人们对‘少女’的爱是发自内心的,这更让我感动。”何勇说。

新版“打电话的少女”落成之后,有关部门表示将安装防盗报警装置,以防再次被盗。然而,“少女”的心并没有能安定多少时间,2008年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话基座被盗。2010年1月“少女”被人拦腰截断,在霏霏细雨中躺倒街头。“怎么会有人又去破坏她?!” “为什么没听见报警声?”许多市民纷纷摇头。事情发生后,卢湾区政府、警方、卢湾区城市规划管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等都到现场查看了情况,在短时期内将修复的雕塑放回了原处。在一片忙碌中,却没有“少女之父”的身影。何勇表示,最近的一次雕塑从被毁到恢复,一直没有任何相关部门通知他,关于修复的情况他也不明了。这同上一次雕塑电话部分被盗及修复时的情况一样,当时对于电话的异质感和粗糙感无论是何勇还是观众都感觉十分不快。其实,何勇一直保留着重塑时的原始模型,在雕塑每一次被破坏后他都希望有关部门能与他取得联系,希望能将修复工作做到最好。毕竟从感情上说,他对该雕塑有着最直接的思索;从质量上说,只有他最有可能还原原作。然而面对发生在“打电话少女”身上的这种一次次面目全非的所谓“修复”,何勇说:“我感到很无奈。”

“打电话的少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城市雕塑,其遭遇曲折而典型。对于她,人们或许可以有很多解读。作为城市文化的名片,城雕可以展示和提升城市精神;同时,城市文明程度也在城雕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烙印。也许,面对一个城雕作品,欣赏之外还应该思索一些什么。“淮海路的女儿”一次又一次的哭泣不该被遗忘,她的命运,应该成为上海城雕建设的一个典型案例,折射出一系列思考。

唐世储,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是上海最早从事城市雕塑的艺术家之一,曾任上海美术家协会雕塑艺委会主任、上海油画雕塑院雕塑创作室主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等职。他的雕塑作品涉及大型城雕设计、人物纪念雕塑及肖像雕塑创作。主要作品有:上海宝山烈士墓浮雕《战斗、胜利》;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恩格斯》大型石雕像;寓言雕塑《东郭和狼》、《伯乐惜马》、《猴子捞月》;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纪念铜像(立于上海黄兴纪念公园);总司令像(立于四川仪陇纪念馆序厅);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全身铜像(立于安徽宁国市);爱因斯坦像(立于上海城市雕塑公园)等。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回顾了上海城市雕塑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并对现今城市雕塑方面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城雕发展30年

问题与进步共存

唐世储可以说是新时代城市雕塑发展的亲历者。从1982年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1992年更名为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至今,唐世储伴随着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走过了将近30年的发展历程。唐世储觉得中国城雕发展的成绩是肯定的,但是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和欧洲数百年的城市雕塑历史相比,中国城市雕塑的基础相当薄弱。一方面经历了的动荡之后,专业人才匮乏;另一方面,政府组织者也缺乏管理经验,无论是规划还是项目操作都存在不少问题。除此之外,社会的认知、老百姓的接受度也有待改善。

在上世纪90年代,城市雕塑经历了一段比较混乱的时期。所谓全民干雕塑,谁能接到雕塑项目,谁就能赚钱。唐世储回忆说当时的主管部门基本上不愿意去找专业院校去做城市雕塑。很多个体户、广告公司甚至是工程队都进入到城市雕塑的领域,用低价来冲乱市场。一时间,各种雷同的劣质雕塑布满全国,比如“火箭”加“原子结构”的科技雕塑,以及一个球加一双手的“托起希望”雕塑。而在那一段时间,油雕院基本上做不到雕塑。

另一长期困扰城市雕塑发展的弊病就是长官意志。唐世储认为领导对于城雕的审点应该在政治上,而不是在艺术上。过去很多领导都喜欢把自己的个人喜好强加在雕塑家的艺术创作之上,这其实是不尊重艺术创造规律的表现。就算是雕塑家的作品不合领导的胃口,主管领导也不应该轻率地干预,而是应该和雕塑家多进行沟通。唐世储说很多时候雕塑家并没有和领导解释甚至见面的机会。“听解释的人不是最后拍板的,最后拍板的听不到我们的解释。我相信如果能够和领导之间进行更多、更直接的交流,很多城雕作品会做得更好。”

就上海而言,近些年随着政府的关注,城市雕塑的发展逐步走向正轨。现在上海各区县规划局都成立了景观雕塑科,结束了从前美协、规划、绿化园林部门交叉管理的混乱局面。此外上海市也制订了城市雕塑的发展规划大纲,要求各个区制定本区的城雕发展规划。唐世储作为专家也参加了好几个区的城雕发展研讨。他说,现在政府很重视城市雕塑,也有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和规划,以前那种混乱的竞争局面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重点项目找专家,一般的装饰性项目找装饰公司的局面,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大家的定位不同,各自的特点也不同,把市场细分开,各自找准各自的定位,有利于整个城雕艺术的发展。

上海为何缺乏

城雕精品力作

尽管近些年来上海城市雕塑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在唐世储看来,真正能够代表上海城市形象的精品力作还是没有产生。“我们说到广州,会想到五羊雕像;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渔家女、兰州的黄河母亲这些雕塑都是城市形象的象征。再扩展出去,像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已经代表了美国的国家精神。而反观上海,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产生过真正能够代表这座城市精神和形象的精品力作。”唐世储说。

的确,不仅是专家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普通上海市民也认为上海缺乏具有震撼力的城雕精品。在此前进行的一项关于上海城雕现状的调查中,有80%的城雕被市民认定为平庸的作品,优良和低劣的比例各为10%。而对于真正能够代表上海城市形象的力作,市民的答案五花八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的确缺少能够被大多数人认同的城雕精品。

之所以长期以来都缺乏精品力作,唐世储认为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主管部门在制定规划时都把数量放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唐世储说:“我参加过好几个区县的城雕规划研讨。应该说政府职能部门对城雕非常重视,制定规划时也非常细致。但是他们通常都比较注重数量,在规划中常常把具体的雕塑数量规定得很细。比如到2010年要建设50个或是100个城雕。我觉得城市雕塑并不是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不是柴米油盐,它更多的是文化层面的东西,所以,宁缺勿滥是规划时必须要考虑的。因为100个平庸的作品,其影响力可能还不如一两个高质量的作品。”

其实缺乏精品力作这个问题不仅在城雕方面,在其他各个艺术门类中都存在着相类似的问题。不少艺术门类已经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做出了一定的探索。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就为打造舞台艺术的精品力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像京剧《廉吏于成龙》、昆曲《班昭》、越剧《陆游与唐婉》、杂技《ERA时空之旅》、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话剧《商鞅》等,都是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打造出来的精品。在美术方面,文化部从2004年启动了“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工程”(后定名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财政部特批资金1亿多元用于支持美术创作。这些例子都是值得城市雕塑借鉴的。尽管各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但还是缺乏像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这样的部级的政策扶持。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人物是需要相关政策扶持的。要投入大资金、花大时间,精工细作才有可能出精品。

要打造精品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在有了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具体的实施操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设计制作过程中,唐世储认为首先是规划选址:“选址很重要,位置一定要选在多数人能够接触到的地方。如果放在群众看不到的地方,又何谈影响力呢?有些政府部门提出在城雕建设中不留死角,面面俱到,我觉得是错误的。城雕不是公共厕所,多少面积,多少人口必须要建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就不要建。”唐世储继续说:“其次是要和周边环境相协调,体量要合适。重要题材的作品不能太小,但也不能超出环境的承载力。现在上海很多雕塑都存在体量不合适的问题,尤其是人物的全身像,很多都偏小,缺乏艺术的表现力。第三是制作加工过程比较粗糙。”上海本身的制造加工能力是非常强的,但这么多年,上海的工业力量并没有加入到城雕制作的过程中来,这一点非常遗憾。唐世储举了铸铜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像上海船厂这类的大型企业都有很强的加工能力,但是上海的城雕很少去这样有能力的企业加工,往往是送到外地的小厂制作,主要是因为便宜。”

城市雕塑公园

切勿重蹈覆辙

去年年底,唐世储的最新作品“爱因斯坦像”在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落成,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特意为这座雕像揭幕。爱因斯坦曾两次经过上海,并为上海的学术界做了报告,当爱因斯坦第二次经过上海的时候,他得到了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为了纪念爱因斯坦与上海的渊源,应爱因斯坦家乡乌尔姆市的提议,在上海建成了爱因斯坦的纪念雕像。我在唐世储那儿见到了那张合影照片,令笔者稍感遗憾的是,在那样的情形下,雕像作者似乎被“边缘化”了――居然站在一排人中的最靠边位置。按理,他是应该紧靠德国总理和上海市领导的。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此番雕像落户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唐世储说这是因为原先规划的安放区域由于市政改造而无法安放,于是便临时落户于上海城雕中心,待日后另行搬迁。

尽管这次雕像落户上海城雕中心是临时的,但是唐世储对于城市雕塑公园这种形式还是表示了肯定。“城雕公园的出现是好事情,为城雕能够有相对比较集中的展示提供了机会,也可以让市民更多地接触城雕,欣赏城雕。”但是唐世储对于眼下各地大力建设城雕公园也心存隐忧:“以前全国各个地方都建立了很多名人园和微缩景观公园,结果这些地方都在重复建设和雷同中渐渐消亡,我希望城市雕塑公园不要重蹈这样的覆辙。”的确,仅上海就已经有了静安雕塑公园、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月湖雕塑公园和张江雕塑公园等多个城雕公园。如何合理定位和合理规划,是城雕公园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唐世储看来,目前上海的城雕公园在建设上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急功近利。唐世储说:“我之前去看过静安雕塑公园。应该说政府能够在市中心区拿出这样一块土地建立雕塑公园是非常有魄力的。在这样一块狭小的空间内如何合理布局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不能有用‘三五年建成’这样的概念。”雕塑不是工程,它需要的是艺术家的创作灵感,“短平快”的建设思维对作品质量的影响很大。唐世储说:“好多年前,我参加一次研讨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领导说我们造一个大桥才10个月,投资十几个亿,但你做这个雕塑却要做三年。这个当然没法比,雕塑不比造桥铺路,可以加班加点。我觉得尤其是和重大市政项目相结合的城雕,要允许工程先完工,雕塑再落成,要允许艺术家多思考,多推敲。”在这一点上,我们曾经的老大哥苏联就比较合理,唐世储举例说:“苏联做一个大型的城雕项目往往需要10年时间。比如纪念卫国战争胜利40周年的雕塑,在30周年时就已经开始规划了。从选址到方案招投标,一般需要3―5年的时间。在方案确认后至少还要花上5年时间让艺术家进行设计、制作和加工。”

对于上海城雕公园的发展,唐世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城雕公园可以作为雕塑展示的阵地,不定期地举行雕塑展览,让有限的空间容纳更多的雕塑作品,让市民更多地接触雕塑作品。在这个基础上挑选一些优秀的、被大众普遍认可的作品,永久地落户城雕公园。经过这样的筛选后,才能建立起经得起人民检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城雕公园。

对于国外雕塑作品

选择要慎重

近年来,上海街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国外艺术家的城雕作品,甚至有不少都是著名艺术家的代表作。这无疑激发了更多市民关心关注城市雕塑,也对上海城市雕塑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一些问题。并非国外引进的雕塑就一定代表着高水平,不少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不同程度地存在崇洋的思想。

唐世储觉得,这并不是说排斥国外的雕塑家和作品,但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有些国外雕塑家的作品来了之后,我们也哭笑不得。有些听说知名度很高,但他们的作品未必在我们这里就能受欢迎。别说普通市民了,就连我们这些同行也都看不懂。

就算是知名雕塑作品,在购买时也同样需要慎重。近年来不少房地产商都热衷于购买知名雕塑来提高自己楼盘的品位,其中最著名的非“思想者”和“大拇指”莫属。对于这些现象,唐世储认为如果仅从商业行为的角度来看,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这些作品的价值到底有多大,是存在疑问的。比如罗丹的思想者,这尊雕塑在全世界各地多得不胜枚举。罗丹博物馆大量的复制出售,据说他们的模具都已经编了几十号了,如果一个模具可以复制10座,可想而知这座雕塑的价值还有多少。浦东的“大拇指”也一样,原作7米高,搬到上海的是一个2米高的玻璃钢复制品,其实在圈内人看来,这些复制品并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唐世储提出如果是政府要出资购买相类似的作品的话,一定要慎重权衡。毕竟是用纳税人的钱,花得值不值要多征询各方的意见。

当然上海市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改善,对于国外高价雕塑作品也保持着理性审视的态度。唐世储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之后,为了感谢投票给中国的国际世博局委员,上海准备在世博园区内为他们做一组雕塑。当时委托了一位据说非常知名的法国雕塑家设计。后来这个法国雕塑家带着设计小样来到上海,相关领导为了慎重起见,组织了五位专家审稿,唐世储也是专家团成员之一。当专家们看过设计小样后,觉得从稿子的质量来看也就我们这里大学二年级的水平。为了慎重,专家们又提出让法国雕塑家提供以往作品做参考。结果一看,的确水平不行,于是相关部门就否决了这个方案。唐世储认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做法非常理智,体现了很高的水平。

唐世储表示,上海城市雕塑迎接新的发展高度已经具备了相应条件。无论是政府的重视还是技术上支持都是历年来最强大的。更重要的是,上海迎来了世博会的发展契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雕塑家都希望能够在上海这座大舞台上留下自己的精彩作品,相信会有大量经典的城雕作品出现在世博园区,也希望能够借助这次世博会的契机留下真正能够代表上海形象和城市精神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