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教育演进及其国内状况

一、诊所法律教育在美国的产生及发展

美国是诊所法律教育的发源地，这一独特的法律教育方法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美国大学法学院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法律教学方法是案例分析教学法，该方法由曾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兰德尔教授于1870年提出。“这种教学法变教师独角戏式的讲演为教师、学生间的问答，要求学生从司法审判的角度去阅读案例，通过案例进行推理，学会从特殊情况演绎出一般原理。”[1]这一教学方法的最显著意义在于摆脱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大包大揽地位，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的热情，锻炼和培养了学生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分析和处理案件的能力，因而备受推崇并被各大法学院所袭用。然而，这一教学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因为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前阅读并在课堂教学中讨论的案例，都是过去所发生的并且已有司法判决结果的判例，而并非现时发生的尚待处理的“鲜活”案件，因此学生在讨论时会产生若即若离的时空距离感，而缺乏置身其中的真实感受。此外，它“忽略了法律实践中其它领域诸如会见、咨询、事实调查、调解、谈判、起草文件中的许多基本技能，而且也忽略了在判断力、职业责任心以及理解法律和律师的社会角色等方面对学生们的培养。”[1]鉴于这些缺陷，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虽然案例分析教学法在美国法学院的教学活动中仍保持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但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独领”而风光无限，开始遭受现实主义法律教育家的挑战与质疑。正当其时，美国社会进入了剧烈转型期，民众的权利意识被唤醒，民权运动在各地风起云涌，由此引发了各类诉讼案件的急剧增加。在这一情势下，原先由律师作为单纯责任主体的法律援助制度已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的多元化需求，这就为法学院的学生服务社会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也为诊所法律教育的萌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正是在此背景下，诊所法律教育一经提出，便受到法学院师生及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并从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目前，诊所法律教育已经成为美国法学院普遍施行的法律教育方法，美国律师协会甚至要求其认可的法学院必须开设至少一种形式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事实上，美国的很多法学院尤其是名校的法学院，往往开设几种乃至十几种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例如，哈佛大学法学院有刑事法律诊所、劳动法律诊所、商事法律诊所、人权法律诊所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也设立了包括刑事法律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移民法律诊所在内的十多个诊所。2006年1月至2006年7月，笔者曾赴美国加州McGeogre法学院进修半年，该法学院虽然无法与哈佛大学法学院、耶鲁大学法学院相媲美，但其在诊所法律教育方面却毫不逊色。根据笔者的了解，该校的诊所课程也超过十种，专职诊所教师就有十多名。诊所的面积累计超过500平方米，除了十多间诊所办公室外，还有会见室、谈话室、文印室、档案室、图书室等。诊所内设施齐全，干净整洁，其对诊所法律教育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从开设的诊所的类型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校内诊所或称“内设式诊所”。在这种模式的法律诊所中,学生直接与自己学校的诊所指导教师发生联系,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具体指导下，为有关的当事人提供直接的，直至完成一件案件的全部工作。第二种是校外诊所或称“外置式诊所”。在这种模式的诊所中，学生被安置在法学院之外的一定机构中，并且在非教师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指导下从事直接的法律服务工作。在上述法律诊所设立的不同模式中，由于第一种模式的诊所使学生更加直接地面向社会，能够直接为贫困的当事人提供真实而具体的服务，同时也不脱离法学院教师的密切指导，所以在美国法学院所设立的法律诊所中，被更加广泛地采用。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产生及发展

在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属于新生事物。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7所著名的高校，率先引入美国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此举标志着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正式登陆。2001年9月，西北政法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加入诊所法律教育项目。2002年，云南大学获准加入。2003年，贵州民族学院、南阳理工学院获准加入。随着诊所法律教育课程的推广，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和学生表现出对这一新型法律教育课程和教学方式的极大兴趣，陆续有若干学校申请加入到这一集体中来。[2]很显然，诊所法律教育在刚刚进入中国的几年时间里，就初步显现了其非凡的生命力，受到了法学教育界的密切关注。上述各校引入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后，纷纷在此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例如，北京大学“建立了学生法律服务中心，它既是诊所教育的一个载体，又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服务机构。学生在诊所课堂上接受诊所教育，在法律服务中心在诊所教师的指导下法律援助案件，诊所学生通过课内的学习和课外的实践，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诊所法律教育以“大学生志愿者法律援助中心”为依托，选择的案件以刑事案件为主，附带培养学生适应其它案件的综合素质和能力。[3]自2007年9月起，随着国内理论和实务部门对刑事和解的广泛认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又不失时机地开设了刑事和解法律诊所。华东政法大学成立诊所法律教育中心后，制定了教学大纲，确定了教学规范，把诊所法律教育纳入了制度化的轨道。他们“以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为基础，诊所学生援助案件，参加办案的全过程，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服务。诊所法律教育在其初期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自身的组织机构的建设。2002年7月，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该会是全国诊所法律教育工作者、诊所法律教育管理者等自愿参加的非盈利的学术团体，是从事诊所法律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学术性组织。该会自成立以来，充分利用福特基金会所提供的资助，并广泛募集其它捐助资金，开展了一系列的诊所法律教育交流活动，多次召开研讨会，组织出版诊所法律教育的教材，对推动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止2009年12月，该会旗下已有117个会员单位。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法学院校虽然没有正式加入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但也接受了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理念，并自发地在教学活动中尝试采用这一教学方法。例如，苏州大学法学院在美国国际劳工权利基金组织资助下，于2008年成立了劳动法诊所。该诊所是集劳动法教学和劳动争议案件咨询为一体的法律服务机构，旨在让学生在教师及专职律师的指导下，通过处理真实的劳动纠纷案件来培养学生处理法律实务的能力，熟悉办案流程，同时给弱势劳动者一个维权的法律武器。该诊所成立后，已经为当地的一些低收入的劳动者提供了法律咨询、诉讼文书、案件服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三、诊所法律教育的主要价值

产生于美国的诊所法律教育之所以能在国内不少法学院校受到青睐，与其蕴涵的价值不可分离。笔者认为，就我国法律教育的状况而言，诊所法律教育的价值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助于改变我国陈旧的法学教育模式

多年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积弊甚多，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教学方式陈旧。不少老师和学生已经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的“单向注入式”教学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教学方法无助于启发学生的法律思维，更谈不上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尤其是无法培养学生处理实际案件的能力，反而容易造成学生学习方法的机械和大脑思维的僵化，难以在将来适应纷繁复杂的司法工作的需要。“学生脑海里堆积着法律概念‘广义说’、‘狭义说’与‘构成要件说’等专门术语，法学教育被当成真理传授，而不是培养激发怀疑与批判精神的一种方法。[4]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法学教学方法的陈旧，严重阻碍着我国法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因而急需予以更新。法学教育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与功能目标，它不仅要培养通晓法律知识的人才，而且要通过教育使这些人才具备对法律事务敏锐的思辨能力和分析处理能力。这一目标决定了法学教学方法的更新应当由片面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性向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能动性转变。诊所法律教育是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方式的颠覆，它强调了学生在具体案件处理中的能动作用，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则退居其后，这样就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起学习的热情，从而产生较好的学习效果。

（二）有助于提高学生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能力

法学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这一特点，决定了其教学必须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如果对学生仅仅偏重于法学理论的灌输，而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则会造成即使学生的书本知识掌握的很好，考试成绩优良，但到实际工作中也难以办案的严重后果。反思我国的法学教育，在教育理念上，往往过分看重法学学说与抽象学理，而对法律实务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则一般较为轻视，这一状况势必促使学生在学习时也会同样重理论而轻实务，造成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之间的相互脱节，并最终导致“学生到社会上无论是执行业务、从事审判工作，或在行政机关进行法制工作，常无法学以致用”。不容否认，司法实务工作需要得到法学理论的指导，但反过来，法学理论熟稔于心，实务操作却一片茫然，也是万万不行的。如何在理论学习与实务操作之间寻找到平衡的支点，确实值得思量。长期以来，在我国法律院系的教学计划中，实践性课程占整个教学计划的比重很小，通常采用的有参观或旁听、组织模拟法庭、实习等。毋庸置疑，这几种方法均有其内在的缺陷，而难以发挥其培养和锻炼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功能。参观或旁听，学生成了典型的旁观者和局外人，因而不可能真正地融入案件中去。组织模拟法庭，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担任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模拟进行法庭审判，以获取实践技能的一种方法。

这一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法庭审判活动的参与主体有限，因而在模拟庭审中，实际参与的学生数量很少；（2）模拟审判的案件材料，通常在审判前多日就发给学生，由学生各按其角色去准备，因而具有表演的性质；（3）模拟的案件毕竟是虚构的案件，学生通常不会产生融入案件处理过程的切身感受。毕业实习通常为时较短，况且法学院校大幅扩招后，实习单位和带教老师的落实也非易事。事实上，在有些学校，实习目前已基本流于形式，学生甚至根本不去实习单位，实习期满时由单位写个鉴定、盖个公章了事。在上述情势下，如何促使学生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方面走出一条创新之路?诊所法律教育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三）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法律专业的学生，从其毕业后的去向而言，主要是担任司法官、律师或行政法制人员。司法官是社会正义的化身，象征着公平和公正，应具有刚正不阿的良好秉性；律师作为匡扶正义的使者，应具有仗义执言、维法护权的强烈意识；行政法制人员虽从事相关行业的管理工作，但信法为上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是理所应当。可以说，上述职业除须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外，良好的品行操守亦是不可缺少的。良好的品行操守不会与生俱来，也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养成，而在这个“修炼”过程中，大学阶段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从我国法律教育的情况来看，多年以来未对这一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关专业伦理方面的教育几乎仍是空白，由此导致少数学生在校期间便品行不端，更多的学生则是在毕业后不久，即在社会不良风气的熏染下，成为社会正义的叛逆者，其中不乏行贿受贿、等问题，这就对法学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务之急是通过有效的手段来促使学生树立法律至上的信念，培养他们追求正义的思想品质，并教化他们奉行法律职业的伦理道德。笔者认为，诊所法律教育即可作为有效手段之一，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诊所的学生面对真实的案件、实际的当事人，更容易理解职业的责任感，更能冷静地思考法律的价值，追求社会的公正，从而使法律教育与职业责任和道德有机结合起来。四、诊所法律教育存在的问题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产生至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此同时，也不乏问题的存在。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实践型师资的匮乏诊所法律教育离不开一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如果教师本身只是谙熟法学理论而对司法实践状况知之甚少，要想使指导出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观我国法学院校教师队伍的构成状况，实践型教师的匮乏几成普遍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有：

一是老教师的陆续退休。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法学教育恢复初期，曾从公、检、法、监狱调入了一些人员充实教师队伍。这批人一般是五六十年代的法学院校毕业生，具有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同时长期在司法实践部门工作，具有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就他们本身的条件而言，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集于一身，无疑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极佳师资人选。但由于年龄的原因，这些老师已经陆续退休。

二是新教师的大量加盟。近年来，我国法学院系数量大幅扩张，在校学生急剧增加，由此导致师生比加大，教师队伍吃紧，为了应急，只好吸收大量新教师加盟。这些新教师主要来源于这样几个途径：（1）法学院校的硕博士毕业生。他们一直在学校求学，拥有的只是理论知识，缺乏实践的机会，自然谈不上实践的能力。（2）引进的“海龟”。他们在海外留学或者工作，因而对国内的司法实务情况了解甚少。（3）从其他专业改行的教师。他们本身可能从事的是思想教育、政治理论等专业的教学工作，与法学专业有一定的差异，在其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接触司法实务的机会。

三是教师评价机制的影响。教师评价机制对教师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直接影响着教师的各种切身利益。正是由于评价机制具有如此显著的功效，因而它在无形中对教师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迫使教师围绕着评价机制所确立的各种指标来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就国内法学院校而言，目前主流的评价机制都无一例外地突出了科研在评价中的权重地位，不少教师削尖脑袋去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著作、申请科研项目。鉴于时间与精力的有限，只好无可奈何地将其它方面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是，法学院校中，有些拥有律师执业证甚至具有多年兼职执业经验的教师面临上述情势，在综合权衡后，不得已放弃进行律师注册，从而基本脱离了司法实务活动，这样就使得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潜在师资进一步萎缩。

（二）学生积极性的不足学生是诊所法律教育的主体之一，只有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抱以极大的热情，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诊所法律教育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反之，则很难有好的成效。就目前诊所法律教育开展的情况来看，虽然不排除有些院校的学生对此仍保持较高的热情，参与度较高，但就总体而言，则难以令人满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法律专业的学生相对其它专业的学生来说，当下面临的压力更多、更大。这些压力主要有：

第一，学习的压力。法律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以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人才规格为基准，以法学教育规律为指导，培养具有扎实的法学专业理论知识，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专门人才。为了实现这一培养目标，法律专业所开设的课程除了公共课以外，还包括法理学、宪法学、法制史学、刑法学、民法学等专业课程，总计达到近30门必修课和选修课。要全面地掌握这些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学生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所承担的学习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考试的压力。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上述课程后，都要通过这些课程的考试才能获得相应的学分。如果说通过这些课程的考试尚不需太大压力的话，那么司法考试对法律专业的学生就绝对是巨大的压力了。司法考试是法律专业学生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队伍的门槛，而司法考试又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考试，既对学生掌握法律知识的广度进行考察，又对学生掌握法律知识的深度进行考察，要想通过这一考试，绝对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同样会对法律专业的学生形成巨大的压力。

第三，就业的压力。近些年，法学专业招生规模的盲目扩大，使得每年毕业的学生数量已经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并由此造成了就业市场的残酷竞争，法律专业已经成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之一。面对这一严峻的就业形势，不少学生未雨绸缪，为了能顺利谋得一个饭碗，在毕业前一年甚至更早就开始跑人才市场、参加招聘会、投递简历、接受面试，就业对法律专业学生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上述三个方面的压力，促使学生在校期间不得不采取务实的态度，把精力放在课程学习、应付考试和求职上，而很难顾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普遍的意义上，目前法律专业的学生并不太热衷诊所法律教育，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在就业去向尚是个未知数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注重实践能力的锻炼和培养，并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参与诊所法律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学生的苛求。

（三）缺乏充足的经费保障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教育方式，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予以保障，法律诊所将难以正常运作。从美国法学院的情况来看，通常将诊所法律教育所需的资金单独做预算，且数额不菲，此外，诊所本身也会通过多种途径向校友或企业募集资金。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法学院曾从校友处一次就募得150万美金，并专款专用于诊所法律教育。反观我国，在资金方面严重短缺，没有保障。事实上，最初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便是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资助，直到今天，诊所法律教育方面的不少活动，仍然是依靠该基金会的慷慨解囊。问题在于，依靠国外资助，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断粮”，后果可想而知。解决之策只能是依靠自己。虽然已有一些学校为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拨出了款项，但毕竟数额较少，难以满足诊所运行的需要。如何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多渠道筹措资金,以避免诊所的运作陷入尴尬境地，的确值得思量。

（四）学生案件身份不明确在美国，由于诊所法律教育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加之各州已通过立法承认了诊所学生的“准律师”身份，因而学生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不管是进行咨询、法律文书，还是参与仲裁、诉讼，都不会产生身份上的障碍，基本能够享受到律师所拥有的比较广泛的诉讼权利。但在我国，对于诊所学生的身份，不管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司法行政部门，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而学生在参与案件处理时便会面临身份上的质疑，尤其是进行证据调查、参与调解、出庭应诉时更会面临这样的尴尬。很显然，这不仅不利于诊所法律教育的顺利开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学生参与这一工作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诊所法律教育可以弥补我国传统法律教育的缺陷和不足，它的教育、服务和实践的功能已经开始对我国的法律教育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技巧也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讳疾忌医”，漠视问题的存在，可能会使诊所法律教育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只有正视并审慎地对待这些问题，才会积极地想方设法探寻解决问题的路径，诊所法律教育才能被进一步推动，诊所法律教育才会有更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