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专家评SED

放到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的特别历史环境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对话形式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与作用?除了中美领导层之间,两国对各自公众与媒体在围绕对话所展开的宣传与回馈上,又对对话本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采访了曾负责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具体事宜的前美国财政部执行秘书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泰娅・史密斯(Taiya Smith)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清华-卡内基国际政策中心副主任赵可金。

对话在今日中美关系中的意义

在美国传媒界与学者界中,长期存在着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或原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怀疑与批评。批评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否定的批评,认为此对话大没有存在的必要或实质成果太少,这种批评在媒体和保守智库中最多见;另一种是建设性的批评,在肯定其存在必要的同时或多或少地提出批评与改进意见,这种观点以非保守派学者,尤其是有过政府工作经验甚至亲身参与过对话的学者为众。

对此次对话,美国存在的前种否定的批评声音要么认为美方派200多名官员声势浩大地去中国更多是在作秀,要么在对话后指责其未能在人民币汇率、朝鲜和伊朗问题上达成实质进展。

赵可金认为,此次对话更多是具有象征性意义――象征中美关系已经发展到如此广泛而深入的领域。他评价道:“此次对话,从美方来说,更直接的目的是寻求美国更大的机会,针对国内不少批评奥巴马对华政策是失败政策的声音,奥巴马此次派出了200多个官员来参加对话,在战略意图上带有寻找美国利益新空间的想法,看还有没有更多可以合作的空间。客观而论,奥巴马政府的确还不能够与中国翻脸,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很多议题上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合作,但奥巴马政府也不可能默默无为,需要做好下一步的打算。此次对话要创造一种氛围,帮助中美两国政府稳定此前中美关系出现的波折,既然双方又拿不出实质性的合作成果,只好靠人多来壮声势了。当然,相比中美关系的稳定,汇率问题、朝鲜问题、伊朗问题在重要性上还是小一些。这一点,双方都很清楚。”

对于对话的意义与作用,泰娅・史密斯指出,当初设立战略与经济二轨对话的初衷就在于从我们平常的双边关系中退一步来思考一系列不同层次的问题,并在战略的高度上回顾与前瞻两国的关系。在这一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在同行间而且在不同领域的官员之间建立面对面的网状联系、加深了解,而且可以共同规划关系走向,促成解决复杂问题的新空间、新途径。她还指出,中美两国当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贸易问题,都是跨部门、跨领域的,因此这么多官员齐集一堂的价值之一,就是可以开阔思维、找到新的权衡,从而更全面、有效地推动问题的解决。

对对话的期望与成果

对对话成果的批评,美国媒体声音更大。典型的例子是《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5月26日一篇题为“中美会谈在关键问题上未达成共识”的社论文章中,批评此次对话中中国没有在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华尔街日报》更称此次对话是“预演好了的交响乐演出”――中国方面并没有做出重大妥协,美方却连连称道――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公关手段的大幅长进和美国官员“耐心外交”的策略。

针对这些批评,泰娅・史密斯回应道,战略对话是一个过程,它是建立关系和讨论问题的一个过程。任何一方都不应期待到北京转眼间就可以在重大问题上发生戏剧性转变。这就是为什么双方都必须清楚,战略与经济对话并不能替代经常性的双边往来;它的目的是为平常的双边工作设置议程。如果这一目的达到了,每一轮对话便将产生卓越的成果。相反,如果对话仅是用来应付紧迫的问题,这是很难见成效的。此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便达成了一些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 共识,也为今后的双边工作制定了议程。

从中国方面来看,赵可金说,中国学者对此次对话多少有些失望,原本打算在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方面有一些松动,结果并没有实际的举措。中国学者已经预料到美国不再会拿汇率说事,也看到中美双方都希望继续在经济平衡、宏观政策以及朝核问题上寻求合作,美国希望扩大对华出口,中国希望多进口高科技产品,这原本是一个机会。但是,结果并不如人所愿。由此表明,中美之间还存在不少分歧,问题在于双方都不愿意进一步激化分歧,而是采取了回避摩擦和展望未来的态度,没有提出一些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继续分析道:“根据我的判断,中美都可能故意淡化摩擦,寻求维持现状。从美方而言,更主要的在于集中精力拼中期选举,不想进一步撕裂民意;从中方来说,希望能够推动中美政治关系的前进,特别是年内主席的访美。双方都是出于政治考虑,所以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上,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为了给媒体和舆论一个交代,最终出台了26项成果,事实上,实际内容十分有限。”

外交与喉舌

美国政府的公关信息明显分为两个口径――“口径”不是说实质内容存在差异,而是由于观众不同,内容的重点与措辞便有所不同。一个口径是与中方共同确定的面对中外双方媒体的新闻会发言或新闻稿的口径。这种口径通常宣布对话的议题与成果,是双方认同了的重点与措辞。另一个口径是针对美国国内观众的口径,是为安抚美国国内一些利益团体对对话提出的要求所做的“交代”。

中国方面虽然媒体自由度没有美国高,但中国政府也面临较大压力,尤其是面对着国内观众,他们在自家院门前迎合美国人要求的灵活空间也实在有限。

从中美高层对话的历史来看,两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并没有受双方媒体的太大影响。虽然媒体多少还是牵制了外交决策者的精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腾挪空间,但政策上总有灵活调整的余地,且对话的高调也为两国人民相互学习与了解提供了机会。这后一点未尝不是至关重要的。

不断进步中的对话

两位专家都对对话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进提出了建议。赵可金说,目前的对话形式过于表面,缺乏机制化的举措。在外交谈判中,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往往是一种原则性对话,要设立一些行动机制,才能将这些原则落到实处。比如,可以建立中美对话的专家组,围绕一些棘手问题展开学术对话,为领导人对话提供参考;设立中美功能性领域的副部长级沟通,就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对话前的闭门谈判;设立对话秘书处,对对话的议题设置、议程规划进行协调,提高会议的效率。总之,部长级对话要有业务领域的对话作为前提,否则得到的结果就是象征性的居多。

泰娅・史密斯认为,战略对话尚未完全跳出平日双方沟通的思维模式,因此难免不被批评为平常双边外交的昂贵简单重复。从另一个侧面,这也反映了有效开展战略对话的艰难。大部分政府官员每天都要应付四面八方扑面而来的问题,他们的思维被定格在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上。跳出这种惯常思维、从战略的高度做长远的规划对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她表示,“我认为我们可以更多地利用这个论坛,使之更为有用,只是双方都要投入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