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和解程序视角下的公诉裁量

【摘要】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新增的特别程序中设置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一章。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裁量性的制度，在其框架内，作为主导性力量的检察机关规范地行使公诉裁量权，对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促使其达成真正的谅解，增加被害人的社会安全感、帮助加害人顺利回归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刑事和解；裁量权

一、公诉裁量权与刑事和解程序的关系

1.刑事和解程序与公权力机关的裁量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刑事和解制度是刑事裁量权的产物。各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在法律尚未规定之时，在实践中尝试并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支持，刑事和解制度难以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建立和发展。实质上，刑事和解即是一项裁量性制度。当然，不同的司法环境之下，刑事和解制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公权力机关的裁量权的大小也有所不同。

2.公诉裁量权的涵义

公诉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主动追诉犯罪，请求审判机关对被告人进行定罪处罚的一种诉讼活动。检察机关工作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对案件进行审查判断并决定是否将案件交付法院审判。随着现代刑罚理念的变化，“刑罚的目的着眼于矫正犯罪人的人格，使其回归社会”。同时，基于个案公正的和诉讼效率的要求，世界上多数国家都给予了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职能时的适度自由裁量权。

3.我国的刑事和解程序与公诉裁量权

在我国，刑事和解是指，经由办案机关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主持，加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下同）与被害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协商，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提供特定服务和宽恕等方式达成双方的和解，从而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办案机关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基础上，综合案件情况，特别是犯罪的危害性、加害人悔过、赔偿情况及被害人态度，作出撤销案件、不决定或者在量刑上从轻处理。由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得不到专业律师的帮助，而且中国民众对权力又有较强的依赖性，在刑事和解协议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国家公权力必须‘在场’并且要发挥积极作用，以保证和解协议的自愿合法和公正。因此，无论是从刑事和解的合法性、专业性、权威性上考量，还是为了保证刑事和解案件纠纷解决的效果，公安司法机关都是刑事和解程序的必要主体之一。

二、刑事和解程序中公诉裁量权的适用

1.案件范围

根据新刑诉法第277条的规定，和解的公诉案件包括符合条件的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两类刑事案件。第一，故意犯罪的受案范围是“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这一规定中，对其受案条件做了两方面的要求：刑期上，应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财产和民利，且限定在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范围内。第二，过失犯罪的受案范围是“可能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但例外情况是渎职罪除外。上述两类案件须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未故意犯罪的总的条件限制，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曾故意犯罪的一律排除在当事人和解的案件范围之外。

2.启动条件

公诉案件中和解程序只能在当事人和司法机关的共同作用启动。新刑诉法第277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这意味着，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并不能依公安司法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行使。如果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双方合理的期限内不能达成和解共识，案件就应当立即转入正常的诉讼程序。因此，尽管在和解的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享有裁量权，但其行使的前提条件必须是被害人自愿和解。

3.审查协议

在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之后，根据新刑诉法第278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和解的公诉案件中，公安司法机关的性质是主持和解的主体和认定和解协议效力的主体。因此，办案人员的主要职责是决定一个案件是否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监督和审查和解过程和和解协议内容有无违法和非自愿情形，主持和制作和解协议。

4.裁量结果

按照新刑诉法第279条的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因此，在和解的公诉案件中，检察院行使公诉裁量权的方式有两种：建议从宽处理和作出不的决定。

三、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项特别的诉讼程序，仅依靠三个立法条文，显然无法保证刑事和解程序得到准确适用和有效规制。

1.刑事和解的程序性不强

对于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在启动的时间、次数缺少必要的限制。和解程序以尊重当事人的诉讼处分权为基础，目的之一在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是程序的启动过于恣意，将导致诉讼的拖延，反而无助于纠纷的解决。

2.和解协议的规定模糊

尽管法律规定了多种刑事和解形式，但实践中，由于其他方式的规定笼统、难以操作，和解协议的内容通常依附于经济赔偿。一旦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为只要愿意做出妥协，就可以“花钱买刑”，难以保证其行为得到真正的矫治，被害人的心理创伤也难以得到真正的平复。而当事人经济能力的差别，也将导致法律适用上的不公平，激起人们对和解程序的反感。

3.公诉裁量的方式单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以真诚悔罪、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多种方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以此作为和解程序启动的条件。名义上，检察机关行使公诉裁量权可考虑的因素很多，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诚悔过，被害人是否真心基于谅解而自愿进入和解程序，这些心理因素难以鉴别。公诉机关在刑事和解公诉裁量权的行使的方式过于单一，仅限于不决定和量刑建议。然而，行使这两项公诉裁量权，在面对当事人在和解程序中反悔的情形时，是十分脆弱的。此时，检察机关要么对和解协议进行强制执行；要么，在这种单一的公诉裁量手段下，直接终结和解程序，进入普通的、审判程序。前者，没有法律的依据，后者，又导致诉讼程序的反复。

4.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促成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保证刑事和解的合法性，离不开司法权力的介入与监督。在尚不令人满意的司法环境里，法律规定的宽泛粗化导致刑事和解具有极大自由裁量空间。本身就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又直接控制一个公诉案件最终能否通过刑事和解在进入审判前终结的权力。程序的不确定给公诉裁量权介入刑事和解程序带来一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界定是否符合公诉案件和解的受案范围、是否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刑事和解内容的审查程度以及刑罚宽缓的幅度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四、刑事和解程序下公诉裁量权的规制

1.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

新刑诉法将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纳入特别程序的范围，目的就是使刑事和解程序化、制度化，在实践中更具操作性。要规范公诉裁量权在这一程序中运作，尽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刑事和解程序的参与主体、适用程序、和解协议的效力、救济方式等重要问题予以说明。

2.多元化公诉裁量权行使方式

在现有的裁量方式上，增设缓制度。通过一定的考验期，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一些义务，借以观察其悔过的态度，促使其弥补自身的过错。这期间，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加害人反悔，终结和解程序，进入一般的审查程序。经考验合格，便不再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这就使得公诉裁量权的行使相比单一的酌定不，更有助于实现犯罪预防、安抚被害人。

3.建立公诉裁量权的监督机制

为了避免公诉裁量权在刑事和解中的权力过于强大，使当事人丧失自由意志或者处分权，可以类似听证的制度，由检察机关主持，当事人及其律师、监护人、近亲属、社区代表、侦查机关代表等多方参与，听取当事人各方的陈述和意见，以这种透明公开的方式监督公诉裁量权在和解程序中的行使。在检察机关不法行使公诉裁量权时，允许当事人以诉讼的方式对自己的合法权利进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