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签订BIT时机已基本成熟

据统计，截至2015年2月，全球已经达成3268个BIT。然而，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始终没能达成类似的协议。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郝红梅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正面临着一次深刻的变革。特别是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全球层面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吸引力下降，而区域合作、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双边投资协定（BIT）正成为趋势。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作过一个研判：如果中美BIT能在奥巴马任期内签署，未来5年，美资有望在华新辟一个2000亿美元的“美国投资市场”，若再算上该市场带来的关联交易，则有望达到4000亿美元。

中美BIT对中国又有什么好处？郝红梅认为，BIT在令中国释放出更大投资空间的同时，还会倒逼中国政府加大行政体制的改革步伐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力度，从而稳定和增强美国企业在华投资预期，并真实分享中国制度变革的红利。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曾表示，这种模式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突破，它将彻底改变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外资管理体制。

中美投资协定的达成对于中美投资关系的改善有着怎样的意义？在谈判中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谈判的前景又将如何？为此，《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郝红梅。

《中国经济周刊》：为什么美国对华投资规模始终有限？

郝红梅：中美建交30多年来，双方在投资领域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合作，但总体而言，中美的双向投资现状明显落后于两国的经济现实，两国投资关系并不是非常成熟，美国对华投资还没有形成稳定发展的势头。

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在各国中处于最高水平，但美国对华投资规模还不大，实际投资额近年来逐年下滑。2014年，中国实际使用美资金额23.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5.9%（不含美国通过自由港对华投资的数据）。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自然和文化距离等客观因素;二是中美之间缺乏完善的投资者保护环境;三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如金融、电信等领域，我国的市场准入政策限制了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美国企业的进入。

《中国经济周刊》：吸收更多的美国投资对于中国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红梅：这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利用外资水平。目前中国外资主要来源结构比较单一，来中国大陆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中，相当高的比重是港资、台资中小企业。

从技术含量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中国大陆投资的技术含量要高于港台地区和日本，在许多领域，美国企业都是在华外国投资的领军者，大多数在华美资企业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与财务业绩，表现出强大的竞争优势。在我国一般性的资金缺口问题和外汇短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更看重美资搭载的各种竞争能力。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企业目前在美投资还面临哪些障碍？

郝红梅：其实，多数中国企业还没有意识到对美国投资的战略意义。2014年，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2.4亿美元，同比增长23.9%。中国对美投资虽然增幅较大，但存量还比较低，截至2014年末，中国对美国各类投资不到美国吸引外资存量的1%。

而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的差异，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存有较强的戒心，他们在关注中国的经济目标体系时经常带有极大的泛政治化倾向，担忧中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行为受中国政府控制。其实，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投资性质是一样的，同样以追求最大利润、最低成本和最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为目标。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中美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有怎样的分歧？

郝红梅：可以说，中美在投资领域的分歧大都和国家安全有关，具体体现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资金转移等方面。

中方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希望扩大美国产业对中国企业的开放，提高国家安全条款在处理外国投资时的透明度。但美国对外资的安全影响最为敏感，在谈判中，美国负面清单中列举的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在定义上宽泛灵活，在投资、经营的任何阶段，美政府有权终止外国投资者在该领域的项目，且产生的成本由投资人承担。此外，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工会组织还担心，中美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后，美国企业投资中国将变得更加容易，会让许多投资跑到中国，从而减少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

而中国则承受着较大的市场开放压力。目前中美两国市场开放的程度和步伐并不一致。中国政府调控市场的力度较大，某些服务行业的垄断性也较强，而且基本由国有企业把持，很难在短期内对外资开放，而美国下一步的主要目标是进入中国的金融和服务业市场，因为美国企业在该领域具有竞争优势。未来几年，美国将弱化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不遗余力地说服中国开放市场，尤其是金融服务市场，以允许美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独资子公司和推出新产品，增加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出口，来弥补货物贸易的逆差。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前景？奥巴马任期结束前，双方能完成谈判吗？

郝红梅：我认为中美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时机已基本成熟。中美双方目前处于互相抱怨“投资政治化”的阶段，美国抱怨中国在服务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和自主创新等方面的政策，中国也抱怨美国对来自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有差异国家的对外投资实行歧视待遇，投资审查无限上纲上线。

制约中美双向直接投资的基础性因素就是两国间尚缺乏双边投资协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于2008年启动，目前在国际转移方面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国际仲裁方面的影响有限，分歧也不太大，尚未解决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市场准入。2013年7月，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进行实质性谈判。2014年6月，双方正式开启负面清单谈判。在第21轮的谈判当中，中国和美国都相互交换了新的改进过的负面清单。由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监管方式存在差异，在金融改革、资本项目开放、竞争政策等重大和敏感问题上，虽有一定共识，但存在的分歧还比较大，中国目前很难完全做到对美国对等开放。因此，负面清单的谈判将会艰难，但不悲观，更高层面的战略考虑将战胜双方对经济细节的纠结，谈判严重拖延的可能性也不大，奥巴马任期结束前完成谈判具有很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