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分析

摘 要：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但由于其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搭便车"性质以及自身具有的跨性导致的国家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全球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引起其供给严重不足。作者提出并分析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两种供给模式--单边模式和多边模式的优缺点。同时运用博弈均衡分析研究了索马里海域护航问题，在多边模式下，参与各方可以通过多方博弈，达成均衡利益。因此，全球性公共产品可以通过多边模式进行供给。

关键词：全球公共产品 供给模式 "搭便车"问题

世界银行对全球公共产品的定义是："全球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具有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及规章体制、政策体制，它们对发展和消除贫困非常重要，也只有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此类物品。"因此，全球公共产品是外溢性跨越国界的公共产品，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际公共产品与一般性公共产品一样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因此存在"搭便车"问题导致其供应不足。另外，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的跨性，其供给涉及多个国家利益，利益冲突使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协调成本十分巨大。一般来说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采用以下五种形式：一国单边供给、各国加总供给、区域合作供给、国际组织供给和国际机制供给（徐增辉，2009）。由于各种模式的缺陷和各个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差异，目前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实际上只有霸权模式和区域性联合供给模式两种（徐恺，2009）。进入21世纪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和能源发展等遇到新的挑战，如何提供这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本文在分析目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原因的基础上，采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较了单边供给与多边供给的优劣，认为在多边模式下，参与各方可以通过多方博弈，达成均衡利益。因此，全球性公共产品通过多边模式进行供给具有更高的效率。

一、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及原因分析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经济学的公共产品理论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公共产品在理论上研究不足。在实践中，尽管国际性组织林立，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仍然严重不足，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体系并未真正形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面对此次危机无所作为，任其肆虐；2007年，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IMF和WB又束手无策，在协调各国抵御金融风暴方面毫无作为，导致国际社会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世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当然，除了金融安全外，国际性组织在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国际公共安全等方面也难辞其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首先，全球公共产品的公共性使得 "搭便车"行为蔓延。同一般性公共产品一样，全球公共产品也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三个明显特征。因此，任何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者都无法排除其他消费者使用自己提供的全球性公共产品（或者排除成本巨大），自己无法获得供给公共产品的全部收益，因此没有足够的激励去供给。一旦全球性公共产品得到供给，全球的消费者可以免费使用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因此具有只消费不供给的倾向。一旦有一个国家尝试"搭便车"，其他国家因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而无法将其排除在消费之外，也会纷纷效仿，逐渐退出供给，最后导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导致"公地悲剧"产生，最后使得每个国家都成为"搭便车"行为的受害者。根据收益原则，消费全球公共产品的每个国家都应该分担其成本。但目前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差距十分巨大，发达国家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很少或者没有参与供给成本的分担。发达国家不得不长期忍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公共产品上的"搭便车"行为，长此以往，缺乏足够的激励去改变当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

其次，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会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会遭至其强烈反对而无法产生新的供给者。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既得利益者，一般会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经济政治资源优势影响或操纵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当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收益自身无法获得时，会拒绝或者抵制新的供给者，从而使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陷入僵局。2009年初，中国提出建立超货币（特别提款权）来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以降低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破坏力。但是立即遭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极力反对，因为超货币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建立会降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损害美国在国际贸易上的既得利益。

最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超越国家。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一国国内的个人人权的地位相似，这样，基于的单个国家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面对着与个人提供一般性公共产品时相同的困境。个人在无法提供公共产品时，可以通过政府的法律和行政强制力保障一般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但国与国之间表面上看也可由国际法律法规如联合国等保障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但实际上国际法律法规对成员国的约束力远远低于一国国内法对其公民的约束力。同时，各个国家之间难以找到一个超越的绝对权威用强制力保证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实施，只能通过外交谈判等协调手段或经济制裁等惩罚手段尽力保证国际法律法规的实施。因此每个国家违反国际法律法规的成本相对较低，降低了成员国遵守国际法的积极性。同时，国家政治家出于维护本国安全及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上，倾向于放弃需要让步的全球利益最大化的方案，而选择一个短期本国利益最大而长期各方利益受损的方案。例如，全球签订削减核武库停止开发核武器的条约，通过削减核武器以实现世界无核化，因此全球核安全对于保障全球公共安全至关重要。尽管有核国家均赞成这一设想，但部分国家甚至继续开发核武器，这使得全球核安全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十分脆弱。长期来看，开发核武器并不利于本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化，会加剧局部地区军备竞赛，致使全球福利水平降低。

二、全球公共产品两种供给模式分析

尽管全球公共产品在当前现实条件下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其供给也是可能的。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呈现"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并且这种格局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便有两种模式选择-单边模式和多边模式。单边模式是指在目前的格局下，超级大国凭借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优势地位，根据本国和世界经济社会战略发展的需要，垄断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使全球公共产品完全按照本国意图为本国利益服务。同时，为了争取其他国家对这种供给体系的认可，超级大国在推行单边模式的同时也会作出少量让步照顾其他国家部分利益（樊勇明，2009）。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最终解释权仍归超级大国，全球公共产品依然是超级大国攫取自身国际利益的工具。

单边模式建立在超级大国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会随着超级大国的兴衰而更替。同时单边模式完全服务于超级大国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或间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从而引起国家冲突，因此单边模式会遭遇其他国家的阻力而陷入困局。超级大国为了继续推行这种模式，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是以本国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强行推行单边模式。但这种方式成本过高，风险过大，一般不会被采用。二是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达成利益妥协，超级大国容忍和默许其他国家对其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搭便车"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但由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使得超级大国在长期内为保持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而需要支付巨额费用，不得不以国内财政收入弥补费用差额。如果长期继续下去，国内纳税人与政府的矛盾激化在所难免，势必会削弱超级大国的国力，加速其衰败。因此，尽管单边模式具有决策时间短，决策效率高的优点，但也带有霸权主义色彩导致执行成本过高而具有不可持续性。出于国家长期战略考虑，超级大国最终会放弃单边模式。

与单边模式对应的是多边模式，或称为全球合作模式。多边模式要求世界各个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全球公共产品的受益情况，按比例分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每个国家选派代表组成全球公共产品委员会，负责提供、监督和管理全球公共产品。在决策过程中采用多数一致的原则，国与国之间通过相互谈判实现利益妥协维持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满足实际需要。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多边模式通过各方博弈形成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建立在大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所占比重的基础上，相对公平，长期内具有稳定性。同时，协调的结果使得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本国利益密切相关，理性国家总会倾向于选择导致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必定要尽力控制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因此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较高效率。

假设信息是公开的，则每个国家可以决定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纳什均衡，积极参与博弈，且没有兴趣偏离或放弃自己的战略选择。同时达成的纳什均衡是稳定的，如果外部条件不改变，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同时，根据多数一致的投票原则，少数国家策略的变更不可能改变全球公共产品最终的供给方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利益攸关方会选择合作而不是分裂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样，多边模式具有现实可能性。但是，多边模式的决策时间长，协调成本巨大，决策过程复杂，但相对于单边模式，其决策更加民主和公平，决策的结果能够被各方接受和遵守，具有长期稳定性，是一种相对理想的模式。

三、国际公共安全供给：多边模式的应用

现在回到索马里海域航行安全问题上，探讨多边供给模式的实现性。假设世界上只有A、B、C三个国家，每个国家的航运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50%、25%和25%。为了保护本国商船，三国均往索马里海域派遣军舰护航。进一步假设索马里宽广的海域面积至少需要10艘军舰才能保证整个海域的安全。因此，如果三国没有对护航进行协调，则导致每一个国家都要对本国的航运船只提供10艘军舰进行护航，但是每一个国家都没有充足的财力提供10艘军舰的日常费用支出；或者安全航运的收益不能弥补军舰的日常开支。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只要海盗索取的安全费低于航运收益，每一个国家都会通过对海盗行贿以保证本国的航运安全。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这么做，有可能导致其三国贿赂之和远高于10艘军舰的日常费用支出。因此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效率。

因此如果三国对护航进行协调，根据自身航运收益分担护航成本，组成联合舰队打击索马里海盗。假设每个国家的航运收益是2a、a、a，分别承担的护航成本是2b、b、b，因此每个国家通过组建护航军舰的净收益分别为2（a-b） 、 （a-b）、a-b。如果每次航运海盗行贿的成本是2c、c、c，货船遭海盗抓获的概率为 ，则行贿的净收益为2a-2c 、a-c 、 a-c 。在完全信息情况下，每个国家通过比较两种策略的净收益选择最优策略。

如果 b

四、总结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导致世界居民整体福利水平的降低。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公共性使得 "搭便车"行为蔓延，现有的利益格局限制和跨性，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陷入困境。但是，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多边模式进行供给，保证国际公共产品的长期有效供给。

参考文献：

[1]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

[2]徐恺：国际公共产品、地区公共产品和东亚模式【J】，理论界，2009 （6）。

[3]徐增辉：全球公共产品及其供应模式分析【J】，经济学家，2009（10）。

作者简介：杨坦能（1987-），男，籍贯：湖北黄冈人，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浙江省，杭州市，310018，作者感谢华中师范大学汤学兵老师的指导，当然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