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电影放映员的酸甜苦辣

当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电影院看电影，似乎农村电影放映员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回顾历史，1998年为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了农村电影放映“2131”目标，即在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

从2000年至2005年，国家投入农村电影的资金2.38亿元（其中国家计委1.48亿元，财政部1200万元，广电总局7200万元，中影集团600万元），主要用于采购电影放映设备和拷贝（16毫米电影放映机6983台、发电机2593台、流动放映车1068辆、35毫米放映双机207套，16毫米电影放映双机1507套、放映大篷376个、数字放映设备54台、幻灯机159台；电影拷贝22818个），同时为、新疆等8个少数民族语译制中心更新了民族语译制设备。

2007年，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农村电影工作的意见》，并制定相应的《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确定国家财政根据1村1月放映1场公益电影的目标，按照不低于100元/场的标准对农村电影公益性放映给予场次补贴。2013年，将这一标准再次提高，根据《中央补助地方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按照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活动每村每年12场、每场平均补助200元、每年2400元的标准下发专项资金。

然而，近年来公益电影放映却正在衰落中……

酸：片子刚放一小时，片场就剩放映员一人

7年，1个人，1辆车，1220场电影，1220个日夜，这些年一半的时光，是陪着道不出姓名的数万观众过的。另一个忠实“陪伴”――那辆印着“流动放映车”半新的面包车，跟他一起进过社区、公园、军营、工地……这是北京流动电影放映员史超齐的生活写照。

太阳还没下山，史超齐就惦记着晚上工地放电影的事情。在街道食堂匆匆扒了一口饭，他就开着那辆白色面包车慢悠悠地驶向北三环北边的某工地方向。一进院子，保安老哥站起身打了声招呼，看得出小史是这里的常客。“上周雷雨没来，今天临时加演一场。没通知工友们，您帮忙告诉他们一声。”史超齐一边搬设备，一边解释。

两个音箱、一台投影机、一块大幕布加上支架、两根大粗绳，这就是流动电影院十年来的所有家当，其间数字放映机更新过两次，“现在我们通过刷卡来解密版权，硬盘里光有片源，不解密是放不出的。”

因临时放映，原先场地（工地门口绿荫）被两辆车占了，等半天没见人挪，史超齐只好改到路西侧的两棵大树间挂幕布。暮色渐深，闻讯而来的数十个工友还有遛弯的市民们陆续凑了过来。“师傅，今天放什么片子啊？”“钢铁侠3！”“什么？”“钢铁侠3，美国高科技大片！”影片还没开始，空地的上空飘着各方的乡音，大家叽叽喳喳讨论开来。

“我们工地有wifi，年轻人更爱玩手机。”60岁的王叔，河北承德人，一直在工地上当力工，来北京快两年。他站在一旁望着史超齐调试机子，一边回忆他小时候村口放电影的盛况：当年的露天电影有大气息和大氛围，放映员特别受欢迎，大伙儿都会帮放映员抬机器，有的赶好几十里路来瞧“西洋镜”。“我爱看战争片和武打片，外国片也爱看。这些年村里人走了，机器锈了，电影没人放了。”

“工地宿舍有wifi，收工了，大家没事可以手机上网。我们爱看这种露天电影，那些年轻人更爱玩手机。”另一个上岁数的工友说。当问王叔：“您到外面电影院看过电影吗？”他摇摇头：“票很贵吧，听说要五六十呢。”

忙活了一小时，《钢铁侠3》8点开演。但让史超齐此前担心的“幕布吸光”最终仍没避免。远处公园里高耸起的大灯正对银幕，画面很不清楚。露天的美国大片只剩下“叮叮哐哐”的声响外加模糊难辨的人头。开映前的热闹劲儿渐次消退。工友们或站着，或坐在草坪上，有年轻人低头玩着手机，也有人在窃窃私语。不到一小时，观众稀稀拉拉散去，连最爱看电影的王叔也不声不响地走了。偌大空地，只剩史超齐一个人等片子“走完”，挨完两个半小时他才能回家。

甜：如果有一天我走不动了 ，就不放了

近日，在2015全国新闻出版广电系统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来自湖南省邵阳县谷洲镇的农村电影放映员刘亮获得先进个人。从北京载誉而归的刘亮满怀欣喜地说：“作为一个农村电影放映员，能获此殊荣，非常惊喜，我以后一定会继续把电影放下去。”

自1982年至今33年来，邵阳县谷洲镇的电影放映员刘亮累计行程数万公里，为乡亲放电影2万余场。放了这么多年电影，他觉得“老百姓认可了，是我最大的满足”。至于以后，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走不动了，就不放了。”

1982年，刘亮放弃复读考大学的机会，报名参加考试，成为谷洲镇一名专职乡镇电影放映员。

从此，他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上世纪80年代，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电影是农民难得的精神食粮。1983年冬，电影《红楼梦》刚刚在农村放映 ，因该片安排在谷洲放映只有5天时间，各村都想抢先观看。为尽量满足村民要求，刘亮每晚都要奔波几个村，连续5个晚上放映到天亮，村民对看电影的热情和渴望，深深烙印在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刘亮心上。

谷洲镇人多地广，电影放映任务重，为不辜负村民观看电影的热情，刘亮总是提前赶到放映地点，拉好银幕，调试机器，播放音乐，让村民能准时看好电影。因当时交通不便，有的村落偏僻，往返一趟要徒步行走15公里，刘亮常常独自一人奔走于山间小道上。

1986年，妻子段劝莲生女儿刘芳玲时，他一个人在十多里以外的乡下放电影，待到深夜赶回家时，妻子独自带着女儿躺在医院。望着妻子憔悴的面容，愧疚之情油然而生。他的付出换来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就连3岁小孩都会追着他喊“师傅 、师傅”。

对刘亮来说，电影在他的心中是神圣的。上世纪90年代，因农村电视的普及和DVD的严重冲击，放电影已难以养家糊口，原本6个人的放映队，最后只剩下刘亮一个人。怀着对电影放映的钟爱和执著，刘亮最终选择了留守。为养活一家四口，刘亮一边在邮政局找了一份邮政代办管理工作，一边坚持放电影。在电影放映几乎“零报酬”的情况下，他仍然有求必应，电影放映从未耽误过一次，这样一干就是6年。

2007年下半年，邵阳县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全面铺开。刘亮辞去了邮政代办管理员的工作，带着妻子担负起谷洲镇的放映任务 ，全身心投入到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中。

为确保公益电影放映场次全面完成，刘亮每年初主动与镇党委、政府联系，争取镇党委、政府重视，并对全年公益电影放映进行全面规划，安排主要力量保质保量完成公益电影放映。为方便放电影，2010年，刘亮咬牙贷款三万余元，购买了一台面包车。快50岁的他，还挤出时间拿到了驾驶证。

每场电影，刘亮总是早早地用面包车载着放映设备和塑料凳子赶到事先联系好的村组，选好场地，拉好银幕，先播放音乐，然后再开车到各组、各院落通知村民观看电影，宣传影片内容。

为兼顾不同层次观众的观赏需求，刘亮精选了一大批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优秀节目，每晚将故事片、功夫片及传统花鼓戏、黄梅戏等搭配放映。为确保不重复放映影片，刘亮专门为每个村组的电影放映建立了放映档案，近年来，电影放映档案已经写满了好几本。

近5年来，为了配合谷洲镇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刘亮制作各种专题幻灯片300多个，播映2000多场次。电影队以强化青少年革命传统和国防教育为题材的幻灯片播映后反响良好，中央电视台专程到谷洲镇进行专题采访报道。

可以说，刘亮成功闯出了农村放映市场的一片新天地。2010年，刘亮先后两次对全县放映员进行系统的技术演示。2012年，刘亮两次成功组织放映队，远赴怀化和广西放映商业电影，实现了邵阳县农村电影队的跨市、跨省放映。而谷洲电影也成了谷洲镇响当当的文化品牌，电影成为村民文化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

苦：生活并不像电影，生活要艰难得多

事实上，许多放映员的生活正如影片《天堂电影院》中放映员艾弗达对多多说的那句话：“生活并不像电影，生活要艰难得多。”

作为放映员中的积极分子，史超齐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赢得了优秀放映员、北京市劳模等大大小小数十个荣誉。但当聊起“幸福”时，史超齐却说自己压力大，“要靠工作赚钱养家，至今我拿着两千多块的工资，各方面压力不小啊。”为了给儿子好的教育，北漂20年的他，下决心留孩子在身边，让他在北京读书、长大。如今儿子已升入初中，一家三口还挤在不到15平方米的小屋里，全家指望着他过日子。

曾负责朝阳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作的董艳陶告诉记者，招募的放映员里多数为无编制的临时人员，专职的在编岗很少。工资不高活儿却多，这是放映员流失大的原因之一。“各街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配备人，每个放映队有1至2个。街道的放映员一般还承担其他工作，不会只干放映。他们的工资是街道来发，国家有相应的一些补贴和支持。像史超齐那样坚持10年的，真是太少了。”

一面是流动放映员的流失和断层，另一面是近年来公益放映规模的萎缩。与城市化迅速扩张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公益电影放映的生存空间却日渐逼仄。一天天落寞的，除了流动放映，还有农村的固定影厅。

史超齐每个月都在固定的日子去放映公司更换20部片源，阅片无数的他深谙观众的口味，比如建筑工地上的工友大多“爱看有特技、场面热闹的”，而社区里的老年人爱看怀旧的老国产片，“要是放一部新铁道游击队保证爆满”。

即使像史超齐这样的资深放映员对这20部片子挑了又挑，仍时常会觉众口难调，“不同的片子，观众有多有少。最难吸引的是年轻人。他们都懂上网，爱新鲜的东西。我拷来的很多片子，他们要么看过，要么不感兴趣。”他最近放映的片子，《钢铁侠3》《狄仁杰神都龙王》虽说都是高票房电影，但下线两年的老片在网上已经随便下载，难引起观众的兴趣。

刘亮为了梦想的坚持也颇为不易，在最艰难的时候 ，为了保证放映效果和声光质量 ，刘亮要更换原来的老式放映设备，他做通妻子的思想工作，把家里准备建房子用的两万元钱拿出来，购买一套模拟数码放映设备，并力劝妻子一起参加放电影。

多年来，刘亮夫妻靠着坚定的会“好起来”的信念，坚持电影放映，用青春和热血精心呵护着农村电影放映这片精神园地。但微薄的电影放映收入除了机器维护、车辆维修，油料等放映成本外，已所剩无几，还要逐年更换放映设备，家里的正常开支只能靠着一个小店的收入维持着。这让放了30多年电影的刘亮家里仅修了一间房子，还欠下了几万元的债。

2008年7月的一个深夜，刘亮放完电影回家途中，骤降大雨，不慎滑倒，连人带车滑入路旁水沟，摩托压在身上，全身多处受伤，腰椎疼痛难忍，幸亏附近村民听到喊声后及时相救，才得以脱险。后经县人民医院诊断为腰脊骨折，因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腰伤至今未愈，行走困难。

对于地处偏远的村落，面包车开不进去，他就和妻子抬着放映设备步行到目的地。每次放完电影回家，已是午夜时分。有人问：“刘师傅，别人放电影只花几个小时，你放电影怎么要花一整天呢？”他笑笑，不言语。其实 ，刘亮夫妻是用生命中的每一天在放好电影。

辣：谁来接乡村电影下一棒？

放映员们老了，农村电影的启蒙时代也过去了。对于村民来说，孩童时期，观看枪战片之后到幕布后面四处摸索，想要捡拾弹壳的奇特经历，也慢慢从记忆中消退了。但对于像程可忠一样的老放映员们来说，生活还要继续。

70年代初，程可忠开始在乡村里放电影，放映机、发电机、胶片加在一起，每个放映员的自行车上都要负重50多公斤。找到开阔地之后，如果没有适当的树木，还要临时立上两根柱子。等这些都安排妥当，在村民家接受款待之后，就要调试机器准备放映。一个胶片可以放半个小时，一部2个小时的《渡江侦察记》就要4个片。换片需要1分钟左右，正是孩子们的“尿点”，两个人轮流负责换片，如此几轮，一个晚上要放上2部。

1984年，程可忠被调到广东省横沥镇文化站录像室，负责放录像。相对于放电影，这项工作可以称得上轻松。不用四处奔波，一台电视机、一台录像机，只要把录像带插入，按下播放开关，工作便完成。1994年，由于录像也越来越少人看，自认还算年轻的程可忠主动提出离职，下海闯荡。

今年62岁的程可忠，这辈子过得并不轻松。失学、放牛、做工，20多年的放映员生涯后，外出闯荡无果，多次进行大手术后经济困窘，只能委身于一个宾馆做服务员，现如今，更时常为了自己耽搁多年的社保问题来回奔波。

眼下，最让程可忠挂心的，是从镇文化站离开后就没有领取过社保。根据他提供的一份通知，广东省曾在2012年7月，要求各地对老放映员造册登记，计算工龄。然而，之后该项工作并无下文。就在今年过年前，市文广新局的负责人曾表示，将尽力让老放映员满意，但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协调财政局、人社局一起制定方案。

全国范围内，老放映员遇到类似养老难题的，并非孤例。程可忠说，放电影时，最偏远的一个小村子，只有4户人家，但是根据要求，每年也至少要去放映2次。在一镇之内，没有一个地方被他们遗漏。当电视、手机日益成为观看电影的主要方式，当电影放映员和那些影片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当岁月流逝，刘小伙成为刘大叔，吴大姐变成吴奶奶，当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来到城市、走进电影院，这些观影群体最初的启蒙者――老放映员们本身却面临着被“遗漏”的危险。

同样，现在乡村电影放映员已经是一群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老人，许多人头发都花白了，为了让村民每月能看到一场电影，他们成天奔波在乡间小路上。他们说，“以前放电影的时候村里人会邀请我们去吃饭，现在再也没人会叫你去吃饭了，有人理你就好了。”“如果不是出于对这个行业的热爱，我们坚持不到今天。电影是不会消亡的！我们现在还能做的是站好最后一班岗。”

在这个电视普及的时代，电影下乡还有意义吗？面对质疑，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杨步亭指出：“农村电影市场不是累赘，而是有待开垦的金矿。中国要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首先要转变理念，必须充分发展拥有一半以上人口的农村电影市场，培养农民看电影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