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有什么错?

穿白衬衫、背布包的王小妮出现在咖啡馆。这是中午，每天两段写作时间的中场休息。早在1980年代，她就是知名诗人，如今她的另一身份也为人熟知——海南大学教授，她将自己7年中与学生的交往写入《上课记》。

按照王小妮的描述，那是一所地道的底层大学，生源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学生们带着憧憬来到大学，然后憧憬又被大学消解，校园里没有高品质的图书馆，整座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文化书店。当他们大学毕业，王小妮估算着，也许只有10%的人能找到工作，上升通道正在慢慢变窄。

她带着诗人的敏感和对纯净的要求上课，希望学生们少鼓掌，不试图讨好老师，剔除那些宏大浮夸的词汇，保持纯净。她喜欢和年轻人交流，“有时候去上课，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但现实又往往让她失望，学生们课后仍要耍手段争夺入党名额、谈论助学金分派的奥妙、考虑是否要做某老师的线人。

《人物》记者自然与她讨论了某种程式化的抱怨：上个时代的人总会认为年轻人越来越软弱、麻木。但王小妮却认为，他们只是需要时间成长，更何况，孩子有什么错？是大的环境把他们给污染了。

“一个人跳了楼，能震动一时，人们叹息10分钟后，生活还要继续。真正可怕和被忽略的往往是所有人都在悬空下坠的状态中而不觉，我得提醒他们，这姿势不正常，不管你长久以来多适应它。”作为一名老师，王小妮做了这样的事。

而在即将出版的小说集《1966年》里，王小妮则回忆了在1966年的覆地翻天里，人们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茫然而具体地活着。

人物PORTRAIT = P

王小妮 = W

我最开始的想法，是要影响他们的世界观

P：《上课记》里提到很多学生对这个影视文学专业是没兴趣的？

W：我的目的不是想培养他们对文学的兴趣，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专业的文学家、批评家，可批评谁啊，批评都是在互相吹捧，我说你好，你说我好。所以我觉得学生只要健健康康的，4年里谈谈爱情，逃逃课，多看看各种各样的书，多出去走一走，认识很多朋友，那12年的苦解放了，进入社会找一个你能做的工作。我的定位是这样。我没有很专业地引导他们进入批评界、创作界，我从来没有想过。

P：所以很多学生说琢磨不透你，你关于优秀的标准和其他老师差别太大了。

W：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把东西写得美一点，一篇作业半篇都在抒情。工作了就知道抒情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上学的时候遇到一个写作的老师你也可能抒情，上中学都知道写作要抒情。

P：对，那样分数才高。

W：所以学生觉得这个老师到底要干吗？我说你老老实实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但是也不好扭转，很多老师都喜欢抒情，如果下面还有一个老师喜欢抒情，学生就马上转移到抒情，这是过去12年的教育告诉他们的，就是要投其所好，这是最坏的。我见到的所有学生要一点点告诉他们不要抒情，坚持你自己就可以了，要比写好一篇文章、（成为）一个作家要重要得多。

P：刚开学时，你还会问新生是否相信真理，这个问题是怎么设计的？

W：我还是觉得我不是在教他们什么学问、知识，你想一想知识有什么用？比如说，背了北岛写的哪些诗，舒婷一共有几首诗大家分析分析，比如什么影视的风格，一起分析分析，这个都没必要。而且我怀疑我的这些学生真能做电视导演、电影导演？这是一个玩笑，这是玩我的学生，这样一个边缘的学校设立这样一个专业，他是不可能做从业人员的。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给他们更宽泛的、别的东西，尽量让我的课宽一点，不是一些知识点。我最开始的想法，是要影响他们的世界观。

P：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回答“真理”那个问题。

W：可以不回答呀。有个学生后来大四了告诉我，“老师，当时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我哪知道，我就乱填乱写说不相信真理。现在我明白什么是真理了，现在我也是真的不相信真理。”

P：你描写的这些学生好像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强烈的民族主义。

W：男生多，女生少，而且是真的，他们很顽固。可我觉得他只要是真的，我就尊敬他，因为他是真诚地信那个东西，不管他信什么，他只要是真的，就可能有别的变化的可能性。但是我要告诉他发生过什么，客观地发生过什么事情。

P：那你给他们看《夹边沟记事》这类书他们会有什么感觉？

W：有的人会有反馈，有的人没反馈，有好多人会难受，看不下去。我觉得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还要有很多隐蔽起来的感觉，他们很直率，我喜欢他们这样。

P：我记得你写过，有一堂课上讲到孙志刚，当时底下反应并不是很强烈。

W：他们不知道是谁。下课了有人问我，老师，孙志刚是谁？发生什么了？我说你自己到百度上去找吧。

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学生，暑假的时候，她妈妈给她找了一个街道办还是什么的去实习，看到了一些维稳的文件，这个学生就变了，她的价值观完全颠倒了。所以只需要尽量接近真实，然后让他们一点一点自己去想。

我听了很多农村学生的故事太难受

P：听说高校里有被安排监督别人言论的那种人，你的班上也有吗？

W：有啊，我现在保留了一条短信，就是写着，“老师，我给找去谈话了，他们问你在课堂讲的什么，我没照实话讲。”但这个学生是偶然被抽的，不是那种固定的。

P：你知道有这样的一群人？

W：我知道按比例有分配，但是我不知道谁是，我也不想知道谁是。我没反感到那种程度，我觉得有的人他没有判断力，就是穷，基本上这些孩子都是穷孩子，没人找富人。听说（报酬）是给充手机费，一个月充200块钱的手机费。

P：《上课记》和我之前预想的还挺有偏差的，海大的农村学生比例很高。

W：是因为这个学校是省会城市的，现在也是211，我刚去的时候是二本，有的时候三本都能进来，现在是一本了。很多学生都以为这是个省会，分又没有那么高，也羡慕海岛风光就过来了，过来以后才感觉学校没有积淀，师资力量不够雄厚。

P：我很好奇，他们来上大学的时候认为自己快要脱胎换骨了吗？

W：那当然了，特别是农村的，他们对于上大学还是带着很多憧憬。来自于农村的孩子都相对比较单纯，他们对大人的察言观色没城里孩子那么复杂，城市的孩子更知道怎么样给别人送点礼等，眼界也宽一些。乡村的孩子可能就看过《平凡的世界》等等最普通的小说，但是他们相对更干净一点，他们不知道那么复杂，就知道学习，学习就上来了。

我的那些学生都是自己买书，都说老师图书馆太让我们失望了。应该让学生坐下来有一个味道，他们就坐在草地上、水边。我觉得大学应该提供这种，可都没有，所以学生很失望，我理解这些失望。另外整个海口市没有一家文化性书店，不用像万盛那样，差不多的就行，可海口只有新华书店或者是商业书店，一进门就是成功学、教材。这可是省会城市。

P：学生里面的留守儿童，会有些什么共同点吗？

W：农村的问题就是不管，每个月给你多少钱，顶多告诉你好好学习。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她都胖了，我说你没怎么胖啊，她说胖了以后回去她爸该骂她说她没好好念书了，他认为胖了就代表没有好好读书，对不起给她的这些钱。这样心里带着负担，毕业以后就赶紧找工作，不敢再要家里的钱了。那些父母有些人做的工作非常辛苦，压力太大了，所以孩子心理压力也很大，他们会想我要好好工作，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他们还有一大特点是和父母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这个很可怕，就是他和父母变成一种明确、摆在表面的东西。你千万记着将来如果有小孩的时候，一定要带在身边，一定要自己带着他，哪怕千辛万苦也要自己带，因为你和下一代的关系，不是靠金钱什么血缘来的，真是靠日日夜夜的那种担惊受怕、喜欢。他一笑，你觉得他怎么笑得这么好看。我就跟我儿子说，我最喜欢你的就是在肩膀上睡着了，那个小手就抓在我衣服上，怕掉了。他睡着了，但是抱着他一点也不觉得累，背书你不愿意背，背你自己小孩一点没有问题。你想天啊，被一个小东西这么需求着多幸福。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留守儿童）问题很大，将来肯定要看到这种问题，孩子心灵会相对冷酷，因为他没有得到足够的爱。

我听了很多农村学生的故事太难受。我自己很受伤，写那个东西很痛苦，还有很多不能写的。

P：出于对他们的保护？

W：对，有些事是不能说的。有些事说出来（TA）会被别人看不起，还有一些女生曾经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现在和小的时候发生的非常痛苦的记忆都不能写。但是我听了以后都堵在这，也不能写，所以很影响我心情。这半年一直在调整这种忧郁的心情。

人是可以改变的，人是可以长大的

P：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城里学生？

W：城里那些几乎都要包办。有个学生就偷偷问，能不能先把这科成绩给他，没考呢就要成绩。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妈给找了一个公务员的工作，现在要马上回去不能丢了，如果回去就不能考试了。我问他和其他老师说没说，他告诉我都打过招呼了，我就明白了。

还有一个孩子也是城市来的，刚开始上课时就说，老师给你一个东西。一张小明信片，打开以后很漂亮，上面还写着祝老师快乐之类的，我想他怎么给我这么一个东西。下课休息的10分钟他过来，问能不能到走廊跟我说点事。到走廊，他说老师这要考试了，能在成绩上照顾我一下吗？我心里的感觉很复杂，我很厌恶这种感觉，但是他还是个孩子，我就说了一句，你想要什么？这句话也是对他的一种反击，我感觉我要碰他一下，让他感觉这么做是不太好的。可他说，我要“良好”。

后来才知道，这孩子要成绩是为了要入党。他之前还在投票选党员积极分子时做假的选票，增加自己的票数，结果被揭发了。

P：他最后入成了吗？

W：大学入党很容易的，可同学都反对他，入不成。最后居然他爸爸在湖北老家要了一个指标，毕业的时候光荣地告诉大家我现在是党员了。

所以我们最后的问题其实是社会问题，说出来还是制度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孩子有什么错，生下来那么可爱的小东西有什么错，我觉得是大的环境把他给污染了。

所以我不赞同一下子就说，90后是不行的，或者以后还有00后。那些老师抄袭，那些校长买文凭，然后呢他们抓自己的学生考试作弊，学生会不服。要解决这些问题，肯定不是在孩子们之间解决。没有这个环境，你让他独自清白是不可能的。

P：在你上大学的时候有这样的事吗？

W：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同学送礼，我记得有人送了一筐苹果给我们系的党支书，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结果她把这个苹果拿到办公室展示了，当时大家觉得很恶心，她把我同学骂得狗血淋头。

P：你在“”结束后上大学，今天人们会想象那时的大学理想主义氛围很浓厚。

W：我是77级的，那时有理想主义的东西。但如果当时有一个视频能还原出来，你就会发现当时非常不正常，一个特殊年代下的特殊情况，每一个人都带着一种亢奋，包括听马列的课也能亢奋，事实上是没有选择的状况下的一种状态。人们总说那时候读书气氛多么好，我不那么看。更多是因为我们之前确实没有书看，像托尔斯泰这样最基础的书都是临时在图书馆看到，我记得左拉有一些书还没有解禁，不能借，但是加缪的可以借，其实左拉是个左派，很好玩这些东西。

P：很多人会觉得今天的年轻人比80年代的年轻人麻木。

W：1966年的时候，它那都翻天覆地了，我们还是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们必须要体会到生活这种最微小的幸福，要不我们干吗还活着啊，我们活得太难受了吧。现在我们背后的确是一个大的风云激荡的时代。而今天年轻人觉得缩在里面才安全，他如果去关心那个东西就会受伤，他们看到微博上太多的坏事了就把它取消了，但他们看那些漂亮的画片，就能得到安慰。这样他只能退回自我。我觉得那正常的社会和正常的孩子，想干吗就干吗，是吧，喜欢郭敬明就喜欢郭敬明，愿意把小脸画得和小鬼似的，手指甲弄一个小花我觉得也挺好看的，我觉得他喜欢就好。

P：所以尽管有人会担心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越来越没有承担，但你不是这么看的？

W：不是。你知道沈浩波（诗人，出版商）吧？2003或2004年，他在深圳经过，我和徐老师（王小妮的丈夫）说这个孩子最近挺倒霉的，因为我们都是写诗的嘛，就带着他蹓跶蹓跶吧，就在街上逛逛，带他看看这些景观。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要30了，我忽然感觉我开始要担当了。当时他是一无所有的。但是你看现在的沈浩波是一个有担当的人啊，是一个有底线的人，他新出的诗集也送给我，你看当时大家觉得这简直是一个下半身这是什么东西啊。人是可以改变的，人是可以长大的。

所以不用太过担忧吧，虽然我们不能够知道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