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山东的“城”与“人”

“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新浪潮”，国务院总理在天津举办的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12月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他进一步表示， “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向中高端迈进，关键是要发挥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智慧，把‘人’的积极性更加充分地调动起来。”

如今，创业和创新已经被当成破解“新常态”下诸般社会经济难题的基本答案。这一点，在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得到了明确。

创业活动不是现在才有，创新也没多少人不喜欢。但创业型经济、创业型社会意味着，我们对城市的商业气质、人的知识结构等各方面进行一次“重构”，唯此才能获得真正持久的内在动力。

被“解禁”的世界观

2014年5月，26岁的薛复友拿到了自己公司的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2年多的个体商铺变成有限公司，薛复友让自己的创业梦想又往前迈了一步。

“工商登记注册的门槛降低了，没有了最低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可以分期认缴，3月之后，我身边很多创业的朋友都在积极地成立公司，我也赶紧把公司注册下来。”薛复友说，最早开始创业时，他也曾想注册公司，但囿于资金、场所等企业注册的条件未能如愿，"我现在有10名员工，事业做大了，就必须要从个体户转成公司才能再上一个台阶。"

2014年3月1日，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正式实施，改革放宽了市场主体的准入条件，降低了创业的门槛。改革实施4个月，济南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4.97万户，比上年翻了一番。由于取消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的限制，一人有限公司受到创业者的青睐，全市新登记一人有限公司2985户，同比增长535%。

在“西街工坊”创意文化产业园，宏宇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创办人潘宏也感受着工商登记手续简化后带来的高效和便利。“我们园区四五名创业者一块到工商局办理，工商局有专门的代办员，工商注册登记、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办理等一站式服务，两天就搞定了。”

政府如此重视和鼓励私人创业，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1970年代末760万知青返城，国家解禁城乡工商业开始，到小平“南方谈话”，推行分税制和国企改革，中国加入WTO，再到如今的经济“新常态”――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无论是中央金融财政权力是弱化还是强化，国家对大众创业的态度一直都是支持，从未被“颠覆”。

但从中国历史看，历代王朝，只要中央权力加强，往往会对商业进行大规模绞杀。因此也只有混乱年代，商人才得以做大做强，战国的吕不韦、元末的沈万三、清末的胡雪岩，他们都发达于乱世。相反，在帝制时代的盛世，却从未有过商业的大规模繁荣，更遑论国家鼓励蝼蚁小民创业求富。

从物质的层面看，肇始于西方的大工业文明改变了生产力，改变了农耕的中国，因此国家的强大不再和商业的繁荣有着天然的矛盾。因此，中国“抑商”传统逐渐改变。但换个角度看，中国人在精神层面的深层变革更不能忽略。经过近百年特别是近30多年经济变革洗礼，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开始有了商业的因子。马云等一大批当年创业者成为高层的“座上宾”，这意味着社会风向很难走上回头路。

近一年来，伴随经济增速的下行，鼓励创业也越发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改革的主题是“简政放权”，减少审批、放宽准入，这些努力都是大众创业时代的“先手棋”。“大众创业”氛围正在成型，至少从数字上看是如此。

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最新数据，截至 2014年11 月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6861.82 万户，同比增长14.38%。说得乐观些，约每20个中国人就拥有1家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尽管这些企业的注册目的各不相同（比如有大量的“皮包公司”），质量也参差不齐，但企业的新设毕竟在不断为经济体注入活力。

“各位佳丽，我有一家公司，我的近期目标是让它在纳斯达克上市。”在电视类相亲节目中，创业正成为赢得异性垂青的最佳手段。这背后，固然有钱的因素，但创业正在成为一种“酷”和时髦已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进步，也意味着中国人世界观的深层“解禁”。

万名毕业生，创业仅6人

制度和文化的演变，是新一轮创业风潮的推动剂，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则是它的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值得思考的经济现象是，当初那些风生水起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都失败了。真正发展壮大的企业要么本来就在城市，要么后来搬到了城市。道理很简单，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最大的价值是，它可以把劳动力、资金和土地等生产要素集聚起来，从而提高要素的效率，最终提高了生产力。

城市化对中国而言，价值更超出想象。城市化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动机，而是社会学和文化层面的巨大变革。城市化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农耕文明中唤醒，中关村的车库咖啡、深圳的“创客”聚会、上海的“张江男”，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群体才是中国经济未来的生力军。

举例而言，一线城市中最年轻的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也是中国最具创业热情的城市之一。按照统计，深圳常住人口为1060万，而企业总数约60万家。

与之相比，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其各个城市的创业热情并不算高，2015年1月1日，山东大学了2014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该报告首次分学院、分专业分析了就业状况，在一万多名毕业生中，选择自主创业的仅有6人。

据了解，目前，国内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相对较低，仅为2%。记者从该报告看到，山东大学2014届毕业生共有10771人（未含港澳台毕业生及威海校区本科生），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94 .68%。其中，本科毕业生6237人，就业率为93 .91%;硕士毕业生3890人，就业率为95.58%;博士毕业生644人，就业率为96 .74%。“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的只有6个人，占的比例非常低。”毕业后自主创业的6人中，本科生3人，全部为男生。硕士生也有3人，为两名男生和一名女生，而博士生则没有人选择自主创业。

“与我国的自主创业平均比例相比，这个数字非常低。”相关专家表示，我国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在2%左右，与西方国家高达20%的比例相比，这一数字惨不忍睹，但山东大学的自主创业学生比例只有0.06%，更是远远低于平均水平。

城市创业氛围的集聚，对年轻的创业者而言尤为重要，而要培育这种氛围，资金政策的支持，必不可少。2013年山东省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意见》，决定从2014年至2018年，省政府每年从失业保险滚存结余基金中，安排不少于10亿元作为省级自主创业扶持资金，确保创业成功率年均增长5%以上。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青岛还是济南，与创业氛围浓厚的北上广深乃至杭州等诸多城市相比，山东各城市的创业氛围还存在较大差距。大城市必然有着更多的创业机会，在未来，中国的大城市仍在膨胀，而在这个膨胀过程中，山东城市群们如何将铸就自己的创业基因，将是实现城市升级的关键因素。

回归常识

互联网的伟大之处，在于可以让那些寻常的事变得“神奇”，而不是用来挑战常识。

当下，有些创业口号几乎让人耳朵生茧。“颠覆”、“破坏”之类的词汇显得极富力量，在大洋彼岸，这些词汇寄托了硅谷的年轻人在东部老牌资本家之外独树一帜的雄心。在中国，它们既吐露了草根对现有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不满，也寄托了新的一代试图快速赢得金钱和“美人”的企图心。但是，这样的口号很可能沦为对马云、雷军的鹦鹉学舌。

创新不是颠覆常识，而是加深人类对常识的认知，并将之转化为生产力，苹果就是这样的创新者。

和宇宙飞船相比，苹果不是什么高科技。简而言之，苹果的价值是简约和好用。诺基亚每一代会生产上百款不同的机型，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研修过佛学、崇尚简单的乔布斯认为，这纯粹是舍本逐末。苹果每一代只生产一款手机，但最好用，最酷。只生产一款手机，这意味着所有部件的采购都是单一的，并且是大规模的，因而和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最强。反过来，供应商会把最好的产品都卖给苹果，所以直到今天，尽管乔布斯远去，但苹果的硬件质量依旧独步天下。

在古代的中国，尽管人均寿命较短，但读书人仍讲究厚积薄发，姜太公在耄耋之年辅佐文王、苏洵27岁才发奋读书的故事时常激励人心。经验和阅历，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是求取功名的必要条件。唯有世袭可以忽略它们，但世袭只有天子一家。在互联网时代，创业似乎可以打破这个规律。从陈天桥31岁成为中国首富开始，到31岁的陈鸥敲响聚美优品在美国的上市之钟，“少年英雄”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印象。

互联网时代是更快的时代，但东施效颦、忽略常识的“速效致富”也不应是新一代创业者的价值观。事实上，更多成功的创业型企业家都属于“迟到的成功”，任正非和柳传志创业的年龄都超过了40岁，即便是如日中天的马云，2014年阿里上市他也已经整整5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