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

〔摘要〕 生态女性主义者从性别的社会建构出发，通过性别隐喻，将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人对自然的压制相等同，并将西方科学对自然的认识视为从“男权”出发对自然女性的一种侵犯。生态女性主义者要求重新审视社会性别角色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女性的视角批判现代西方机械自然观，消除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所带来的生态困境，倡导有机论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是对古代自然观的适度回归，其核心就是要恢复自然自身的价值，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控制”转向“敬畏”。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性别，自然隐喻，人与自然，有机论自然观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5-0048-04

女性主义思潮于20世纪初兴起，最初关注的是女性的社会地位，以追求女性解放和男女社会平等为目标，并对造成男女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原因进行反思。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吸收建构主义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对性别的社会分析中，将性别之间的差别看做是一种“社会性别”之差，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别要远远高于生理性别的差别，在男权社会下，女性的角色被定义为男性的附庸。随着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显现，生态问题进入了女性主义的视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由此形成。生态女性主义将性别社会建构的这种分析视角，通过各种隐喻引入到其对生态问题分析，将现代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男权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对“人和自然”两分的机械论自然观。此外，生态女性主义者对现代科学进行了批判，将理性、客观性等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视为男权为了实现对女性、对自然的“统治”而建构出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要解构的正是这些基于“男权”统治思想建构的观念，并把对男权的批判和消除“人和自然”二分的机械自然观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从而建立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

一、性别与自然隐喻

隐喻是语言学和哲学中重要的一种分析方式，它是通过将一种熟知的对象借用认识另外的不熟悉的对象。古希腊哲学家就经常使用隐喻来表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亚里斯多德将隐喻定义为一种“通过将属于另外一个事物的名称用于某一事物构成的，这一转移可以是从种到属或从属到种，或从属到属，或根据类推。” 〔1 〕 （P149 ）隐喻这种认知方式表达上的模糊和不准确，一直被科学家所批判。随着科学哲学等对科学的研究发现，科学研究中也经常使用隐喻的方法，黑洞、夸克等科学词汇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界定自然现象的，批判科学哲学家使用隐喻认识方式的不确定性在科学研究中同样存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更是发现，科学家对隐喻的使用在近代科学创立之时就已经大量存在，科学领域对性别、自然、认识方式等的描述都采用了隐喻的方式，正是通过这些隐喻，科学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依据。所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隐喻“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2 〕 （P3-6 ）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隐喻的方式对性别、自然等文本进行解读。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理论中，女性与自然之间的隐喻普遍存在，女性被认为较男性更接近自然，自然首先被隐喻成一个女性母亲的形象。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引用帕拉萨尔苏斯对女性的描述，女性“以她自己的方式成为地球的一个领域，与地球没有一丁点不同，可以这么说，女人取代了地球，她是孩子被播种和栽植的领域和花园沃土。” 〔3 〕 （P29-30 ）女性之所以被描述为这种孕育自然的形象是基于女性的自然特征。女性养育儿女，将食物转化为乳汁，哺乳儿女成长，自然则用自己的资源生长万物。这些特性上的相似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都是女性更接近自然的物质基础。但女性生理特征与自然的这种相似只是西方文化中女性的一个形象，代表了自然一个慈祥的孕育者的形象。

在西方文化中女性还有另外一种形象，这就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说的邪恶的继母、妖女和女巫的形象。在这种形象中，女性孕育儿女的那种慈祥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可控制的、野性的、非理性的形象。女性的这种形象在科学兴起之后逐渐被强化，“平和、宁静、仁慈、善良的女神与母亲形象逐渐消失，狂野、无序、混乱、神秘的继母与妖女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 〔3 〕 （P2 ）女性的这种形象被人类用来描述自然不可控制的一面，在男权主导的近代科学看来正是因为自然的这种形象，所以需要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自然，通过理性来控制自然，消除自然狂暴的一面。这种人类通过科学认识自然，使自然臣服于人的观念与社会领域男权对女性的压制，对女性非理性形象的建构一致，“无法无天的妇女如同混乱的自然一样需要加以控制”， 〔3 〕 （P140 ）近代科学就是通过这种隐喻取得了合法性，而生态女性主义者也是基于对这种隐喻的认识，认为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中心主义者对自然的压迫直接联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对性别、自然隐喻的认识方式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两者对自然现象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从而赋予了女性在性别角色中的不同地位。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需要对女性性别重新解读，以此破解科学主义者对自然、性别的隐喻，而女性这个性别是一种社会性别，在生理上男女之前的差别要远远小于社会性别，女性的性别是男权社会下的一种社会建构。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掌握“话语权”，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这种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主导地位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对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男女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以及相对应的社会地位、思维等等都是男权社会条件下，男权强行加在女性身上的。女性成了西蒙·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作为“第二性”的女人是“父权制社会的性别统治、性别压抑以及一整套意识形态，铸造的历史性的女人，女性降为男人的‘他者’” 〔4 〕 （P309 ），男权通过这种方式确定男性比女性在地位上的优越，这种对女性社会性别地位的建构与现在人对自然的设定是一致的。

二、生态女性主义对“男权”主导的人与自然二元结构的解构

科学主义者对女性、自然的隐喻基于一种二元的认识模式：在社会性别上区分为男、女，男性是主导，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将人与自然区分为主体、客体，客体是被动的，主体具有能动性，在认识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主体是认识和实践的中心，客体本身的价值逐渐被忽视，其价值重新以主体的需要来定义，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认识论模式下成为必然。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男权之所以能够取得女性在价值等级上的优势，取得对自然的优势，是西方认识论上的二元认识结构所致。认识上二元结构根源于价值二元论和价值等级制。价值二元论就是将世界上的事物都区分为对立的两类事物，“并把这两类对子视为对立的（而非互补的）、相互排斥的（而非相互包容的）” 〔5 〕；价值等级制则是将这些对立的两类事物在价值上作出一个高低的区分，“价值等级制则用一种空间意义上的‘上-下’隐喻来理解事物的多样性，并把较高的价值赋予那些处于‘上面’的事物。” 〔5 〕正是根植于西方认识论上的二元价值区分模式，在性别上将人区分为男女，男性被赋予了理性、客观的价值内涵，而女性则被赋予了感性、主观等较价值等级上低于男性的价值内涵。

卡林·沃伦为这种男权与女性、人与自然二元结构之间的隐喻进行了一种逻辑上的推理。卡林·沃伦设计了A、B两个序列 〔6 〕，A序列用来推理人如何确立对自然的优势即人类中心主义者的逻辑模式，这个逻辑推理的起点是通过价值对立的二元划分，将“具有有意识地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能力”的人与没有意识的植物相区别，以意识的存在作为价值等级判断的标准，人因为有这种意识能力，取得了“在道德上的优越”。卡林·沃伦认为正是这种“道德上的优越”为人对自然的支配提供了道德依据，她称这种逻辑为“统治逻辑”，通过这种从价值二元区分到价值等级再到统治逻辑的推理，人类中心主义者得到了人对自然统治的合法性。B序列的逻辑推理与A序列相同，只是将主体换成了男女两性，B序列同样首先从价值二元将女性认同为“自然”和“身体”的范围，男性则是完全的不同的以“人”和“心智”存在，男权主导下的社会就是这样通过价值的二元区分将男女之间做了“人”与“自然”、“心智”与“身体”之间的区别，这样的区分在价值等级上将男性在社会等级以及在认识自然中的地位建构为高于女性，“心智”对“身体”，“人”对“自然”取得了支配的合理性。这样，社会领域中男性能够支配女性，自然界中人能够支配自然。

卡林·沃伦通过这个逻辑推理隐喻了西方文化中人类中心主义形成的逻辑。而在卡林·沃伦看来这些都是男权社会中男权主导的一种“社会建构”而已，是男权的一种体现，价值二元、价值等级、统治逻辑等确立二元结构的依据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都是男权的一种建构，目的是在社会领域将女性设置为男性的附庸，女性处于劣等的被支配地位，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则是将人确切地说是男性作为对自然的一种主体存在，自然只是为了人而存在，这也为人对自然的肆意掠夺提供了道德依据。男权通过建构价值二元、价值等级等此类原则将女性与男性、人与自然等进行二元的、不对称的区分，人与自然的对立就是源于这种主体、客体的二元结构。

人与自然的区分在古希腊文化中已经存在，文艺复兴中“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不管是在古希腊文化中，还是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没有形成生态女性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的形成是从笛卡尔开始。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命题，将“我”作为论证外在世界存在的唯一依据，外在世界的价值要凭借“我”去定义，思维是“我”的本质，“除了我是一个思维的东西之外，我又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东西必然属于我的本性或属于我的本质。” 〔7 〕 （P27 ）除了思维的特性之外，笛卡尔哲学中“我”还是一个实体。

“我”的主体地位在笛卡尔那里得到了确立，成为一种区别于客体的存在。主体与客体二元结构划分的直接结果是人类知识也被划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而知识的正确性要求主体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认识客体，这就是科学所称的“客观性”。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科学的这种认识模式“被笛卡尔用来与男性气质的观念与认识活动联系在一起，以确保主体的自主性。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笛卡尔思想的背后动机是幼童摆脱母亲的潜意识，借助于对‘客观性’的构建而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亦即成为父亲的角色。” 〔8 〕 （P15 ）笛卡尔的主客二元结构为近代科学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而生态女性主义者极力反对的就是这种二元主客认识结构和由此形成的男权主导女性、人统治自然的观念。

将人和自然看作对立与控制的关系是二元论的典型表现。生态女性主义在承认人与自然的基本区分的前提下，消除那些分裂式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理解，更多的是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自然中的人类个体以及其他生物个体乃至自然物之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要想共存，所遵循的正确逻辑不是斗争，而是合作。我们要用这样一种理性观念去取代旧的主人理性，“这样一种理性开始能够正确对待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和生物生命之间彼此不相容的丰富差异性，并且能够和其他人一起参与到生命共同体的伟大对话之中。” 〔9 〕 （P196 ）

三、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

在男权的主导下，人与自然被建构成完全对立的两极，在这两极中人是自然价值的主体，人类成为自然的中心，这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是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者对二元结构的解构就是要消解男权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思维结构，从而消除男权对女性、人对自然的压迫，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而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基础，也造成现在的生态问题，生态女性主义所做的正是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恢复自然本身的价值，从而建立一种有机论自然观，进而取代现代机械论的自然观。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是对古代自然观的适度回归。现代自然观认为自然并不具有超出经验描述之外的任何神秘的属性，凡是不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和说明的都是无意义的。这种现代的自然观和古希腊的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观以及宗教神学的自然观相比，消除了自然的神秘性，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预言和控制，但这一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另一方面满足不了人类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生态女性主义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和评价古代自然观中蕴含的合理因素。比如，古希腊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观可以使人类对自然保持应有的敬畏之心，等等。当然，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真正诉求并不是要完全回到宗教神学的神秘世界观中去，而是要为现代自然科学所过度祛魅的自然重新赋予意义和价值。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的核心就是要恢复自然自身的价值。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采用隐喻的方法将有机论概括为：“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 〔3 〕 （P2 ）卡洛琳·麦茜特对自然有机论的定义中包含着以下含义：首先，自然是一个具有自我价值的系统，自然存在的价值不再是以人作为尺度；其次，自然是有序有规律的、设计好的系统，但与机械论将自然界定为一种设计好的系统不同。在机械论看来自然是被动的，自身并不具有自我运行的能力。所以，机械论总是在寻求自然的最终推动力和规律的设计者，为此早期机械论不惜寻求“上帝”的力量，直到最后“人”取代了上帝，自然成为客体，自然的作用只是“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人在这个自然沦为客体的过程中，地位不断上升，尤其是在机械论者看来，人甚至“为自然立法”；再次，有机论还强调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所需的一切，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将自然隐喻为女性的一个原因，女性为婴儿生命的成长提供营养，自然则为人类生存的发展提供资源。由此看来，生态女性主义者并不反对人对自然的开发，只是在强调自然自身价值前提下的一种开发；最后，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将人作为自然中的一种存在，苏珊·格里芬更加明确的认为人就是自然。

再次，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控制”转向“敬畏”。在有机论自然观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机械论中人对自然的掠夺和压迫，更加强调人对自然的“敬畏”。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敬畏”在西方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是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人的价值已经被提出。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世界万物都是有“灵”的，世界是“处在不断的生长过程中的有机体，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均是从这个有机体中生长出来的。最原始的‘自然’概念指的就是这种生长过程。” 〔10 〕 （P107 ）这也是人对自然最早的直觉，这种直觉决定了在对自然的关系中，人始终在一种“敬畏”中认识自然，对自然“敬畏”的存在也使得人类不能毫无顾忌地开发自然。人对自然的“敬畏”在男权社会下被打破，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也被忽视，卡洛琳·麦茜特也是在这个层面上讲“自然之死”，“宇宙的万物有灵论与有机论观念的废除，构成了自然的死亡”，而这是科学革命对人类最深刻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者强调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人与自然不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而是存在一种伦理关系。这种伦理观念的基础即为“生命是躯体、精神与灵魂的三种意义层的统一，而不是三种序列”。〔11 〕自然同样是具有“生命”的，也是由以上三层构成的，人不比自然更高级，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一种新的“自然伦理”，从而为新的社会前景和新的伦理改变世界提供了力量。为了恢复对自然的“敬畏”， 生态女性主义者告诫人类，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人类在利用自然维持自我生存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自然本身的价值，在自然面前保持一种“敬畏”。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做的就是对男权这种建构的思想基础——二元思维进行批判，在解构这种二元思维的同时，强调建立一种新的有机论自然观，以此来重塑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的伦理关系，从而恢复自然的价值，消解人类生存的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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