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元经济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摘 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是中国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这一历史转型期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影响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有制度因素、供给因素和经济因素，针对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的特殊性，应强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推动工作，加快城镇化、农村工业化进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养培训机制。建立良好的劳务输出服务体制等，以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词]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1-0035-05

一、二元经济理论的演变：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背离

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经济的二元性更为突出并且具有较强的刚性。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经济社会还不发达的重要表现。二元经济理论出自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他在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建立了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他将一国经济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两者不同的劳动边际收益率导致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而城市工业部门从高劳动生产率和流人劳动力的低工资支付中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从而不断地扩大工业部门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直到吸收完毕，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也告完成。托达罗模型则提出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他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的权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形成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导致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托达罗建立了描述城市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的动态均衡模型，在他看来，工业化与城市化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具有同步性。而中国的现实是城市化进程远远滞后于非农化和工业化，所以上述这些理论模型对于解决当前的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还存在很多局限性，有些方面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不仅存在着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同的局限性，而且还存在着许多与中国特殊的、历史性的制度选择相关的制度障碍。刘易斯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农业部门保持不变的工资，而现实中中国农民的实际工资呈上升的趋势；托达罗模型主要讨论了支配迁移决策的经济因素，这虽然在中国当前的乡城迁移中存在，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制度选择体制障碍，如传统战略下的重工业倾斜政策、建立在短缺经济上的户籍制度以及农村的土地制度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因此，托达罗模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活动。而且他们都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而且与城市化进程相生相伴，工业化与城市化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具有同步性。而中国的现实是城市化进程远远滞后于非农化和工业化，这些理论都较少涉及这种条件下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因此，这些理论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条件下具有应用的局限性。

二、中国二元经济的特殊性：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1．建国以来，中国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忽视了传统部门的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传统部门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尽管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人为滞留，使得中国大批劳动力被长期禁锢在农业领域而处于隐性富余之中。1978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展开，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从而将大批隐性农业富余劳动力变为显性，农村潜在的过剩劳动力问题显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是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时期，这是由于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带动了较大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截至1992年，已吸纳1亿多劳动力就业，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4.2％。1996年以后由于国家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开始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国内消费、投资需求增长有所放缓，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减弱，乡镇企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开始下降，而乡镇企业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亦凸显出来，使得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呈平稳态势(如图1)。

2．实行限制农村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资金积累采取以农养工的方针，用“剪刀差”等办法从农村抽走资金用于城镇化和工业化，而对占总人口80％的农民则用行政手段。实行严格的城乡隔离政策，把农民控制在城市之外。限制在土地上，致使大量劳动力长期滞留在农村，同时实行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和乡镇工业的发展，生产结构单一。通过户籍制度，严格控制农转非，农业劳动力不允许离开农村，将一个社会分割为城市与农村两个部分，同时，通过划分城市与农村户籍身份，限制农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人为地造成了中国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的差别。

3．中国的二元经济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和地理以及市场机制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区域断层，东南沿海地区的现代部门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从而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同时较高的工资额则刺激着外来劳动力的强劲供给。而中西部经济带由于历史包袱较重、开放开发相对滞后，因此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了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劳动力向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

三、影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分析：多因素相互作用

1．制度因素。目前阻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的制度因素体现在：(1)户籍制度因素。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经济制度要想达到效率最优，就要求多种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但在中国，城乡分隔的二元户籍制度不仅使人力资源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了限制，使得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状态，而且这一制度人为地在城乡之间划出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农民因其身份的限制失去了自由迁徙的权利，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使得农民在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和受教育机会等方面天然地与城市居民不可同日而语。这既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平竞争原则，也与制度伦理的本质要求相去甚远。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阻碍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转移，使得原本应减少的农业人口，由于农民的非农产业化进程受阻，而大量地滞留在农村社区内部，从事着高度分散的、低效率的劳作。(2)土地产

权制度因素。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只是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土地所有权仍然在国家手中。因此，农业劳动者仍然与一定的土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制度对农民仍具有较强的人身约束，使其难以长期彻底离开土地。

2．供给因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给包括两方面：(1)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决定于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和农业劳动力供求关系。农村劳动力供给量的大小取决于农业劳动力拥有量、农业劳动力参与率等因素。在农业劳动力拥有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力供应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参与率，由于劳动力总量大，参与率高，所以，中国农村有巨大的劳动力供给量。(2)农业富余劳动力的素质。劳动力的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劳动态度。农业富余劳动力能否适时、适度、高质量地转移，转移者自身的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素质较低的劳动者，一般更关注职业的经济报酬，劳动强度较大的岗位也可接受，劳动保护问题一般也不够关注。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则十分注重个人才能的发挥程度，充分重视自身的价值，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作方式选择性较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改善，决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者就业层次高低的关键因素将是转移者素质的高低、文化科技知识的丰度、劳动技能的优劣。

3．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转移状况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通过经济发展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发生作用的。而当前最主要的转移途径即乡镇企业、城市及农业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吸纳瓶颈，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滞缓的现象，影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表现为：(1)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后继乏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内竞争加剧的同时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乡镇企业纷纷采用新技术新设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资本增密”现象，开始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过渡，直接减少了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在行业和产品结构上表现出高度的同构性，使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造成产品生产上的简单重复，加剧了低水平的市场竞争。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的体制优势逐渐消失，而在资金、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又居于劣势，发展速度减缓。另外，乡镇企业布局高度集中，资源利用率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高，一些小城镇因缺乏主导产业的支撑，出现空洞化，聚集效应无法实现，难以推动农村城镇的发展。而城镇是第三产业的载体，其发展的滞后必将抑制第三产业的增长，从而降低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2)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有限。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吸纳能力大幅度下降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城市务工经商，成为农民工。农民工转移模式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有现象，是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转移模式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特点，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转移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而从城市看，城市就业岗位的供给不容乐观，劳动力从总量上讲也供过于求，就业压力也非常大：首先，由于中国处于买方市场阶段，城市企业也遇到了市场约束的障碍，国企改革不断释放大量冗员，就业增长受限。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有了较高的技术起点，随着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升级，出现了资本和技术加速替代劳动的趋势，中国GDP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3)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滞后，二、三产业难以分享聚集效应，降低了劳动力吸纳能力。而另一方面，受中国城市发展数量、现有城市人口饱和程度、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制约，现阶段中国城市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十分有限。城市的基础设施大大落后于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如果让农村富余劳动力在短时期内大量涌入城市，会导致城市交通运输紧张、社会服务压力沉重、环境污染加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四、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途径选择：政策建议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最直接、最现实、最有效的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要把促进农民转移就业作为协调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

1．各级政府要强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推动工作，提高组织化程度，做大劳务输出产业。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窄，更要把劳务输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做好劳动力组织推动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相关区域的联系与合作，组织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城市输出，或组织中部地区的富余劳动力集中向新疆产棉地区的季节性输出，建立区域间的协作关系。同时加强省际间的劳务合作，在大中城市建立劳务输出机构，形成劳务接收地、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输出地间信息相互沟通，彼此良好合作，双方共同发展的工作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

2．加快城镇化、农村工业化进程。实现农村富余劳力转移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重点，要优先发展壮大一批重点小城镇，从政策、资金、技术、建设项目等方面进行倾斜，形成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现阶段，分布在广大农村的二、三产业仍然是容纳农业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方向，这些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设立门槛较低，就业制度灵活，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具有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巨大优势。要抓住国家实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契机，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对这些产业、企业加强引导，推进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加大支持。促进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3．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培养培训力度，提高劳动力素质。各级政府应切实将外出务工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纳入社会公共服务范畴，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建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长效机制，切实将农民工技能培训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制度，提高培训效率，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配合与远程培训相结合的培训体系。政府加大培训投入，提高扶贫资金用于培训的比例，建立培训补贴制度。实行按市场需求招标培训，使公私培训机构平等竞争，促进培训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二是要把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开展技能培训作为一项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整合教育资源，抓好劳务培训基地建设，逐步完善劳务培训网络，特别是要发挥县、乡(镇)成人教育学校、职教中心、劳动技校等教育资源的基础作用，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三是要创新培训模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定向培训、订单培训和储备培训，尽快形成“政府埋单，培训机构自由竞争，农民自主选择培训点和培训内容”的格局，把劳

务培训基地建在农民“家门口”，切实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培训的覆盖面。四是建立企业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制度，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监督企业按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有计划地进行在岗职业培训，使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职业技能标准。

4．建立完善“两头有人管、两头有保障”的良好的劳务输出服务体制，做到输出有组织、输入有管理、流动有服务、调控有手段、应急有措施。培育劳务市场，建立高效畅通的就业信息网络。在本地，调查劳务资源，收集劳务输出信息，归纳整理用工信息；在劳务输出地，建立服务机构，为务工人员提供职业介绍、保险、权益维护等全方位服务。鼓励地区之间加强横向联系，建立供给用工协作关系，形成多元化的扩散性劳务输出路线。发展中介服务组织，与城乡劳务市场联系起来，定向挂钩，有组织地输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同时，要规范劳动力市场管理，认真落实职业介绍许可证制度和年检制度，进一步规范就业中介机构的经营和管理行为，严厉打击“假中介”、“黑中介”，坚决取缔非法经济中介机构。简化农民外出打工的各种手续，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低价、优质的服务。探索建立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建立健全工资保障制度，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政策，逐步将其纳入社会保险统筹范围。建立和完善外出农民工法律保障组织，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5．加快制度创新步伐，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条件。要努力改变僵化的城乡分割制度，改革传统的、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逐步实现户籍管理上的城乡统一，实行城乡一致的劳动用工制度，建立起城乡之间自由、正常活动的就业渠道，缩小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在用工成本上的差距。同时，建立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土地流转制度，对于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允许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其土地流转收益归原承包者所有，任何单位和组织不得截留、扣缴，以切实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条件成熟时，改革土地制度，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此外，还应不断加强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海外劳务输出，提高政府对农民就业的服务能力，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以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作者简介]关华(1972―)，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天津大学管理学2007级技术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何军(1966―)，女，甘肃张掖人，河北经贸大学期刊编辑部政工师，研究方向为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