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一个非均衡分析框架

［摘 要］ 在二元经济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是产业间收入差距引起的相对剩余，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升级。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以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为背景，跳出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为主线，从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探求其可能的转移途径。

［关键词］ 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非均衡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9-0078-06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依赖于结构转换，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工业和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结构转换完成之时也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实现之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正是一个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1]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也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Ranis.Gustav）、费景汉（Fei.J.H）、乔根森（D.Jorgenson）和托达罗（M.P.Todaro）等。中国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卓有成效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1945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而在此之后是学术界长达40年的沉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才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广泛关注。20多年来，从事理论研究的国内学者，围绕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我们认清现阶段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努力探索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国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决策参考。但正如西方学者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中存在缺陷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或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1. 基础研究不够深入。如：至今没有一个在学术界公认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大多数研究都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给出了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办法，进而给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这最多算是一个操作上的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理论定义要说明的是：以什么作为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标准。也有学者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从农业部门抽走后不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农业劳动力。这个定义暗含的假设是农户生产的目标是产量最大化，而产量最大化的生产目标只有在“传统农业”这个大前提下才是成立的，当农业处在现代农业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时，这个定义也就失去了其成立的基础。

2. 试图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框架下解决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研究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主因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是一个不争的实事，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可能发育到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竞争程度，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只是一个假设，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也仅是一个“影子价格”。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无疑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很显然，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不可能解决中国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3. 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集中在第二、第三次产业，忽略了农业本身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研究者多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上升，农业作为衰退产业，不可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正如有的学者已指出的那样，农业的产业化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变革可能会吸纳相当多的农业劳动力，如果选择合适的农业技术道路和农业产业政策，农业至少在短期内可以缓解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矛盾。[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涉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必须在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关注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看清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全貌。

4. 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关注不够，导致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有的经济社会现象。只要工业化的过程没有结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可能停止。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任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和政策都必须兼顾其在短期内的紧迫性和在长期内的艰巨性。

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为时代背景，在弄清楚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前提下，跳出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从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探求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真实原因和可能的转移途径。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分析[3]

1. 传统农业社会。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我们假设：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人们把生育看得比提高生活质量更重要；家庭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家庭人口数等于家庭劳动力数。如图1所示，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当家庭在给定的土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人数为8人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0，如果此时的平均产量（10个单位）正好是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最低产量，那么，毫无疑问，此时，多于8人的劳动力人口为剩余劳动力，家庭内的粮食缺口为四边形ABCD的面积。（1）如果全社会有一部分家庭有剩余劳动力，而另一部分家庭有多于人均10单位的农产品数量，并且这些多余的农业品正好能够养活其他家庭的剩余劳动力，那么这些农产品将通过乞讨、抢劫等形式转移到剩余劳动力手中，使社会得以维持。（2）如果全社会中农产品数量多于人均10单位的家庭所拥有的多余农产品总量不足以养活社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量，那么社会将通过战争、瘟疫等形式进行调节。（3）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社会的生育率提高，多出的人口将把剩余的农产品消耗掉，这正是马尔萨斯描绘的“人口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根本不可能发展工业。（4）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人类没有生育更多的人口而是将多余的农产品用于发展工业（人类正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那么工业的发展将吸收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产业工人，此时社会农产品剩余一部分变为工业资本，一部分变为产业工人的工资，掌握大量农产品剩余的人将变为工业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工业资本家提供的工资不低于相当于10单位农产品的工业工资，就会得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正是刘易斯定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可见，刘易斯定义的剩余劳动力是由于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的剩余，因而也可称为绝对剩余。

2. 现代农业社会。在现代农业社会中，户主按照农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生产决策，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时，农户按照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等于劳动力价格（W）的原则决定农业劳动的投入量，即：MRPL=MPL×P=W。如图2所示，对于单个农业家庭来说，当家庭劳动力数少于L0时，户主将向社会雇佣劳动以增加利润，当家庭劳动力数多于L0时，家庭则倾向于将这些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增加家庭收入。显然多于L0的家庭劳动力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此，家庭农业剩余劳动力显然不是因为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而产生的剩余，而是由于家庭为了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和家庭收入而产生的剩余，因而可称为相对剩余。

事实上，在现代农业社会中，劳动力是极为稀缺的资源，农业部门一旦产生剩余劳动力将会很快被非农产业部门吸收。理论上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3.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先进的城市工业和相对较落后的农业并存，即社会是典型的二元社会。我们假设：在二元社会中，农户同传统农业社会一样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但农户同现代农业社会一样是理性的；农产品一部分自给，一部分供应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某些农户的农产品全部用于自给，他们也能够根据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农业经营的收益；农业部门内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而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健全，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它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如图3所示，在短期内，（1）由于农产品价格是给定的且农业技术不变，因而农业劳动的边际劳动产品MPL不变，农户的劳动需求曲线为DL=MRPL，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农业工资等于人均家庭收入，因而无论投入多少家庭劳动力，农户都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即农业经营无论如何都是有效率的，在家庭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2）如果一个家庭投入的劳动力总数为L1并获得W1的工资，而生存工资为由L0决定的W0，那么由于W1

4. 二元经济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进一步分析。根据以上分析：（1）我们可以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农户实有劳动力数与由农户农业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劳动力数之差。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由生存目标所决定的绝对剩余和由高于生存目标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两部分。（2）在一个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基本实现温饱的二元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农户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3）在相对剩余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4）农业剩余劳动力与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相关，当非农产业的收入提高时，如从W2变为W3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增加。（5）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负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时，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变，MRPL将向右上方移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6）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与农产品的价格正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变、农产品价格上升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并不等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户主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决策。

1.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4]。我们假设在农户家庭内与就业有关的分工协作关系已经存在，在决定家庭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时，家庭有一定的农业收入，即户主对家庭内其他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的决策是在一定的家庭收入基础上做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如图4所示。在图4中，横轴表示收入，纵轴由O点向上表示闲暇时间，纵轴由H点向下表示工作时间，HT为制度工作时间，Oya表示农户已有的家庭收入，Ui表示农户的闲暇―收入无差异曲线，U1

2.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及各农业劳动者个体对收入―闲暇的偏好不同，不同地区不同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是不同的，对转移到非农产业所要求的临界净收益也是不一样的，在高于临界净收益的前提下，只要劳动力能够转移出去，就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而且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越愿意转移到非农产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剩余劳动力供给就越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就越少。

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曲线在长期内还要受到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生产技术条件、农业劳动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的影响。当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如土地面积扩大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减少；农业人口增加但劳动参与率不变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加；农业劳动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农业技术条件变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比较复杂，既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剩余劳动力的供给，这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是节约劳动型的还是节约资本型的。

3.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只能来自于非农产业。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非农产业的厂商只可能按照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决定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某个行业的劳动需求曲线是行业内所有厂商劳动需求曲线的叠加。在短期内，如果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就不会产生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但是长期内如果社会需求、技术条件、资本存量或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在非农产业劳动力存量不变且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厂商倾向于扩大产量，增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当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时，厂商也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替代价格上涨的要素，只要厂商的生产要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技术的变化对厂商劳动需求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短期内取决于厂商所采用的技术类型，从长期来看，一般应有利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总之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必须考查社会总需求、生产要素价格、资本存量及生产条件变化时的影响；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价格负相关。

四、一个非均衡分析框架

如图5所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为SL，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为DL，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在A点实现均衡，均衡工资为W0，均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量为L0。当非农产业的工资为W非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供给为L总，实际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L实，此时就会有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当非农产业的工资足够高时，L总可能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而农业劳动力总量很大时，流动到第二、三产业的“失业”量（L总-L实）的绝对数就会大。尽管这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而与城市失业有本质的区别，但这一部分劳动力将同城市失业一样会带来效率损失（L0-L实）和收入损失（L总-L0），如果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产业流动的同时也伴随着空间上的流动，而且都流入城市的话，就会引起城市污染、城市道路拥挤、犯罪等社会所关注的所谓“城市病”。这一部分流出农村而没有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由“农业剩余”变为“社会剩余”。

当我们继续分析农业劳动力 “社会剩余”的原因时，不难看出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正是凯恩斯论及的总量失业，考虑到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事实，我们称之为“总量剩余”。显然，造成总量剩余的原因同总量失业的原因一样，是由经济波动引起的。而经济波动主要是内生的，经济增长正是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实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5]事实上经济增长和波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动因，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经济的冲击，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而也可以说由经济波动引起的农业劳动力的“社会剩余”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结构性剩余。

凯恩斯对总量失业开出的药方是：通过政府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使社会总供求实现均衡。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庞大的总量剩余是否可以通过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解决呢？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17世纪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在他的著作《政治算术》中指出，从事制造业比从事农业，从事商业比从事制造业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因此劳动力会从农业向制造业和商业转移。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也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阶梯式转移。继克拉克之后，库兹涅茨（Kuznets）也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这种变动规律。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和莫塞・赛尔昆（Moises Syrquin）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转移与包括产业结构变化在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他们在1975年出版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中，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统计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的变动要滞后于产出结构的变动。而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动的现象正是包括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在内的结构性失业。产业结构的变动为什么会引起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或结构性失业呢，从需求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科技进步所摧毁的就业岗位少于其所创造的岗位；（2）市场需求结构变动通过生产结构、投资结构导致产业结构变化，而扩张的新兴的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于萎缩的、传统的产业所减少的岗位；（3）资源枯竭或减少产业所消灭的岗位暂时没有可吸纳的产业；（4）国际经济技术往来引起上述因素变化以及国际竞争中由于竞争力较低直接导致的产业衰退、外商投资减少所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大于中国产品、技术输出所能增加的岗位。

从供给的角度看，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原因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自然特征和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工作经验、人文素质等能力特征与非农产业所提供的岗位要求有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结构性失业的经典分析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总体均衡的框架内分析的，而且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无障碍，在这种严格的假定下，结构性失业一定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相等的失业，因而可以通过培训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机制等措施加以消除。但这种严格的假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的常态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不相等且呈反方向变化。[6]

技术进步当然也是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重要因素，但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而且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供求纽带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在既定的有差异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总量剩余和结构性剩余，而结构性剩余是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及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都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有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分析框架可用图6表示。

这个分析框架的内在逻辑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通过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增加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从而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同时通过增加对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农业剩余劳动力自主创业和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技术进步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升级，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农户的收入增加，而农户收入的增加将扩大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拉动工业和服务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良性互动的转移机制。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占俊英，方齐云.中国农村走势［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美】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赵领娣，付秀梅.劳动经济学［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

［5］梁小民.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蒋选.我国中长期失业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