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识别与管理

法律风险有高有低，如同电压，高时可以一击致命，低时似乎可有可无。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如何准确感知风险大小，未雨绸缪，同时又不杞人忧天，过于敏感呢？

根据对英国路伟国际律师事务全球数据库，以及对中国企业关于法律风险防范的研究报告进行综合评估，我们发现，民企所涉及的主要法律风险有：行业、组织形式、管辖地、知识产权、采购和销售行为发生地。

在这五大因素中，每一种因素都有风险高低的差异。比如：在知识产权领域，通常高科技企业就比传统制造业可能面临更多的法律风险，因此它的风险指数就更高。

不过，风险指数表达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和发生的概率，并不代表企业已经面临风险或是必然遇到风险。它更多的作用是警醒企业需要提高对法律风险的防范意识，修补漏洞，从而避免遭受真正的风险。

管辖地

即使业务很小，民企在国外司法辖区的风险也远高于实际的投资和收益。

如果一家民企在中国境外设立了子公司，则该子公司将受该外国法律的管辖。

根据路伟律师事务所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很多亚洲公司都经历过因不遵守其他国家的环境、劳动和相关法律(如：种族、性别歧视、性骚扰等)而产生法律问题。与上述法律问题相关的风险不但不局限于实际的行政罚款和法院判决，还包括优惠税收待遇的撤销、公众抗议以及对产品的联合抵制。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众多民企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上设立离岸公司，然后以外商投资的身份回国享受税收和其他优惠，而现在国家法律对此类情况已经开始有所规范。可口可乐公司最近在印度遭遇的禁售事件也属于这种风险。

因此，即使民企的子公司在外国司法管辖区的业务很小，法律风险也可能远远高于该子公司实际的投资和收益。因此，对于在中国境内外都设有子公司的民企来说，应适当的按比例增加风险权重。

公司设立地点对其遭遇的法律风险也有重大影响，因为与保持公司的存续、税务等问题相关的许多方面都受该实体本国法律的管辖。

根据风险指数评估体系显示，对于中国民企来说，由于对本国国情熟悉，因此在境内设立的企业的基础风险分值较低，为2分。不发达国家分值比中国略高，发展中国家分值较高，发达国家的最高基础风险分值则为15分。

组织形式

高收益通常也意味着高风险。民企在海外上市、并购国企等活动中，应保持高度的警惕。

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风险指数最高，而在国内上市的企业，风险指数要低得多，没有上市的企业则该类风险近乎于零。

为什么？因为，在纽约上市的公司受到非常严格的监管。如果不遵守监管规定，上市公司、公司管理人员和董事将面临巨额罚款、股东、潜在的刑事诉讼，甚至可能有被摘牌的风险，所有这些风险都可能会对公司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中国一些著名的民企频频在海外遭受调查、处罚和诉讼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年初，UT斯达康就曾由于财务报表迟发的原因，面临停牌危机。该事件刚刚了结，又因为相关人员向印度和蒙古一些官员支付了不当报酬，涉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UT斯达康不得不接受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创维老板黄宏生也因为涉嫌盗用上市公司资金、伪造会计记录而被香港警方拘捕。而这些现象在大陆证券市场几乎是司空见惯。

另外，在中国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组织风险――参与国企改制。很多民企和企业家都栽倒于此。研究近年来民企并购国企的历程，60％的并购案都以失败告终，影响比较广泛的如顾雏军并购科龙案。其中最常见的风险有：不正当行政干预导致的资产评估不实、产权结构复杂混乱造成的纠纷、改制过程中忽略的债权纠纷、隐瞒遗漏的债务纠纷、隐形债务纠纷等。

同样的，根据风险指数评估体系显示，其它类型的法律实体，如：合营企业，未上市的私营企业，在上海、深圳、香港、伦敦、新加坡上市的公司的相关法律风险级别均根据在相关司法管辖区中面临的法律风险环境，评分在1至20分之间不等。

行业

不同行业、不同司法管辖区，都有各自不同的风险特征。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级别的监管环境，企业应按行业类别确定风险指数。另外，每个行业的法律风险级别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还需要设计司法管辖区乘数。例如：总部位于美国的医药公司比位于中国并在中国经营其大部分业务的医药公司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因此，中国医药公司面临的法律风险指数明显低于美国医药公司。

在高风险行业中，医药和生物技术行业排名第一位。因为该行业受到的监管非常严格，资本要求高，涉及许多知识产权风险。最近卫生部紧急叫停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欣弗”，就是因为该药品引发全国性的患者反应不良事件。较早之前发生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公司制售假药事件曝光后，总理更是亲自作出重要批示，进行严厉查处。

排名第二的是银行和保险等金融行业。该行业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因为该行业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法律文件。由于资金往来大，动辄上千万，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比如：正在调查的上海社保案、民生银行被“内鬼”盗走上亿元资金案。曾经红极一时的德隆也通过上海友联打造了类似金融控股公司的平台，一度推出客户全面金融服务，但却在资金链绷紧的压力下演变成疯狂的委托理财敛财活动，最终也只能土崩瓦解。常见的客户资金被挪用，非法集资吸储等，也都广泛集中于这一行业。

另外，信息技术和电子行业的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也越来越高。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数百名消费者状告柯达相机的事件值得所有企业警惕。

在自然资源、能源和公用事业方面，对于民企更多的则是准入条件的限制。虽然《非公36条》公布了，但是如果相关配套法规没有跟上，贸然进入则很有可能被其他具体细则困住无法自拔，特别是可能面临国企垄断巨头操纵的行政垄断法规，有时简直能起到一剑封喉的作用。

民营油企举步维艰、民营快递公司命悬“35度线”都与行政法规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由于这一行业的公益性比较强、关注度比较高，一旦遭遇舆论和公众压力，法律风险也不可小觑，如：煤矿瓦斯爆炸、水污染、燃气泄漏等，往往一来就是影响广泛的大风险。

采购和销售行为

在境内、境外的采购与销售中，呆账、反倾销等给民企带来的风险已经甚嚣尘上。

从境外采购主要原材料和零件的中国企业可能面临一些法律风险。如：外国供货商破产、外国供货商违反或终止合同、因货物不符合规定而导致延迟、额外费用等。同样，在中国境外市场销售产品的中国企业也面临着外国司法管辖区的法律风险。比如：呆账、主要客户破产、潜在的反倾销措施、产品责任诉讼、与经销商的争议等。

目前这方面反应最激烈的就是纺织品和鞋类产品在欧美的反倾销遭遇，而主要法律风险集中在浙江等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另外，对于大多数刚刚涉足海外市场的合同欺诈，贸易纠纷也是巨大的法律风险，长虹都遭遇巨额货款拖欠，更何况其他企业!

根据风险指数评估体系显示，与行为相关的风险级别取决于采购和销售行为所在境内外市场的法律风险级别。如果购买―销售行为发生在发达国家时，分值最高，而购买―销售行为发生在不发达国家时，分值最低。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问题是近期最热的话题之一。它的风险高低，依赖于司法辖区执行力度的高低。

一家公司的知识产权分值是根据对其使用IT系统、专利、商标、著作权的程度及其研发活动的性质确定的。

一家严重依赖知识产权的民企(如华为)，其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分值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公司。如果该企业有自主产品、合作产品、商标的被许可和许可行为、享有著作权的资料以及专有技术和专利，会增加其分值。

知识产权因素的独特之处在于：不适用于司法管辖区乘数。这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第一，知识产权在很多方面受到国际条约规定的保护；第二，在执行力度更强的司法管辖区里，其侵权的风险就更低，反之亦然。

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风险，中国企业已经有了血的教训：中国VCD企业几乎因此而全军覆没，中国所有的电脑厂家现在出厂都必须安装正版软件，而华为和思科对簿公堂多年。经过这些事件，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开始增强，对于商标的维权，对于专利的保护都已经受到企业的空前重视。优盘的开发者朗科在本土华旗，在美国PNY都说明了在这方面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