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刍议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是回应人民大众关注的现实问题

科学的理论往往是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总是对时代提出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此。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及时、科学地解答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它在传入中国之初就难以击败各种思潮赢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和认同。艾思奇在撰写《大众哲学》的各篇论文时，牢牢把握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解答人民大众感到困惑、易于误解而又迫切想要得到解答的问题。《大众哲学》诞生之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深重危机之时。面对武器装备精良、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人民大众对现实忧心忡忡，对未来深感迷茫。《大众哲学》一书中的大部分章节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时，总是密切结合大众最为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一方面很好地诠释了生活中处处有哲学的理念，另一方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和解释世界的强大功能。例如，在阐明“在同样的环境之下，不同阶级的人会发生不同的感想”时，艾思奇就结合人民大众遭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重压迫的社会背景，说明普通大众与“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资本家”等少数社会上层人物，由于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的差异，其想法必然是不同的。正是因为很好地结合并回答了当时人民大众最关注的现实问题，《大众哲学》才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启发了国人的觉悟，吸引着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的大众阅读此书。今天的中国，曾经深重的民族危难已经远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正在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一个中等发达水平的工业国迈进。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在发展中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引发人民大众新的思想困惑，要求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予以解答。国际上，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直面这一“双刃剑”，在同主导这一浪潮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中艰难地谋求生存与发展。中国也不例外。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摸着石头过河”难免“走弯路”和“跌跟头”。因此，改革的阵痛与种种新问题、新矛盾既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又考验着人民大众的分析能力与判断能力。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如果马克思主义能够及时回应各种现实问题，正确化解思想困惑，合理消除各种矛盾，这将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扩大影响的新契机;反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将受到质疑。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在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敏锐把握社会的热点和难点，深入了解大众面临的实际困难和思想困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予以及时解答和正确引导，着力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性。近年来，连续组织编写出版的系列通俗政治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就是很好的尝试。各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也应该紧密结合本地的民情风俗和具体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回应现实的及时性与针对性。总之，马克思主义只要能够解除人民大众思想的“饥饿”，即使“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1］(序)，也能受到大众的欢迎。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

任何一个理论最终要赢得大众的支持，必须在实践中成功经受检验，否则难以获得发展的现实土壤。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能够在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普通大众中广泛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密切相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形的救国“良药”被证明无效，只有马克思主义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指导中国人民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证明了它的科学性。正如后来艾思奇回应他人对《大众哲学》的称赞时所说的那样，“当时以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3］(30)。可见，《大众哲学》能够影响一代中国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顺利推进，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提供了雄辩的事实支撑。在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必须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实践的支撑。事实上，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得到世界各国的公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支撑已经具备。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态势，成为世界三大经济实体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续发展，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生活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得到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绩，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的伟大成绩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相结合，如何以雄辩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发展的指导力和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性，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这就要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惠民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各项成绩来展现马克思主义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能力，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是消除理论与人民大众的距离感

艾思奇在这里表达了“生活中处处有哲学，哲学来源于生活”的思想，将一直以来被视为“专门家书斋里的私有物”的哲学与大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掀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秘面纱。为了消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大众之间的距离感，艾思奇不仅在书中开篇即通过对时局、时事以及个人体验的分析来说明，而且在全书的行文风格和素材筛选上力求平民化。他对哲学原理的讲解采取娓娓道来的方式，如同与朋友话家常，异常亲切，毫无“学究”气息;在事例的选取上也刻意选择大众熟悉的事物或现象，如“果树林里找桃树———哲学是什么”、“无风不起浪———事物的普遍的有机联系的规律”和“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目的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等。这些努力虽然常让艾思奇感到“吃力不讨好”，但结果却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从“书斋”走入田间地头，从“专门家”逐渐走入人民大众的视野。可见，尽力消除理论与大众的距离感，是艾思奇成功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经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建立在19世纪之前人类积累的知识基础之上，并带有创建者独有的民族思维特色和语言习惯，这些因素造成了它与中国大众之间的天然距离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获得了新发展，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成果虽然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但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旦具备独立的理论形态，就同单个人的经验或体验存在或远或近的距离。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不是对个人经验的简单复制或叠加，而是借助归纳、演绎等手段，经历了将较为零散、杂乱和无序的个人经验加工成为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的过程。这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可能让普通大众产生距离感。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尽力消除大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感，着力于探讨如何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将科学的理论转化为大众的语言，贴近大众的思维方式，增强理论的亲和力，从而激发人民大众主动接近、掌握和运用理论的兴趣，消除让大众敬而远之的距离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依托是稳定的复合型工作队伍

艾思奇在为《读者生活》撰稿过程中，认真研读了每一封读者来信，掌握了大量关于普通大众的兴趣、疑惑、要求等重要信息。正是这样的素质和经历，使得艾思奇主动去承担“还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是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1］(6)，创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读物，及时回应读者的需求。这样的尝试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不少学者认为，理论的深化比理论的通俗化更为重要。正如李公朴在为《大众哲学》所做的“序”中所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学和大众科学的呼声，我们已经听得很久了，这是反映着客观的需要。中国方块文字的困难，以及文化水准的低下，使一般人都切望着通俗著作的出现。然而，要紧的是著作者是否肯努力来做这种工作。作者们做惯了高深的学术论文，临到这时，不免多少有点踌躇。‘通俗化是不是可能呢?’大家都在怀疑，有的人甚至于认为通俗化无论如何做不到，要通俗，就会流于庸俗”［1］(1)。正是这种认识使很多学者对理论的通俗化工作望而却步，甚至不屑一顾。顶着极大的压力，艾思奇真正地迈出了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步，对具有开创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体裁作品《大众哲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说，“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1］(250)。事实证明，艾思奇的这一尝试是非常有价值的，《大众哲学》努力做到的“深入浅出”和“出浅入深”，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永恒的意义，而这样的成绩和影响同艾思奇本人的理论功底、生活经验以及主观努力密不可分。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面临着更好的机遇，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面对的大众文化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其规模更为庞大，从曾经的四亿人增加到十三亿人，且社会分层更为复杂;二是因为我国正进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成绩突出的同时，又进入了“矛盾高发期”，新难题和新障碍不断出现。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单个主体和整体队伍形成了新的挑战，要求组建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的、稳定的、复合型的工作队伍。第一，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能够在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精髓的前提下，根据各个社会阶层大众的特点和需要灵活调整理论传播的形式，使马克思主义进得“书斋”，下得“民间”。第二，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具有良好的写作技术和宣传技巧。正如艾思奇所说，“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术，只要有材料、有内容……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写作技术是第一要义”［1］(250)。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要熟悉群众的语言习惯和表达形式，将晦涩的学术语言转化成大众语言，并收集和借助大众耳熟能详的各种素材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降低大众的理解难度。第三，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具有深入群众的丰富体验。目前，相当部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集中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党和政府的各级宣传部门，由于工作性质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他们能够深入各行各业、了解各个社会阶层的机会很有限，这容易导致部分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理论研究，其研究成果往往充满学术气息，却缺少“人间烟火味”。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尽可能利用各种机会，主动深入基层，重点了解大众面临的困惑、难题与疾苦，进而“深切地明白了中国大众在知识上需要些什么，因此也才知道自己为了他们应该写些什么”［1］(253)。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将会获得在书斋里难以得到的一手资料和实践经验，真正成长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主体力量。第四，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队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将在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结出更多的理论硕果，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定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有一支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队伍，长期不懈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转化与宣传普及，这是确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始终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必要保障。

作者：何玲玲 何兰兰 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