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所经历的社会转型，是全社会范围内一次重大的利益调整，它的实质就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传统封闭型社会向现代开发型社会、高度集中的集体经济向以竞争和利益导向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社会生活发生着激烈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尚处于动态之中。作为上层建筑层面的道德就不可能不受制于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但是，道德规范的变化与经济基础的变化相比，一般来说，具有滞后性的特征。这就使得一方面人们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道德规范念念不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整合还没有完成，新的道德规范体系没有确立，于是产生了社会结构转型时期所特有的道德规范缺失，即道德失范。道德失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混乱。可以说，道德失范是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集中体现。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改变这一状况，我们讨论的重心应该放在分析原因、寻求对策上。

一、转型时期道德下滑的原因

1　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分化，导致道德观念的多元化。物质利益决定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对此，普列汉诺夫有过精辟的论述：“人类道德的发展一步一步跟随着经济的需要，它确切地适应着社会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意义下，可以说也应当说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今天，我们所推行的市场经济就是要使价值规律能充分地发挥其作用，而价值规律的表现之一就是导致商品生产者的优胜劣汰，从而导致市场主体利益的分化。可见，由于利益的分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导致了主体道德观念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利益的分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造成利益竞争，拉开人们的收入档次，形成贫富差距。中国是一个有“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传统的国家，群众对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差距容易产生受损心理。总之，在多元标准的利益分配系统中，任何一种活动，一种行为、一种现象，都会因道德价值标准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利益选择的多元化引起的评价失范必将导致道德选择迷惘和价值取向紊乱。任何一种选择，似乎都可以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利益标准的肯定和赞扬，而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利益标准的否定和贬斥。这种道德选择的矛盾冲突，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并因为选择失衡对自己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这严重干扰着人们的敬业精神和工作质量，使各种社会工作低效化。

2　官德的败坏也促使了整个社会道德状况的恶化。“官德”是政府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利和从事公务中应有的道德。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时至今日，“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依然占据及其重要的地位。高度集权的政治传统不但塑造了“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权威形象，同时也构筑了中国人特有的“以吏为师”的传统心理，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是一致的，一旦道德权威被动摇，政治权威也难以巩固。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和社会的转型，在一些领导干部当中，出现了对道德的认知与道德实践形成巨大反差的现象。这些人由于所处的地位，一方面接受的道德认知教育较多，并且又担负道德教育主导的重任，因而，在广大的公众场合向人民群众灌输道德原则和准则；另一方面，他们不仅在生活领域而且在工作领域的活动，又处于一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在社会各种利诱之下，利益的驱动使他们把功利目的，如升迁荣辱、资源分配等渗透于行政过程之中，这种行为不但与高层次的道德规范绝不相容，而且连一般的道德水准也够不上。他们在自己的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取向，具有“言行不一”和道德两面人的风格和特征。这种道德教育主体的道德取向和言行偏向错位，必然会对教育对象起到两种不同的道德误导作用：一种是“见利思齐”，仿效其行为方式谋取不应属于自己所得的利益，一种是从思想上厌恶思想道德教育，把一切的道德建设行为都看成是虚伪的说教。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崇尚金钱、贬抑道德、重利轻义、人际关系冷漠等现象，固然有多种成因，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则是与某些教育主体的道德取向、言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言行的不一不但造成了为官者道德权威的破坏，也导致了政治权威的流失。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隐患。

3　市场经济及其内在文化逻辑的悖论。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跳过了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历史阶段，但跨越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仍具有其双重性。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商品生产者具有独立性，商品交换实行等价交换，商品生产受价值规律调节。其结果既可以促进个性解放、民主、自由观念的形成，也可以诱使个人主义观念恶性膨胀，使得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盛行，为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和幸福，惟我独尊，为我至上，商品实行等价交换，既可以强化人们的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又在人际关系中造成了人道观念的淡薄和扭曲，某些职业道德的丧失，有些掌握权力的干部，贪污腐化，商品生产受价值规律的调节，既可以因价值规律的作用促使人们竞争，积极进取和创新，注重效益，重视人才等，也可以因商品生产和流通供求关系的影响，导致投机倒把、弄虚作假、行贿受贿等现象的出现。

二、道德建设的几点对策与建议

1　重视转型期多元利益的协调与整合，把“利益均衡”作为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客观上造成了市场主体利益的分化，并直接导致了主体道德观念的多元化以及主体行为的失范。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群体的特殊利益，要兼顾好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要兼顾好不同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的利益，形成“利益均衡”。它包括个体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利益均衡。均衡并不意味着利益平均化，平均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不道德。我们在这里反复强调的利益均衡是指在合理差距基础上的均衡，这种差距应该是公众能够认可和接受的。要实现这种均衡，只能依赖于国家的宏观调控，要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分配体制和正确的分配政策，充分利用党在社会利益调节机制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它在政治上的优势，运用政治经济手段，协调好利益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在利益分配中坚持按劳分配，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社会上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政府应该出面干涉，对那些超常规获得巨大收入的，应该通过税收加以调节。不采取必要手段解决严重分配不公的问题，共同富裕难以实现，社会道德风气不易好转，人心难以安抚。

2　切实加强道德的示范作用，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示范作用。在道德教育方式上，以往比较多地注意了灌输式的教育，而对各种教育和管理方式中所包含的示范和暗示作用，往往缺少研究。这也是以往道德教育有时不能收到应有效果的原因之一。社会管理者和教育机构组织活动守时高效，用人做事公平负责，理智豁达，宣传媒介说法诚实可信，教师待人平等坦诚等等，包括警察纠正违章先行礼这样的细节，往往会比说教更有力。这里我们要强调突出的一点是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示范作用。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要求方面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最有力的道德教育，必将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我们的党员干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更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实践者，其道德人格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只有加强党员干部这个示范群体的道德建设，才能促进国风、政风、党风的好转，引导、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此带动世风、民风的好转，使道德建设有良好的社会环境。

3　要使市场竞争机制与道德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构建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价值体系。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规范构建问题时，我们的视野不能离开市场经济本身发展的基本规律及由基本规律所产生的基本要求和原则。具体地说，构建后的道德价值体系中的基本道德规范、道德原则、道德评价标准，以及以这些规范、原则和评价标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道德秩序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所要求贯彻的自由、平等、正义、理性、公平交易与诚实服务等原则。其次，市场机制与道德机制的切实结合，要靠现代社会的法治化。法治的特殊作用在于，它用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一方面保护合法的市场交易活动，另一方面有力地抑制市场经济活动中那些不良倾向，同时，在法制健全的条件下，道德的批评功能会得到必要的、强有力的保证，使道德舆论更充分地发挥它的特殊作用。这就是说，只有在一个法治的环境中，即法律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下，竞争机制和道德机制才能正确地结合起来，使社会道德问题得以解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着更高的历史水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