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理念的传媒实践

“敞开心怀，打开钱包，张开血管。”《澳大利亚人报》如此描述全体华人对震区灾民的救助。刻上国殇烙印的汶川特大地震，不仅震撼着炎黄子孙的心，更张扬着新闻媒体的情。天灾发生后，我国媒体紧急总动员，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并把宣传重点立即转到抗震救灾上来，一场全方位、高密度、大规模的报道战役随之打响。

然而，蜀道艰难、路桥煜荨⑼ㄑ吨卸稀⒒肪承紫铡⒃智槟驯妗⑸送霾幌辍…诸如此类的客观变数使媒体面临着极大挑战，更是对新闻单位驾驭危机传播能力的实战考验。此外，在检视社会各界救灾机制的是非功过时，处在风口浪尖的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也势必会成为被检视的对象。为此，笔者试图站在人本理念的场域，来审视此次报道的双重性格。

媒体众志成城，讴歌大爱无疆

客观而言，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我国广大新闻工作者都心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同胞骨肉之情，主流媒体的精兵强将更是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贴近群众、关爱群众、救助群众，并且发扬连续作战、团结协作的精神，又好又快地开展各项宣传工作，起到了引导舆论、传递信息、鼓舞斗志、服务大局的作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践行人文关怀方面，汶川震灾报道呈现出三大亮点：

1.速报灾害：凝聚民族情

“5・12”天灾始于14时28分，广电媒体将即时传播特性发挥到极致。14时55分，成都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频道”率先播报震中、震级、影响范围等情况；15时02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整点新闻中打出“突发事件”片头并由主持人口播简讯；15时03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在收到中国地震局传真后立即插播地震消息；15时04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多语种广播投入抗震救灾报道，52种语言广播均在第一时间播发抗震救灾相关新闻……至此，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震灾报道全面铺开。我国媒体一改过去“不求最快，但求最准”的“安全”策略，相关新闻迅速跟进、灾情资讯及时播发、报道合力异常强大，从而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导权，引起海外主流媒体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注。众多电视机构纷纷打破常规编排，采取持续性、大跨度的全程直播方式，令亿万华人目睹震灾的暴虐、亲历灾民的悲怆、见证同胞的坚强。

2.挖掘故事：弘扬真善美

综观此次震灾宣传，我国媒体既如实报道灾区各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面开展抗震救灾的措施与成效，又大力反映从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以及各地区各部门支援帮助受灾地区的感人事迹。5月底，CCTV新闻频道开辟“最可爱的人”专栏，强化对军警、公安、消防、教师、医护和基层干部等积极投身前线者的报道力度；“六一”前夕，美国青年志愿者和灾区儿童做游戏并带头喊“中国加油”的场面，数度令观众露出含泪的笑容；6月10日，《面对面》聚焦“五昼夜救出20多名孩子”的私企老板陈岩，展现出国人舍生取义、守望相助的传统价值观；6月11日，央视直播刁冬梅、孙国利、张泉灵等抗震救灾英模事迹的首场报告会。此类报道真实可信、深动感人，广大军民万众一心、奋力自救、团结互助的精神风貌溢满神州，营造出凝聚人心、振奋精神、鼓舞士气的良好舆论氛围。

3.设置议程：大灾传大爱

为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正确把握导向和基调，我国媒体对震灾报道实施了卓有成效的议程设置。

其一，普及知识，解疑释惑。央视、四川电视台、东方卫视等都采用演播室访谈、背景短片、图表演示、电话连线等综合手段，请专家详解震区地形、地震成因、抗震常识、救治方法、心理干预等，及时澄清和驳斥各种传言，有效缓解群众恐慌情绪。其二，协调资源，组织公益。在优化传播功能的基础上，媒体化身为社会资源的协调者、公益事业的组织者，大力宣传社会各界无私援助，充分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从而正确引导为灾区捐献等爱心活动。其三，重视安置，着眼重建。秉承人性化表达理念，媒体既密切关注余震、滑坡、泥石流及传染病等次生灾害对难民安置可能产生的威胁，督促各方进行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又致力于广泛征集并积极讨论稳妥的灾后重建方案。

此外，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全国的电视台几乎都全程报道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默哀、各地降半旗鸣笛默哀及驻外使馆悼念活动，反响良好。“德新社”和“美国之音”称，此举“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生命的关爱以及万众一心救灾重建的决心”。

4.回归人本：净化与升华

歌德曾说：“无论惩罚人、还是关爱人，必须把人当人看。”当特大灾难不期而至，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恐惧则是人的本真和本能。正视人的痛楚、直面人的血泪，恰如展现人的坚强一样，当是媒体应有的关注内容和报道姿态。此次，我国媒体对灾民的“切肤之痛”不忽视、不回避，对灾区的伤亡人数不掩饰、不迟报，展现了一种郑重的解读、特别的尊重。同时，媒体也就“心灵对血泪的承载力”予以深刻的拷问和质询，赋予新闻报道“普世”的人性价值，使受众对事件产生合乎理性的移情作用，这一过程类似于悲剧赋予观众的净化作用和升华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另外，强化“安危资讯”是国际灾难报道的重要人文理念。1995年1月17日，日本发生7.2级“阪神震灾”。在震后两周内，日本放送协会共广播三万多条“平安口讯”，树立起极佳的口碑。我国媒体也在这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服务意识，央视的“寻亲热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平安小纸条”、凤凰卫视的“平安口信”以及四川卫视和东方卫视等媒体的同类报道，都提供了大量的“安危资讯”。加之“生活资讯”和“重建资讯”的配合传播，媒体既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寄托哀思、抒绪、缓解压力的渠道，又使受众因目睹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内容而有替代性参与的满足感。于是，无数受众的热泪挥洒、民族情感的空前高涨、捐款箱的屡屡爆满、志愿者的纷至沓来，就成为媒体回归人本化灾害报道的最佳注解。

记者采访“小病微恙”，知止方能有得

重大灾难新闻是对媒体专业素养的一次全面体检，其操作过程也极易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从“新闻关怀”角度出发，这次震灾的采访报道行为值得在以下几方面省思：

1.人性和肖像的双重抚慰：应给遇难者以“最后的尊严”

英国广播公司的《制片人守则》对灾害新闻的镜头摄取明确规定：死者为大，应受尊重，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否则不应播出；一般而言，特写镜头须尽量避免；不可不适当地只关注血腥或暴力镜头。q此外，美国的主流报纸也对遗体照弃之不用。这是媒体对遇难者的尊重。

相比之下，我国媒体对此似乎并没有绝对的禁忌。

5月18日，某台播出营救汶川陈姓受灾者的新闻特写。当该男子成功获救时，却不幸停止了呼吸。而摄像员明知斯人已逝，仍不时将镜头对准遗容；出镜记者则戴着白手套，在一番呼天抢地中对遇难者数次推搡，实为大不敬之举。其实，上述报道行为已大可不必。记者刻意为之，恐怕除了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外，反倒平添了些许“做秀”和“煽情”的成分。

在采访原则和报道手法方面，尽管不同体制下的不同媒体存在分野，但是人文关怀的基本理念却大抵相仿。“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自我尊重和尊重他人作为一种态度，与记者的职业地位、专业尊严唇齿相依，在灾害新闻中尤其如此。记者必须维护逝者最后的尊严，绝不应该为追求震撼效果而让遇难者的遗体或遗容成为“群体围观”的素材。换言之，媒体对遇难者镜头的取舍必须坚持“适可而止”的原则。

2.生命至上：应给救援者以“施救的空间”

国际新闻界的通行原则是，记者不应成为救灾新闻的主角，一切有碍现场救援的采访报道活动退避三舍。遗憾的是，各媒体在这方面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以日本为例，其震灾传播行为主要存在如下偏差：抢拍伤亡镜头时，摄影及摄像记者阻挡急救队伍的道路；电视台采访器材的架设妨碍现场搬运工作；新闻采访车的引擎声干扰生命迹象探测；采访用直升机的噪音影响紧急救人任务的指挥；记者为取景角度之需，要求救灾作业暂时中断或改变物资搬运的路线等。而我们的有些记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喧宾夺主”或“本末倒置”的问题。须知，在抗震救灾初期，时间就是生命，而尊重生命、救死扶伤当是灾区的第一要务。如果记者不能在这一关键环节上帮忙，就不要再添乱，务必与救援现场保持适度的距离，以免干扰救援工作或分散救护人员的注意力。

3.人文关怀：应给幸存者以“恢复的时间”

毋庸讳言，记者必须代表社会良知，应当“给弱者以关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②即使在高度推崇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媒体也同样强调社会责任，并遵守一些彼此认同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原则。可是，确实有少数记者只希望灾民配合报道，从而给弱者以“话筒”，让无力者更“无力”。当麦克风伸向废墟下尚未脱险的幸存者时，采访过程中流逝的不仅仅是受困者宝贵的体能，或许还有记者的人道主义情怀。况且，某些无知的采访举动可能会导致幸存者的终生遗憾。

凡此种种，虽然大多源于记者追求时效、快采速报的心理，但敬业精神绝不能建立在造成伤情恶化甚至危及灾民生命的基础之上。

4.彰显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应给采访者以“工作的底线”

“阪神震灾”期间，日本放送协会特别为震灾采访颁布《注意事项》手册,各民营电台也将工作指示发放到灾区现场采访人员的手中，要求外勤记者注意言语举止，并避免在清晨或深夜采访而扰民等。此外，更有媒体极力避免使用直升机采访灾区，而确有必要时，则约定飞行高度不得低于300米，以免妨碍地面救人。

由于日本属于地震灾害多发的国家，所以媒体既积累了丰富的危机传播经验，又极为重视灾区采访报道的行为规范。而我国的绝大多数新闻单位及其工作者从未亲历震灾报道，出现个别缺乏人文关怀的事例似乎也不难理解。

有鉴于此，应从此次实践中汲取教训，今后的灾难报道中，在行前动员阶段、赶赴前线途中和到达灾区之后，除了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全面领会报道意图、周密策划采访方案以外，记者也须在灾民心理、提问方式、采访禁忌和救助常识方面预做功课；媒体则有必要在火速调派人员设备、妥善部署救灾宣传的同时，迅速拟定报道注意事项及工作纪律，并及时传达给前方记者，从而为灾区采访行为设定“底线”。■

（作者分别为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BBC.Producers’Guidelines. London: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1993.

②《因为我们是记者》，《南方周末》2000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