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与上海出版业的渊源

摘要：上海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儿童文学在中国上海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一种意外收获？本文将着重从西法印刷、晚清传教士办报以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创建，考察早期著名儿童刊物的创刊、早期重要儿童文学论著的出版，解析上海近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与儿童文学的渊源，探寻儿童文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坎坷之路。

关键词：儿童文学；上海出版业；西法印刷；商务中华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3—0068-07

学界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研究中一致认为上海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可是，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端为什么“选择”在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这种选择又说明了什么？从二十世纪初儿童文学的发生，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蓬勃发展的动因是什么？为什么之后持续了十几年，儿童文学这一独立的文学样式又逐渐淡出中国文学的舞台？从“发现”儿童、“忽视”儿童到“童年的消逝”，儿童文学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消逝在中国文学的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什么对儿童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兴盛视而不见？以至于九成学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不知儿童文学。本文将从上海近现代出版业发生发展的角度，通过考察早期著名儿童刊物的创刊、早期重要儿童文学论著的出版，尝试探究以上问题。

一、西法印刷与江南移民

中国四大发明向西方世界的传人，加速了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过渡，成为欧洲近代科技发展的必要前提。培根在《新工具》中曾这样断言：“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也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当西方人对人类的四大发明（此时早已不仅仅只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和期待的时候，我们却沉睡在昔日辉煌的美梦之中。

翻开《中华印刷通史》的近代篇，随着西方基督教徒的传教活动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掠夺，西方近代印刷术以“洋外孙”的姿态又回到了它的故乡。而这种带有浓厚政治、传教色彩的输入，虽说动机不良、别有用心，但远比中国古代印刷术传人西方来得迅速。也正因西方印刷技术的传人，引发了中国印刷技术真正意义上的大变革，“西法印刷”好似助推器将中国推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早在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将西方铅活字和铜模引入中国的澳门，试图用它来印中文版的《新约》。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为了加快入侵中国的步伐，加强宗教宣传教化的力度，加紧殖民资本的掠夺，把先进的印刷术带到了中国，强势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文化也随之被带了进来。1843年11月17日依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上海被迫开埠，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至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涌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书局。开埠的上海以西方疯狂的殖民为代价，换来它空前的繁荣，并逐步形成了前卫时尚、兼容并包的海派文化。

问题是，广州远比上海早开埠，大环境条件相当，为什么上海一开埠，资本、贸易就陆续从广州移至上海？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似乎并不能解释持久而复杂的“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近代上海的社会和文化是在太平天国冲击下崩溃下来的南方社会文化在半殖民地环境中的重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性位移，条约口岸上海取代了苏州、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实质上是近代商业城市对封建古典城市的取代，最显著的趋势莫过于苏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苏州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衰落又代表着封建传统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地处长江人海口的上海却迅速崛起，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直接受益者。”“作为江南地区的唯一安全区域，上海租界成了一座巨大的避难所。饱受战乱之苦的江浙两省绅商士庶、富贵贫贱，‘相率皆来’、‘丛集沪城’。每一次战事都会引发相应的难民流，来沪难民高峰之际，上海华洋两界总人口超过100万，而在此之前，上海仅是拥有2万人口的小县城。难民蜂拥上海租界，最重要的结果则是为租界的功能开发与上海经济的近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海的开埠，导致贸易中心逐渐北移至上海，上海至此成为了“西学东渐”重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晚清的儿童刊物

1 晚清传教士办报与“儿童”的发现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儿童概念的发现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儿童的发现只能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才能完成，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人类的现代化文明是一种进化的文明。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现了儿童，而儿童的发现又反过来促进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现代化进程。”朱自强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论证现代化进程与儿童的发现之间的联系时，得出了以上结论。与“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的提法相比，笔者认为，是西方的“印刷机打开了一扇欧洲文化多年来一直焦急叩响的门。当这扇门终于打开时，整个欧洲文化便蜂拥而入，致使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萌生与发展成为了可能。

“西法印刷”的引进，“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的终结才有可能在中国发生。正如波兹曼所描述的那样，现代意义上的“童年”和“儿童”概念都是在近代印刷术和社会识字文化出现的前提下形成的，“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在新的传播环境到来之前，婴孩期在7岁结束，成年就跟着开始了。”据上海出版志记载：1843年上海开埠，同年12月23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来上海创办墨海书馆。1860年美华书馆迁来上海；1864年土山湾印书馆创立；1876年英国人美查的点石斋石印局开业；接着，日本商人也来上海创办了修文书局和乐善堂书局。这批外国人办的出版机构带来了新的印刷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出版各种图书期刊，也带来了西方文化。它们开创了中国出版现代化的历史，刺激了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凭借着西方印刷机的帮助，中国近代出版产业的兴起，“童年”的概念从西方引入，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儿童，发现童年阅读的必要性，进而使得儿童文学这一文类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成为了可能，虽然这一发现晚于西方两百多年，但意义重大。

2 晚清以来儿童刊物的涌现

1875年，清心书馆出版的《小孩月报》在上海创刊，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儿童报刊，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主编。1878年12月17日的《申报》为此还刊登了一篇名为《阅小孩月报记事》的文章，这篇记事也许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早有关儿童报刊的评论。1880年5月，传教士范约翰和清心书院又创办了《花图新报》，自翌年起改为《画图新报》，注重传教和宣传新知新事。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上海已悄然成为了西法印刷的中心。上海逐渐具备引进外来技术并利用它来出版新型报纸书刊的条件。因此，在传教士创办的儿童刊物的引导、示范下，加之思想启蒙潮流的推动，中国人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儿童报刊。

1897年11月24日《蒙学报》创刊于上海，由蒙学公会编印。《蒙学报》以启蒙为主，分上下两编，上编供5～7岁儿童阅读，下编供8～13岁少年阅读，内容大多译自西方通俗儿童作品。《蒙学报》是维新变法时期重要的儿童启蒙刊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国人意识到儿童教育对救亡图存的重要意义以及报刊在塑造“新儿童”的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如果说西法印刷、晚清传教士办报唤醒了国人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江南移民潮为上海源源不断地注入了大量资本与人才，那么上海近代出版业的兴起则为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诞生提供了孕育的温床。这其中尤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贡献最大。

三、商务印书馆与儿童文学的渊源

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的教会学校已熟练掌握西方印刷技术的夏瑞芳、鲍威恩、鲍威昌、高凤池合伙集资3750元，创办了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以下简称“商务”），意思是为商界提供印刷服务。这四位商务的主要创办者中，夏和高来自青浦，鲍氏兄弟来自宁波。他们当时的平均年龄三十二岁，是太平天国运动后从江南到上海求业谋生并定居下来的江南移民。商务最初只是拥有着两部手摇小印机、三台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手扳压印机的小小印刷店。他们把早期的盈利大部分用来扩大企业基础，更新设备，扩大资金和厂房。建馆第四年，日本修文印刷所拍卖设备，商务毫不犹豫地全盘收购了修文印刷所留下的所有设备，成为当时拥有上海最先进印刷设备的国人印刷所，展现了他们作为技术型企业经营者的魄力和远见。

随着西方译作的相继出版，儿童教育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1902年，夏瑞芳凭着对出版市场的敏感，邀请张元济（浙江海盐人）加入商务。报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进入商务的张元济在商务设立了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并聘请蔡元培为首任编译所所长，陆续与一批江南文人学者形成了合作关系。他们通常身兼多职，既做翻译、编辑又当作者。1904年2月张元济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共同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小学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此后，高凤谦、伍光建、蔡元培、杜亚泉、吴研因、唐钺、朱经农、王云五、任鸿隽、骆师曾、丁文江、程瀚章、顾颉刚、周予同、胡适、郑贞文、刘海粟、陈望道等都参与过商务教科书的编校工作，使教科书的品位非同一般。进而确立了商务以普及教育、推广新式教育为己任的国文教科书（包括教参）的垄断地位。至此，商务从印刷企业成功转型为中国最早建立编辑部的出版企业。

1908年，徐念慈在上海创刊的海派文学杂志《小说林》第九期、第十期连载了《余之小说观》，号召专门编译适合儿童特点的作品，以“鼓励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慧，培养儿童之德性”。早期海派作家包天笑对此非常赞同，并积极筹划。他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儿童小说《爱的教育》的日译本中国化，转译为《馨儿就学记》。自1909年2月起在《教育杂志》连载12期，社会反响甚大。翌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将《馨儿就学记》出版成书。

1909年，商务人“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上由于新学的开办，少年儿童中识字人数猛增而导致对儿童读物的迫切需要，决定创编一种文学性的课外读物丛书，以补教科书之不足”。孙毓修（江苏无锡人）编译的《童话》丛书陆续出版。这套丛书专为儿童编译，历时15年出版作品102种，其中编译外国儿童文学64种。《童话》丛书的第一篇作品，是孙毓修编写的《无猫国》，取材于英文《泰西五十轶事》中的《威丁敦和他的猫》。曾参加编译数十期《童话》的茅盾（浙江桐乡乌镇人）评价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第一次有了童话。因为虽然早在1903年5月上海清华书局就曾出版过周桂笙翻译的《新庵谐译初编》二卷，卷一收《一千零一夜》、《渔者》两篇，卷二收《猫鼠成亲》等十五篇，而其中的《虾蟆太子》，即为《格林童话》中的《青蛙王子》，可以说周桂笙是把格林童话译人中国的第一人。然而从译者的《自序》中，不难发现周桂笙当时只是把这些故事当“小说”翻译过来，为儿童而翻译、引进的意图不明确，只是无意中把西方的部分童话经典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而“童话”一词真正进入中国，始自孙毓修主编的《童话》，在《序》中孙毓修详细地陈述了编辑方针以及对儿童文学的理解。

同年，商务还创办了面向低幼小读者的《儿童教育画》，由郑振铎任主编，首次在儿童刊物上标明“儿童”一词。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先后创办了《少年杂志》（1911年）、《学生杂志》（1914年）。1917年商务出版了茅盾的《中国寓言初编》，署“编纂者桐乡沈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

此外，中国一些早期颇具影响的儿童期刊相继在上海创刊，如《寓言报》（1901年）、《童子世界》（1903年）、《蒙学画报》（1908年）等。1909年，升任商务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的陆费逵（浙江桐乡人）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这一提倡不仅对文字的普及、阅读的推广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为儿童启蒙教育、亲近文学打开了方便之门。

1921年7月郑振铎在自己兼编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开辟“儿童文学”专栏，为筹备《儿童世界》打基础。到9月间，他正式着手准备出刊，并起草了《（儿童世界>宣言》，相继登载在《妇女杂志》、《时事新报》上。

1922年1月16日中国第一本以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为主的期刊《儿童世界》在商务创刊，郑振铎既是编者又是作者。叶圣陶、沈雁冰、赵景深、胡愈之、王统照、周建人等陆续成为主要撰稿人。该刊主要面向十岁左右的孩子，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童话是最重要的文体，同时发表儿童诗、儿童剧本、儿童小说、寓言，也有漫画、儿童歌曲，并提供音乐、美术、科学等方面的知识。1923年叶圣陶的《稻草人》在《儿童世界》上发表，在这之后短短半年间，《儿童世界》陆续发表了其创作的23篇童话。1923年11月，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创作童话集——叶圣陶的《稻草人》在商务印书馆集结出版。

整理《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我们得到了以下几个信息：

（1）早年的商务非常注重儿童读物的出版，目录中专设“372.61儿童文学；儿童读物”大类，数量不仅繁多且质量上乘。

（2）出版的儿童文学门类丰富，尤其偏爱童话，兼及儿童剧本、儿童诗、儿童小说、寓言等。

（3）出现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专著，如魏寿镛、周侯予编写的《儿童文学概论》。

（4）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载入儿童文学史册的西方儿童文学经典，最早的中文译本大都出自商务。可见面对这样一个崭新、陌生的文学样式，商务编者的眼光独到且高远。

（5）商务编辑选材范围宽广，涉及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童话、寓言、神话故事。

（6）从提法上可以看出，已初步形成“儿童文学”、“儿童读物”的概念，但对“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范畴的具体界定，仍有些含混。因而出现了童话、寓言、民间故事、剧本、儿歌、谚语、谜语、笑话、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混列的局面。

（7）总体的阅读对象非常明确——直指儿童，而且是不同年龄不同年级阶段的儿童。

（8）出版书目数量由多至少依次是译作、编译、仿作、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原创作品。印证了“中国儿童文学所以不具备西方儿童文学先有创作后有理论这一文学发生、发展的常规性，而是呈现出先有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次有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再次才有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这一特异的文学史面貌”①，这种潜伏着的创作与理论的错位危机，也预示了中国儿童文学坎坷的发展道路。

（9）商务出版的这些书目，成为“五四”文学干将们共同的童年阅读记忆。为“五四”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创作黄金期的到来培育了新生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藏龙卧虎的商务还曾拍过中国最早的动画广告片。1919年，商务制造了中国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为了推销产品，商务请美术编辑万籁鸣兄弟制作了一部短小的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此片的成功制作在中国动画电影史和广告史上都是开创性的。之后，万氏兄弟编导了我国首部动画电影长片《铁扇公主》（1941年）、经典动画电影《渔童》（1959年）、《大闹天宫》（1961—1964年）、《金色的海螺》（1963年）等，被世人誉为“中国动画之父”。

四、中华书局与儿童文学的渊源

在商务的成功示范下，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的同一天，原商务印书馆的骨干陆费逵、陈寅、戴克敦、沈颐、沈继方五位江南移民集资25000元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陆费逵任局长，设编辑所、营业所、发行所。陆费逵提出了“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中华书局抓住千载难逢的良机，为中华民国新政权服务，编印销售革新版的全套中小学教材——《中华教科书》。民国初年，《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市场，创造了“日间摆出，未晚即售完，架上无隔宿之书”的神话，并由此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日俱增，使中华书局异军突起，迅速取得了跟商务印书馆相抗衡的重要地位。@中华书局（以下简称“中华”）陆续创办了一批面向少年儿童读者群且颇具影响的刊物：《中华童子界》（1914年）、《中华儿童画报》（1914年）、《中华学生界》（1915年）。1922年，小学《国语读本》开始推行国语注音字母。

1922年4月6日，黎锦晖主编的《小朋友》创刊，是我国少儿读物中出版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刊物。从此，中华的《小朋友》与商务的《儿童世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两大重要期刊。之后中华还创办了《少年中国》、《儿童文学丛书》、《儿童文学》（1924年）、《小朋友画报》（1926年）、《小朋友文库》、《初中学生文库》、《少年周报》等“品牌”。

在分别对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编印的《中华书局图书目录（附文明书局图书目录）》①进行疏理后，笔者发现早期的中华书局经营策略明确且具有开创性：

（1）与商务相比，中华更加务实。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的目录封面标明“遵照部令，减低定价”，即“按规定各书均售实价，以本目录所刊价目发售；响应教育部普及教育号召，自本年四月十五日起普通图书一律减低定价”。

（2）开篇即做“开学用品”广告。学习用品齐全，从个人到学校所需应有尽有。

（3）目录编列根据杜定友先生编的《杜氏图书分类法》分类。

（4）建议图书馆购备本局图书，可参照本目录分类编号。

（5）图书分类索引、开本、定价（以法币为单位）等信息一目了然。

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编印的图书目录来看，中华书局采用杜氏图书分类法，在“文学”类图书中将“880儿童文学”独立出来，这份长长的图书目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信息：

（1）虽比商务晚开发儿童读物市场，但从出版的数量品种上看中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2）避免与商务重复出版。首次出现儿童自己创作集结而成的创作集。

（3）出版的儿童读物门类较商务分得更细。儿童文学方面仍然偏重童话，除兼有神话、寓言、儿童小说、儿童诗、儿童剧之外，还有大量诸子童话、古典文学故事、中华成语故事、民间故事、笑话、谜语、儿童画等供儿童阅读的儿童读物。

（4）出现更多的儿童文学研究专著、儿童读物研究专著。

（5）在版本方面中华另辟蹊径，引进经典的方式多样化，有最早的中译本、英文本、英汉对照本，还有中国童话英文本。

（6）中华编者的选材范围宽广，主要涉及欧洲、亚洲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童话、寓言、神话、民间故事。

（7）从具体书目上看，儿童文学文体分类仍有些含混。

如在附录出现“800文学”大类下《英汉对照文学丛书》中的《水孩子》、《悲惨世界》、《董吉诃德》明确标注为小说；《格列佛游记》标注为童话；《木偶奇遇记》标注为寓言。其中只有《木偶奇遇记》出现在“884寓言、笑话、谜语”子目录下。如果说编者把《悲惨世界》、《董吉诃德》视为不出现在“880儿童文学”后情有可原的话，《水孩子》、《格列佛游记》被排除在“882童话”外就有些让人不解。这样编排，说明编者不认为《水孩子》是儿童文学作品。《格列佛游记》编者虽标注为童话，在“880儿童文学”目录中没有收录，而且是不是儿童读物也拿捏不准，就只能笼统地放在“800文学”大目录下了。

《学生文学丛书》五册，即《依里亚特》、《奥特赛》、《鲁滨孙漂流记》、《天方夜谈》、《日本童话集》，也出现同样尴尬的情况。如果说《英汉对照文学丛书》每部作品还尝试标注文体的话，《学生文学丛书》干脆就不作任何文体标注。除《日本童话集》出现在“882.9各国童话集”子目录下，《天方夜谈》最起码也应出现在“890民间文学”子目录下。这表明当时的编者还没有认识到《董吉诃德》、《鲁滨孙漂流记》是可以列入到儿童阅读的书单中，成为儿童读物的。

（8）相较而言，中华比商务更偏重普及中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如同它们的商号一样，前者偏中，而后者偏西。

（9）与商务相同，出版书目比重依次是译作、编译、仿作、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原创作品。同样潜伏着的创作与理论的错位危机，预示着中国儿童文学无法避免的坎坷未来。

五、“五四”儿童文学理论的创建

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主要是以儿童报刊的创办、西方儿童读物的译介为主。其中翻译外国儿童读物品种最多的当首推商务印书馆，尤以林纾（林琴南）译作最多。从1875年《小孩月报》创刊到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经过40年出版人对西方儿童文学的努力推广、翻译与介绍，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儿童文学理论在“五四”文学干将兴致勃勃的讨论中应运而生。出现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1932年3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第一重要专著——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小论》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在这本薄薄的却分量十足的《儿童文学小论》序中，周作人说：“从这时候（1922年）起注意儿童文学的人多起来了，专门研究的人也渐出现。”

的确，十多年间20多本研究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的理论书籍相继在上海出版。其中，以商务印书馆出书最早，世界书局出书最多@。正如魏寿镛、周侯予在《儿童文学概论》所描述的：“儿童文学”成为当时的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敢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而上海正是这场儿童文学理论的创建基地。

六、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发端于上海，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上海因优越的地理条件，通商口岸开放较早，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性位移；西法印刷的引进，贸易中心的北移，江南移民的涌入；新技术的传播，新资本的注入，新观念的转型，致使上海迅速成为海纳百川的新经济新文化中心，并带动整个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儿童文学选择在上海登场则是这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中国近现代出版产业在上海兴起，在“商务中华”的领航下诞生了大量优秀的儿童启蒙书刊、儿童文学理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因战乱、先天不足等复杂因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儿童文学以非常规的进程发展着，即翻译介绍在先，模仿在后，次有理论，再有创作，导致活跃十几年后，就淡出中国文学的舞台。所以，“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繁荣，更确切地说不是文学创作上的繁荣，而是文学理论上的热闹。

“五四”新文学知识分子所描绘的“儿童的时代”，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儿童的时代”，远远超越于当时落后动荡的中国社会现实。理想与美好的愿望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所以缺乏对“儿童本位”感性体验的文学创作，最终只能是表现“成人的悲哀”，或是“写大人的事情（经历和心境）给儿童看”，陷入“只顾自己抒情”的尴尬境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儿童文学服务于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儿童文学不是服务于阶级斗争，就是成为教育的工具，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儿童文学自身文学品质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