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与儿童观

儿童文学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形态之后才产生的一种新文学。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成人社会对于儿童的观念即儿童观根本相关。下面，我就儿童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产生的关系以及儿童观对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制约和影响作一简要论述。

一、需要“发现”的“儿童”

首先需要意识到，有两个儿童存在：现实生活中的儿童，成人意识形态中的儿童。前者是客观存在，后者是主观意识；前者是个性化的实存，后者是普遍的假设。为了区别，可以称前者为儿童，称后者为“儿童”，“儿童”就是本文所说的儿童观。

在中国的古代，成人对待儿童的观念与今天截然不同。比如《搜神记》中有《郭巨》一文――

郭巨，隆虑人也，一云河内温人。兄弟三人，早丧父。礼毕，二弟求分。以钱二千万，二弟各取千万。巨独与母居客舍，夫妇佣赁，以给公养。居有顷，妻产男。巨念与儿妨事亲，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儿孙，减馔，二也。乃于野凿地，欲埋儿，得石盖，下有黄金一釜，中有丹书，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赐汝。”于是名振天下。

唐代小说中的名篇《杜子春》，也写到父弑子的情形。杜子春接受老者考验，能于妻子被处以凌迟之时“竟不顾之”，未发一声，于是被将军所斩。杜子春转生后为王家一哑女，嫁给进士卢，并生一男儿。及男儿两岁时，王氏仍无语。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声而碎，血溅数步。郭巨之儿被埋，毕竟还因其“妨事亲”，使老人“减馔”，可叹卢生之子何“过”之有，竟成了父亲大人对妻子发怒时的牺牲品。如果说到宋代传奇小说《开河记》中为隋炀帝开掘卞渠的麻叔谋，以重金使陶郎儿兄弟盗他人孩儿三四岁者，然后蒸而食之的故事，则更令人心惊，无言以对。

我读《郭巨》，特别留意“于是名振天下”一语。原来活埋自己的儿子（当然郭巨没有埋成儿子，不过设若其埋成了，或许可得黄金两釜，更加“名振天下”也未可知），不仅可以发大财，而且还可以“名振天下”，可见父亲对儿子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已为当时社会所普遍接受，成为了一种“公理”。尤其像郭巨这样，“埋儿”是为了敬老，还可以被奉为“美德”。

不仅在肉体方面，在精神生活方面，古代社会形态中的儿童的愿望和要求也是不得满足的。甚至到了近代，这种情形也未改观。鲁迅的《五猖会》就写到成人对儿童的打击。在七岁儿童“笑着跳着”盼望去看五猖会的当口，父亲却要他去背“一个字也不懂”的《鉴略》：“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经这样的折腾，先前盼望的一切“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文章的最后，鲁迅重重地写下一笔：“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父亲漠视儿童心理所造成的阴影，时过三十多年还不能消弭。

朱熹在《童蒙须知》中立规矩曰：“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凡喧闹斗争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可为，诸如、笼养、打、踢、放风筝等。”鲁迅《野草》中有《风筝》一篇，写少年“我”曾经信奉上述朱熹蒙训式的教育理念，将弟弟的风筝践踏而毁，中年的“我”回忆此事，深为“少年老成”的自己的“糊涂”而忏悔和自责。

可见，儿童自古以来就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关于儿童的自觉观念却整整沉睡了两千多年。“儿童”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道风景，需要被一双特殊的“眼睛”来发现。

二、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

儿童与成人完全不同，儿童的身上具有独自特有的心理、感觉和情感，对此，成年人必须给予理解和尊重――这种对于儿童的观念，在今天几乎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常识（实际行为是否一致则另当别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这样的儿童观萌生于两百多年前，而真正在成人社会占据普遍的支配地位，恐怕才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类进化出这样一双“发现”“儿童”的智慧的眼睛，用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约翰・洛克于1693年出版的《教育漫话》一书，大大推进了人们对童年概念的认识。洛克把儿童看做珍贵的人的资源，这一观点显然是对清教主义的带有原罪色彩的儿童观的修整。洛克虽然以独到的目光看到了《伊索寓言》《列那狐的故事》这种文学的教育价值，但是，他所主张的教育仍然是偏重理性的教育：“在我看来，显而易见，一切德行与优越的原则就在于能够克制理性所不允许的欲望的满足。”[1]在欧洲，18世纪的儿童书籍是压抑想象力、幻想力的教训主义文学，洛克的偏重理性教育的儿童观对这种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到了卢梭那里，才真正引起了“发现”儿童的革命。他在《爱弥尔》中提出了两个革命性的观点：儿童是与成人全然不同的独自存在；对儿童，要进行自然人的教育。卢梭的“人是生而自由的”“返回自然”等思想口号对儿童文学具有深远的意义。

如果说，清教徒的原罪儿童观促使教训儿童的书籍得以产生，重视理性教育的儿童观助长了教训主义儿童文学，那么，18世纪末以来，英国浪漫派诗人们尊崇儿童所具有的人性根本价值，把儿童作为生命和成长的象征这一儿童观，则促使儿童文学从教育、教训儿童质变到了娱乐、解放儿童。“经常有人宣称，浪漫主义对儿童形象的勾勒，乃是19世纪初期以来，儿童文学发端的主要参照。……塑型自浪漫主义的审美眼光、作者与儿童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替往后以英语行文的儿童读物提供了一个范式。”[2]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儿童概念的发现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现了儿童，而儿童的发现又反过来促进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现代化进程。儿童文学的发生，有赖于诸多的社会条件，比如现代学校制度的设立、中产阶级的勃兴、核心家庭的出现，等等，但是最为根本的催生力是来自于成人社会应对儿童的观念。没有思想启蒙运动以来对儿童的渐次“发现”，儿童文学这种崭新的、独特的文学样式将不会出现和发展。

三、儿童观：无形而有力的手

儿童观是一种哲学观念，它是成年人对儿童心灵、儿童世界的认识和评价，表现出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人际关系。持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决定着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姿态。

英国学者Deborah Cogan Thacker和Jean Webb在《儿童文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指出：“强行役使的知识和自由发掘无限世界的可能性，这两个对立的论点落在儿童文学发展的核心。”[3]“在整个儿童文学史上，控制与自由之间的紧张气氛，依然不停地在两端拉扯着。”[4]

儿童文学上的“两个对立的论点”或“控制与自由之间的紧张气氛”的出现，根本上是受两种儿童观思想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一个是以约翰•洛克为中心的立于经验主义之上的儿童观，另一个则是对卢梭儿童观中的一些思想产生共鸣的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儿童观。前者关于认识产生于经验的观点，面向儿童时，便演化为教育和教训；后者关于儿童具有与神相似的创造力和内宇宙，而随着长大，这种能力会逐渐丧失的观点，面向儿童时，便表现为对儿童心性的解放。

在这两种儿童观的影响下，从教育性到娱乐性，从教训性到解放性，成为西方儿童文学从18世纪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走向。

19世纪里，浪漫主义的儿童观就对儿童文学发生着深远的影响。海明威曾说，美国的全部现代文学起源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此之前现代文学几乎是空白。这部伟大的著作，不仅是儿童冒险小说的经典之作，而且还是表现浪漫主义观点的典型作品。马克•吐温抨击儿童是未成熟的大人的儿童观，嘲讽那种认为儿童的性情是因为成人社会的价值标准而向善的看法。少年哈克与生俱有的正义感和自尊感，他的聪明机智和心理力量，他对生活的健康态度，都给浪漫主义关于儿童时代的观点以有力的支持。马克•吐温创造的挣脱时代的制约，听凭自然、健康的本能而行动的少年哈克，成了“永远的儿童”，穿过19世纪、20世纪，还会走向未来。

20世纪里的儿童文学经典，从巴内特的《秘密花园》、巴里的《彼得•潘》、米尔恩的《小熊温尼•菩》到特拉弗斯的《玛丽•波平斯》系列、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怀特的《夏洛的网》，无一不是以浪漫主义为精神底蕴的文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英国儿童小说作家为代表的儿童文学创作，不满于浪漫主义儿童观对儿童的观念化处理和对儿童身处的“现实”的暧昧态度这些局限，直面儿童的真实生活，创作出了具有现实主义力量的儿童小说。

在中国，西方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思想并没有在现代文学中生根开花，更没有像在西方那样，深刻、有力地影响着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因此，中国儿童文学自清末民初产生以来，就存在着娱乐、解放儿童的思想与教训主义之间的苦苦斗争。在这条斗争的脉流中，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奠基人的周作人处于令人注目的位置。他的儿童文学的思想中最重要也最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现代性，便是对儿童文学中的教训主义的深恶痛绝和彻底批判。

不讲教训，这是周作人始终坚持的儿童文学观。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各省童谣集》第一集，这本童谣集典型地表现出“教育家”在儿童文学上“牵强的加上一层做作”的教训行为。比如，“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吱吱，叫奶奶，抱下来。”对这首儿歌，编者注云：“将老鼠作比，意思要儆戒小儿不可爬得过高。”又如，“，骑马到底塘。底塘一头撞。直落到花龙。花龙一条堰，转过天医殿。”这首儿歌注云：“鼓励小儿骑马，有尚武精神。”再如，“泥水匠，烂肚肠，前讨老婆后讨娘，还要烧汤洗爷爷。”编者又注曰：“这首歌谣都是颠倒话，实在要教小儿知道尊卑的辈分。”周作人认为，这样的读解，“如不是太神妙便是太滑稽的”，并将其与旧教育联系起来批判：“中国家庭旧教育的弊病在于不能理解儿童，以为他们是矮小的成人，同成人一样的教练，其结果是一大班的‘少年老成’――早熟半僵的果子，只适于做遗少的材料。到了现代，改了学校了，那些‘少年老成’主义也就侵入里面去。在那里依法炮制，便是一首歌谣也还不让好好的唱……”[5]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一直拖着教训主义的尾巴。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创作逐渐呈现出了娱乐和解放儿童的态势。我相信，“解放儿童的文学”将是今后儿童文学创作的整体走向。

总之，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原点。我们只要考察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就会清晰地看到，儿童观总是在制约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决定着儿童文学的方向。整个一部儿童文学史就是在这只无形而有力的手的操纵下发生着演变。

参考文献：

[1]约翰•洛克.教育漫话[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207，30.

[2][3][4] Deborah cogan thacker，Jean webb.儿童文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M].台湾: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 2005:26，42，35.

[5]周作人. 谈龙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