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校承担贷款的主要风险等

时间:2022-08-13 02:09:57

让学校承担贷款的主要风险等

让学校承担贷款的主要风险

(《财经》10月20日号《国家助学贷款困境》)

在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时,作为“生产者”的学校,几乎是完全置身事外。学校对“产品”的质量和销售的责任,正如学校在早期助学贷款中承担的担保责任一样,被推卸掉了绝大部分。

如果将助学贷款转化为大学的债务,让“产品”的生产者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效果会不会更好?

从广义上说,大学毕业生是大学的一种特殊“产品”。如果“产品”销售不好(贷款偿还不好),贷款难以回收 ,学校的损失将体现出来,这将影响在学校里的每一个职工。在“产品”生产和销售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联系后,“生产者”就会考虑提高“产品”质量与销售业绩的问题了。这对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将会有促进作用。

另外,在债务追讨上,学校有着天然的优势,成本比国家和银行都要低得多。一是贷款人很难完全脱离大学时期的人际关系;二是学可以暂扣毕业证书并对毕业生学历改用其他替代证明,加强对借贷的控制力度。如果顺利,借贷人完全可以在三年内“赎”回毕业证。

其实,在助学贷款中,加强学校的责任,更大的意义在于促使学校、教育本身进行适合发展的变革。

当然,让学校承担贷款的主要风险,也许会降低学校在助学贷款方面的热情,但这是合理的代价。

北京 童曙泉

国家助学贷款的路怎么走?

(《财经》2002年10月20日号《国家助学贷款困境》)

国家实行助学贷款好几年了。我们看到,一些贫困生如愿以偿得到了贷款的帮助,但是,也有一些贫困生还在期盼着贷款的到来,还有一些学生欲试又止,连“申请”二字都没有写。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国家助学贷款的数量有限,范围还不是很广,主要是对家庭贫困的和学习优秀的先解决;其次,贷款要求严格,审核批准过程复杂;再次,一些学生对自己的将来不自信,或者出于家庭压力及怕学校不批准,不敢写申请;第四,与当前经济和个人信用有关。当前社会竞争激烈,个人还贷能力有限,也有一些学生毕业后故意拖欠贷款,去踪不可知,所以造成银行催款,学校着急的局面。这令银行和学校领导都很头疼。近一年来,不少学校都开展了诚信教育,为的就是能使还贷顺利实现。

针对现今助学贷款的实际状况,我以为,国家应实施以下方针和策略:

一、加大助学贷款力度,增加金额,扩大救助面积,鼓励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学生贷款,让他们放心读书;二、建立学生信用档案和毕业生去向跟踪档案。根据个人信用和德、智、体方面统筹考虑发放贷款。对贷款个人的去踪要严密监控,做到账账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三、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对学生贷款的使用做好监督反馈,若发现有不合理消费则予以停贷,催款;四、贷款应分批发放,避免到位后,学生没有动力学习,自作主张,这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学生的乱花钱行为;五、银行、学校、用人单位之间应该密切配合,互通信息,主动交流沟通,共同帮助学生的成长和成才。

武汉陈海全

应当直面改革阵痛

(《财经》2002年10月20日号《新华书店苦守“口粮田”》)

以往的权利平衡和利益分配格局往往被市场经济所打破,部分阶层特别是垄断厂商的既得利益注定要受到侵害。

新华书店在教材发行中属于行政垄断,从而获取无风险利润。在图书发行打破垄断、推进改革的情况下,新华书店不是靠控制成本、改善服务、增加收入来直面竞争,而是妄图躲在民族经济、社会稳定这两面大伞下继续保护自己“口粮田”。新华书店内部人士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希望通过发行招标来迫使新华书店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这有可能加速新华书店衰落。到时候怎么去和国外发行商竞争呢?”更有甚者,“按照一位参与招标的人士的说法:‘(一个省的)新华书店(系统)几千号人,要是下岗了,政府负得了责吗?’”这话让人困惑: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哪个省特别是工业系统没有大量下岗工人?难道新华书店系统的员工身份高贵些,此几千号人非彼几千号人?

市场经济中任何行业,只要不须维持自然垄断或行政垄断局面,只要还有超额利润,就必然会吸引新的竞争者加入,这是一种趋势。重要的是,政府主管机构应积极创造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靠经济发展来吸收劳动力,而不应当出于某种目的保护本系统企业。作为企业,新华书店应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直面竞争,降低经营成本,巨大的人事包袱该减则减。下岗作为改革的阵痛,只能直面,不可逃避。

武汉徐林

透明化与协调对中国改革的必要性

(《财经》2002年11月5日号《荷兰村幕后》)

四年来,欧亚农业将所掌握的绝大部分农业用地违规用于开发“傻瓜才会相信能赚钱”的商品房,用不到四公顷的花卉种植鼓吹高科技农业的概念,这其中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功不可没”。相关人等利用自己的权力与信息优势,串谋在一起,欺骗国内、海外投资者,欺骗上级政府与人民大众。这些问题的长此以往将严重打击国家的信用,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试问,有谁可以长久地相信一个充满着算计与陷阱的市场?

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如何去控制这些问题?改革发展的成功与这些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

我个人认为,勾结与串谋的存在与中国社会大量的信息不透明紧密相关。单就政府管理而言,这一问题就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政府公务非常不透明。这又进一步反映在两个问题上,其一,各级政府现有规章制度、管理制度并不透明,相关制度的制定也不透明,因此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人们总是面对法律上与管理规章上的许多困惑。其二,规章、制度的执行并不公开。项目的审批、对发现问题的处理都并不公开。许多问题因此得以隐藏在冰山之下。

另一方面,相关各个部门之间工作不协调。尽管一个又一个相应的监管部门应运而生,但是部门之间的协调存在很大问题。部门之间协调不好为大量违规、违法案件的发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也为政府部门监管市场制造了极高的成本。即使有更多的具体法规的颁布,但是一个缺乏协调的监管部门,即使拥有这些武器,对许多问题,也可能无能为力。

政府公务管理的上述两个问题为黑箱操作、腐败与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与其让各种“专案小组”事后去查办一个又一个案件,不如使得政府的许多程序公开化,同时,梳理现有的法规、制度与规章体系并使之透明化、公开化,让全民都有法可循,让全民都参与监督。另一方面,积极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加强信息的分享、增加政府相关信息的披露力度也应当是政府提高监管效率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方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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