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讲义出版生态扫描

民国时期是我国现代大学教育从初创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初期缺乏成熟的教学用书是困扰大学教员的一大难题。彼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解决，一是直接使用外国教材或其中文译本，二是根据课程情况由授课教员自编讲义，而后者在文科占了多数。因此，印发和使用授课讲义在民国大学校园非常普遍，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教育中尤为常见。教员们编印的讲义在授课实践中反复打磨日臻成熟，影响力不断扩大，其中一部分正式出版，成为学科的奠基性著作，其中有些在出版后迅速经典化，又被作为教学用书重新引入大学课堂。由是可见，民国大学讲义对学科形成和发展的滋养是多方面的。拿现如今习称的“中文”学科（当时则称“中国文学”“国文”等，除了文学，还涵盖了汉语语言文字、文献训诂、写作修辞等领域）来说，这种多重滋养就几乎贯穿整个学科发展历程。近几年被出版社以“名师讲义”“北大老讲义”“清华老讲义”等名目整编出版的多个系列的民国大学文科讲义，时隔近百年仍能引起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关注，就很好地说明了老讲义的新生命。

在出版行业高度商业化市场化的今天，民国“老讲义”的出版是经济效益、市场需求、文化热点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身后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叙事，供学界分析、读者品评。同样，几十年前民国时期的讲义出版，也有其丰富的内涵，关涉彼时的大学教育、出版状况、文化思潮等多个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民国讲义出版生态。

以下，试以文化扫描的方式，以中文学科为例，将视野定格在民国讲义出版过程中的三个重要环节，通过三个“有态度”的片段，呈现民国时期的讲义出版生态。

片段一：大学的讲义生产

在民国讲义出版过程中，大学出版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改变了讲义的使用方式，使之由教员自用转变为向学生发放，还通过制度化、标准化的印制，使讲义形态逐步规范、统一，为讲义最终的正式出版奠定了基础。民国各大学多有自己的出版部，负责教学用书订购、图书信息、校内宣传品编印等，讲义印发是其中最大一宗，为此大学出版部内都会设“讲义科”或“讲义股”，专门负责讲义的印制、发放和讲义费收取等事务。民国各大学中，以北京大学最具讲义传统，经过民初一个阶段的摸索，其出版部讲义科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讲义生产机制，不仅满足了本校师生的需求，还在教育界和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堪称民国大学讲义生产之范本。

北京大学负责讲义事宜的部门，先是隶属于图书馆的收发讲义室，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编书处，是我国较早的大学出版机构之一，后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又先后更名为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部讲义科、出版部讲义股。在北大，印制讲义的基本流程是：讲义样稿首先需提请校长、学长审定，确定可否印制和印制数量；随后出版部讲义科会根据校长批复的讲义印制数量确定印刷方式、定价以及印刷所需时间——一般印量较少或特殊符号较多无法找到合适字模者，会采取油印方式，印量较大的则采用铅印，铅印要求至少提前七天提交定稿，油印则需提前三天；讲义印刷完毕，通过“北大日刊”消息，由教师领取随堂发放或学生自行到出版部领取；学期末出版部会通知回收散页讲义，为师生统一装订成册。随着课程体系雏形初具，课程内容相对稳定，一边授课一边编写讲义的情况逐步减少，多数教员都会在既有的完整讲义的基础上逐年修订，此时讲义印制流程也做了相应调整，省去校长、学长审定的程序，教员只需在学期末提交下学期将使用的讲义稿，出版部就会利用假期如数印制装订，开学后学生到出版部自行领取。在定价方面，出版部以收回讲义印刷成本为基本原则，每名学生的学费中都有一部分专门用作讲义印制，以出版部发给同学们的讲义证为消费依据。如果讲义丢失需补购或对其他学科、课程讲义感兴趣想额外购买的，则需到出版部另外交费购买。

北大出版部的自印讲义，虽然在版权、定价、发行、修订等方面仍与正式出版物存在一定差异，但其基本形态已经与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非常接近，可以算作一种“准出版物”。“准出版”形态的讲义一方面推动了教学用书的规范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为各出版社提供了大量的优质稿源，出版讲义无需做大幅度修订，减轻了出版社的编务压力，缩短了著作出版时间。以北京大学国文系讲义为例，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讲义，1912年校内印行，1916年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吴梅《词余讲义》，1919年校内印行，1935年商务印书馆以《曲学通论》为题正式出版；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1919年校内印行，1939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许之衡的《戏曲史》和《声律学》两部讲义，1924年在校内分别印行，1930年即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合并出版。

相对完备的生产机制、规范统一的文本形态、不断扩大的学界影响、最富出版潜质的“准出版物”……是大学出版部讲义生产留下的一组剪影，它既是民国学术著作出版的序篇，也是一段独具魅力的教育乐曲。

片段二：书局的讲义出版

上世纪前半叶，书局出版大学讲义这一行为，一直伴随着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清末京师大学堂、东吴大学的很多讲义，施用后就被陆续出版，比较著名的有王舟瑶的《经学通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等等。进入民国，现代学科教育发展迅速，讲义之风日盛，经过10年左右的积累，到1920年代初期，各大学均出现了一批经课堂教学反复打磨、学术水平上乘的课程讲义。到1920年代中期，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市场日趋饱和，各书局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有待开发的大学市场。与此同时，大学教员的职业化进程也在推进，各大学纷纷将学术成果作为评聘教员的重要条件，这激发了教师出版著作的热情。商家的谋划、教员的意愿、讲义的潜质，三方面共同促成了上世纪20年代中到30年代末的大学讲义出版高潮。搜集和整理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所见260余部中，民国时期即得以正式出版的有150余部，占所见讲义总数一半以上，尤以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末期出版的最为集中，达120余部；参与大学讲义出版的书局有40多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高等教育发达的城市。

书局的讲义出版，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类为大学丛书。1918年，商务印书馆就开始与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等高校合作出版“××大学丛书”。丛书冠以诸大学名称，书目由高校选定推荐，经商务印书馆审核即可出版。1920年“北京大学丛书”率先面世，首批五种，包括《人类学》（陈映璜）、《心理学大纲》（陈大齐）、《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印度哲学概论》（梁漱溟），全部为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这为大学丛书的出版奠定了范式，随后出版的“东南大学丛书”“武汉大学丛书”“北京师范大学丛书”“中央大学丛书”等都将授课讲义作为主要稿源。陈钟凡训诂学讲义《古书校读法》，顾实文字学讲义《中国文字学》、目录学讲义《汉书艺文志讲疏》，刘赜音韵学讲义《声韵学表解》，黎锦熙《国语文法讲义》，吴梅曲选课讲义《曲选》等重要学术著作都是以大学丛书的形式正式出版的。

第二类为大学课程用书。1931年，民国教育界出现了“教科书国化”浪潮，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有实力的出版界商家，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尝试出版大学课程用书。此举得到教育部的认可，还制定了专门的出版计划督促几家出版社以最快速度出版尽可能多的课程用书。为了达到教育部的要求，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商家都加快了出版工作的步伐。截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商务印书馆累计出版大学课程用书200多种，世界书局累计出版140余种，中华书局共出版90余种。就大学课程用书的出版而言，讲义在体例上更符合课程讲授需要，具备作为教科书出版的潜力；同时对出版速度和书目总量的要求，使得实际操作中更加依赖已有完整稿本的授课讲义。像杨树达在北平高等师范学院和清华大学讲授文法课的讲义《高级国文法》、王力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讲授音韵学课的讲义《中国音韵学》、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暑期班的授课讲义《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黎锦熙在武昌中华大学暑期学校的授课讲义《国语文法纲要六讲》、张世禄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授课讲义《言语学概论》、岑麟祥在中山大学的授课讲义《语音学概论》等，这一批讲义都是作为大学课程用书出版的。

第三类为独立出版的学术著作。大学丛书代表一校最高学术水平，只有少数讲义可以入选；大学课程用书目的明确，有比较特殊的挑选眼光；其他未能以这两种方式出版的讲义，则会以独立学术著作的形式面世。讲义独立出版的地域分布有显著特征，与当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基本一致，形成南北两大核心区：北片是以北京大学为首的京津地区各大学，教师一般会选择北京各书店出版其讲义；南片以东南大学及上海的几所大学为中心，这些学校教师的讲义一般会与上海各书店合作出版。极少有教师会突破这一地域界限，可见民国讲义出版依赖编著者与书店之间比较熟悉稳定的合作关系。此外，当时全国性的学术圈尚未完全形成，才造成了学科著作出版如此明晰的区域划分。

讲义正式出版带来不少变化，最直观的诸如编著者、讲授者变为著者，印制费变为包含版税的图书定价，教员根据讲授情况随时自主修改变为与出版社协商修订，读者群从有限的听课学生扩大到不可预知的各类文化消费者，传播空间从校内扩大到整个社会，读者由学生群体结合听讲的阅读变为各界个体的单纯阅读，读者的诉求由单纯的知识学习拓展到对学术性、创新性、前沿性、权威性、可读性的期待……这些变化背后是不同性质的出版运作，经济效益、教育需要、政府干预等因素是推动讲义出版的源动力。

片段三：讲义出版中的教员

民国大学讲义的出版不是单一的出版事件，更不是单纯的文本形态变化，其背后蕴涵着民国知识分子破除狭隘的门派观念的局限，逐步接受知识公共化的心路历程。

民初，虽然教学方式已由传统的开门收徒转变为新式课堂教学，但教员们的教育心理并未随之彻底转变，“我的知识仅传授给我的学生”的观念仍普遍存在。这一观念的突出表现就是教师对讲义出版的控制，即讲义仅限于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拒绝将讲义正式出版使其内容成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传统的知识占有观念直接影响了现代学科的发展，抑制了学术圈的形成。因此民国政府教育部也着力改善这一状况，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将成果、著作出版与教师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通过经济手段扭转教师观念。1928年中央教育法令中颁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条例将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等，并对每等教员的任职条件、激励机制等作了规定，出版学术著作情况是评聘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将著作出版纳入教师评聘体系，在教师充分职业化的时代里，其影响是巨大的。教师们既为学术荣誉努力，也需为稻粱谋，就要转变传统的知识占有观念，不断寻求著作问世的机会。

教员切身利益与出版商经济效益的吻合，不仅促成了讲义出版，还大大提升了讲义出版的速度。讲义出版过程中，教员主要承担两方面工作，一是对讲义文稿加以整理和修改，二是为新书作序跋。自序中有两类说辞最为集中，一是介绍该书本为讲义，因此编写时间仓促；一是出版时间紧张，未及认真修改，差错讹误请读者指正云云。这其中固然有自谦成分，但也反映出讲义的快速出版给高校教员带来的惶恐和压力：编写讲义因时间、篇幅所限，存在讹误、不足实所难免，但可以用课堂讲授加以弥补；而正式出版后，口头语言辅助没有了，全靠读者自行阅读，本该对讲稿文本做系统调整，无奈时间紧迫，暂无力详加修补，只能仓促调整稍加修订，存留诸多问题，请读者、同行指正——高等学校教科书草创时期的生机与有待成熟，显露无遗。在现实生活中更新固有的知识占有观念，适应新的职业身份，从书斋和课堂伸出头去认识和了解市场……讲义出版的背后留下了民国高校知识分子这样的背影，今人从中可见其顺应、无奈与持守。

民国大学讲义出版，浓缩了彼时高等教育和校园生活的有意义的景观，现代学科教育发展与教师职业化进程的某些片段，大学与社会、书斋与市场间互动的某些截面……因此，它不是单纯的出版现象，而是民国时期一种特有的文化生态。借“老”鉴新，这种立体的生态扫描或许有助于我们从容、深入地观察近年方兴未艾的“民国老讲义”出版热。